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

北京师大女附中成立至今，一直是国人敬仰的著名女校，培养出不少杰出的巾帼英豪。1935年，在如火如荼的“一二·九”运动中，有三个当时在该校读书的年轻女孩献身革命，在斗争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她们先后入了党，走出校门奔赴延安，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成为后来我党历史上的知名人物。这三人就是彭德怀夫人浦安修、左权夫人刘志兰，还有曾是刘仁（原北京市委常务书记）夫人的杨慧洁。她们从少女时代即结为好友，一同走上革命道路。后来虽为了革命工作天各一方，但她们心中坚定的信仰使她们之间的姐妹深情维系一生，感人至深。

“一二·九”运动，使三枝红梅告别书斋，走上革命道路，结为终生挚友

1935年，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都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都读高三。浦安修和杨慧洁在乙班，刘志兰在甲班。当时浦安修的生母和父亲已分居，但母亲手里依然有些“老底儿”，再加上大姐已工作，所以家境还算殷实。杨慧洁的父亲是大学教授，收入也较高。因此她们二人给人的印象都是“大家闺秀”，性格比较内向。而刘志兰的父亲已过世，靠出租家里的房屋和母亲为租房者洗衣做饭维持生计，家境较为困难。生活的艰辛把她磨练成一个激情外向、很有个性的姑娘。

1935年，根据《何梅协定》，要在12月9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筹备会，河北与察哈尔将被“独立”出去。在这样危急的国情下，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了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都被卷入这场洪流之中。从此，她们告别书斋，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1935年12月9日，星期一，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全校集会日。正当全体同学都在礼堂听校长讲话时，一支游行队伍冲进女附中的礼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同学们快去游行！”女附中的同学们一下子激动起来，向外冲去，想要参加游行。但校长却下令学生各回各班，关闭学校大门。结果大家没冲出去。当时冲在最前面的就有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三个女孩互相注意到了，她们相互注视点头微笑。从此，三人在各自的心中都对另外两人有了深刻的印象。

继声势浩大的“一二·九”游行示威后，中共北平地下党又领导了“一二·一六”大游行（1935年12月16日，原定‘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日）。因校方早有准备，紧锁大门，及至浦、刘、杨和同学们冲出去时已有些晚了，她们跟着北师大的队伍，在琉璃厂十字路口被二十九军拦截，大家分散冲过去，历尽艰辛，终于到达天桥主会场。这时，大会已结束，开始了大游行。她们听说大会召开时，北大学生黄敬站在电车上讲演，慷慨激昂地讲述了北平和华北的危机。到会的学生、民众热血沸腾，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一时间地动山摇。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听后，眼里都情不自禁噙满泪水，三人挽起手臂，融入游行大军中。她们在反动军警的殴打、围堵中不屈不挠，相互声援，最后胜利返校。

这次游行后，浦、刘、杨三人便成了密友。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师大女附中成立了学生会，勇敢泼辣的刘志兰被推举为负责人之一，经常外出活动，每次从校外回来，她都将外面的消息最先告诉好友浦安修和杨慧洁。后来，学生会主席杨锡钧被捕，刘志兰接任学生会主席一职。此后，浦、刘、杨三位好友均成为学生会的骨干。

紧接着，中共北平地下党领导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妇女救国会，在北师大女附中发展了一个小组，组长是刘志兰，与她联络的是北师大学生曹国志。浦安修、杨慧洁都参加了妇救会小组。

“一二·一六”大游行之后，北平学生、市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北师大女附中的进步学生响应市学联的号召，成立了纠察队，举行罢课示威，并多次到校外宣讲抗日道理。面对这种局势，蒋介石政府宣布提前放寒假，想瓦解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假期里，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号召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南下宣讲抗日。刘志兰、浦安修都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她们在冰天雪地里出发，一路受到军警的阻挠、殴打，她们坚持和大家一起走到了保定，最后被军警包围送回北平。

转眼到了1936年春节，在总结南下扩大宣传团工作的大会上，决定建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以便团结更多青年，将抗日救亡运动进行到底。浦、刘、杨立即响应，由妇救会员转为“民先”队员。

1936年的上半学期，北师大女附中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军警时常到学校进行搜查，有的同学被捕，但仍然有10多个同学继续坚持斗争，浦、刘、杨仍然是运动的骨干，刘志兰依然负责外联。

1936年3月，十七中被捕同学郭清死在狱中，这在爱国学生中引起极大愤慨。学联决定在3月31日举行追悼会，并动员其他学校参加。刘志兰在北师大女附中通知了此事，由于白色恐怖严重，北师大女附中只去了五六个人。浦安修、杨慧洁是当然的中坚分子。到会总人数约三四百人，大家一边控诉一边痛哭，群情激昂。有人提议抬棺游行，同学们立即响应，抬着一个空的白皮棺材没走多远，军警的队伍就冲了过来！当时就砍伤几十人，抓走好几人。

“三·三一”游行以后，形势更加严峻，公开活动难度很大。刘志兰、浦安修、杨慧洁和其他同学便趁此机会，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籍。每周，三人都和同学们在一起结合国内国际的局势进行讨论，她们情绪特别饱满，觉得找到了救国救民之路。

在这关键时刻，党派刘少奇来到华北。刘少奇充分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对促进全民抗日的重要性，也指出“三·三一”的游行犯了“左”倾冒险错误。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达到抗日救亡的目的！刘少奇的指示拨正了救亡运动的方向。浦安修、刘志兰、杨慧洁备受鼓舞。她们参加了学联领导的1936年6月13日的游行，抗议日军在天津秘密扩建军营及暗杀修建军营的中国工人。

1936年的暑假生活结束了，浦安修考上了北师大；杨慧洁考上了北大工学院；刘志兰因做“民先”外联，引起特务注意，上了“黑名单”，有关当局认为她会在学校“滋事生乱”，不允许她上大学。经“民先”研究决定，刘志兰当上专职“民先”干部。就这样，三姐妹暂时分开。北师大党的力量强，浦安修最先入了党。紧接着，她成为杨慧洁的入党介绍人。1936年11月，杨慧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刘志兰也在大学校园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12月12日，她们又参加了庆祝傅作义绥东抗日胜利（百灵庙大捷）大游行。杨慧洁还发动女同学做了几百副皮耳套送给抗日将士。她记得游行口号是：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六·一三”及“一二·一二”这两次游行都贯彻了刘少奇的指示精神。当时，学生队伍要见宋哲元，去了北大。一直等到晚上，宋哲元也没出来。同学们高唱《毕业歌》《五月的鲜花》《大刀进行曲》等歌等候。后来，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出来了，表态很好：“同学们辛苦了！你们的抗日爱国之心我代表弟兄们接受了！宋先生突然有事，我代表他给你们讲几句……”待同学们排着整齐的队伍出来时，满大街的报贩都在叫着：号外，号外——西安事变发生了！

三姐妹在延安重叙友谊，丈夫都是党内、军内著名人物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杨慧洁一家和北大工学院都搬到了西安，但她一直和刘志兰保持联系。刘志兰当时也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到河南洛阳一位亲戚家暂住。她从那里写信给杨慧洁，提出一同去延安。杨慧洁立即同意了。于是，刘志兰来到西安，两个女孩一齐找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因为我党当时还没有做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党内工作的指示，所以接待他们的同志劝她们回去，说：“你们还小，延安很艰苦，你们不能去……”两位倔强的姑娘连续往八路军办事处跑了四次，那里的同志还是不答应。最后她们说：“我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们坚决要求参加抗日！”这句话引起了重视，一位负责同志答应送她们去延安，并给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写了封介绍信，介绍她们到陕北公学去学习。

到陕北公学报到时，由于介绍信上写的是：“……此二人自称是共产党员……”（因为两人出北平时都没带党的关系），所以暂时没让她们参加党的组织活动。她们被编到六大队女生分队。当时六大队共有4个分队，只有1个女生分队，刘志兰任分队长。

延安的冬天很冷，杨慧洁两手都被冻烂了，不能动水，刘志兰每天帮她洗脸。为了保暖，两人钻一个被窝。刘志兰最先恢复了党的关系，被选入大队支部任支委，杨慧洁接替她当了分队长。当时的生活很紧张，但也充满了朝气。天一亮，陕北公学的学生就出操，白天学习，晚上讨论及总结汇报，没有一点闲暇时间。

在陕北公学学习了三个月便结业了。刘志兰和杨慧洁这两个来自大城市的洋学生浑身都长满了虱子。这时，杨慧洁的组织关系也接上了，上级派她去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刘志兰毕业后留在陕北公学，在分校当指导员，负责带新生。两个好姐妹就此分开。

1938年，有一个刘志兰认识的人被定为“托派”，被抓了起来，他把自己所认识的人都“咬”了出来，说是都参加了“托派”。刘志兰因此受到牵连，被调到中组部干部训练班学习，实际上是接受审查。

1938年4月，浦安修被组织派往延安，分配到中组部训练班工作，见到了刘志兰。杨慧洁听说后也急忙赶到中组部训练班。北平失陷后，三姐妹再次重逢，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每逢星期天，杨慧洁都到训练班去看望浦、刘二人。立志投身革命的三姐妹得以在延安重叙友谊。

刘志兰的所谓“托派”问题很快就审查清楚了。当时负责干部工作的是陈云，他在中央党校讲课时说：“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都要负责任，要爱护每一个党员。有一个青年人被‘托派’咬了一口，说她是‘托派’。经审查她不是。我们就和她谈，讲清楚：你没有问题，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刘志兰就此得到政治解放。三位好友为此庆祝了一番。

1938年11月，日军的飞机开始轰炸延安。当时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刚刚闭幕。全会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到敌后创建根据地。那时，杨慧洁和浦安修已分别结婚。浦安修跟随担任八路军副司令员的彭德怀去了太行山创建敌后根据地。

杨慧洁的爱人是刘仁，两人相识于中央党校。她当时是中央党校吸收的第一届青年知识分子学员，因是正式党员，便担任了班里的支部委员。刘仁当时是班主任兼支部书记，两人接触较多，产生了感情，19岁的杨慧洁与刘仁结为夫妻。当时党中央派彭真到晋察冀开辟工作，他点了刘仁。所以杨慧洁跟随彭真、刘仁一起奔赴晋察冀。

北师大女附中三枝红梅中最美的一枝是刘志兰，在前“两枝”结婚后不久，也结了婚——1939年2月，她随中央巡视团到晋东南巡视工作，被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相中。经朱德介绍，同年4月16日与左权结婚，并肩战斗在太行山上。

三姐妹结婚后，仍以工作为重。初到敌后，浦安修和刘志兰都做过一段妇女工作；杨慧洁则主要从事敌后宣传工作，曾担任过阜平县委宣传部长。最后结婚的刘志兰首先怀孕，于1940年5月在太行山为年已36岁的左权将军生下了宝贝女儿左太北。在女儿3个月时，刘志兰带着女儿长途跋涉回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继续学习。紧张的学习生活和敌后日军的频繁扫荡，让刘志兰没有机会带女儿去和丈夫见上一面。1942年5月25日，在日军对太行根据地的大“扫荡”中，左权牺牲于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村十字岭。丈夫的牺牲给刘志兰以很大的打击，年仅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着女儿，坚强地学习和工作。

刘志兰

1947年，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杨慧洁曾在张家口与从延安撤出的刘志兰相聚了几天。当时，刘志兰身边还带着女儿太北。经过数年革命风雨的洗礼，她们都年近30岁了。两人又都成了单身（左权牺牲，杨慧洁与刘仁因工作原因分手），回忆往昔，无限感慨，说不完的心里话让她俩通宵未眠。作为革命战士，她俩都锻炼得更坚强更成熟，而作为女人，她们何尝没有情感上的残缺和创痛！那一刻，她俩都想念着好友浦安修，盼望着革命胜利后的重逢。

全国解放后，三姐妹都在工作在北京，但忙碌的她们甚至没有过一次像样的聚会。再聚首时，她们都已历经“文革”的磨难，白发苍苍的她们相互做了人生的最后祝福……

解放后，浦安修先后在西北局、纺织工业部、轻工部工作，后来调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刘志兰在北京市委党校工作；杨慧洁先在华北局，后来调任北京国棉一厂厂长，再又到北京市委工业部工作。当时大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三人的工作都非常繁忙很少有休息日。杨慧洁的企业休星期二，与其他两位错开，三人想见面坐下来好好聊聊都不可能。虽说三人都在北京工作，但却没有过一次正式的聚会，只是在市里召开的会议上能碰面，彼此简单聊几句，知道对方又调到哪里工作了，工作上有没有什么曲折等。

刘志兰最先离开北京，到包钢设计院任党委书记。1958年，在北京市委工业部工作的杨慧洁在《红旗》杂志上看到刘志兰写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包钢的技术革命，写得很有水平，她为老战友能很快适应新的工作而高兴。

“文革”前，刘志兰又调离包钢到太原工作，杨慧洁也于1961年离开北京到了上海。自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浦安修虽然仍在北师大工作，但政治上却受到不公正待遇。刘志兰和杨慧洁对彭德怀、浦安修的境遇很是同情，但又无能为力。

“文革”开始后，三姐妹都被打倒，关了起来。1974年，杨慧洁被解放。在分配工作前，她想念老战友，听说刘志兰也被解放，在太原一家大医院当负责人，就到太原去看她。两人在太原见面后，百感交集。当时，杨慧洁的小儿子在黑龙江，想参军。刘志兰很热情地说：“让孩子转到山西来吧，我设法送他去部队！”刘志兰还让杨慧洁在她工作的医院好好检查一下身体，因为杨慧洁那一阵老是肚子痛，查了很多项目也没查出来，后来才知是胆结石。

1979年，杨慧洁调到天津任市委工交部长，刘志兰从太原到北京中央党校学习时，特意抽空到天津看她，在家里住了几天，两姐妹说了好多心里话。

自杨慧洁到天津工作后，离北京近了，尤其在80年代末期她已退居二线，仅承担顾问委员会的工作，时间相对多了，她就常到北京看望浦安修。当时浦安修住在国务院宿舍，主要工作是负责整理《彭德怀自述》一书。她见了杨慧洁总是问她经济形势怎么样，很关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情况。浦安修还将刚出版的《彭德怀自述》及彭德怀的照片送给杨慧洁，并对杨慧洁说，通过整理彭总留下的资料，越发感到彭总做人的伟大。高风亮节、肝胆照人是对彭总人格最好的评价。浦安修带着无限的怀念和深深的感情回忆起和彭德怀共同生活的时光，她说彭总平时对自己要求很严，但每逢她生病，彭总对她的照顾简直是细致入微，很难想象这位叱咤风云的“彭大将军”性格中还有如此温柔的一面。

在浦安修家里，杨慧洁经常看到许多老区来人和受彭德怀一案牵连的人找来，要求浦安修为他们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浦安修总是不顾年高体弱，热情接待，四处奔走。浦安修和彭德怀没有子女，晚年陪她一起生活的是孙子浦松（大姐的孙子）。1990年夏天，杨慧洁到北戴河休假，恰巧浦安修化疗后在北戴河休养，浦安修特意在北戴河自己的别墅外与老友杨慧洁留下平生最后一张状态看似健康的合影。

浦安修晚年患乳腺癌，后扩散到肺、骨，在北京医院治疗。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刘志兰和杨慧洁都赶到医院陪伴。刘志兰认为：以浦安修的身份和经历，可以把她想说的话向组织讲出来。当时浦安修已呼吸困难、全身疼痛，非常痛苦。刘、杨两人委婉地向她说明了这个意思。浦安修经过认真思考，说了两件事：一、她领导写彭德怀传时，有人把庐山会议写得太细，有感情色彩。小平同志指示“写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要影响安定团结”。希望写作班子能把小平同志的意见贯彻好。二、孙子浦松年纪尚小，希望组织给予关心和帮助。一个月后，浦安修就去世了，时间为1991年5月2日，终年73岁。她临终说的两件事，组织上都照办了。

浦安修去世后，刘志兰也被查出患上淋巴癌，经受了多次化疗的折磨。杨慧洁十分心痛，在刘志兰赴京治疗期间，她亲到北京探望；刘志兰回太原后，杨慧洁经常写信询问病情。为了不让好友担心，刘志兰给她回信时总是安慰她。

1991年10月12日，刘志兰的病情已很重了，她还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杨慧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慧洁，你好。信收到了，五六个月没有给你信……是我不想告诉你我的病情，怕你为我担忧。现在已有好转，告诉你详情也不至于干扰你的情绪了……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不觉我们都70多岁了。像我们和安修这样互相了解很深、感情很真挚、相濡以沫的老朋友，正如你说只有我们三人了，她又在很不情愿、渴望生活的心情下不得不走了……但数十年的生活过得太艰难，太压抑了，直到闭紧了眼睛。我觉得这是得癌症内部的主要原因。她的去世对我的影响很大，怅然若失很久，眼前常出现她的音容笑貌……安修已经去世了，只有我们两个老朋友相濡以沫互相多关心。可惜我们住得远，不能常见面……”字里行间充满了挚友姐妹间的深情厚谊。此信发出后几个月，癌症就夺去了刘志兰的生命。

被称为“北师大女附中三枝红梅”的三姐妹，都已走完了人生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