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在其经济快速发展中极度依赖外资，尤其是美资。可以说，中国在过去33年里实现的经济奇迹是由他国创造的，中国从这一奇迹中，只分了一小杯羹而已，而大部分利润流入了发达国家，尤其是流入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囊中。当然，外资公司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不少，但多数产品仅仅是在中国制造，中国并末参与其设计、创造或发明。
20世纪70年代初，大卫•洛克菲勒周围的美国金融精英们与亨利，基辛格一同悄然策划了理查德•尼克松的访华计划，为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开启了大门，将中国变成所谓的“世界工厂”。充足的劳动力是中国最具价值的资产。多年来，中国一直巧妙地发挥这一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风险无处不在。
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问题在于中国在其经济快速发展中极度依赖外资，尤其是美资。可以说，中国在过去33年里实现的经济奇迹是由他国创造的，中国从这一奇迹中，只分了一小杯羹而已，而大部分利润流入了发达国家，尤其是流入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囊中。当然，外资公司对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不少，但多数产品仅仅是在中国制造，中国并未参与其设计、创造或发明。
2008年中国与整个欧盟的双边贸易额达到约3300亿美元，欧盟一举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位居第三。这三方与中国每年的贸易总额达到约1万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在贸易上对少数国家的高度依赖，同时这些国家在军事上又都依附于美国或北约。如果算上印度、韩国、中国香港和澳大利亚，中国对外贸易额中约75%都集中于这些为数不多的国家或地区。为从军事、经济上孤立中国，并破坏中国用于保护其贸易通道的“珍珠链战略”，华盛顿政府对中国采取了“枢纽”战术，重点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着手。
沃尔玛与杰克逊•史蒂芬斯
沃尔玛，来自美国阿肯色州的连锁零售业巨头，极好地印证了中国在贸易和就业方面对美国大公司的依赖。过去10年间，沃尔玛一直大宗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俨然是中国的国家贸易伙伴，且多年来一直是美国最大的中国消费品单一进口商，贸易量超过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山姆•沃尔顿，这家阿肯色州零售业巨头的创始人与那些掌管华尔街的美国权势家族关系密切。在沃尔玛的快速发展中，沃尔顿一直选择杰克逊•史蒂芬斯创建的史蒂芬斯公司为其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一家来自小石城的投资银行。
史蒂芬斯公司是30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最大机构股东之一。这些跨国公司包括总部设在阿肯色州的全球最大鸡肉工厂--泰森食品公司和沃尔玛。
杰克逊•史蒂芬斯的职业生涯和财富积累显然得益于“贵人”相助。他与吉米•卡特(美国第39届总统)曾是美国海军学院的同学，他后来利用这层关系帮了伯特•兰斯一个大忙。伯特•兰斯是卡特总统政府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和卡特总统是乔治亚同乡。乔治亚州国民银行是伯特•兰斯的老东家，当时他深陷银行丑闻，是史蒂芬斯出手将其从异常尴尬的金融危机中解救出来。史蒂芬斯帮兰斯脱困的方法耐人寻味。他将兰斯介绍给一名巴基斯坦商人阿迦•哈桑•阿贝迪，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创始人。这是一家在卢森堡注册、总部位于伦敦的银行，1990年被判协助哥伦比亚可卡因集团在迈阿密洗钱罪名成立。
1992年10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长达800页的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破产报告，称其东窗事发的丑闻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有组织犯罪，牵涉约72个国家和地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大规模国际性金融犯罪”，并指出该组织“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贿赂世界领袖和政界人士”。
参议院报告总结指出，对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指控证据确凿，其犯罪行为包括：涉案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欺诈案;在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的洗钱行为;在上述各洲贿赂地方官员;支持恐怖主义、进行非法武器交易和核技术出让;组织卖淫;偷逃和帮助偷逃所得税、走私和非法移民;非法收购银行和房地产;虚设官员和消费者以掩饰金融犯罪。
杰克逊•史蒂芬斯与阿迦•哈桑•阿贝迪在生意场上交情不浅。就杰克逊•史蒂芬斯与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关系问题，俄亥俄州首席检察官在1993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际商业信贷银行，这家巴基斯坦金融家阿迦•哈桑•阿贝迪旗下的外资银行在收购和接管位于华盛顿的美国第一银行时据说存在证券违法操作，史蒂芬斯涉嫌参与其中。”1991年，史蒂芬斯联合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投资者莫查塔•瑞亚迪(又名李文正)从清算人手中收购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之前设于香港的分部。
事实上，除阿贝迪外，史蒂芬斯集团还与另一个备受瞩目的亚洲金融集团过从甚密，这就是莫查塔•瑞亚迪及其儿子詹姆斯•瑞亚迪引领的瑞亚迪家族。瑞亚迪父子是印尼华裔商人，拥有印度尼西亚力宝银行，身家过亿。尽管在亚洲坐拥数十亿资产，瑞亚迪家族还是于20世纪70年代偏偏选择了移居阿肯色州。史蒂芬斯和瑞亚迪成为商业伙伴之后不久，便联手购买了一家香港银行，随后史蒂芬斯还邀请瑞亚迪投资阿肯色州小石城的沃尔森银行。阿肯色州前州长比尔•克林顿也曾接受过杰克逊•史蒂芬斯的政治献金及不少帮助。
2003年5月28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揭露年轻律师希拉里•克林顿即时任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的妻子，其于1977年进入史蒂芬斯公司旗下专属法律事务所“小石城罗斯法律事务所”。1978年，比尔•克林顿当选阿肯色州州长后不久，其年轻的妻子希拉里，克林顿就被任命为史蒂芬斯集团专属法律事务所“小石城罗斯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华尔街日报》还指出，1987年“投资巨头史蒂芬斯公司的高管们，包括克林顿的挚友大卫•爱德华出手拯救处境艰难的哈肯能源公司，这是一家德克萨斯州的石油公司，乔治•W.布什是其董事之一。之后的3年里，爱德华先生引荐了国际商业信贷银行的相关投资者和顾问参与哈肯交易，其中阿卜杜拉，巴赫什购买了由史蒂芬斯控股的沃尔森银行价值1000万美元的股份”。作为沃尔玛的金融服务商，史蒂芬斯集团此举旨在为自己编织政治关系网。
沃尔玛在中国
邓小平开放了中国，允许外资进入，减少对外企的限制，鼓励中国企业家与西方商人建立合资企业，并宣布将与香港一江之隔的小渔村深圳划为“经济特区”，特区内的外企在运营的最初几年无须纳税。随后在整个中国南方，政府开始修建道路、港口和其他基础设施。1994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约1：5贬值至1：8，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中国突然成为亚洲最有吸引力的工厂聚集地，吸引了大量外资。数百万民工如潮水般涌入工业中心。精明的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企业家们纷纷到中国内地开设新厂，雇佣内地工人。
深圳经济蓬勃发展，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成为中国的“奇迹之城”。在短短20年里，深圳从一个小渔村一跃成为拥有700万人口的城市，高楼林立，工厂与现代化的电子总部绵延数公里。沃尔玛也在深圳建立了其全球采购中心。
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卫•格拉斯接替山姆•沃尔顿出任沃尔玛首席执行官。他建议员工学习普通话，并要求沃尔玛高管们要具有国际性思维，否则就不适合在沃尔玛工作。“低廉的工资是‘制造业’从中国台湾转向中国内地的唯一原因。”一名早期沃尔玛中国香港采购商表示。
中国加入新设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沃尔玛和其他美国、欧盟等跨国公司大幅增加了在华的生产投资。
诱引中国入世
比尔•克林顿在2000年助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他表示让中国入世，对美国极其有利。此举确实让其阿肯色州老友山姆•沃尔顿获得暴利，成为亿万富翁。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克林顿在评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表示：“他们需要降低关税，他们开放通讯投资市场，允许美国制造的汽车以更低关税标准在中国销售，允许我们自建经销网，允许我们销售零件，我们再也不用转让技术或与中国建立合资制造企业了。这对于美国经济效益而言是无本万利的好生意。”
美国企图借助其长期霸权战略，在今后继续控制经济上越来越西化的中国，其关键是确保中国“遵守游戏规则”，为此，美国力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因为世贸组织在编写世界贸易“规则”时总是以美国马首是瞻。1995年，世贸组织于日内瓦正式成立，中国则在2001年12月正式加入。
加入所谓的“‘富国’俱乐部”(指WTO)代价高昂。中国需要削减7000多项关税，并放宽配额，消除其他贸易壁垒，同时世贸组织支持进口大豆和其他产品，这会让中国农民难以谋生。表面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可以获得美国和欧盟大公司的巨额资本投资，似乎是“赢家”，但事实上，是否真的如此?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不得不遵守那些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利益集团服务的“规则”。
世贸组织的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一个名义上中立、风光绮丽、宁静祥和的地方，然而骨子里，世贸组织却远非一个中立、平和的组织。它更像是一名警察，一位全球自由贸易执法员，其主要宗旨之一是强制推行每年价值上万亿美元的全球农业贸易，以期提升美国私营农业公司的利益。为此，世贸组织被设计成一个“超国家机构”，可以凌驾于所有国家法律之上，且无须对组织外的任何公共机构负责。
对于违反既定贸易规则的行为，早期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无强制性制裁或惩罚措施，但新成立的世贸组织引入了惩罚机制，可以对违反其规则的成员国处以巨额罚款或施加其他制裁。这个于1995年正式成立的组织像是一种可以冲破各类国家保护性贸易壁垒的新型武器，能推动许多商品迅速扩散，比如即将商品化的转基因作物。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世贸组织就是一个“破壁锤”，让美国企业和经济独家受益。
世贸组织以及战后所有主要自由贸易倡议的构想均来自华盛顿。1986年9月，在乌拉圭埃斯特角城开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谈判提出了建立世贸组织的想法，正式协议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签署。自1948年以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订以来，华盛顿政府就一直强烈反对将农业纳入世界贸易谈判，担心国际公约会造成外国食品打入美国市场，影响美国农业的竞争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冷战地缘政治方针的引导下，农业出口一直是美国的国家战略重点。与之前所有《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贸易回合谈判不同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将农业贸易作为重点，并设定了一个新类别--“知识产权”(IPR)。
在农业贸易这一中国主要弱项方面，世贸组织相关规定的起草人都是那些企图借此长期获利的美国粮食联盟成员，主要包括嘉吉公司、阿丹米公司和孟山都公司等。四国集团(QUAD)——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共同主宰着世贸组织农业贸易规定。他们闭门密谋，为所有134个成员国制定政策。在四国集团内部，美国农业巨头--嘉吉公司、阿丹米公司和邦基集团(Bunge)——主导了主要政策。事实上，世贸组织的政策确实是由共识决定的，但这种共识指的是私营农业公司的共识。
世贸组织《农业协定》由嘉吉公司、阿丹米公司、杜邦公司、雀巢公司、联合利华、孟山都公司和美国与欧盟的农业公司联盟等共同编制，其宗旨非常明确：摧毁和消除保护国家免受农业巨头强大定价权影响的法律和机制。
借世贸组织遏制中国
按照华盛顿政府和华尔街的计划，一旦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难以逃出由华盛顿政府确立的全球贸易体系的控制。当中国不可避免地开始发展大规模出口制造业时，世贸组织会受命对其加以束缚，让其在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确立的全球体系，成为它的附庸。
截至201 1年，华盛顿政府一直利用世贸组织不断向中国贸易和经济施压，且强度不断升级。若中国甘当美国财富500强跨国公司的廉价劳动力外包场，任由利润流入肯德基、耐克或别克等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则世贸组织就会保持中立，而一旦中国想要发展本土技术巨头，并将专利授予能与美国相抗衡的自主发明，华盛顿政府就会通过世贸组织来干涉并惩罚中国。这是一场复杂的新型贸易战，其本质与19世纪40年代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发起的鸦片战争并无二致。
2010年初，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召开新闻发布会称中美之间从汽车到化学品的各类贸易摩擦将加剧。目前中美已陷入系列贸易战，涉及钢铁、家禽、专利和电影等。
谷歌因“审查和安全因素”退出中国大陆也是华盛顿政府用以恶化两国关系的策略。
2010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代表美国政府管起了闲事：希拉里出面要求中国政府就谷歌的干涉指控作出回应，宣称中国对谷歌实施了“政治性审查”。
谷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告诉《纽约时报》，谷歌撤出中国大陆的原因是“我们反对的是极权主义势力”，暗指其过去在前苏联的生活经历。布林在苏联出生，六岁前同都是教授的父母在苏联过着体制下的特殊生活。
谷歌还有一项与美国政府密切相关的计划。中国指责谷歌可能在暗中监视中国人民，希拉里予以否认，但后来一名前美国情报官员公开的信息无疑给这样的辩护当头一棒。这名官员公开了给谷歌启动注资并担任谷歌联络人的中央情报局(CIA)人员的姓名。简而言之，中国政府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谷歌的在华行为。
2011年底，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贸易官员雷明向国会表示对知识产权等的限制和“干预政策”依然对在华美资公司不利。“中国欲通过基于贸易扭曲措施的行业政策来推动或保护其国企发展，这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根源。”更直白点讲就是，雷明借此抨击中国奉行国家经济发展的策略，而非华盛顿政府推行的旨在确立美国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全球化进程。
太阳能之争
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争端之一体现在太阳能或光伏系统领域。中国太阳能、光伏系统制造技术实现重大突破，因而不论在效率还是价格方面，中国制造的太阳能和光伏系统较西方公司均具有巨大优势，尽管其中一家美国公司还与奥巴马总统私交甚密，却因不敌中国优质的太阳能系统而被迫破产。
2012年5月，美国商务部作出对华太阳能电子产品反倾销初裁，打压中国三大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华盛顿政府笃定中国很难对美国实施贸易反击。
截至2012年7月，华盛顿政府一直联手欧盟抨击中国的太阳能出口。近3年来，由于中国自主研发的太阳能系统物美价廉，造成好几家大型美国或欧盟太阳能公司相继破产，中国由此拿下全球太阳能市场60%的份额。遭华盛顿政府打压的中国三大太阳能公司分别是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天合光能公司，而他们的“罪行”却是运用高科技生产出了强大的中国自主产品。
《反仿冒贸易协定》：新贸易危机
2010年3月，互联网上走漏的文件显示华盛顿政府先发制人的贸易战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主要制约对象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仿冒贸易协定》(ACTA)是华盛顿政府在这场贸易战中的“利器”。
《反仿冒贸易协定》据称是用于确立国际知识产权执行标准的多国协定。华盛顿美国贸易代表署的协定发起人宣称其旨在确立国际性法律框架，以打击假冒品、学名药和互联网侵权行为，并将在现有体制(如世贸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或联合国)外新建一个管理机构。
事实上，多国政府、议会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调查显示，《反仿冒贸易协定》旨在避开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性仲裁机构，并捏造理由来查封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甚至无须确凿的仿冒证据，只需宣称有“合理理由”怀疑。
《反仿冒贸易协定》的磋商者行事诡秘，直到互联网将秘密协议曝出，华盛顿政府密谋世界贸易战“政变”的野心才昭然若揭。《反仿冒贸易协定》规定，只要六个缔约国批准其就可在全球生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条约。截至2011年10月，在华盛顿政府的安排下，该协定顺利得到其部分亲密贸易伙伴的批准，至此，除美国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摩洛哥、新西兰、新加坡和韩国签署了该协定。2012年，墨西哥、欧盟和22个欧盟成员国也签署了协定，但墨西哥稍后退出，而欧洲议会则拒绝批准欧盟委员会的加入决定。
互联网曝光该协定细节后，仿佛捅了马蜂窝一般。《反仿冒贸易协定》原定于2013年生效，且只需六个缔约国批准就能生效，生效后，协定将适用于所有缔约国。这一协定的制定是美国工会、美国主导的医药产业和美国电影协会共同施压的结果。
后来揭露的文件显示，除上述美国企业的游说组织外，部分美国企业巨头也参加了《反仿冒贸易协定》的秘密起草工作，包括谷歌、易趣、英特尔、戴尔、新闻集团、索尼影业、时代华纳和弗莱森电讯。参与企业都收到这一秘密协定的样本，以便就限制性条文提出意见，各方对其内容都严格保密。在《反仿冒贸易协定》中，美国贸易代表署顾问团的成员还包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美国代表、沃尔玛、花旗集团、波音公司、孟山都公司、陶氏化学公司、杜邦公司、美国药业巨头礼来制药、雅培、默克公司、强生公司、通用汽车(已纳入美国政府破产管理)、思科系统公司、太阳微系统公司、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
维基百科显示“反对方称该协定会对包括言论自由和隐私权在内的基本权利产生不利影响。无国界医生组织(Doctors Without Borders)批评其会影响药品进入发展中国家”。
由于磋商的秘密性，民间社团、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和公众未能参加，此举被包括电子前沿基金会和娱乐消费者协会在内的多方批评为“政策清洗”。
欧盟及其多个成员国的签署导致欧洲议会指定的调查总长兼书记员卡德尔，阿里夫以辞职来抗议，同时欧洲也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2012年，新任命的书记员，英国议员大卫•马丁建议反对该协定，称“这项国际协定的预期效益远远抵不上其对公民自由的潜在威胁”。2012年7月4日，欧洲议会在全体大会上否决了该协定。
尽管欧洲议会的大多数议员以压倒性优势否决了《反仿冒贸易协定》，但欧盟贸易专员卡洛•德古赫特仍表示即使本届欧洲议会否决该协定，欧盟委员会还是会力推其通过，比如在2015年将其提交给下届议会。由此可见，欧盟在推动《反仿冒贸易协定》通过方面压力巨大。同时，欧盟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反仿冒贸易协定》的街头示威游行。
华盛顿政府对通过正常宪法批准途径来通过美国协定也表示出不屑。根据美国宪法，批准协定是美国国会而非总统办公室的职责。据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表示将通过“纯粹行政协定”的形式来实施《反仿冒贸易协定》，然而这是一种完全绕过国会批准的违宪流程。
部分美国公司曾收到秘密发送的《反仿冒贸易协定》样本以提供意见，但当公民组织要求奥巴马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署提供公司名单时，却遭到拒绝，理由是这些文件属于“第12958号行政令中关系国家安全的信息”。为行使政府保密权，其引入美国”国家安全“一说，这不禁让人想到冷战，也说明《反仿冒贸易协定》及其背后的美国公司利益是美国政府经济战的利器。
2010年3月，一份遭泄密的磋商草案显示欧盟委员会提议《反仿冒贸易协定》对“鼓动、协助和教唆”包括“至少故意以商业性规模假冒商标、盗版或侵犯其他权利”在内的违规行为处以刑罚。草案用语模糊，可能会被美国等别有用心的激进政府用来捏造借口，发起针对如中国太阳能公司或其他公司的刑事诉讼。事实上，《反仿冒贸易协定》将导致政府更多插手通常由私营企业处理的知识产权和药品维权事宜。
没有任何国际组织受邀参加《反仿冒贸易协定》磋商，这让协定背后的真实意图更加可疑。《反仿冒贸易协定》最早由美国和日本于2006年提出，加拿大、欧盟(由欧洲委员会、欧盟主席国和欧盟成员国代表组成)与瑞士参加了初步协商，正式协商于2008年6月举行，澳大利亚、墨西哥、摩洛哥、新西兰、韩国以及新加坡参加。墨西哥参议院后来一致通过退出协定磋商。
《反仿冒贸易协定》：打击学名药
来自法国的欧洲议会议员卡德尔•阿里夫表示，“《反仿冒贸易协定》的问题在于，在集中力量全面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时，将学名药视作假冒药。这意味着专利持有人可采取预防措施要求停止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学名药，并进行扣押甚至销毁。”他还补充说道：“学名药并非假冒药、伪造药，而只是原药专利过期或国家需要贯彻公共卫生政策而生产的通用名药。”
虽然屡屡遭到制药企业反对，但包括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因买不起昂贵的品牌药，而选择较便宜的学名药来治疗感染。“一些国际协定，比如《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认为这是最不该发生的事。”阿里夫说道：“学名药对于买不起品牌药(比如抗艾滋病药)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阿里夫还认为，《反仿冒贸易协定》会限制中国印度等国家选择药品的自由。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医生”在其推动“救命药与延寿药”开发与普及的“病者有其药运动”中表示反对《反仿冒贸易协定》。在名为“空白支票引发滥用：《反仿冒贸易协定》及其药品普及影响”的报告中，“无国界医生”组织认为，《反仿冒贸易协定》“会对药品普及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对药品质量和安全问题无动于衷”，“破坏保护公众健康的国际宣言”(指其规避多哈宣言)。迈克尔•居灵•尼尔森，“无国界医生”丹麦部总千事向媒体表示“这说到底是一个生死问题”，在谈到该协定“可能产生的后果”时，他指出“成千上万的患者，比如艾滋病人，将得不到所需治疗”。
纳特•安德森在接受Ars Technic网站采访时指出，((反仿冒贸易协定》为服务商收集和提供侵权嫌疑人资料设立了“合法保护伞”。同样，《反仿冒贸易协定》规定商业性盗版是一种犯罪行为，授权执法机构进行犯罪调查、逮捕嫌疑人并发送刑事传票或提起刑事诉讼，还允许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对个人实施犯罪调查和侵扰式搜查。这种做法不利于无罪推定，是对非法搜查的纵容。
由于《反仿冒贸易协定》是一个国际性协定，可以说是一种确立和实施法律变革的政策清洗行为。借助政策清洗，缔约国执行机构成员可以避开公共立法和司法监督、密谋推动法律规定的通过。一旦通过，非缔约国公司也必须遵守《反仿冒贸易协定》，否则就会失去保护伞。同样，通过贸易激励和类似措施来说服其他国家签署协定也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典型做法，但留给这类缔约国的协商余地不大。
2010年6月，来自六大洲的90多个学院、从业者和公共利益组织齐聚美国大学华盛顿法学院参加会议，相关结论在学院网站进行了公布。会议发现：“对外公开的《反仿冒贸易协定》条款会危及多项公共利益，包括协定磋商方明确否认的各项问题。”超过75位法律教授联名上书奥巴马总统，认为协定制定过程不透明，要求其下令进行修改。
虽然现在对《反仿冒贸易协定》的讨论较少，但其并未被完全放弃。事实上，奥巴马政府已采纳《反仿冒贸易协定》的重要规定并将其秘密编入遏制中国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创建由美国主导的明令禁止中国加入的亚太自由贸易区。
华盛顿出新招：《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美国贸易代表署认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具有远大抱负的新一代亚太贸易协定，可以凸显美国优势和价值”。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在宣布该协定目的时表示其将“振兴美国经济、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增加出口并能有效解决其首要问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此后，华盛顿美国贸易代表署一直对该协定的磋商和内容守口如瓶，与之前的《反仿冒贸易协定》如出一辙。奥巴马政府企图通过《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来遏制中国贸易，整合先前签订的亚洲和拉美双边、多边贸易协定，以降低关税和领导反华经济联盟。可以确定，此举对中国极其不利。
2012年5月，约30名反对美国贸易代表署进行“偏见性秘密”磋商和知识产权相关规定草案的美国学者公开要求贸易代表署大使柯克(Kirk)支持民主意见，包括调整利益相关者参会比例，公布磋商草案供公众审查。
法律教授表示从泄密文件可以看出美国贸易代表署“正在推动多项可能改变美国成文法的标准”，且该计划“明显失衡--力推增加所有者权利，却并未从公众利益出发在美国与海外扩大针对所有者权利的限制和例外条款”。该团体还指出整个磋商过程将包括“消费者、图书馆、学生、健康倡导组织或患者组织或其他知识产权用户”在内的利益相关者排除在外，“其他受影响行业，比如学名药制造商或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几乎没有发言权”。
然而，所泄露的资料表明美国贸易代表署正秘密将遭搁置的《反仿冒贸易协定》和其他贸易方案要点纳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点，连其国会都无人知晓。其次，奥巴马政府蓄意将中国排除在该协定之外，由此美国通过控制亚洲贸易遏制中国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但该协定能否在亚太地区有效遏制中国经济，还有待证明。
报告显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缔约国条款涉及“关税、过境服务、通讯、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合作和权限制定”以及投资和金融服务。表面上，《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仅在磋商国生效，这些国家是：澳大利亚、文莱、智利、马来西亚、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墨西哥最近刚签署，加拿大和日本可能会紧随其后。事实上，中国或其他与缔约国往来的任何国家民众都会受到影响。
如果将《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纳入五角大楼针对中国石油贸易路线和货币战争的“珍珠链”军事战略，可以看出美国正逐步围绕中国精心编织一张控制网，以遏制中国的一切独立、自主发展。美国领导下的“阿拉伯之春”动荡及其制造利比亚和伊朗混乱的不良居心，都是美国“屠龙”战略中的招数而已。中国已取代奥萨马，本•拉登及冷战时期的“苏联共产主义”成为华盛顿政府的新“假想敌”。
然而，2012年的中国及其人民面临严峻的新型战争，这是一场隐秘、难以识别的新型“环境战”--向中国农业系统如土壤播撒化学剂，以污染地下水、土壤、食物链，甚至人脑和人体。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37期，摘自《目标中国：华盛顿的“屠龙”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