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进一步寻求国内与国际经济增长、发展的和平之路就必须认清西方的要害--美国和西欧大部分欧盟经济体的霸权、经济和人口正处于衰退晚期。虽然事实如此，却没人敢于指出。中国能否真正崛起?中国会成为世界和平的推手还是沦为战争与致命冲突的源头?这一切都取决于中国如何拿捏西方的要害。
中国国内的薄弱环节
在认真讨论西方的要害前，必须建设性地引入西方地缘政治战略家对中国国内薄弱环节的看法。首当其冲的是西方试图通过其大量宣传喉舌和非政府人权组织来营造这样的印象：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与其受命服务的普通民众日趋疏远。
中国在短短30年内财富激增，自然而然诱使多名党内高官或市政地方官员大肆敛财。如果中国共产党容忍这种巨额敛财行为，其合法执政党地位将会受到威胁，胡锦涛主席也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公开承认和抨击过这一事实。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垮台，将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然而这恰恰是西方情报圈的主要目标。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借助政治化的非政府“人权”组织，身披貌似合法的外衣在中国挑拨离间，制造纠纷。
面对日益增长的压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可以有多种回应之道。其一是否认存在任何违法问题或官员滥用职权为自身或其家族大肆敛财的行为，然而这种做法在当今社会是极其危险的。其二是杀鸡儆猴，挑出其中的一人或多人作为个别现象进行严惩。
要求党内官员公布个人及家庭财产，严打滥用职权敛财的措施会令许多人惴惴不安，但会更得民心。选举道德高尚的共产党领导层是使群众心悦诚服的唯一方式，且这种做法是完全可行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稠密的国度，其执政党领导层需要肩负当今世界最艰巨的责任，只有真正廉政爱民的人才能担此重任。就我所知，中国并不缺少这类卓越人才。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如何处理滥用职权的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只能由他们自己决定。唯一需要警惕的是西方情报机构及其非政府“人权”组织正在大肆挖掘备类丑闻和权力滥用案例，意欲给中国中央政府掀起一种日益增长的动荡氛围。如果对目前存在的实际问题置之不理，不仅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前途，还会危及中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未来。
要阻止北约情报机构编造或利用腐败现象制造纠纷，中国中央政府必须认真吸取俄罗斯总统普京和2009年由美国煽动的伊朗“绿色革命”后伊朗政府的教训。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对西方资助的所有非政府组织(NGO)、美国和欧盟政府援助机构，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人权观察组织、国家民主基金会等下禁入令。
目前莫斯科和德黑兰已明令禁止这类外国干预行为。在过去20年或更长时间里，那些所谓的非政府“人权”组织一直是北约瓦解对手政权的最有力武器。埃及军政府就是因为反应过慢而致使政权落入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领导的“穆斯林兄弟会”手里。
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初期，在许多情况下，中国不经意间让许多西方情报机构趁开放之机长驱直入。如今，面对西方全球主义对手发起的隐蔽战，中国必须采取妥善的应对措施，切不可再冒之前的风险。然而，在严防西方干预的同时，政府必须对民众，尤其是年轻人进行相关教育，让其知晓美国和欧盟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的真正原因及其对中国稳定的危害。
西方金融的要害
以超级大国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在于：其人民以及政治、精神、商业的领袖已经丢失了道德罗盘。乍一听可能会觉得恐怖，因为从卡利古拉统治的罗马到希特勒独裁的德国，这些道德沦丧的帝国一直是破坏其他国家的残暴引擎。
20世纪80年代初兴起的“里根革命”要求建立不受监管的自由资本市场，取消政府对银行业的审慎控制，这导致此后3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德沦丧，为有史以来的最大金融银行业危机埋下祸根。尽管美国和欧盟银行纷纷否认存在危机以安抚民众，但危机其实比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首次破灭时更加严重。在此有必要大篇幅援引一名美国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认为这场金融银行业危机就是在爆发后的第6年，即2013年，都远没有结束的迹象：
银行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可能更多)。约1万亿美元资产重返银行资产负债表……随着对冲基金逐渐去杠杆化，将有更多资产重返银行资产负债表，但具体数额目前尚不清楚。
银行需要资金和资本来弥补亏损和因资产返回所减少的收益(IAG-非自愿资产增长)。同行拆借利率居高不下，银行放款速度减慢，部分表明银行正采取现金源紧缩政策，以应对非自愿资产增长。银行通过“乐善好施”的央行和市场筹集资金，主要金融机构则大量发行高信用利差的定期债券……
银行同样需要大量新增资本来弥补损失或按规定支付监管资本以防止资产返回，具体情况如下：
损失：2，000亿-4，000亿美元;
追加资本：1，000亿-3，000亿美元[按照返回资产的10%计算，《巴塞尔协议》规定该比率不得低于8%，但很少有银行执行该水平]。
对于按照《巴塞尔协议II》运营的银行，信贷模式的违约可能性将导致监管资本增加……所需资本约为全球银行总资本的15%-25%……
如何满足这一资本需求目前尚不清楚。新资本最初由主权基金(SWF)和中国的银行提供。鉴于大多数投资者损失惨重，近期内该资金源不太可能被使用。于是银行开始发行“混合型”资本工具，如永久性优先股等等……在许多银行的资本结构中，混合型证券的比例不断上升，对此许多评级机构表示担忧。
资产出售也是资本来源之一，然而资产市场的现状使资本出售不太可行，同时资本出售将给流动性和价格带来更大压力。
衍生品风险权威、经济学家萨蒂亚吉特•达斯随后指出，即便美国和欧盟的主要银行能度过当前的资产负债表危机，下阶段将出现大规模的实体经济通货紧缩：
上述新增资本只能帮助银行修复资产负债表。放款和资产的增加都需要追加资本。银行系统的放贷能力已严重受损，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改变。全球金融体系的信贷额有明确分配，如果银行不能重新积累资本，信贷紧缩将会加剧。
近几年，表外交易工具-一资产担保性商业票据渠道、结构性投资工具(SIV)、债务抵押债券(CDO)和对冲基金(统称“影子银行”系统)成为新增杠杆。这些工具对银行资金或支持依赖性大，一旦失去支持将很快发生去杠杆化。
资产担保性商业票据渠道、结构性投资工具和债务抵押债券正逐步取消，相关资产重返银行资产负债表。对冲基金业也被强制要求将杠杆比减少1/3到1/2。主要经纪机构和银行大规模紧缩信贷，抬高了所需抵押品的标准，即使是有优质资产的抵押品也不例外。对冲基金杠杆比每减少1/2，涉及资产超过2万亿美元，这也加速了去杠杆化进程。
去杠杆化进程的下一阶段将集中体现在实体经济上……
债务将到期的优质公司会面临更高的借款成本。商业前景黯淡且信用不高的公司，如果重新融资可能会遇到困难……
过去几年发行的非投资型债券主要集中在信贷等级较低的类别，易受经济环境衰退影响。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评估，2/3的非金融债券发行公司目前的评级已沦为垃圾级，而10年前该比例为50%，20年前为40%。最近几年，约一半的高收益债券评级不超过B级。这些借款方在重新融资时将面临重重困难。
个人资产负债表也将面临去杠杆化。美国消费者以及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小部分消费者靠借款(凭借飞涨的房地产价值)来弥补实际收入降低所产生的缺口。房地产价格下降、信贷难度升高将迫使出现去杠杆化。
通货膨胀也是导致个人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的一个原因。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导致用以还债的现金流减少……
经济增长放缓也将加剧去杠杆化……在美国经济中，家庭用品业、房地产业和金融业占到所有经济活动的一半以上，(长期)经济增长放缓可能难以避免。美国需求是全球活动的重要推动力。最近对全球增长放缓的预测表明人们担心……
公司资产负债表呈现不断“金融化”的现象。金融市场变化会对许多依赖“金融工程”而非“实体工程”的公司造成严重影响。通用电气的问题并不是特例。
对于个人借款者而言，个人收入下降和失业将大大加快去杠杆化进程。随着公司和消费者减少借款，积极储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性也将加陕去杠杆化进程。
实体经济的去杠杆化可能会导致违约事件增加。当所借款项无以为继时，公司和个人将会破产。随着资产价格和杠杆总比水平的调整，金融机构在弥补反向恶性循环时将遭遇更大损失。
中央银行和政府已采取措施来维持流动性并加大对金融业的直接支持。美国和西班牙已施行直接财政激励方案。
这些措施旨在防止金融业出现灾难性崩盘，助推金融业向信誉良好的公司和个人提供正常贷款，防止实体经济放缓导致去杠杆化进一步加速。如果这些措施能使不可避免的去杠杆化进程以及金融资产价格调整平稳进行，那就最好不过了。
上文对西方主要银行在2009年初的情况进行了说明。此后美国联邦储备局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量化宽松政策并买下了相关银行所有坏账，除此之外，情况几乎没有变化。事实上，大量印钞使美元的世界储备货币地位下降，这让人想起1923年的魏玛德国。只不过美国大型银行因为自身资产问题无法借贷，到目前为止一直掩盖了迫在眉睫的美元恶性通货膨胀。
对约1，600年前导致罗马帝国灭亡的经济原因稍作分析就能有所启发。罗马帝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其统治阶级(称为富有的寡头政体也许更为贴切)欲通过侵略战争和掠夺外国土地来扩大帝国版图，遂颁布相关政令。然而这样做并不是为普罗大众谋福利，而是统治阶级想积累个人财富，提高个人权力，这也是罗马帝国从衰退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罗马帝国的经济模式建立在对战败国的掠夺上。随着帝国版图扩张，为巩固政权，统治阶级向边远地区派驻了卫戍部队，且对外国雇佣军的依赖日趋增强。
在罗马帝国的军事扩张中，作为帝国中坚力量的农民却变得穷困潦倒。他们被迫离开家园，常年在外征战，结果之一就是导致意大利南部被毁。有钱人把买地作为唯一的稳定投资方式，遂成为大庄园主、大地主。
国内衰退摧毁罗马
有钱人大肆买地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从侵略战争中俘虏回来的奴隶耕种。小农纷纷破产，被迫离开罗马成为无产阶级、雇佣工人。他们没有投票权，也没有其他公民权利，在富人看来，他们不过是可以买卖、操控和攻击敌人的“乌合之众”，他们是庶民、平民、普罗大众。罗马“民主”的实质就是操控平民为帝国效力。
罗马帝国政府并未建立一个恰当的预算体系，政府大肆挥霍资源以维系帝国势力，产出却甚少。当从战败地区掠夺的战利品不再足以支付庞大开支时，政府便开始提高税收，将巨大的军事负担转嫁到人民身上。日渐高昂的税费迫使越来越多的小农放弃耕种，任凭土地荒芜。形势每况愈下，为转移民众的注意力，罗马统治阶级的寡头政客开始向穷人发放免费小麦并提供娱乐消遣，比如马戏、赛车、将基督徒丢去喂狮子，等等。这就是臭名昭著的“面包和马戏”安民之策。
富人买官现象日趋严重，民众则把选票“卖给”各类政客以邀功请赏，虚假民主无处不在。由于越来越多的远方作战不得人心，罗马帝国政府决定将征来的农民军改编成领军饷的正规军，这一根本性改变给罗马带来了致命打击。越南战争后，尼克松总统废除征兵，支持“纯自愿军”的做法，与当年的罗马如出一辙。
随着罗马战士远方作战任务愈加繁重，需要制定更多激励制度来招募新兵。于是仅允许本国公民参军的制度被废除，外国人也可以通过参军获得罗马国籍，这与当今美国政府以获得国籍来换取青年移民为其远赴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外战场作战的做法颇为相似。罗马士兵必须发誓效忠统帅，而非国家。
小农场逐渐被用战利品购买的大庄园所取代，罗马贫富差距逐渐加大。公元2世纪，格拉古两兄弟试图通过农业改革来限制富有议员的权力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却落得被有钱人暗杀的下场。
罗马寡头政治愈加堕落。到罗马皇帝统治被推翻前，富人阶层已暴食成性，甚至修起供人吃饱喝足后呕吐的大通道，吐后再吃，暴食之风盛行。
尼禄大帝曾说：“我们要征税，’征税，再征税i我们要看到他们一无所有!”购买东方香料、丝绸和其他奢侈品榨千了罗马的黄金储备，很快罗马连制造硬币的黄金都不够了，他们不得不减少硬币中的金属含量，到最后干脆一点金子都不掺。
随着时间的流逝，维持罗马庞大军事体系所需开支愈加高昂，为此政府不断增税。到公元3世纪，各种苛捐杂税繁重不堪，人们想方设法逃税、避税。从奥古斯都大帝到戴克里先大帝，罗马军队规模扩大了一倍，其间由于罗马货币中金、银含量不断减少，导致爆发了长期的通货膨胀。此外，国家政府开支激增。到戴克里先当皇帝时，罗马一共有四个皇帝，这意味着要供养四个皇朝、四支禁卫军、四处宫殿、四组帝王人马!维持罗马国家治安所需费用日渐庞大。最终，随着罗马帝国停止扩张并开始收缩，支持其全球野心和国内经济的战利品越来越少。军事上过度依赖外部资源导致整个国家死气沉沉、毫无斗志、堕落颓废。将美国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无功而返后的情形拿来与其一比，再相似不过了。
罗马帝国开始逐渐走向衰亡。北方蛮族不断攻击这个一盘散沙的帝国，罗马皇帝气急败坏，开始大肆收买军心，导致国家负债累累，社会道德日趋沦丧，基督徒遭到迫害，竞技场内各色人等死于暴力竞技，而嗜血人群却冷眼欢呼。
公元3世纪，罗马货币不断贬值导致罗马帝国最终走向灭亡。随着人们对货币价值的信心渐失，贸易下滑、庄稼歉收、军队像遭遇连连败仗一样士气低迷。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元也经历了大幅贬值，美国被迫于1973年放弃美元黄金本位，并决定采用浮动汇率。美国政府仰仗其全球军事大国和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迫使其他国家(如日本以及过去20年在经济上崛起的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资助其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战争。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万亿美元。过去30年里，美元悄然通货膨胀，且日趋严重，导致美国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贫富分化，1%的富人越来越富，而99%的穷人却越来越穷，社会分裂加重，抗议不断，比如“占领华尔街运动”。
在经历20世纪60年代后期毫无意义的越南战争后，美国人民对于美国这个自由之国的意义愈加麻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反利比亚战争后，美国负债累累，与此同时，其经济基础不断外包至墨西哥、东欧，尤其是中国。
美国债务陷阱
美国债务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和美国人民深陷其中。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允许华尔街的重要银行自由敛财、创造虚假财富，而不受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监管措施约束。2012年底，随着奥巴马的再次当选，美国债务负担空前繁重，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创下历史新高。包括私债和政府公债在内，美国债务负担总计达到国内年生产总值的336%。从2005年到金融危机爆发的2007年，包括房地产在内的美国债务总额在短短3年间激增11万亿美元即30%，令人咋舌。
美国国债大部分集中在外国政府手中，首当其冲的是中国、日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早在2007年，美国总审计长就曾警告说：“美国经济更多掌握在外国利益群体而非美国人手里，这对于整个国家的金融而言并非明智之选。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集中在外国手里，其中一些是我们的盟友，另一些则不是。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这些债务可能沦为他们对付美国公司和谋取外交利益的有力金融武器。”这说明，即使中国抛出一小部分美国国债，都可能撬动美国经济。
目前美国私债水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高出许多，且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似乎借债无须承担后果，且无还债限制。大萧条后，美国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为40%(战争中总债务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00%)，20世纪70年代降回至20%。乔治•W.布什担任总统以及两次战争期间，美国联邦债务翻倍，从2001年的约6万亿美元激增至2008年的11万亿美元。
美国债务水平创下新高，且该致命弱点波及面颇广。人们纷纷用存款购买政府债券而非投资工厂和计算机等生产资料，致使产量和收入下降。向世界推销国债的利息成本不断上升，将迫使政府削减项目。
2013年初美国经济将面临的最大危机是：全球可能联合抵制美国兜售其国债，迫使美国大幅提高国债利率。此举可能会使不堪一击的美国银行体系出现大规模违约和危机。美国常被称为“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但事实却是美国人民靠借钱度日。
纵观整个美国经济，政府、公司和消费者负债均创下新高。银行等私营实体在过去30年里发行的私债激增。通过信贷购买车房、股票和其他消费品的行为使消费额上升，却加剧了债务。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仅有小额负债，然而如今其负债却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3%，且还在迅速增长。
美国“财政悬崖”
2012年底到2013年初，按照美国国会控制联邦赤字和债务指数飙升的愚蠢计划--“休克疗法”，将发生一系列进一步震动美国经济的重大财政事件，包括2001年以来的减税方案到期，政府就业计划的终止以及1.2万亿美元全面“自动减赤”方案的启动，联邦医疗保险中医生费用的迅速大幅削减，现行的替代性最低税(AMT)优惠到期以及提高国家负债上限的再次需要。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manke)称这一系列计划措施为“财政悬崖”。
按照计划，2013年联邦预算自动削减额和增税额将总计达到7，000亿美元。如果无法扭转，这将导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减少约4.5%，使经济进一步陷入低迷。
2007年，美国房地产投机泡沫破灭后，负面影响不断，包括抵押还款违约或银行收房等。从这些方面来看，这场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到2012年，首次抵押危机出现已进入第五个年头，美国国内仍有逾500万套私人房产处于违约状态或无力向银行偿还抵押贷款。然而，美国经济的新“休克疗法”计划将接踵而来。
除全美房地产业崩盘外，美国50个州缴纳的国税也发生锐减，情况最为严重的是美国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如果将加利福尼亚州看成一个国家，那它的国内生产总值可以排到全球第八位。在危机爆发后的第六年，加利福尼亚州的预算赤字翻倍，2012年达到160亿美元。根据法律规定，加利福尼亚州不得有赤字，这说明州预算需要削减1 60亿美元或等额增税，或两者并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曾连续发布三份预算，大额削减对公共教育、州立大学和社会福利计划的资助，同时为维持收支平衡采取的措施造成企业再三裁员，却未见成效，在2012年加利福尼亚州还是出现了预算危机。
2013年初，美元处境危险，恐慌性抛售一触即发。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巨大，需要海外投资来阻止美元下跌。而要吸引海外投资，美国必须实现经济增长。欧元则没有这个压力，因为其大多数贸易都集中在欧盟内部。只不过过去三年对欧元危机的持续关注阻止了美元出现自由下跌。
欧元区危机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在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方施压下，希腊和其他欧元区弱势经济体被迫实施苛刻的紧缩政策。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希腊和西班牙官方失业率均超过25%。欧盟主要银行濒临破产，靠欧洲中央银行的应急措施勉强支撑。
欧盟国家虽然处境不同，但与美国一样深陷债务陷阱。美国在格林斯潘时期就依靠美国联邦储备局的廉价美元信贷结余度日。2012年底，欧元区深层结构危机愈演愈烈。意大利和法国的贷款需求陡降50%，西班牙失业率达到26%，2013年恐升至30%。柏林、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策略是不惜一切代价拯救欧元和与欧元挂钩的大银行，牺牲欧盟人民和经济体的利益也在所不惜。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如果整体经济形势持续走低，欧盟主要银行将面临4万多亿欧元的信贷紧缩。这将导致所有欧盟国家深陷衰退，比如德国，因其约有60%的出口是针对欧盟出口市场。
到2013年，美国和西欧这些盛极一时的经济强国将深陷债务危机、腐败、经济衰退和道德沦丧，站在对中国有利的角度必须意识到这点。中国应该根据这一现实局势制定有效经济策略来遏制北约和欧盟串通起来挑衅中国。
印度、俄罗斯、日本、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地缘政治弱点
从美国金融和经济现状可以看出：华尔街和军工集团中主导美国政策的团体将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现有军事优势来迫使其他国家成为“美国世纪”的附庸国。
到2013年初，华盛顿政府一直千方百计地要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变成遏制中国经济力量增长的工具。表面看来，中国战略安全形势严峻。
2012年11月，奥巴马竞选总统成功连任后，软弱的日本政府同意与美国加强导弹防御合作，以期遏制中国。此前几周，日本在美国的默许之下决定购买位于中国东海的钓鱼岛列屿的几个小岛。钓鱼岛的主权一直存在争议，日本对钓鱼岛进行实际管辖，但中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宣称对钓鱼岛享有主权。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佐佐江贤一郎表示：“美国政府明确认为这些岛屿适用于《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谈到日本政府就是否应当正式购岛咨询美国意见时，“美国并未(对此举动)表示反对”，佐佐江贤一郎说道，“(美国认为)这应该由日本自己决定”。日本东京都知事、民族主义分子石原慎太郎曾在4月宣布购岛计划。佐佐江贤一郎辩解说日本政府此举旨在抢占先机。
显然，日本商界和政界精英们在中日关系未来走向上进退两难、深陷困境。钓鱼岛争端使中日经济关系遭受重创，且日本没有基本战略理由来公开反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强国。在当前形势下，需要中国政府采取睿智的外交战术和战略来化解中日紧张局势。
2012年底，日本国内风云变幻，日本首相野田领导的政府极可能面临不信任投票危机。与此同时，日本小党派结盟，由日本民主党前党首小泽一郎领导。此前，小泽一郎退出民主党，与其他民主党退党人士共同组建了新党“国民生活第一党”。国民生活第一党计划从其支持者中选出一名候选人来反对津轻海峡青森县的大间町的在建核电厂，以强调其反核立场。小泽一郎一直公开反对美国插手阿富汗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其联盟能成功组建下一届日本政府，中日关系将出现转机，然而这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澳大利亚是中国外交政策上的另一难题，当然对于澳大利亚来说也是如此。2011年，从澳大利亚西北部黑德兰港出口的货物中，有70%运往中国，而2005年仅为45%。黑德兰港成为澳大利亚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仍无法满足中国的庞大需求。过去8年里其产量翻了3倍，且预计2016年会再次翻番。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品，尤其是原材料的需求是澳大利亚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未陷入衰退的重要原因。未来几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依赖性将逐渐增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过去10年里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有约12%源于中澳贸易，且在未来10年这一比例可能会达到35%。黑德兰港所在的西澳洲州长科林•巴奈特表示，中国可能是该地区在大衰退时期表现强劲的“唯一支柱”。“中国对于自然资源的无尽需求将继续推动我们的经济发展”，巴奈特说。
位于悉尼的智囊团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曾在2012年进行过一次相关调查。57%的调查对象表示，澳大利亚政府过度允许中国在澳投资，65%的人认为，中国想要主宰澳大利亚。“澳大利亚人在潜意识里越来越担心(中国)”，洛伊执行官迈克尔•韦斯利表示。
澳大利亚总理茱莉亚•杰拉德采取双向策略，一方面增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来对付中国，另一方面增加与中国的经贸往来。中国外交政策向来老练、灵敏，同时中国虚心接受对其海外公司(包括澳大利亚公司)做法的中肯批评，因此中国完全有能力平息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担忧。
随着中国对澳大利亚经济的贡献增大，澳大利亚对中国愈加警惕。2010年，中国法院对英国一澳大利亚矿业巨头力拓集团4名雇员受贿和窃取商业机密案进行了非公开审理，所做出的有罪判决让澳大利亚人感到震惊。澳大利亚总理茱莉亚•杰拉德一直试图在中美间寻求一种微妙平衡：2012年3月，澳大利亚做出友好保证来讨好美国政府，同时又在4月访问北京时与中国签约促进贸易和旅游业发展。
中国是澳大利亚采矿业的命脉。2011年，中国占到澳大利亚矿物出口量的37%，而10年前仅占5%。随着中国需求不断增大，2010年，采矿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投资超过400亿美元，是2005年的3倍，另外还有1，400亿美元的采矿和能源项目正在进行中。澳大利亚农业与资源经济和科技局的评估数据显示，这与6年前相比翻了差不多7倍。“澳大利亚即将迎来1850年淘金热后的最大矿业投资潮”，最近澳大利亚财长韦恩•斯万炫耀说。这一切都源于中国。
在澳大利亚增强与北约和五角大楼遏制中国的军事合作后，巨额投资为中国赢得了与澳协商减少军事敌对的巨大空间。
在中国外交上，印度是一个更令人头痛的国家。居心不良的布什政府在印度设立据点作为其在亚洲次大陆遏制中国的又一阵地。就印度而言，印度政府过度依赖英国，现在又依赖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评估，印度立场始终不够独立，这点可以从笔者与前印度外事服务处高级官员的多次讨论中看出。其实这样做对印度极其不利，这将会阻碍其在地区和平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印度能与中国展开真诚对话，那中国可以对巴基斯坦的某些对印政策产生积极影响。
一个印度智囊团最近提出了多项建设性方案来增强中印两国的对话与合作，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两国应认清彼此在遏制宗教激进主义方面的共同利益;印度需更加重视北京对遏制的担忧;印度的殖民地痕迹依然浓重。
该印度研究院还呼吁：“印度和中国在维护边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中印两国应积极发展包括两国边境地区和周边小国在内的次区域合作;两国应增加国防交流，确保进行初、中级官员对话;共同参与人道主义救援、赈灾和联合国维和行动，可改善两国在这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鉴于两国所处地区极可能遭受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中国和印度必须增强这方面的双边合作，其中尤以地方政府参与的次区域合作受威胁影响最大，但必须鼓励这类合作。目前中印经济关系主要集中在贸易上，必须进一步扩大合作，尤其是鼓励自由投资和金融服务。由此产生的复合型相互依赖关系将成为可持续经济合作的基础。”
他们总结说：“印美关系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时间里迅速改善(导致中国相当不安)，恰恰凸显了印度政府对印美关系与印中关系所投政治资本的巨大差异。事实上，印度政府的对华政策由其官僚部门和军事机构决定。在印度体制中官僚部门包括内政部、情报局、商务部和外交部，这几个部门在决定对华政策时并未积极拓展新思路，反而更注重如何避免出错和维持现状。”
“经历了多年反叛乱战争和购买核武器后，印度军事机构在思考对中军事目标时同样未能摆脱传统思维。所以，印度仍然将重点放在沿实际控制线部署武器和部队这类常规军事实力上。印度国家安全政策常常建立在怀疑和最坏打算的基础上，导致许多资源未能物尽其用。印度外交官对中国或中国国内情况不甚关心，仅在不得已时才做出回应。2005年签署协议后，印度几乎没有提出过任何重大政策方案。官僚部门认为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经常在双边和多边论坛平台上进行高层会晤。”
中国的机遇
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正处心积虑地对中国施加威胁性遏制。在全球动荡日渐加剧的今天，如何巧妙利用这些威胁来加强稳定与和平，一个绝佳的机会摆在中国面前，拥有灿烂历史文化和儒家传统的中国可以大打文化牌。在海外的中国公司必须坚持卓越，在亚非欠发达地区要积极利用自身优势，而非一味模仿其欧美竞争对手。中国中央政府已颁布有利税收措施来鼓励中国海外公司营造良好的企业公民形象。从非洲的殖民经历来看，非洲对中国公司的开放和善意是中国的宝贵财富，切不可因为缺少道德监督而白白浪费。所以打造良好企业公民形象，刻不容缓。
尽管当今中国仍存在不少实质性问题，但中国也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宝贵资源。近些年在中国国内与学生、教授、工人和农民进行大量讨论后，笔者认为，大多数中国人都肩负着一种使命感，他们坚信中国会成为创造历史的大国。尽管本书满怀期待，但真正做起来却并不容易。过去60年，甚至是过去2，50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优秀国家领导人的卓越远见指引下，中华民族定能创造辉煌!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42期，摘自《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