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精心策划，登上宫城县松岛市航空自卫队基地编号为“731”的教练机，在座舱里弄姿作秀、竖起大拇指招揽记者拍照。其照片在媒体刊出之后，国际舆论哗然，美国媒体批评说：“安倍晋三的这张照片相当于德国总理穿纳粹军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正告安倍政府：“我们希望日本好好反省他们的侵略历史，正确看待这段历史”，并奉劝日本不要美化战时历史，才能改善跟邻国的关系。

　　了解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在日军番号系列中，“731”不是一组普通的数字，而是日本关东军第731秘密细菌战部队的代号，是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更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犯下反人类罪的铁证！安倍以新任日本首相身份，用乘坐“731”号飞机隐喻对臭名昭著、罪大恶极的细菌战部队的推崇，美化日本军国主义，羞辱中国人民，挑战中国人民的心理底线！人们不禁要问：安倍如此处心积虑，是以这支邪恶部队为骄傲吗？是要为二战战犯招魂并在当今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吗？

　　二战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在日本，那些制造战争罪恶的魔头却鬼魂不散，军国主义势力暗潮汹涌，一些顶级政治人物竭力歪曲甚至否认二战历史，尤其是侵华历史，意图篡改人们的历史记忆，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日本军国主义正名张目。731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日军当年在败逃前夕就秘密销毁证据；战后，他们精心保留下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又和美国作了肮脏交易，从而得到美国的庇护，以至于真相始终未大白于天下。安倍敢于炫耀“731”，也许正是以为这段罪恶史已密不可究，甚至还可以将这支部队塑造为一支为军国主义招魂的“英雄”部队。

　　然而，安倍是打错了算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国人民、世界人民包括主持正义的日本人民，绝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那些良知尚存的原731部队成员，也不会让这段罪恶史堙没。不久前，我们调研组一行来到位于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会同该馆研究人员，对这支邪恶部队的来龙去脉和反人类罪行作了考察研究。令调研组多少感到欣慰的是，经过海内外许许多多人日积月累地搜寻整理，如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以彻底揭露这支邪恶部队的罪恶秘史；铁证如山的史实，足以将这支邪恶部队的大本营遗址与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一道，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安倍以这样一支邪恶部队为荣，只能是自取其辱。

　　一、一支研发并直接实施细菌战的邪恶部队

　　731部队是以研究机构的名义存在的，它表面上从事的是医学研究。然而，在这个名义下面，掩盖的却是最邪恶的本质。它从组建伊始，就是一支名副其实的细菌特种战邪恶部队，是日军特别是其精锐关东军的一个特殊兵种。

　　731部队的一个关键人物是石井四郎，他为了化解日本当局自知日本是个岛国，人口少，兵员不足，又缺乏五金矿藏，发动侵略战争恐难以取胜的忧虑，抛出了关于细菌战的构想。他认为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他向日军决策者献计说：“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他的主张得到日军高层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后，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33年，为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日本违背日内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秘密组建了731部队，石井四郎担任这支邪恶部队的头领。这支部队共设有8个部，在8个部之外另设有5个支部，即海拉尔支部、牡丹江支部、林口支部、孙吴支部和大连卫生研究所，以及安达野外实验场和城子沟野外实验场等，总人数达到3000余人。从此，731部队就以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为代号秘密开始了骇人听闻的细菌战、人体活体实验等反人类的罪恶活动。“……耸入云霄的炼人炉的大烟囱在那里冒着黑烟……”这是731部队少年班学员笔下描述的细菌战魔窟实景。

　　中国和日本保留的资料已详细记录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就连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也证实：731部队仅“在1937—1942年间共生产了1700余枚细菌炸弹，其中包括用于污染土壤的炸弹，用于播撒细菌云雾的炸弹，以及通过创口感染造成伤亡的碎片弹药等。”731部队制造的细菌数量庞大，有的是以公斤计算，有的是以试验管数量计算。据1954年731部队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供述：“1945年1到6月，生产了870支试验管的霍乱菌、伤寒菌和A型副伤寒菌，准备进行细菌战。”日本进攻内蒙古、浙江、江西、湖南、云南等地期间，在战场内外都大面积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

　　731部队是日本精心策划、组织和实施细菌战的核心机构，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制的大本营，也是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为了掩人耳目，731部队频繁更换部队代号，实行严格的内外保密制度，据文献记载，其曾经更换过10余个部队代号。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铺开，731部队细菌战基地规模也逐渐扩大。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发布了“关于设立平房特别军事区域”的命令，将731部队所在的哈尔滨平房地区划定为“特别军事区域”，并设为禁飞区域，对外树立“未经关东军司令官允许不得进入特别军事区域”的警告牌。

　　731部队是日本天皇和日军的宠儿，有充足的军费。仅1940年以后，该部队的军费即超过1000万日元，并以优厚待遇，招揽日本医学精英。从1933年组建到1945年日本投降的12年中，731部队一直处于日本参谋本部和关东军的双重领导之下，以直接参与侵略战争为使命，从事各种细菌传染实验和细菌武器研制并在战场上实施。日本其他细菌部队则以731部队为参照，同样冠以“防疫给水”之名，行实施细菌战之实。据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室档案记载：从1938年到1945年，在731部队的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建立了一系列细菌战机构。到日本投降前，一共组建了63支防疫给水部队，并实施了大范围的细菌战和人体实验，其范围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以及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731部队作为邪恶战争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进行的是进攻性和预防性细菌武器的研究。所谓进攻性细菌武器，是利用各种传染病菌及其媒介物进行杀伤的一种武器；而所谓预防性细菌武器，是指细菌武器传播的传染病的预防剂，包括疫苗、菌苗和血清。731部队所从事的细菌研究并不是以医学和科研为目的的，而是为侵略战争服务的，这一点在731部队组建和发展的过程中即已展露无遗。从731部队及其他防疫给水部队组建的时间、地点、规模以及覆盖范围来看，实施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日本侵略战争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二、一支用人体活体做实验的邪恶部队

　　731秘密作战部队的组建完全服从于、服务于侵略战争。其一边秘密进行反人类的人体活体实验，一边将实验“成果”即时转化为武器，用于中国和其它战场。许多资料、包括日本防卫省保存的一些731部队摄影班拍摄的照片，记录了731部队的创立和在战场上进行细菌战、实施所谓“防疫给水作业”的一些关键证据。

　　1. 惨无人道的人体活体实验。

　　731部队用尽各种方法进行活人实验，被实验者无一不被残害致死，肢解尸体，焚化灭迹。这些丧尽天良的方法，包括菌液注射：即把带菌溶液或输入“马路大”（731部队以此代称用来做实验的活人）的血管里，或皮下注射，而后观察被细菌感染者的病情变化，进行活体防疫及毒力实验。口服染菌食品：即把实验用的细菌掺入饭食、饮用水或注入瓜果、蔬菜里，对受实验者强迫灌服或故意让人“误食”，以观察各类细菌的效能。比较实验：即在受实验者身上交叉使用多种方法进行细菌实验。他们把这些“实验材料”（即活人）分成若干组，或在每组人的身上使用的细菌菌液剂量不同，注射的次数不同；或分别使用注射、灌服、埋入等方法，以观察其结果，写出比较表。最为残酷的是活杀解剖：即把人当作动物来宰杀实验，而且不打麻药。活人解剖最早只在731部队进行，以后扩展到日本在华所有的医院。他们把被肢解的人体制成标本，人的各部位的器官，种类齐全，都浸泡在标本瓶里，供教学研究使用。

　　731部队为了制造各种细菌武器，分别对鼠疫、霍乱、伤寒、炭疽、结核、病毒等至少50种细菌开展实验和研究，其细菌研究部以细菌研究科目区分设置了“高桥班”、“凑班”、“田部班”、“太田班”、“二木班”“笠原班”、“吉村班”等专业研究部门。然而，为了尽快得到研究数据和更直接观察“实验”效果，他们竟践踏一切人类准则，强制使用大批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进行活体实验。现存资料表明，731部队将用作实验的人体活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器官，分门别类都做了解剖和观察取样，以最迅速、最直观的途径，获得细菌武器作用于人体整体和各个器官的效果，其兽行兽性，令人发指。

　　为了随时开展活体实验，731部队在细菌战基地内秘密修建了两栋可以关押400人的“特设监狱”，并同日本军警、特务机构相互勾结，多渠道获取人体实验受试者。在这些人体实验受害者中，许多是被俘的抗日志士，731部队将他们称之为“木头”、“猴子”、“行李”，完全没有把他们当作人来看。

　　关于人体实验受害者的人数，731部队第一部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被审判时供述：“每年被押进监狱里用作实验材料的有400-600人。每年因受实验死去的至少有600人，从1940年到1945年至少有3000人被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至于1940年以前被杀害的人究竟有多少，那我也不知道”。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第三课长吉房雄中佐回忆说，“据估计至少有5000名爱国者，通过我们宪兵转到石井部队，最后成了实验品”。731部队自1933年组建之初就开始大规模进行人体活体实验，但由于这些被实验者全部被731部队专设的焚尸炉毁尸灭迹，731部队败逃时又销毁和转移了几乎所有档案，至今尚未找到1933—1938年人体实验受害者的记录。731部队所谓的研究“成果”，沾满了中国人、苏联人和朝鲜人的鲜血，其犯下的戕害人类罪，与纳粹在集中营集体屠杀犹太人的罪行相比，有过之无不及。

　　2. 诺门罕战争：一次凶残的细菌战。

　　1939年5月，日本发动了进攻苏联红军的诺门罕战争，731部队也第一次将细菌武器用于作战。据731部队老兵田村良雄供称：“1939年6月中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班员约6名，制造了细菌榴散弹，制造了约2000个（沾染细菌的）弹片，由山口班人员，在诺门罕前线用野炮发射出去。1939年7月上旬至8月下旬之间，我参加了细菌大量生产队小林队，生产供细菌作战使用的伤寒病菌、霍乱病菌、发疹伤寒病菌。我采取了约1公斤细菌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我和另外3人，在田部井班内，将每1毫升内含有30毫克的伤寒病菌菌液灌了两煤油桶，第二天我和另外2人将其运到将军庙，交给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碇常重挺进队的难波准尉。我运去的细菌，被碇常重挺进队撒在哈拉哈河中，进行了细菌谋略战。”据记载，日军在诺门罕战场上至少实施了4次细菌战，731部队的头领石井四郎，也因为在诺门罕战场上的“贡献”被关东军司令部表彰授勋。

　　不仅如此，731部队还将诺门罕战场上俘虏的苏联红军带回731本部，用作人体实验材料，进行活体解剖，以观察苏联人对于细菌传染的效果，用来研制更加具有针对性的细菌武器。

　　3. 内蒙战场：野外冻伤的实验场。

　　据日本档案资料《极密·驻蒙军冬季卫生研究成绩》记载：“1941年3月，华北军防疫给水部与驻蒙军团防疫给水部共同进行的一次野外冻伤实验，地点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地区，被用作冻伤实验的全部是中国人，共计8名，姓名分别为刘春（27岁）、潘春（22岁）、高付（33岁）、下关（15岁）、高百（49岁）、郝贵（35岁）、张义（21岁）、陈远（38岁）。而此次实验的目的，居然是为严寒期在内蒙古草原作战时日军的需要，是为下次作战而准备！”这是“防疫给水部”之间联合进行的人体实验，这些冻伤实验受害者被人为隐去姓或名，在日军进行活体冻伤实验过程中，通过不同时间观察其病理变化和病变特征，最终将这些人活体解剖，而且还拍摄照片辅助说明实验结果。这8位中国抗日工作者最后都被残害致死。

　　4.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　　

　　据日本滋贺医科大学教授西山胜夫研究，二战中和二战后，731部队成员，用进行人体活体实验取得的“成果”在京都大学申请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就达33人。731部队很多成员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具有博士学位，是当时日本医学界的精英，是细菌学、血清学、传染病学、昆虫学、动物学、植物学等领域的专家。731部队的头子石井四郎，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医学部，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并发明了10余项研究专利；第二任部队长北野政次，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学术论文；731部队最高顾问、日本著名病理学家清野谦次，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诊疗部部长永山太郎中佐，毕业于冈山大学医学部，获医学博士，等等。这些毕业于日本著名大学的博士们纷纷加入731部队，使731部队的博士群体总人数达200人以上，他们是从事人体活体实验、细菌战、细菌传染和卫生防疫研究的核心力量，是名符其实的博士头衔掩盖下的人形兽。这与纳粹集中营的情形是一致的，在那里，操纵焚尸炉的纳粹分子，不少具有德国著名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可见，731部队所犯下的罪行，和纳粹在集中营所犯下的罪行一样，是所谓的“文明人”犯下的最野蛮的罪行，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最为黑暗的历史记录，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就是亚洲的纳粹，是文明人类的共同敌人。

　　三、一支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邪恶部队

　　731 部队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罄竹难书。

　　1.受害范围广。

　　日军的细菌战遍及其铁蹄所到之处，日军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华南地区和西南地区，都使用了细菌武器。特别是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吉林长春、农安，山东西部，江西上饶、广丰，江苏南京，浙江杭州、宁波、衢州、金华、义乌、云和、江山、龙游、丽水，湖南长沙、常德，云南西部等地区，细菌武器造成的危害更大，致使以上地区鼠疫、霍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爆发性大流行，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难。

　　2.遇难人数众多。

　　据我国常德市1999年11月4日编制的《侵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受害者及遗属名册》记载，仅常德一市，被日本细菌武器致死的人数，有名有姓的就达6491人，在名册中，记载着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死亡地点及证明人等准确信息。据浙江义乌1999年的调查报告《浙江省义乌市日军细菌战鼠疫死难者同胞名册（1941-1943年）》记载，义乌有1315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云和县编制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死亡同胞名册》，记载了781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浙江衢州市卫生防疫站编制的《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死难者调查与名录》，记载了5547人死于日本细菌战，也有详细的受害者姓名记录。仅常德、义乌、云和、衢州四地就有14134人死于日本细菌战。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日本侵华细菌战罪行调研报告》一书的粗略统计：“日本侵华期间，在中国大陆对20个以上省市实施了细菌攻击，疫情爆发蔓延约298个市县旗，造成传染疫患者约237万人，其中死亡者约65万人。”这些亡灵，绝大多数都是无辜的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这是日本侵略者在实施南京大屠杀同期，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笔滔天血债，而始作俑者，正是邪恶的731部队！

　　四、一支欠中国人民血债至今未得以清算偿还的邪恶部队

　　从1995年开始，我国民间发起了“侵华日军细菌战毒气战中国受害者对日诉讼活动”。很多参加诉讼活动的受害者，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道歉信息，带着悲愤离开人世。日本保存的大量731部队的档案资料不对外公开，披露真相者受到各种威胁，给世人了解历史、清算731部队罪行人为设置障碍。731部队欠中国人民的血债至今未得到清算和偿还。

　　1.日本投降前夕，731部队秘密销毁证据。

　　日本投降前后，731部队绝大多数成员逃回日本，为逃脱战后审判，他们竭力掩盖其在731部队的经历，采取隐居、更换姓名、甚至假死的方式企图逃脱战犯审判。

　　为掩盖731部队惨绝人寰的罪行，石井四郎下令，把特别监狱里尚未使用的实验对象（即“马路大”）全部处死，把重要资料、仪器烧毁、转移，把731部队的用房、设施尤其是特别监狱和焚尸炉统统炸毁。1945年8月10日凌晨，731部队全营区戒严，全体官兵开始秘密毁灭证据。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一样，通过毒气管道灌注毒气，毒死7号、8号监狱的抗日志士，未被毒死者则补以枪弹，然后将尸体堆集用汽油焚烧，大火持续烧到12日，才将尸体焚烧完毕。8月13、14日，将731部队的监狱、焚尸炉、研究室、实验室等全部炸毁。随后，731部队最后一批人员逃回日本。

　　2.美日间的肮脏交易：逃回日本的731部队战犯逍遥法外。

　　战后，美国主导了日本的政治走向，但美国的一些当政人，为了得到细菌战的相关资料，最后以豁免731部队成员的战争责任为条件进行了一场肮脏交易，拿到了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细菌战等的秘密资料。此后，美日联手，刻意掩盖731部队的反人类罪行，甚至“遗忘”这支邪恶部队的存在，铁幕重重，秘而不宣。但中、日已搜集到的大量第一手资料，以及目前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公布的部分731细菌战情报，已揭开铁幕一角，铁证如山！

　　731部队逃回日本的全部成员因这场肮脏交易，得以逃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从此逍遥法外。这些原本应该被审判的日本战犯，脱掉恶魔的外衣后，堂而皇之地在日本政府机构、军事部门、医疗机构、学术机构和大专院校等社会各领域担任了重要职务，至今影响着日本社会。直到1960年，731部队的主要军官中，还有人凭借在731部队进行人体活体实验的“成果”发表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试举几例731部队成员战后任职情况。

　　在政府和军事部门任职的有：炭疽班班长植村肇，任文部省教科书主任调查官；长友浪男，任北海道副知事；金子顺一，任防卫厅主任研究员；中黑秀外之，任自卫队卫生学校校长；增田美保，任防卫大学教授。

　　在医疗机构任职的有：植物研究班班长八木泽行正、痢疾研究班班长江岛真平等，在厚生省国立传染病研究所任职；病毒研究班班长笠原四郎，任北里研究所副所长。

　　在大专院校任职的有：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石川太刀雄丸，任金泽大学校长；病理班班长冈本耕造，任京都大学医学部部长；昆虫班班长田中英雄，任大阪市立大学医学部长；伤寒班班长田部井和、霍乱班班长凑正男，任京都大学教授；X光班班长宫川正，任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

　　另有多名731部队成员创办了医疗企业和私立医院：731部队核心成员内藤良一和结核班班长二木秀夫等合作创办了绿十字公司，聘任731部队部队长北野政次担任绿十字公司最高顾问、东京分社社长，聘任新加坡南方军防疫给水部大田黑猪一郎担任绿十字公司京都分社社长；第三部部长江口丰吉、教育部长园田太郎、鼠疫班班长野口圭一等战后都建立了私人医院对外营业。

　　对日本细菌战战犯的处理是战后美国处理日本问题的一个缩影。正是因为没有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没有全面系统持续地惩治战犯，为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美化侵略、复活军国主义保留了孽根，成为了今日安倍政府恣意妄为、一意孤行的重要社会基础。

　　3.持续的祸害：细菌战遗患至今犹存。

　　时至今日，731部队实施的细菌战留下的遗患，仍然危害和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

　　731部队为准备和实施细菌战，通过多种途径征购大量老鼠，以及用作实验材料的黄鼠、白鼠、兔子、猴子、马、牛、羊、骆驼、鹿等，还为传播传染病培植了大量跳蚤、虱子、臭虫、苍蝇、蚊子等媒介物。特别是731部队长期进行大规模、大范围的鼠疫实验，生产了数量庞大的鼠疫菌和鼠疫武器，使731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平房地区成为细菌武器的“火药桶”。1945年8月，731部队在逃跑前夕由于炸毁本部实验设施，使得染疫老鼠、实验动物逃窜出来，这个“火药桶”被引爆，使哈尔滨平房地区鼠疫大面积爆发流行，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哈尔滨平房地区由此成为鼠疫疫源地，这是世界上唯一一处由于人为因素制造的鼠疫疫源地，危害难以估量，后果极其严重。在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政府和当地人民群众为控制和消除疫情，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日本细菌战还给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危险。二战期间，731部队生产制造的细菌武器和细菌战剂数量惊人，其足以使整个世界感染疾病，致使全人类灭亡。

　　五、从安倍推崇这支邪恶部队看安倍政府向何处去

　　今天，揭露日本731部队的邪恶罪行，不仅是要为那些不能安息的亡灵清算这笔从未得到偿还的滔天血债，更是为了使中国人民、日本人民、世界人民能够深刻认清日本军国主义戕害人类的本质，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严重危险性。

　　安倍选择乘坐“731”号飞机，以731邪恶部队为荣，绝不是偶然的，他的这一看似神经兮兮的举动，与他上台之后一连串意欲复活军国主义的言行是一脉相通的。安倍及其身边政客肆意歪曲历史真相、抹杀战争责任、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慰安妇问题、挑起钓鱼岛争端、力推修改和平宪法、参拜靖国神社，等等，都是其内在的军国主义情结的真实袒露，都是其意图复活军国主义“大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安倍这些极为傲慢的言行，是对二战期间饱受日本侵略之害的所有亚洲国家人民的严重挑衅。人们有理由要问：安倍首相，你是在做恢复“大东亚共荣圈”的迷梦吗，是在做靠侵略扩张走出二战前那样的政治经济困境的迷梦吗？安倍的这些言行和迷梦，就是日本存在复活军国主义极大危险性的明证!邓小平早在1987年就告诫世人：“战后日本一部分人中一直存在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倾向，这些人为数不多，能量不小。”全世界都要警惕安倍，都要警惕安倍政府，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

　　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灾难，也将是亚洲和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共同灾难。一战前后的历史教训、二战前后的历史教训、特别是安倍及其身边政客的种种行径告诉我们，今天的日本正走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道路上，正走在靠制造国际危机转嫁国内危机的道路上，正走在不择手段谋求重获发动战争能力的所谓“正常国家”的危险道路上。中国人民、亚洲人民、世界人民，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彻底复活之日，就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之时，就是世界大国重开战事之时，就是各国人民苦难降临之时！

　　731部队的邪恶历史，记载着中国人民屈辱的过去和悲惨的记忆。今天，我们砸开人为的铁幕，启封历史的真相，再环顾生产过海量细菌武器的魔窟内的残垣断壁，清点无数仍浸泡在血腥里的罪证遗存，不能不唤起令人窒息的悲愤。这些战争遗迹和罪证遗存，承载着还原历史真相的大责任，必须保护好、管理好、使用好，以警示当代人和教育后来人。历史不被忘却，人类的前景才有光明！　　

　　（作者：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红旗文稿》编辑部联合调研组。调研组成员：夏伟东 张翔 金成民 李菱 庞玉红 闫玉清 杨彦君 狄英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