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美国的福斯特十分重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在福斯特看来，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无法回避与各种生态观的斗争；另一方面，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也正是在前者的基础上生成的。因此，福斯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例，既切实地考察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又充分地挖掘了蕴藏于这些著作中的深刻的生态思想。
一、四大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逻辑前提
为完成正面论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任务，福斯特首先注重马克思生态观的批判逻辑前提的确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建构必须至少完成五大理论逻辑的批判，而其中的第一点就是展开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土地论的解构。
马尔萨斯的理论集中表现在人口理论上。马尔萨斯认为，生产和食物供给只能按算术级增长，而人口则按照几何级的速度增加，因此食物总是不能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马尔萨斯提出只有解决穷人人口过剩，让穷人阶级切实地认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减少生育，才能解决最后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批判与结构。在他们看来，这一论调实质上不仅是一种粗暴和野蛮的学说，而且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谬论。福斯特表达了对马克思恩格斯观点的赞同，认为他们的批判即便是在今天仍然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悲观主义，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做出了集中的分析。恩格斯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本质之一就在于竭力反对农业家庭养殖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就在于竭力反对人类社会历史的任何进步。当然，马尔萨斯的悲观主义情绪已经被人类后来的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所否定。恩格斯反复论证了科学技术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科学技术具有能够使生产按几何级增加的积极作用，当然，“人们没有理由感到沮丧”[1]（P108）。
关于马尔萨斯学说的宗教自然观。恩格斯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存在和精神之间的关系上的调和主义错误，认定马尔萨斯使这两者逐步堕落并在经济学上获得了相应的表现。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深入地剖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作为新宗教神学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合谋的企图。恩格斯认为，实质上，私有制才是问题的根源，如果不能将人和土地合二为一，那么两者的对立将会永远存在。
关于马尔萨斯人口论对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剥削制度，马克思恩格斯也做出了批判。这一点，福斯特同样做出了高度的肯定。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认定所谓自然法则造成穷人境遇的判断是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赞同欧文的观点，认为人口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造物主准备不足，而是在于人类法则的谬误，倘若将之归结为因素，那么这就否定了这一制度的任何改造的可能。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创立的第二大逻辑前提就是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批判。因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过程正是对费尔巴哈直观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和扬弃的过程。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乃是为了完成自身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必备的理论准备。对费尔巴哈把存在和本质混同的谬论，马克思做出了深刻的批判。福斯特强调，这是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马克思一方面揭示了费尔巴哈不能容忍存在和本质矛盾的谬误；另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对自然的抽象概念不能发现现实异化的弊缺。福斯特引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原话，认为费尔巴哈忽视了鱼的存在被人所改变的事实。因此，消灭存在和本质不一致的根本方法也需要从实践中寻求。
福斯特认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把存在和本质混为一谈的批判为消除人与自然异化关系找到了出路，也为马克思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找到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这里，无论是人化自然，还是历史的自然，无论是人，还是历史与社会，都得到了真正的统一。福斯特强调，不可否认，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形成了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那就是：“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P55）福斯特由此总结认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侧重点绝不在于自然历史的推进，而在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可以肯定，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找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本体论。
福斯特认为，对鲁道夫·蒙特等人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构建的第三个逻辑前提。福斯特提出，马克思一贯认为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主张的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的概念，从来充满了非历史、非实践和神秘主义的观念。福斯特强调，人们必须认识到马克思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完善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福斯特提出，尽管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是卡尔·格律恩，但是，马克思最主要是通过对鲁道夫·蒙特的题为《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的论文的批判而完成这一任务的。马克思引用了鲁道夫·蒙特的关于现实与幸福的差距应当弭平的悲观主义的论述。福斯特强调，马克思之所以特别引述鲁道夫·蒙特的为什么人类还不积极消灭把人间人为分割为两个敌对部分的屏障，那是为了寻求从异化的必然王国走进非异化的自由王国。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已经发现鲁道夫·蒙特的理论错误在于忽视了社会历史的特殊性，而完全将社会历史等同于自然史，因而凭借“自由的自然”得出了自然力量就能克服自然异化的错误的结论。福斯特由此肯定鲁道夫·蒙特的理论就是一种哲学的神秘主义。而由这种神秘主义出发，在社会领域必然造成神秘的社会历史观。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明白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正确关系，不能把握人类劳动实践在连接人类史和自然史的作用，因而得出了人类仅仅是一个所谓对跳蚤等自然物的平等的简单粗陋的错误观念。正是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根本差别在于人类的社会性，这是由自然性之外做出的叠加。福斯特强调，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归根结底，在于批判鲁道夫等人对自然的神秘主义的唯灵论的错误观念。
对蒲鲁东“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构建的第四逻辑前提。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以《哲学的贫困》为武器集中而系统地批判了蒲鲁东以《经济矛盾体：或贫困的哲学》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并由此构建了自身系统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1]（P130）。蒲鲁东借用“普罗米修斯”一词，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展开了对人类历史及其活动的描述，但是蒲鲁东的这一手法不过是在简单重复编造神话的谎言。为了批判蒲鲁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通过世俗的方法肯定了人既是剧中人，又是剧作者的社会历史特点，认为社会的劳动实践的世俗正是构成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基础。福斯特强调，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批判蒲鲁东的拙劣的手法，认为运用幻想和神话，运用陈词滥调，来编造人类历史，在现实中已经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了。
正是在上述批判逻辑中，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奠定了坚实的实践论的基础。福斯特强调，当然，在另一方面，人们不能简单地把马克思对一些错误理论的批判本身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因为，在这些批判的破的逻辑中必然还包含着另一条生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立的逻辑。而在这其中，福斯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共产党宣言》为例着重阐述了他所理解的马克思的生态观。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思想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关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具有不约而同的一致性。同样地，福斯特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思想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做出了充分的挖掘和阐释。福斯特赞同人们对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的分析，也认定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包含着四个层面的内容。这既指工人和劳动对象以及劳动过程本身的异化与对立，而且包含工人与自身类的本质以及工人之间的异化关系。由此，福斯特肯定，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就在于以异化劳动为工具达到科学分析自然异化的目的。
关于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的密切关系，福斯特认为马克思做出了典范的剖析，正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劳动实践构成了自然产品进入社会领域的阶梯。马克思始终将自然视为人类的无机身体的延伸。因此，马克思十分关注依靠生产实践和劳动工具进行人与自然关系的调节。福斯特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强调了人与通过劳动实践而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识，因为按照这一观念，“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而发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3]（P73）。
因此，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总是不仅包含着劳动异化，而且内涵自然异化。福斯特具体分析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多维度性。他认为，既然人的劳动实践包含着否定的异化的概念，那么，异化一词的生态意义必然包含对改造自然积极成果的否定。福斯特说，马克思实质上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清晰地表达了这层意思。因为马克思认为，异化至少存在于自然和人的身体、精神以及他的本质的否定关系上。这些异化“都表现在他使自身和自然界跟另一个与他不同的人发生的关系上”[4]（P197）。
福斯特回顾了马克思异化概念对黑格尔思想的改造。在福斯特看来，黑格尔的异化概念已经被马克思实行了彻底的改造。这不仅是指马克思能够否定黑格尔的脑力劳动这一异化概念的片面性，而且是指马克思拓展了异化的实践的本质与意义。因此，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实现了对异化概念的根本性的改造。进言之，马克思拓展了异化概念的范围，认为异化既包含劳动实践自身的异化，也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在这里，马克思的自然异化概念由于具有充分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精神从而能够和绝对观念的黑格尔异化概念区分开来。
当然，马克思对自然异化概念的阐述和挖掘又不仅仅局限于此，福斯特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探讨。福斯特认为，以土地异化为例，马克思有过独到的见解。在马克思那里，土地异化不仅是指通过圈地运动得以实现的垄断地产以及垄断地产的掌控者对土地的统治，而且包含土地以及死的自然物对人的统治。福斯特强调，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肯定了前资本主义土地异化的存在，因为封建地产本身就是土地宰制农民的工具。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土地异化已经取得了日趋完善的形式。资产者在借助土地这一资本变本加厉地实现了对无产者的统治与剥削。福斯特引用马克思的话辛辣地讽刺道，在资本主义，土地异化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像人这一物种一样，土地已经被置于“买卖价值的水平”[4]（P85）。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也绝不否认自然万物存在着和土地相似的异化情形。因为，马克思从托马斯·闵采尔那里获得了灵感，他认定自然异化完全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人们创造了私有财产，而私有财产和金钱又完全控制人和自然。福斯特提出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已经揭示了金钱和私有财产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蔑视和贬低，因此，从这里可以看出，私有财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异化，因而也是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共同根源。在这里，人们感到自身价值的堕落，而金钱崇拜所导致的金钱价值的提升则成了一切价值的主宰与核心。
福斯特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揭示了私有财产和自然对立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肯定了这种制度必将使人类的基本生活要素遭受破坏，而这一点在资本主义早期的工人生活境遇中得到了印证。但是，马克思必须回答怎样克服自然异化的问题。福斯特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包含的内容作出了阐述。他认为，马克思已经为人们提供了联合生产的办法。在马克思那里，联合的自由体已经把私有制埋葬，而平等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人们完全可以避免土地的买卖，恢复起人与自然的温情脉脉的天然关系，在这个基础上，由于人们的自由劳动和自由享受，土地已经成为人们本身的真正的财产。
福斯特看到，马克思在理论上已经推导出只有联合的劳动形式才能为自然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提供解困的途径和有效的方法。人们在这里依靠所谓的农奴制度和特权形式，都不可能完成消除自然异化和劳动异化的现状。因此，联合的劳动也构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内容和逻辑终点。福斯特援引马克思的原话，认为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完美统一。因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4]（P118）福斯特强调，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的生态景观已经和资本主义死物、土地统治人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因此，完全可以肯定，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形成的生态观已经构成了对旧的生态观的超越，是对资本主义异化社会的征服。
三、《共产党宣言》的生态理论
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著作除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外，最为重要的则是《共产党宣言》。福斯特认为，《共产党宣言》包含破和立的两个层面的内容。其“破”的方面在于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蒲鲁东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批判；而其“立”的方面在于系统地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福斯特强调，虽然《共产党宣言》包含着后人诸多诟病的理论成分，但是作为其核心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生态观既包含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也包括这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之间的科学的联系。但是，福斯特强调若要正面阐释《共产党宣言》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就必须澄清人们对《共产党宣言》的种种误解。
福斯特绝不赞同有人所提出的《共产党宣言》是反生态的论断。他认为，激进的生态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是值得商榷的。譬如约翰·克拉克就误把马克思笔下的人视为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主体，这种主体完全忽视地球的“家”的意义，而把自然完全置于实现自我主体的对象、工具，甚至是不可一世的幽灵。因此，必须把自然看作是威胁力量，需要用征服的方式去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福斯特对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做出了解释。他强调，这些观点完全是站在后现代主义的立场上去反对现代主义。人们的理论不足恰恰体现在把后现代性，把环境保护主义的信条标上后现代主义的标签，然后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戴上现代主义的帽子再进行否定和批判。福斯特认为，这当然是一种错误的论点。人们决不能把整个马克思主义贴上极端主义的标签。因为，在这一点上，现代主义比自由主义更容易遭到人们的谴责。
福斯特反复说明，这些人不过是在重复使用把不是马克思的观点硬行强加给马克思然后再行批判的老办法。这种方法早在萨特那里就已经用过，这完全具有讽刺的意味。“没有什么比把马克思所要超越的其他激进的思想者，如蒲鲁东、布朗基、拉萨尔等的观点归之于他更为司空见惯的了。”[1]（P135）福斯特解释指出，固然马克思确实赞美过普罗米修斯，但是马克思本质上要赞美的是启蒙精神，而非蒲鲁东所认可的“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机械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完全是负面的形象，而非马克思所要赞赏的启蒙精神。福斯特以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对自然力的征服和对农村愚昧状态的改变为例对此做出了说明。他强调，马克思并不是停留在对资产阶级的简单的赞颂上，因为资产阶级还通过对自然力的征服带来了无产阶级的产生，并不最终通过经济危机预告了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生态环境的生成。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笔下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中的“愚昧”一词，其第一层面的含义是指如同古代雅典一样的，即指那些资本主义社会中丧失公民生活权利的公民。由于他们被剥夺了公共生活，因此，由于对待公共生活的狭隘立场由此产生了“愚昧”。其次，“愚昧”一词的第二层含义仅仅是指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分离。因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著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使得人们局限为城市动物和乡村动物，而农村人口更是被资产阶级排斥在世界文明之外。因此，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要回答城乡分离的弥合问题。为此，《共产党宣言》已经承认并揭示了城乡对立资产阶级文明异化发展的“本质表现之一”[1]（P137）。在资本主义中，无产者的空气、清洁和相应的物质生活手段逐步被剥夺，而农村里的农民则由于城乡对立逐步地与世界文明发展相互隔绝。福斯特由此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依靠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城乡对立的方法。
不仅如此，联系历史唯物主义生态观的构建，福斯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已经把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视为自然异化的重要表征。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将人口做平均分布的方法以实现城乡差别的消除，然后在工农业联合起来的条件下依照总计划进行有秩序地生产。福斯特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方法乃是为了解除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以达到人与自然重构合理的新陈代谢关系的目的。因此，可以总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论述的生态观并非是人类逆来顺受的自然观，他们坚决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自然异化。他们所主张的生态观是要建构人类与自然之间合理的新陈代谢关系的可持续模式，并且人们应当相信马克思的这一思想立场是一以贯之的。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力的征服”的内涵，福斯特也做出了辩驳和诠释。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确实一定程度地肯定了资产阶级对自然改造的成果，因为，谁都没有想到，“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自然观不过是对培根主义的部分认可和赞同，不过是对科学与文明连接起来的积极作用的描述和赞赏。在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马克思固然赞同培根的只有顺从自然才能征服自然的观念，但是，在运用科技文明批驳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谬误时，马克思并没有忽视资本主义社会反生态的本质的思考。《共产党宣言》贯穿始终的就是对资本主义反文明的片面性本质的探寻。
当然，福斯特也客观地承认，由于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共产党宣言》并没有将解决生态矛盾作为反对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来展开分析。在《共产党宣言》看来，生态矛盾并没有可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核心。但是，福斯特强调人们不应忽略《共产党宣言》的生态意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发展关系的构建视为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宣言》由此总结断言，一切生态问题均应归结为资本主义的特有的生产方式。在这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已经获得了超越资产者的文明的全部意义。福斯特特别指出，《共产党宣言》一方面努力避免陷入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生态蓝图，另一方面突出实践去解决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以便构建新陈代谢可持续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当然，《共产党宣言》的这些生态思想为此后《资本论》中提出的自然与社会之间的能量和物质的新陈代谢的理论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J.B.Foster.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M］.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M］.人民出版社，195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 卷）［M］.人民出版社，1979.
（作者单位：张立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郭祖炎.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