东源：国际战略规划中忽略意识形态斗争是自寻死路

　　新一届党中央提出“三个自信”，沉重地打击了邪路党的嚣张气焰。但是，在西方学术权威一统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界的今天，中国学者所依靠的基本理论工具大多是西方的，真正建立理论自信绝非易事。更有甚者，大批所谓中国国际政治理论权威和专家将西方学术权威奉为圣人，自觉不自觉地充当着西方学术代理人并配合西方实现对华战略意图。战略规划权是国际反华势力极力抢占的制高点。战略规划的背后是战略哲学，战略哲学的背后是意识形态。国内有一批学者依靠西方意识形态搞中国的战略规划，其极力兜售国际战略的实质是乱华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中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淡化意识形态因素。中国实现现代化离不开与西方的合作，淡化意识形态因素是策略性的，绝不能是战略性的!意识形态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为淡化所能消亡的。任何重大决策的背后都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植根于文化土壤，遵循着一种处世哲学，而在文化和哲学的最深层就是意识形态。操控决策的最高明手段就是改造决策人和智囊的意识形态。我党曾经犯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很多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和轻视。这是极其危险的!其结果就是放松警惕，敌我不分，自投罗网。外交是妥协的艺术，但如果这门艺术掌握不好，所做出的妥协就有可能是致命的。善于妥协的同时，还要善于创造各种条件让对方妥协。外交不是要当老好人，强调的是斗争下的妥协。

　　我们不搞唯意识形态论，也绝不能搞意识形态虚无论!屁股坐到哪一边是意识形态中最核心的问题。西方金融垄断资本势力主导着世界秩序。他们不会容忍一个未被其纳入战略轨道的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冲击他们苦心经营和赖以生存的全球剥削体系。何为被西方纳入战略轨道?就是该国的经济命脉为西方金融垄断寡头控制，该国的政府为西方金融垄断寡头充当剥削和控制本国人民的代理人，该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潜力被消除。被纳入战略轨道的国家不可能有真正的主权独立，如果是大国，还会被进一步肢解。俄罗斯建国伊始曾奉行亲西方一边倒战略，在意识形态上改旗异帜，所换回的不是平等、尊严和繁荣，而是被掠夺、被控制。如果不是普京采取果断措施，俄罗斯还会被肢解。意识形态斗争归根结底是利益之争，是西方金融垄断集团与其它群体的利益之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实质是西方金融垄断集团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内部改良，似乎使人民过上了比较安定富裕的生活，于是有人开始推崇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西方金融垄断集团是拿剥削世界人民的钱保障本国人民的富裕生活，这么做一是为了社会稳定，二是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宣传。上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来自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发展走向停滞，西方金融垄断集团的改良动力明显减弱，社会不公现象越来越多，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西方金融垄断集团对包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的大掠夺。金融危机后，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变穷了，而世界金融寡头却更富了。任何社会主义国家即使放弃了社会主义，只要符合西方金融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需要，就仍会被推下万劫不复的深渊。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博弈对中国而言是一场生死考验。在西方大国看来，中国这种大体量国家，活着就是罪过，就是投降了也要被无情肢解，以绝后患。那些为西方殖民统治唱赞歌的人所追求的不是国富民强，而是在殖民地中谋求一份上好的狗粮。

　　中国推行国际战略最大的软实力同样来自意识形态，与世界各国人民组成统一战线是新形势下中国国际战略的要旨。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站在人民一边。这个人民，不仅是本国人民，也包括世界各国的人民。不站在人民一边，不依靠人民的力量，中国就摆脱不了被西方金融垄断集团控制的命运。这一点，中国的历史已能很好地作出诠释。只要我们真正地践行群众路线，建立一种公平高效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互利共赢的对外经贸合作模式，就能够获得巨大的软实力。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模式会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认同，西方国家人民不会答应金融垄断集团为一己私利而拿他们的钱和生命发动对华军事冲突甚至战争。中国作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谋求建立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经济体系。绝对不能关起门来搞搞社会主义，走出门去搞资本主义。方法上要强调授人予渔，而是授人予鱼，是以不牺牲环境为前提的大规模工业输出，将一部分工业附加值留在对象国，帮助其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而这些国家的发展，将为中国经济提供一个规模日益扩大的市场。为此，要突破双边经贸额挂帅的对外经济贸易合作评价体系，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将对伙伴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指标也纳入其中。

　　意识形态斗争强调的是实战，要屏弃钻到学术象牙塔中“玩学问”，这种学问看似高深，实则无用;要屏弃“攒学问”，这样的学问肤浅而毫无创新，难以指导实战;要屏弃引入“毒学问”，这种学问看似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却是反华势力精心布设的特洛伊木马。搞战略规划需要一支跨学科高端复合型人才队伍。这支队伍的战斗力不但体现在专业素养上，而且体现在政治立场上。同一个优秀的国民党将领，在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在解放战争中却一败涂地，原因就是在这两场战争中的政治立场不同。中国在国内外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进行大国博弈，必须要创新出一整套新棋谱。这套新棋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是说，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激活我们的战略资源，在政治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左翼力量开展广泛合作，树立起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削弱国际反华势力的力量;在经济上不走西方新殖民主义的老路，而是开创一个互利共赢的社会主义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在军事上具备“以武止戈”的能力。我们重视国际战略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与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取其精华，去起糟粕。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理论、中国古代的“天下观”等都是在国际战略研究中可资借鉴的。中国的国际战略设计应当立足于钱学森的系统学。系统学强调的是通过调整内部结构和优化外部环境来达到系统功能最佳的状态，所依靠的方法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其与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际战略理论最大的优势是具有体现人民利益的价值取向，维护的是广大世界人民的利益，是世界的和谐，是世界经济系统的和谐和可持续的发展。有了这个底气，我们就能打破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一统天下的局面，用中国的社会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影响世界，影响世界各国的国际战略设计，形成良性战略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