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面临美国核威胁和核讹诈、苏联全面毁约停援，国内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审时度势，以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胆略和气魄，果断地作出了发展原子弹、导弹等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科学预言，并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功，领导中国进入了世界核大国的行列，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威胁，增强了中国的国防能力，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成为具有重要的大国。

　　一、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果断地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等核武器的战略决策

　　德、美、英、苏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相继展开了掌握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激烈军备竞赛。1945年7月，美国首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原子弹的出现，对现代战争及军事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政府凭借掌握的原子弹，多次对中国进行核威胁和核讹诈。1950年底，美国在朝鲜战场上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的沉重打击后，为了摆脱危机、挽回败局，预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核打击。美国总统杜勒门声称，将采取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来应付朝鲜战场局势。美军当时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并进行了核模拟袭击。1953年春，美国又将原子弹秘密运到日本冲绳岛。1954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向中国大陆投掷原子弹。1955年，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决心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要研制原子弹。他深刻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 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 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等参加会议。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地质学家李四光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等向中央领导们汇报了核武器研制问题和铀 矿资源勘探情况。毛泽东说：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他还鼓励科学家们要进一步开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工作。这次会议，中共中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究原子弹的决定。

　　这天，毛泽东十分高兴，请参加会议的人吃饭，特地要了六个菜， 平时滴酒不沾的他，这次特意斟了一杯葡萄酒，举杯说道：“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发展核武器计划， 代号为02。同年7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的发展工作。成立了由薄一波任主任、刘杰任副主任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负责具体管理并统筹规划核技术、核工业的发展和建设工作。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向全 党发出要“钻现代化的国防”、“钻原子能”的号召。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强调：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了降低军政费用，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意见。他说:“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

　　同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1次会议决定设立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工作。

　　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又责成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研究发展导弹技术问题 。周恩来多次出席中央军委会议，研究导弹研制问题。会议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并决定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简称航委），具体领导研制导弹工作。1956年7月，中央军委正式批准成立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负责导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任务。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搞原子弹等战略武器，他说：“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那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为了加强核武器的研究，1958年在北京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的需要，1958年4月，中央军委开始筹建核武器试验场。经过勘察，最后决定将核武器试验基地定点于新疆罗布泊西北地区。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原子弹、导弹等核武器战略决策的推动下，从1955年开始，经过艰苦努力，初步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机构，初步形成了一支核武器科研队伍，开始了原子弹的探索性研究工作，为以后核武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实践证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原子弹、导弹等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是一项有远见、有胆识的战略决策。

　　二、面对苏联的全面毁约停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作出自力更生，突破“两弹”（原子弹、导弹）技术的战略方针

　　中国原子能发展的起步阶段，中国积极争取苏联方面的帮助，以缩短中国核技术和核工业初创时期的建设进程。1954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来中国参加国庆五周年庆典，毛泽东同他谈了中国准备搞原子能的打算。赫鲁晓夫表示不同意，他说：“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困难，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如果现在中国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国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都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但毛泽东还是说服了赫鲁晓夫，他同意在中国将来的原子能研究中给予一些基本的帮助。

　　毛泽东始终将原子能研究的立足点放在中国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他对中国的科学家说：“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毛泽东还领导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子能研制方针。

　　在中国的争取下，中苏两国政府后来在核领域签订了一些协定。苏联在中国铀矿勘探、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方面提供了一些援助。1956年，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在导弹制造、研究和使用方面给予援助的书面要求。苏联答复同意提供两枚尔-1教学用的导弹样品，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到苏联学习火箭专业，并派5名苏联教授来华教学。

　　但是，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分歧加深和关系的恶化，苏联的援助便中断了。苏联政府全面毁约，撤走专家，并带走图纸资料。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苏联与美国、英国正在进行部分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谈判和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即将在戴维营举行谈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核武器的技术援助。

　　面对苏联的毁约，1959年7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毅然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苏联撕毁中苏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这一日子，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要求撤回他们在中国的专家，并不等中国政府答复，就迫不及待决定自7月28日至9月1日撤走在华的全部专家。8月，苏联政府撤走了在中国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帮助工作的全部专家，并带走了许多重要的设计图纸和有关资料。同时，停止提供建设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给刚刚起步的以“两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技术，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外国评论说：中国核武器研制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现了惊人的胆识。1960年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坚定地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体现了毛泽东不信邪，不怕压，勇于战胜困难，坚决搞核武器等尖端技术的坚强决心。

　　面对全面苏联毁约停援和1962年我国经济出现的暂时困难，原子弹等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中央决策机关也引起了各种议论。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花钱太多，会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因而主张暂时下马，等国民经济好转后再上。聂荣臻、陈毅、贺龙等几位元帅主张继续搞。陈毅甚至说：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1962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坚定地说：“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1962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建立一个由周恩来为主任 的专门委员会，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11月3 日，毛泽东批准成立专门委员会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关于力争在1964 年实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并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等国防尖端技术的决心，更加坚定了国防科技战线广大群众突破“两弹”技术的信心和勇气，有力地促进了“两弹”的技术攻关工作。

　　中央专委成立后，以力争1964年爆炸原子弹纪念国庆15周年为目标，卓有成效地加快了原子弹研制的步伐。

　　在中央专门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愤图强，奋力攻关，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

　　1964年1月，中央专委向中共中央报告：原子弹爆炸试验有可能在当年10月左右实施。春节期间，毛泽东会见李四光、钱学森等科学家时，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很有成绩啊！

　　1964年9月，中央专委对首次核试验的时机进行了研究，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方案是早试；另一个方案是晚试，先抓紧三线研制基地的建设，择机再试。中央专委会议后，周恩来向毛泽东、刘少奇汇报了首次试验的准备情况和中央专委关于首次核试验的两种方案。毛泽东听后，从战略上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早响。毛泽东果断地决定按早试方案进行。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专委按早试的方案抓紧准备，并对首次核试验的有关工作作了周密部署。

　　试验委员会根据天气预报，建议原子弹试验时间选定在10月15日至20日间。毛泽东、周恩来同意了这一建议。10月14日晚，周恩来批准了试验委员会提出的实施的原子弹爆炸的具体日期。

　　1964年10月16日15时，在中国的西部大漠，发出震天动地的 巨响，火球凌空，蘑茹云腾空而起，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和决心，化作了罗布泊戈壁滩上的惊天动地的巨响。

　　张爱萍立即用电话向周恩来报告了原子弹试验成功的喜讯。周恩来勉励说，国家为你们骄傲，人民感谢你们，请代表党中央、毛主席祝贺并慰问大家。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当毛泽东得到进一步证实核爆炸成功时，他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这一喜讯，并让在当晚22时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公布这一消息。

　　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大张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有力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外国报刊评论说：中国的核爆炸，从长期来看，将改变世界力量对比。

　　三、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研制导弹核武器和氢弹的战略任务

　　1964年，原子弹试验成功后，中央专委立即开展了核弹头的研究，并加快中近程地地导弹的研制，力争早日实现“两弹”的结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计划。

　　只有实现导弹与原子弹的结合，才能组成具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原子弹仅靠飞机投放保险系数低，核武器没有多少实战价值。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后，西方国家讥笑我国“有弹无枪”，因为导弹是原子弹的“枪”，只有靠中远程导弹将核弹头发射出去，核武器才能形成实战价值。导弹核武器是射程远、精度高、威力大的战略武器。所以，早在1960年11月，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就确定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1963年12月，中央专委进一步明确“核武器的研究方向，应以导弹头为主，空投弹为辅”的方针。

　　1966年10月24日，聂荣臻受中央专委委托赴现场主持试验。启程前，聂荣臻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欣慰地说：谁说我们中国人搞不成导弹核武器，现在不是搞出来了嘛！

　　1966年10月27日，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点火发射，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实现了核爆炸，试验圆满成功。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有力地回击了西方有些人士对我国“有弹无枪”的讥讽。1970年，我国中程和中远程导弹先后试验成功。1971年，我国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大大提升了我国国防现代化水平。

　　毛泽东后来在北京接见全军军训会议代表时高兴地说：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原子弹试验成功后，毛泽东就关注氢弹的研制，要求加快氢弹的研制步伐。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要求二机部尽快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随后，中央专委确定力争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爆炸试验，并批准了二机部《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

　　为了突破氢弹技术，中央专委先后组织了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试验和氢弹原理试验。1967年6月17 日，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空爆试验成功。聂荣臻在试验现场立即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报告。毛泽东高兴地指出：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

　　当天深夜，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毛泽东亲自审批的《新闻公报》。公报重申了中国政府一贯的立场：“中国进行必要而有限制的核试验，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3年零11个月，英国用了4年零6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2年零8个月。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策重点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航天技术的发展。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我国一些著名科学家积极倡议开展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随后，聂荣臻召集航空工业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制造人造卫星的有关问题，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了人造卫星发展规划。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观看到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时，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能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泽东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毛泽东鼓励科技人员早日把卫星送上天。

　　1965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正式启动，代号为“651”工程。经过广大科技人员4年多的奋力攻关，艰苦努力，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长征1号运载火箭载着东方红1号卫星腾空而起，按程序飞行，卫星准确入轨。卫星播放《东方红》乐曲响遍全球。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良好开端，它促进导弹技术的发展。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运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国产人造卫星的国家。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国内外非常严峻的形势下，果断地决策发展原子弹、弹道、氢弹等战略核武器和人造卫星，并取得了重要成功。这是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和卓识。它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垄断，对于维护我国国家安全，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具有重要的和深远的意义。正如1988年10月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来源：《军事史林》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