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平山县东柏坡村，1949年到天津市工作，一次我返乡探亲时，恰遇北影厂的几位同志一起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在参观中央大院过程中，北影厂的一位同志突然向讲解员提问：“党中央、毛主席为什么从延安来到这里呢？”

讲解员被问的难为情，说：“我们也不知道”。我本想向他们说明这个问题，又觉不妥。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当晚到纪念馆跟齐学三同志说：“知道这件事的有两个人：安子文和廖承志。你们到北京去一趟，就能弄明白这个问题。”

我是怎么知道安、廖两同志最明白这个问题的呢？因为我当时任北冶区区委书记，还因为我曾担任过柏坡小区的区委执委、中心党支部青委和东黄泥区区委书记，对西柏坡一带情况比较熟悉，有幸亲身参加了当时中央工委定址西柏坡的一些会议。记得是1947年5月的一天，县委组织部芦东明部长通知我到县委，说有要事相谈。我到县委后，经芦东明部长介绍，我认识了安子文和廖承志同志，并得知他两位是中央工委来打前站的负责人。他们向我详细询问了柏坡小区和东黄泥各村的社情，民情及党组织情况，我都作了如实回答。我记得我在汇报中还提到个别村发现“国特”的问题。最后，安子文同志说：“中央已作了决定，为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来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我们认为你们这里最合适。你们这里党的基础好，群众基础也不错，地理条件也好，是晋察冀的乌克兰……”等，还说，“我们住在这里后，你们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两人。”刘少奇和朱德等同志住进西柏坡后，安、廖两同志还在东黄泥村的戏台上参加过一次县委、县政府召开的全县区委书记、区长联系会议，安子文同志也在这次会上讲了话，其中他讲的有三个问题至今给我的印象都很深，一是代表中央工委向前方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二是说平山县的工作搞得不错，不愧是晋察冀的模范县；三是说有的同志担心中央工委的安全问题，说这里有几个“国特”，一二名“国特”算什么，我们不用怕他们，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他们肯定会害怕咱们的。我们只要提高警惕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