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 3月8日，延安举行了军民保卫陕甘宁边区和保卫延安的战斗动员大会，会上朱总司令讲话，慷慨激昂，号召边区全体军民以必胜的信心，战胜胡宗南反动派的进攻。群众义愤填膺，誓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当天，不久前成立的中央外事组的领导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王家坪召集从南京、重庆和北平撤回的外事干部开会，安排行军队列的撤离事宜。我们全队约四十人，由薛子正任队长，我任副队长，准备东渡黄河到晋绥军区。

周恩来同志还特别关心我们的准备情况，了解各种细节安排。关于每天的行军里程，有人主张六十华里即三十公里，我觉得这些从南京、上海、北平和美国等地撤回延安的同志多数没有走过山路，头两天只能安排五十华里的行程。恩来同志听了，觉得有道理，赞成此议，并嘱咐要一起走，注意三岔路口，不要走散了！

事后我听说，前一天从延安撤退的一批干部队伍，因带队的同志没有经验，上路不久碰到岔路，有人就走散了，只得请边区的乡村干部帮助四处寻找走散的同志归队。周恩来同志在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还那样关心我们这支临时的外事干部队伍，每当想起这些来总使我无限敬佩和感动。

薛子正同志是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长期在红军中担任领导工作，也有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曾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交通处处长，多次同国民党、美国方面进行谈判。北平解放后薛子正先后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和统战部副部长等职务。他博学多才，待人诚恳，周围的同志十分敬重他。

我们延安人虽说没有什么个人财产，但书总有几本的，搞外事的还有外文书、字典和打字机。但现在是撤退转移，要完全轻装，不能不做些舍弃。我们在王家坪的山坡上挖了几个土坑，按党中央坚壁清野的号召，把带不走的文件和书报都埋掉，不留给敌人片纸只字。我们把被子和几件衣服，打成背包背在背上或塞到马褡子里让牲口驮着，把钢笔、记事本、牙刷、小饭勺子插装在上衣的四个口袋里，把吃饭用的搪瓷缸子和洗脸毛巾拴在皮带上，针线别在帽檐里，就开步出发了。我舍不得丢掉收音机、英文打字机和字典，那也是工作必需的，就交给行李队带着。　 

3月9日，我们这个外事组队伍离开延安向东行进。王家坪的总务处给我们雇了几头毛驴。刚从美国回来的徐永瑛同志有两个孩子，才一两岁，他们被放在毛驴驮子两边的箩筐里驮走。个别上了年纪的同志或是体弱的女同志也安排了骑驴代步。老同志柯柏年虽然身体单薄些，但坚持走路。陈家康、章文晋、凌青、林展、王光美和我也决心一路步行到晋西北。我们尽量抄近路，在沟壑纵横、岗峦起伏的陕北黄土丘陵，沿着山坡小道向东北方向进发。有时，山路狭窄,只能容下一头驮东西的毛驴，幸好没有对面来的驮子，否则得找能够错牲口的口子。小道的外侧是深谷，毛驴偏偏喜欢顺着外沿走，看到它外侧的箩筐高悬在深谷之上，一歪一扭的，真让人心惊胆战。

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大转移。在指定的路线上，每隔二十里路即有机关事先派出的人员安排我们的食宿。陕北各地的老乡也十分亲热地接待我们，并慷慨地为我们提供毛驴和马夫。国民党军队就要打过来了，但群众没有慌乱，而是做了一切迎击敌人的准备。我们一行人饿了吃干粮和咸菜，晚上在老乡的窑洞里和衣而睡。在路上我们也遇到刚从重庆和南京办事处回到解放区的同志，他们还未来得及改穿制服就上了路，仍然穿着长衫，戴着呢帽，旁边有解放军战士带路，别有一番景致。在路边观看的老乡和孩子还以为他们是汉奸，因为在陕北出演的活报剧通常把汉奸打扮成这样。

在离开延安的第十天，即1947年3月19日，我们的队伍到达黄河西岸的绥德县碛口码头，乘坐约十二米长的大木船渡过波涛汹涌的黄河。那天一大早，刮起了狂风，黄沙漫天，太阳被沙尘遮挡，真是天昏地暗。傍晚，听说延安当天被胡宗南占领了。延安是我战斗和生活了十年的地方，是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它的名字同中国革命的进程相联。尽管短期放弃延安是中央早已预定的策略，它的陷落仍然使我黯然伤怀。好吧，这样倒可以使解放军和人民甩开膀子同敌军周旋，打歼灭战，消灭胡部的有生力量。我们中间没有人感到悲观，因为我们正在开赴中国命运决战的前方。这时，我们最挂心的是留在陕北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危。他们决心不离开陕北，同敌人周旋。听说他们在延安被占前几小时已主动转移。我们都坚信，依靠彭德怀这支兵力虽小但能打硬仗的野战军和陕北人民，不要多久我们一定会战胜敌人，收复延安。在上船前，我们热情地感谢和酬劳了从延安赶着牲口送我们撤退的几位马夫，其中有一位十四岁的少年。现在他就要回到被胡宗南占领的家乡了，我们怎能不为他担心呢。可是他很沉着坚定，有决心应对一切困难。

中央于3月29日的清涧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枣林沟会议”）决定。毛主席、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和军委工作，以刘少奇为书记、朱德为常委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察冀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我于4月中旬接到命令任朱总司令秘书，随他和刘少奇同志组成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从晋西北军区的兴县出发去晋察冀军区。我们告别了联防军司令部司令贺龙和外事组的同志马上上路。我们这一行人由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司令)率领，有康克清、徐冰(原名邢西萍，少奇同志秘书)、张晓梅(徐冰同志夫人)、潘开文(朱总司令的机要秘书)、何理良(俄文翻译)、米里尼科夫大夫(苏联内科医生)、朱总司令的卫士长齐明臣同志和我。因为刘少奇和朱德是中共中央五人书记处的书记，他们的行动和安全是要绝对万无一失的。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派成连的部队接力护送。总司令和少奇同志骑着马，边走边思索，考虑如何实施中央交代的任务。其他同志也配有牲口，驮着内装被子衣物的马褡子。我们有时坐在马褡子上，有时步行。

我们沿着山西北部山区向东行进，走过吕梁山、五台山、太行山这些高山峻岭，经过岢岚、五寨、宁武、崞县、五台，到达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城南庄，即晋察冀解放区的首府，前后共走了二十天。虽然兴县至阜平的直线距离才三百多公里，但国民党阎锡山的部队还把持着山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为了安全，我们选的路线绕来绕去，上山下坡，行程倍增。一天，我们走到贯穿山西省南北的同蒲铁路西侧一看，前面一片几十公里是辽阔的平地，同蒲路是我们去河北必须跨越的危险地带，当时它被阎锡山的部队重兵设防，如同日寇占领时那样建有封锁线。经领导决定，我们的队伍在岚县(今原平县)地区穿过同蒲路。军分区经过紧张周密的部署，派精锐部队把守一段铁路的南北两端，设了不许任何人进人的安全区。我们全队人马在凌晨4时以急行军的速度迅速越过铁路，并向前走了十公里才停下来休息。由于安排周到，全部人马安全通过封锁线。

我们走过的这一带真是中国最贫穷的地方。我本以为陕北是中国的首穷，但晋北有些地方比陕北还穷。我们过了铁路之后，到了崞县，有一天晚上，我们住在一个山上的小村子里过夜。老百姓都好奇地挤上前来看我们，问这问那。早春的山区还相当冷，冰雪还未融化，我们看到村民中有一个不怕生，看上去聪明伶俐的小姑娘，十岁左右。她只穿着半截土布单裤，披着一块破碎的羊皮，脚下是破旧的鞋片，脸、手和脚又脏又黑。她对我们说，她难活哩，希望我们带她走。我对她说，你能不能洗洗脸？等了一会儿，一个脸蛋干净漂亮的小姑娘在我们窗口外出现了。她长着一对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双颊红润，真是可爱。她想要跟我们说许多话，我们就到她家里坐了一会儿，了解到她的父亲是煤矿工人，是从内蒙那边到这里来落户的。我看到她家除了几个存粮食和腌菜的大缸和炕上两条发黑的被子外，什么都没有。因为战争，因为地主和煤厂老板的剥削，这些赤贫人民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我感慨万千，泫然欲涕。何理良手头没有什么可给她的，只找到了一块约三尺长的包衣服兼做枕头的白布给了她，她高兴地拿走了。第二天早上，她穿着那块布做成的褂子来看我们，说是她姐姐连夜给她缝好的。

最使我吃惊的是，当地一个年轻姑娘对我那红宝石色的赛璐珞牙刷把儿很感兴趣。我问她要这个干什么，她说，她想把它磨成耳坠子，戴上好看。哎呀！我真没有想到，这么贫困的生活条件也未能打消女孩儿的爱美之心！当我把牙刷把儿掰断给她的时候，她脸上泛出了特别喜悦的表情。

过五台山时，我们了解到农民有偷袭五台山名刹的行为，也看到农民在集市上卖小铜佛像。少奇同志立即作出指示应保护寺庙，让当地干部把五台山名刹的大佛用木料和布遮挡起来。

我们在去河北的路上，少奇同志利用晚上的时间召集当地的党政干部开会，调查研究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参加了会议。他在会后写报告给中央，有时写到深夜。何理良帮他誊清，好让当地的领导机关发电报给中央。到了晋察冀，这里的土地改革已经展开，每个村子都成立了贫农会，斗地主、分土地、挖浮财。但当时对划阶级成分等政策问题还不明确，发生了不少伤害上中农的情况，对地主、富农和工商业者也有过“左”行为，许多村子很不安宁。

我们在到达阜平县城南庄之前，已经看到一些土改的情况。有一次，康克清同志和我们正在吃饭，一个约六七岁的女孩子靠在门口，用期待的眼神望着我们，等待给她一点剩饭。警卫员要她走开，她不走。原来她是被斗地主的孩子，家里的大人跑光了，没有饭吃了，所以来要饭。康克清是农民的女儿，从景岗山长征过来的老革命，她相信小孩子没有罪，不应该因为成分而挨饿，当时就给了她米饭和菜。我看到康克清同志既是一位革命者，又是一位人道主义者。

我们随少奇同志和朱总司令到达河北阜平后住在城南庄。他们两位中央领导同志同聂荣臻司令员、肖克副司令员和罗瑞卿政委等军区的同志们进行了工作会议。会议结束后，少奇同志移住建平县(后改为平山县)的西柏坡村。6月间，急于要到冀中军分区解放战争前线去视察备战情况的朱德同志到河间、白洋淀等地，同军分区的孙毅等同志策划和组织保定以北的战役和青县、沧县战役，这两次战役在朱德的指导下，取得了打歼灭战的胜利和经验。

7月上旬，我随朱总司令移住西柏坡村。

为解决中国革命主要问题之一的土地问题，总结解放区土改的经验，以指导全中国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工作，中央决定于7月间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7月17日，土地会议开幕，会场是露天的，刘少奇和朱德在主席台上就座并讲话，与会者是来自晋察冀、山东、陕甘宁和晋绥等地区的负责人。我在参加全国会议和晋察冀土地工作会议后，随邓颖超同志到早已进行过土改的阜平县细沟村，参加土改复查和填平补齐的工作。1948年春，工作告一段落后，我被调回西柏坡待命，并在任弼时和冯文彬同志领导下研究如何开展全国的青年工作问题。

1946年到1949年这三年多，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期，是中国革命同反革命进行大决战并取得全面胜利的时期。每当我回忆这个时期的一幕幕历史，心里总是那样激动。我目睹了中国历史列车的伟大调度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此时的工作和生活。

从1946年7月国民党以五百万军队开始向各解放区大肆进攻之日起，到1948年秋仅两年多的时间里，人民解放军已经在东北和华北消灭了大量美式装备的蒋家军，其作战方式已从游击战升为正规战，并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胡宗南占领延安仅一年零一个月就被彭德怀指挥的解放军打得狼狈逃窜，损失惨重，退出延安和陕北。1948年4月21日，延安又回到人民手中。一直留在陕北同胡宗南大军周旋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镇定自若地指挥着全国各解放区战事，在陕北战役胜局已定之际，于1948年3月才东渡黄河。5月27日，毛主席来到西柏坡，同中央工委会合，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和筹备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等各方面工作。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从1946年7月起，五年内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此，要求各个战略区的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在东北、华北和长江以北地区歼灭国民党军的重兵集团。全党全军斗志高昂，根本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进入决战阶段。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原定五年彻底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解放战争，时间比预期大大缩短，三年多时间就胜利结束了。

1948年10月21日，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经过五十二天激战，歼敌四十七万，东北全境解放。同年11月6日，以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为总前委所指挥的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开始在以徐州为中心包括淮河和海州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了中国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淮海会战。国民党投入了八十万兵力，解放军投入六十万，到前线支援我军的民兵也达六十万人。1949年1月10日战役结束，我军全歼蒋介石嫡系精锐部队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军，生俘黄、杜。至此，国民党的主力精锐师团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直逼长江北岸。

1949年1月15日，天津守敌十三万人被歼，1月31日北平古城和平解放。此时，除太原、呼和浩特等少数城市被我军有意围而不攻外，华北全部解放。

1949年1月17日，即天津市解放后两天，我和章文晋奉中央命令离西柏坡乘车经石家庄进入天津市，任军管会外侨事务处处长和副处长。

（作者：黄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