扛起我们的天
——可持续发展要求更新科技成果评价标准
赵营波
内容提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气候恶化、经济失调等各种现代问题，迫使人类必须从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转向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更新传统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才能使科技系统承担起引领可持续发展的重任。这又需要科技研究人员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自主型的学习方式，建立能进行大协调化研究的文理工交叉的知识结构。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持系统，需要运用大协调学组织全社会协作努力，政治家要把问题处理到可研究的程度，基础学科要把问题研究到可计算的程度，应用学科要把问题研究到可解决的程度，共同为实干家们提供可操作的科技系统。各行业各门学科都要把自己的努力同人类生存与环境整体协调衔接起来，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共同扛起我们的天。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大协调学；科技成果评价标准；自主型学习；共同责任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全面更新科技成果评价标准，引导各门学科各种技术的研究为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有效地共同努力。犹如文学评论可以引导文学健康发展，学术评论和科技成果评价也是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进步所必需。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行业、任何国家或地区健康有效的发展都需要批评，都该理智地欢迎和接受批评。不是喜欢被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是为了进步必须注意查找和及时改正自己的毛病。没有批评是可怕的，犹如舞蹈演员必须在四面环绕镜面的练功房反复修改排练，才能最终排练出经得起全方位挑剔的舞蹈，才能上台正式表演。那四周的镜面和导演，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修炼美的基础。离开了这种自觉自愿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很难拿出优秀作品。学术评论和科技成果评价也如此，所以值得认真探讨。本文结合我的大协调学研究成果及体会，研讨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科技成果评价标准更新，期望对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部门都有用。
一、可持续发展是衡量一切科技成果水平的根本标准
大协调学（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是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大协调学的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事情和许多发展目标，从局部和短期来看，是在努力实现协调，但若把时空尺度一拉大，就会发现其实是在制造不协调。许多人们以为很急的事或极力追求的目标，若从大时空尺度上的协调要求来看，却是不必急办的，而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却往往隐藏在人们的盲目点之中，一俟显露已经到了难以解决的程度。小时空尺度上的真善美，用大时空尺度衡量就不尽然，有些甚至是相反的。即所谓小善大不善，小美大不美。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或者侧重追求大善大美，进而使大善大美与小善小美统一起来。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一开始就能统筹兼顾大善小善，大美小美。但是，绝不能牺牲或忽略大善而成全小善，否则，这种小善客观上就会成为灾难之源或罪恶之根。因此，大时空尺度的协调才是本质的协调，有了这种本质的协调，才能实现普遍而持久的协调。符合每一个人利益或愿望的事情，不一定符合整体的长久利益；只有符合整体利益才符合每一个人的长久利益。所以，顾全大局、注重整体可持续发展效益，才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大协调学主张要从世界看每一粒沙子。对人类的科技及其成果价值也应该从可持续发展整体要求衡量。
每种生物都有同其生存活动相应的智能，生物没有必要超出自己的智能去活动，生物不能也没必要发育出超过其生存活动需要的智能。生物的能力和其胆量也是相称的，如果一只麻雀有雄鹰的胆量，那么，对它来说可能就是灾难。然而，现代人类不仅活动超出了其智慧的调适能力，胆量也超出了其能力。这也是人类制造了毁灭自己的许多极不协调问题的原因之一。人类这种两腿行走、没长翅膀的动物，却能发射一个东西到月球，已经远远超出其生物能力了。但是人类却至今无法避免和防范其自己造成的环境污染，这种自我毁灭的自杀行为若不能预防，人类就是生物圈中最愚蠢的物种。
实践证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也是第一破坏力。铁犁的发明和牛马的驯化役使，不仅是农业经济的主动力，也是植被大片被侵食破坏的直接原因。蒸汽机、内燃机、各种电器的发明不仅是工业经济的基础，也是大规模开采各种矿物、煤炭、石油等的主动力和直接需求，也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气候恶化的主要原因。建立在这种科技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必然是各种全球不协调问题交织构成的现代人类困境。能否统筹解决和预防各种全球不协调问题，决定人类的生死存亡。人类必须能调控自己对自然界的影响力，才能理智地使自然系统有益于人类可持续生存。走出现代人类困境要求我们必须确定：能否有利于提高人类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衡量人类全部科技水平的根本标准。
这也是衡量人类社会协作成败和社会科学水平的根本标准。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单个人的力量都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不认识人的社会就不能认识人。要把制造各种不协调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改造成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改造人类的社会协作机制。
以前，评价科技成果价值的国际标准基本是两条：一是发现了新的客观规律；二是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的有效办法。基础研究成果要有新的规律性的认识，能帮助人们扩大或加深对事物规律的认识；应用研究成果要有可操作性，要能用于解决问题。基础研究要追求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阐述新发现的客观规律并得到国际相关学界公认，应用研究要追求为社会经济产生算得出的较大效益。对国家和科研单位来说，基础研究要能挣得国际声誉，相当公鸡要打鸣；应用研究要能产生效益，相当母鸡要下蛋。既不能打鸣也不能下蛋，就是阉鸡、肉鸡了，就是白养活了。国际科技奖也都是评选10年以前发表的成果，因为新发现的客观规律要有足够多的验证，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办法更需要经受较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国内科技界特别是一些落后省市的社科界普遍缺乏这种价值追求。许多人写的论文和论著，既不能解决人们的认识问题，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只是空对空地泛泛而谈，甚至东拼西凑、抄袭剽窃。不是看不到问题，有些人每天都生活在问题堆里却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关键是缺乏为社会解决问题的责任心。阻碍社会协作效益的问题常年积累没人研究解决，也是一些省区投资成效低、三大资源（科技、资源、劳力）外流严重、发展不够快的原因之一。国内许多省市评选科技奖不仅允许近两年发表的成果参评，甚至只允许近两年发表的成果参评，而且掺杂着许多非学术因素。这也是促使学术浮躁和弄虚作假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在社科界更严重。
社会科学必须研究解决社会问题并有成效，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如果全国社科队伍每人能研究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就会十分巨大。有些小问题，比如怎么发奖金才能调动普遍而持久的积极性？怎样消除单位的内耗，提高整体效能？怎样搞好年终总结和筛选优秀者的工作？怎样提高正能量、避免恶性竞争？只要认真研究都不难解决[1]。
现在，大协调学的研究认为，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考核评价一切科技成果的价值就应该发展为6条标准了：1、发现了新的客观规律；2、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新的办法；3、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4、有利于为人类争取美好未来；5、能提高人类经济社会同生态环境自然系统整合协调的宏观效益；6、有良好的可持续的微观收益 [2]。文理工各门学科，都要以这个系统化的原则标准制订本学科具体的科技成果价值评价标准，引导本学科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总要求获得健康发展。我们必须协同努力，建立起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的科技系统，为可持续全效益发展提供支持。
有些大课题，应该尽快编入社科规划给予大力资助扶持，例如党章总纲要求“党必须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就应该建立未来学、规划学、大协调学等文理交叉的学科组成的支持系统，为党领导社会经济协作和可持续发展服务，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技支持。这也是落实中央十八大四中全会，实行决策终身负责制的紧迫需要。解决这类实际问题的科研成果，就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就会受到各行业实际工作同志的欢迎和好评；社科成果就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成就。如果都能这样以问题为导向进行研究，以解决问题为追求的目标，根据时代新要求发展调整学科结构、扶持新学科，完善人才结构，那么，全国社科队伍就会成为庞大的社会生产力。以此引导、推动、鼓励、规划社会科学，才能使社会科学迈入健康有效地发展轨道。
二、科技创新程度和全面成效的评判
科技创新程度的划分：第一层是传统教材或课本上没有的。这是创新的起码标志，如果论述的都是课本上已有的内容，就无所谓创新了。第二层是传统意识容纳不了的创新或者说是突破传统意识束缚的创新，例如哥白尼、达尔文等的科研成就，传统意识及其统治阶级就容纳不了。第三层是传统思维方式理解不了的创新或者说是突破传统思维方式的创新，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人们建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第四层是传统的教育方式和课本培育不了的创新，例如科技史的三大里程碑，瓦特、爱迪生、比尔·盖茨，都只能走自学创新的路。第五层是传统的科学基金或扶持资助体制都不支持、不给扶助的创新，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第六层是适应时代需要开辟了不可替代的系统化的专门研究领域，并以原创性的不可替代的系统化成果创立了新学科。第七层是传统社会的利益秩序极力压制的创新，或者说是在新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创新，例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进行的推翻旧制度、旧秩序的革命斗争及其理论探索。
创新程度越高的新学科越不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甚至很难被传统势力所容忍，这可以说是一条创新的规律。遵循这条规律，有见识、有超前意识和思维能力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就应该拿出超人的胆识扶持和利用新学科，才能得到通常没有的较大收益。创新和扶持创新都要有敢冒风险和力排众议的精神。
全面成效也是评判科技创新水平的重要标准。比如，某项农业技术革新或某项新的农业政策，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却降低了农产品质量、破坏了土壤结构，就不该被评为优秀科技成果或社科成果。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都是文理工交叉的综合性问题，单一学科的问题只是在实验室或书本上才有的问题。但是，由于国内迄今的教育是文理分家的体制，毕业生都是严重偏科的知识结构，要么是文科的知识结构，要么是理工科的知识结构。即使个别人学了理工科又学了文科，但是在他的脑袋里文理工仍然不能交叉，即使真心要全面研究清楚某个问题，把所涉及到的文理工各学科的专家都请来讨论决策，如果没有文理工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的专家帮助衔接沟通，各路专家只会争吵得不欢而散，或者碍于情面、权势不敢多言、不敢说真话。这就需要大力发展文理工交叉的学科，引领文理工交叉协作，同时要按照上述可持续发展要求的6条标准，统一衡量评价文理工各门学科的科研成果价值，促使文理工有效协作。
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研究建立同生态环境全面协调的科技系统，为社会经济运作提供基础支持。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科技支持系统必须是文理工交叉有效运作的整体化系统，但是我们目前的文理分家的科技和教育管理体制，限制了文理工交叉研究，甚至阻碍引入文理工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如：未来学、生态经济学、技术经济学、大协调学等。文理工交叉的新学科在文理分家的旧体制中生存，就像让母鸡孵鸭蛋那么困难，那么不情愿。这种状况必须要认真研究改善：一方面有些陈旧的专业每年的毕业生几乎全都不能专业对口就业，另一方面，随着时代背景变化应运而生、可持续发展急需的新学科却难以引入高校招考培育符合市场需要的学生。出现这种反差的根本原因是滞后的专业设置的既得利益者们积聚了传统势力，制造了多种障碍。
中国目前的文理分家的管理体制，是上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产物。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已经改成文理融合的管理体制了，欧美等发达国家都是文理工综合的科技管理体制，所以他们科技研究效率很高、形成知识产权及专利的成效很高、转化为生产力的效率也就很高，特别是文理工交叉的综合研究项目成效很大。中国却迟至今日不能改回来，主要是文科单位的管理者们官本位意识太强，不愿同理工科研究单位合并统一管理，怕因此失去官职或降低官位。文科的科研和教学单位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服务的意识也最弱，多是搞一些可有可无、空对空的无需承担责任的所谓研究，自我欣赏、自娱自乐。他们不注重发现规律，也不注重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没有可持续发展的责任感，没有时代意识，却喜欢自我标榜、自我吹嘘，自己设立一些奖项并搞关系评奖，也能忙得不亦乐乎。浮躁的人多，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少。例如，全国各种马列研究所中通读马列原著的人极少，而且马列主义本身是文理交叉的理论系统。没有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研究不好马列主义，不积极学习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也难以丰富马列主义。更严重的是某些马列研究和教学单位的院所长，不能自觉地用马列主义要求自己的言行，自己不信仰不坚持马列，只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混饭吃的专业，不仅写一些空对空的文章，还变着手法曲解或阉割马列主义，随意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甚至卷入“六·四”动乱受到应有的惩处。如此状况，怎能承担得起马列主义的时代责任？再例如，现代经济运作遇到的问题如能源、土壤毒化、转基因作物、气候、生态、污染等等，大都是综合性的问题，必须要有文理工交叉的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才可能研究解决。但是国内经济学界普遍缺乏这种文理工交叉的知识结构，研究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也普遍不够，比如国内能应用高等数学的经济学家极少，不少经济学论文甚至把高等数学的基本概念弄错了[3]，而在发达国家高等数学不及格就不能报读经济学研究生。他们由于片面的文科知识结构和狭窄的知识视野，提供的建议往往误导政策或发展规划。必须对这些问题组织进行全面的研讨，拿出有实效的系统化的解决办法，才能切实承担起科技系统应尽的责任。
三、自主型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成果的检验
据查阅，抗日战争期间，全中国的高校和研究院所都没有拿出全面分析战局和可操作的研究报告。只有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出了堪与诸葛亮《隆中对》媲美的《论持久战》，在全球大尺度上研究和谋划抗日战争的胜利。思维尺度不仅包括苏联，也包括美国；不仅包括联蒋抗日及统一战线，还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国内外各种有利于抗日的力量及因素。这其中有哪些原因？不仅因为只有在抗日战场的实践中才能充分研究各种问题之间的关联，不仅因为毛泽东的心胸宽广、度量大，还因为毛泽东是自主型的学习方式，为着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努力学习相关的各种知识，建立了足够全面而有效的知识结构和开阔的视野及思维方式，使他能站得高看得远。如果毛泽东发表的《论持久战》也受到了大学的某些教授的赞成，他放下延安的事业到北京或南京的高校请求破格入校读博士，能够如愿吗？不可能。既容不下，也没必要。《论持久战》是抗日战场这个很开阔的课堂上的教材，毛泽东只能是在这个开阔课堂中自主学习的博士生，并在实际锻炼中成为指挥千军万马的博导。人才学和组织人事部门更应该重视这种实力人才，要把这种实效学力也当作学历，才有利于国家建设和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研究这段历史我受到启发，提出了自主型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是根据自己要解决的问题，努力收集学习一切对研究这个问题有用的著作、论文、课本、资料（包括实地调查）、经验、教训，等等，建立对认识和解决问题足够有效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研究问题，以研究问题的需要带动学习，以积累有用的知识推动研究解决问题。循环渐进，不断拓宽知识视野和提高研究能力，把务实解决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胜利。今天，可持续发展要求改造或更新一切不适应的旧课程、专业设置，也需要各学科各行业进行自主型的学习，建立新的知识结构、新课程、新学科及新的专业结构设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学习成效和研究成果价值的唯一标准。检验毛泽东等革命前辈们自主型学习成效的考场，就是推翻三座大山的各种战场。检验为可持续发展努力的自主型学习成效和务实研究成果的价值，也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成效为标准，也要注重更广大的实效和评价。
四、追求社会协作可持续成效
我对科研成果首先注重要有用，其次才是发表成果的期刊等级、奖励、补贴等。我认为，科研人员在社会协作中必须提供对提高社会协作成效有用的科研成果，如同农民要以生产足够多的质量合格的粮食为目标、工人要以生产足够多的质量合格的产品为目标、管理干部要以其管理的单位达到应有的综合目标为管理目标，科研人员也要以研究出能转化成生产力的科研成果为目标。在劳动换劳动、真心换真心的过程中，实现劳动社会协作，实现社会主义追求劳动协作成效最大化的原则。如果我们发表的科研成果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对提高社会协作效益无用，不仅空话连篇还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那么，就等于我们打着科研的旗号剥削劳动人民，骗吃骗喝。即使找关系用这种成果评获了奖励或职称等，也应该问心有愧。如果连这点羞耻心都欠缺，那也就没资格奢谈科研伦理或学术道德了。
有位科学学大师指导我：一门新学科的产生首先是时代需要展开这个不可替代的系统化的专门研究领域，要注重一个一个课题扎实地做好，就像一个个坚实的桥墩打入地壳，全部建成后再架上桥梁，铺上桥板就成了。我的体会是：务实的应用研究和创新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互动关联。基础理论研究为应用研究提供方向，应用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提炼的基础。否则，理论研究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应用研究就会迷失努力的方向，就会成为没有图纸的施工。
我运用大协调学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为各相关部门和各行业同可持续发展整体提供一系列研究报告或应用研究论文，例如：《人类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世界未来研究联合会第十届世界大会<北京，1988，10>；《未来与发展》1988年5-6期连载）；《中国走向21世纪的大协调策略》（未来与发展，1989，3-4.连载）；《从宏观效益决策城市各行业的适度发展》（福建论坛，1984，5.）；《从社会宏观效益探讨医疗系统的改革》（卫生经济杂志《卫生经济效益》专集（1984年12月）；《区域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地域研究与开发，1987，3.）；《用大协调学认识和解决物价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93，5.；人大资料中心《商业经济》1993年11期全文转载）；《战胜非典的科学协作和综合防治措施——来自大协调学的研究和建议》（未来与发展，2003，4﹒）；《建立淮河全流域大协调水利机制——运用大协调学统筹解决全流域防涝抗旱问题》（未来与发展，2005，2﹒）；《运用大协调学构建高效益的和谐社会》（未来与发展，2005，4．人大资料中心《社会主义论丛》2005年11期全文转载）；《运用大协调学理论完善我省发展规划》（咨政，2005年14期）；《运用大协调学编制省区整合型科技规划》（安徽科技，2005，9．）；《健全工作制度，提高整体效能》（研究报告，2006，6，9.时任省长王金山省长）；《健全工作机制，提高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整体效能》（咨政，2006年第20期；省人大副主任朱维芳同志批用）；《建议完善环境监测指标和评价指标》（研究报告，2006，10，13.环保部周生贤部长批用）；《建议改革评选先进的方式，提高各方面工作效能》（研究报告，2006，12，31。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同志批用）；《实施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未来安徽可以成为华东首富》（《科学发展观与生态省建设》文集，2006年11月，省政协领导给予好评）；《在环保的前提下解决能源问题》（世界环境，2007，3.）；《大协调经济观与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经济，2007，6.）；《转变经济思维方式与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未来与发展，2007，8.）；《安徽可持续发展十大优势》（研究报告，《咨政》2007，10.省政协主席杨多良同志批用）；《运用大协调学统筹抗震救灾和相关研究》（自然杂志，2008，4.）；《健全效能建设长效机制，实现安徽可持续高效益发展》（省人大副主任朱维芳同志2009年12月27日批示和好评）；《运用大协调学编制可持续高效益的综合发展规划》（未来与发展，2009，12. 人大资料中心《国民经济管理》2010年第5期全文转载）；《走向大协调化生存方式》（未来与发展，2010年第7-8期头版连载）；《北京、安徽等可列为沿海省市——建议研究制订新的可持续高效益发展规划及策略》（研究报告，常务副省长詹夏来2013年12月17日批转省发改委参考）；《统筹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大协调策略》（战略学报，2014年4期）；《机关效能建设大协调化的研究及建议》（常务副省长詹夏来2015年1月28日批转省直工委参考）。
大量的应用研究成果，使我增长了务实思维能力，为我进行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提炼基础，使我能在各相关领域都发表了一些原创性的有长久价值的基础研究成果，例如：《环境问题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经济问题探索，1983，1.）；《现代人类的科技智慧面临整合性飞跃——兼论大协调学与大协调基础》（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92，1-2连载；人大资料中心《新兴学科》1992年1期全文转载）；《大协调学及其在自然保护与利用中的运用》（自然杂志，1992，7.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看到此文后，主动来信给予好评和鼓励）；Macro-coordination Economic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 Fall 1998, Volume 14, Number 3.）；走向全面协调的未来——大协调学对新世纪、新千年的展望，（未来与发展，2001，3.）；科学、学术、知识、文化之间的区别和关联——兼论大协调文化观，（未来与发展，2002，3. 人大资料中心《科技管理》2002年11期头版全文转载）；环境与发展宏观协调亟待展开的若干课题，（自然杂志，2003，1．）；未来研究学科群亟待大协调化整体升级——必须足够地懂得未来才能理智地走向未来，（未来与发展，2006，6．）；《拯救地球要求经济学全面更新——建立大协调经济模式及经济理论，走向美好未来》（未来与发展，2008，6.）；《完整的世界与人类大协调策略》（未来与发展，2011，6. 头版）；《社会主义正在有效地前进》（未来与发展，2012年第6、7、8期头版连载），都被各门相关学科的专家和领导干部好评，被参考、引用或转载。今年还将出版研写了16年的第四本书稿《大协调学原理与统筹运作》（70万字）；还有新书《走向大协调》正在研写，已有国际出版公司约稿。
2005年4月初，我从《新安晚报》上得知有些官员和经济专家想在安徽省境内的长江边上建核电站，决策层将在5月初讨论其提交的可行性论证报告。我感到此事关系安徽省可持续发展大局，不能任由其仅仅从局部收益出发损害全省长久的发展利益，必须运用大协调学从全省可持续发展大局出发，研写出全面分析的有充分科学依据的研究报告，为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决策提供必要的周全的参考。非常紧急，我必须赶在决策之前研写出来。否则，就是我没有主动力尽责任。安徽有个大协调学研究中心，就不能让安徽在这种大策略上吃亏！于是，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时常来不及吃饭，经常忙到半夜1点多钟才从办公楼下来，弄得值班干部都跟着受累。不仅劳累，还担心得罪上面的领导同志。非常紧张。那时，我感到我就是黄继光，我必须冲上去！我在这个位置上，又从事大协调学研究，我不尽责谁尽责？连续一个多月日夜兼程搞研究，终于在省领导决策之前写出了长篇研究报告《在我省建核电站的利弊分析——相关建议和反对意见的10个科学依据》（1.6万字），及时交给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及各位常委，时任省长王金山及时批示给省发改委认真参考。也得到了一些革命老前辈的支持。终于在正式会议上决定“十一五”期间安徽不建核电站。消除了发展规划的隐患。该研究报告被内刊摘要公开发表后[4]，也被一些省市是否建核电站决策时作为系统化的科学依据参考了。这篇研究报告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勤奋不等于敬业，敬业是自觉地努力承担本职业对社会的责任。比如，研究大协调学的人若对盲目建核电站这种大事置若罔闻，就不能算是敬业。
这种紧张拼搏，影响了我的健康，视力下降、白发突然增多。许多亲友都为我心痛，但是我觉得，为了决策的眼光明亮，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可持续健康生存，这种紧张拼搏和牺牲都值得！！从那时起，我就因视神经疲劳眼睛开始模糊，直至2007年发生左眼视网膜脱落被转到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治疗后逐渐康复。
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站严重泄露事故发生后，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内陆省市不准建核电站。建一座核电站一般需10年时间、需400亿元投资，江西省当时已经建了一半不得不拆除，损失了200亿元投资，也就是说，我的这篇研究报告至少为安徽省避免了200亿元的重大损失。山东省有位专家说，如果在山东省有这么重大的建议被省委省政府采纳，避免了决策失误，立即会奖励50万元，还会推荐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等。问我安徽省给了我什么？我说，只要被采纳了，只要为可持续发展尽心尽力了，我也就安心了。
国际科技界评价科研成果的前沿标准是：基础研究要能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应用研究要能为经济发展贡献算得出的10亿元以上的效益。据此，我建议各省组织的“突出贡献人才奖”，要给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和为本省发展贡献效益达10亿元以上者，开辟直接参评的通道。要改革给各单位分配推荐指标的方式，消除人为限制。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给每个人出彩的机会，给真正有突出贡献者参评的机会其实也就是给领导干部建立政绩的机会。如果达到国际前沿标准的人才都被压住了，评上的却是不伦不类的人、甚至可能是问题作品的作者、可能会被查处的违纪违规的腐败分子，那么，评奖就不会发挥正能量。要实行“宁缺毋滥”的原则，把初评结果在网上、电视、报纸、各单位张贴等各种形式，广泛征求意见后再确定，若有严重偏差立即纠正，以免正式颁奖后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令人欣慰的是民间给了我一些实在的奖励：安医附院眼科陈积中主任得知我为紧急赶写反对在安徽省内建核电站的研究报告，累伤了眼睛——左眼视网膜脱落，立即写信请他的学生、北京同仁医院眼科魏文斌主任亲自为我认真手术。魏主任的高超技术和同仁医院干部病房护士们的细心护理，使我的眼睛恢复了光明，现在常戴墨镜只是为了减少强光刺激，预防白内障，其实视力比同龄人都好。安徽中医学院附院老中医陈荣东先生，从门诊病历上看到我的名字和单位后，问我：“您就是写出反对在安徽省建核电站报告的赵营波吧？”得到确认后，他把手机号码写给了我，并说：“今后您来我院看病，先给我电话。不需要挂号和排队，直接找我就行。您的时间宝贵，从我这里给您省点时间搞科研，多出成果”。许多好同事都赞成我维护安徽生态环境的努力，尽可能帮助我，令我感动。合家福超市江红漫经理在我脚扭伤时多次派人给我送货上门，卫岗菜市场的一些菜贩如陈明亮等朋友对我也很照顾，总是选质量好的菜卖给我。有时我付了钱，却忘了拿菜，第二天再去时，他们还替我保管着。这些民间的关爱，使我感到很温暖。真正的成就是压不住的。为人民可持续生存拼搏的科技工作者，能够得到人民的真心关爱，实在是值得欣慰的事。心正才能出好学问。为人民负责的科技工作者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关爱。
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和奖励都是多方面的，都值得我们珍惜。
五、要把国际影响力作为科技成果奖励的重要标准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建造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这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非常重要。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达到国际科技前沿的起码要求，才容易汇入人类知识的长河，才能说有国际影响力。否则就是自吹自擂。国际著名出版公司注重向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了原创性论文的作者约稿，也是这个道理。必须要有足够高的国际科技地位，国家文化才能有足够高的国际影响力，国家综合实力才能足够强大。建议科技管理部门、各种科研单位尤其是各省市的社科院，尽快把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列为奖励对象。优先把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专家选为学术委员、评委、学术领头人、博导，各种科学基金、学科建设经费、编制等也应该向他们倾斜，让他们带研究生、带课题队伍，提高中国科研队伍整体水平。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现在立即引导、鼓励、扶持才可望10年后有所改观。
以上认识和建议都源自我创立大协调学的切身体会。创建一门新学科更需要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并国际相关学界的公认，领先水平和不可替代性都必须得到全世界的承认。我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刊物发表长篇论文《关于经济理论工作与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建议》，最早提出科技、教育、卫生、经济、生态、资源、环境、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课题。自1977年至今，在全国和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有关未来研究及环境与发展协调的210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创立了一门文理工交叉的新学科——大协调学，即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委员会主办的《百科知识》1986年第10期约稿发文《协调发展与大协调学》；《光明日报》1993年3月22日三版发文《大协调学及其开发前景》；《科技日报》1993年10月10日发文《寻求和谐的智慧——谈谈大协调学》；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未来研究会会刊“Futures Research Quarterly”(Summer 1987, Volume 3, Number 2.), 也发文“New Ideas and Forces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向全世界介绍了赵营波创立的这门新学科。研究科学学与科技管理的专家何钟秀教授和唐绍忠高工联名发表《赵营波创立的大协调学》一文[5]、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吴人坚和他的博士生李志青联名发表的《从新的经济学视野研究新的世界经济问题——读赵营波<拯救地球要求经济学全面更新>一文》[6]，在国内外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2年有三个国际科学组织从国际学术期刊上找到了我，应他们的邀请和建议，我为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2年6月，里约热内卢）提交了论文《运用大协调学顺利达成全球环境与发展合作协议》，受到关注和好评，被邀聘为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WIDER\ 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中国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科学报》1993年6月7日头版较详报道。我2002年又以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大协调学顾问名义，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全球高峰会议”（约翰内斯堡，2002，8.）提交的长篇论文《大协调学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联合国有关专家和官员传阅并存档，还专门来信给予好评和感谢。该文中文稿在《未来与发展》（北京）2002年5期头版发表后，也受到许多读者好评；人大书报资料中心《生态环境与保护》2003年1期头版全文转载，至今还被一些网站全文转载，被一些论文和论著引用。在全球可持续发展这种大课题中，有中国科学家的话语权，既是国家的荣誉，也是国家科技地位的表现。
根据在全国和国际发表的《大协调学》系列成果以及相关学界和领域的好评，1994年通过省科委组织的鉴定并推荐上报，经国家科委组织审评，“大协调学”被作为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正式登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研究成果公报》1994年11期公布，并授予证书。在此之后，这门文理工交叉的新学科——大协调学，得到了更多国内外未来学、环境科学、地理学、生态经济学、规划学、科学学、水利学、卫生学、系统工程、人口学等相关的各门学科专家们的好评。也得到国际科学组织更多承认，被作为文理交叉学科编入《未来研究世界名人录》、《中国现代地理科学人物辞典》、《社会科学学科大全》等辞书。
中国未来研究会的领导们和专家们，根据我是在未来研究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和国家级期刊发表论文最多的中国未来学家，2009年3月，把我评为30年来长期从事未来研究并做出卓越成就的未来学家，授予“未来奖章”和“中国未来研究会先进工作者”称号。2010年，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会经过认真的审议和讨论，从三位候选人中民主推荐我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候选人。上报中国科协牵头的“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授予我“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获奖名单在《光明日报》2010年12月7日第7版公布。
我认为一个严谨的学者必须注重学术生命，杜绝制造学术垃圾。我自从1987年开始在国际学术权威期刊发表论文以来，一直要求每篇论文都能达到国际前沿水平，让读者们有保存价值。有位西安交大的学生来信说，在街上买烤红薯，小贩从一本旧杂志撕纸给他包红薯，他看到上面是我文章的前半部分，很感兴趣，又花了2毛钱向小贩买了该本杂志刊我文章的后半部分。读完后，觉得还该给我写信拜师。这封信使我知道，我的文章至少值两毛钱。我有7000多封读者（其中有杰出科学家钱学森的主动来信）来信，电脑普及后，国内外每天有几十万个网站转载和好评我的文章。这些读者们一直鼓励着我，使我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写作质量。曾有网站要和我签订合同，只允许该站转载我发表的论文，每年分给我收益。思考再三，我坚决撤销了该合同。我认为，大协调学不是我的私人财产。它属于中国，属于人类，应该让它服务全人类。
人类必须学会同自己生存环境大协调化的智慧，才能摆脱人类给自己制造的现代困境。这就是大协调学的使命。人人讲协调，事事讲协调，才能实现大协调。各行业各门学科都需要学会运用大协调学，把自己的努力同人类生存与环境整体协调衔接起来，在可持续发展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共同扛起我们的天。
注释：
1、赵营波，社会生产力要求编制务实的社会科学发展规划，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1.
2、赵营波，未来研究学科群亟待大协调化整体升级——必须足够地懂得未来才能理智地走向未来，未来与发展，2006年第6期
3、赵营波，转变经济思维方式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未来与发展，2007，8.
4、赵营波，在我省建核电站的利弊分析，安徽科协，2005年第4期
5、何钟秀、唐绍忠，赵营波创立的大协调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1988，4.
6、李志青 吴人坚，从新的经济学视野研究新的世界经济问题——读赵营波《拯救地球要求经济学全面更新》一文，未来与发展，2008，12.
Shoulder up our Heaven
——updating th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Zhao Ying-bo
Abstract: Humanity faces a variety of modern problem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 climate disruption, economic disorders, we must change un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requires updat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traditional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order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ssume the heavy responsibility to lea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quir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searcher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a Polytechnic cross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coordinate research. In order to establish a sustainable support syste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requires the 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 to organize the whole society collaborative efforts.
Politicians need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to the extent that can be studied. Basic science should study the problem to the extent that can be calculated. Applied science should research the problem to the extent that can be solved. Working together to provide manipulating technology system for execultives. Then all sectors of the discipline should put their efforts with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of human survival and the overall environment. Playing our proper common role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cro-coordination Science;
evaluation criteria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study independently; Shared responsibility
（作者简介：赵营波，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研究员，主要从事大协调学——研究人类同自然与社会各环节大尺度交叉协调规律及其应用的科学，为可持续综合发展提供规划、科研、发明、技改、管理、决策、环保、预测等宏观协调的服务。自1977年至今在全国和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刊物发表了《人类大转折时期的科技革命》、《宏观调控与大协调学》、《环境容量与城市综合规划》等210篇论文，出版了《大协调学》、《协调发展与改革问题》等三本专著，正在修改第四本专著《大协调学原理与统筹运作》（70万字），已列入出版社计划。拥有国家专利一项。中国未来研究会常务理事、大协调学会筹委会主任、联合国“未来世界研究计划” （UNU\WIDER\Millennium Project Feasibility Study）大协调学顾问、南开大学21世纪青年研究会顾问、全国三家杂志编委、安徽省政府津贴专家、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大协调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内外每天有76，000多个网站介绍。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员，文学笔名“苍桑”，已发表《茶叶》、《人生之歌》、《焓的幸福》、《世间的惑与不惑》等诗歌散文百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