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在城市工作的白领，现在被称为“中产阶级”，这些人在城市生活中有点找不着北，有些人开始下乡去找北，有一个志愿者下乡，他在路上拍到的照片，还能看到当年“学大寨”的石碑。

　　最近可能有一件事情各位也许会关注，就是西南五省大旱，旱到连人畜饮水都发生困难。昨天有一则新闻说浙江有一个特快专列，紧急往云南送浙江的水，成本非常高，装上火车，送到那儿，再转汽车，再送到山里，这个成本会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大旱、旱灾其实几乎每年都有，但是受灾和成灾是两回事，比如北京几个月不下雨，受灾的面积多少多少，但是成不成灾呢?取决于你有没有水利设施，如果水能跟得上灌溉，尽管旱，但是不成灾，老百姓可以照样有收成，人畜饮水也不会有困难。而西南大旱之所以得从浙江用火车往那儿运水，说明一条，那儿的水利设施不起作用了，因此有多大的受害面积，可能就会相应的有多大的成灾面积。因此，西南五省的灾害之所以能够成灾，和当地的水利设施破坏有关。

　　这位朋友看到的还有这么一个石碑，现在有些地方水利建设真的差不多就剩下一块碑了。我们前几十年，大概是在水利建设高潮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形成了八万多套渠系配套的水利工程，其中有36000多座大中型水库是靠老百姓用铁撬、镢头，用小车、箩筐建起来的，目前大部分不太好用了，年久失修了。有些已经变成病险水库，用也不敢用了，一到雨季就得赶快放水，怕有危险。西南五省成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水利设施大部分不起作用了，现有的坑塘库坝，适用于农民和农村需要的小型的工程，过去上了很多，成千上万;现在大部分被卖了，或者给包了，也不太起作用了。

　　这个网友还拍到人在拉犁，前面三个妇女，后面一个男子，在用人耕种，这也是比较困难的现象。山村的教育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我们也很难说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他拍的这个小女孩，问她什么都不说话，最后问到她为什么不上学的时候，这个孩子就哭了，正是一个十岁左右的该读书的时候。他拍的这个学校的校舍，上学的孩子就是这样的条件，这是学校因为没有光，采光不够，所以老师在屋顶上开的天窗。这是学校的窗户，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老师上课，这是学校的黑板。老师说，失学的孩子很多，当然统计数据上是比较高的，几乎很少有失学的，客观上还是有的。

　　这个学校有五个年级，父母有一方死亡或者双亡的占的比重很高，168个学生有28个是有父母缺失的，大部分是在城里打工或者是在沿海地区打工的过程中间发生事故。打工是农民获取现金收入的比较重要的领域，但是我们很少有媒体、有学者关注农民外出打工的成本。168个孩子有28个父母因打工事故而死亡，这个比例相当高，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准确数字，但是打工者所要承担的代价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而这些却未必能够真的解决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他们的前途如何?这些死亡民工的孩子和他们的家人都不会想到应该由谁负责，都怨自己倒霉。出去打工，打工的成本很高，且不说要支付多少路费，打不到工，或者被黑工介骗，路上被偷被抢等等，所有这些事情还不说，光死亡这件事情就相当严重。

　　这些事实让人看了不那么高兴，和我们一般媒体所报道的东西差别较大，从教育角度来说，现在强调教育并校，很多小孩每天要翻山越岭走很多路，且不说不安全，这个事本身也比较困难。城里的孩子都是开着车接送，农村的孩子要自己爬山走路，我们去了很多地方，情况差不太多，大家看了这些情况应该有点对比。我说错位，客观上说是一个公共物品能否真正做到公共性。温家宝当年一上任的时候就讲，要公共财政阳光普照，现在讲公平正义，是一个比阳光还要更重要的需求。但是现在事实是差异比较大，学校的教育方面的差异更是非常显著，农村教育有所改善，但是恐怕改善的幅度和速度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这样说话比较客观、中性，不至于太尖锐、太刺激。

　　这个社会要发展，要追求公平正义，我觉得首先应该关注的是下一代，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们已经这样了，我们对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既没有很好的检讨，也没有很好的反思，在说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这代人会有一句很不负责任的话，“相信我们的后代比我们更聪明”，那意思就是，我们无论造下多少麻烦，都甩给他们去解决了。但是我们对后代其实有很多事情是不负责任的，特别是对农村的教育，我们确实有很大的问题需要探讨。

　　下面我开始介绍我要讨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是毛泽东说的，但是怎么教育。

　　教育的实质是什么?

　　我有一个不太入流的判断，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用了一百年，所追求的无外乎是一个产业资本形成、扩张到过剩的历史进程。由于我们这代人所经过的教育，使我们把很多问题都比较集中到某一个领域，比如我们把问题集中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领域，当然就划了很多不同阶段，有对有错，有是有非。如果我们竖看二十世纪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整体，我们追求的是一个工业化过程，或者是产业技术资本形成过程。终于到上个世纪末的时候我们完成了这个过程，并且我们实现了一个产业过剩。

　　国家有关部门从1999年所公布的数据就告诉大家，我们当年是600多种商品统计，现在是1000种商品统计，供大于求的占四分之三，供大于求就是过剩，没有市场，那么就是四分之三过剩。需求大于供给，仍然有市场前景的，有多少呢?一种也没有。所以我说生产过剩。当然在座的各位如果谁学过点政治经济学，谁都可以知道，生产过剩是什么现象呢?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固有的现象。我们从上个世纪末就进入了全面的生产过剩，就产生了一个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现象，那它可不可以靠资本主义自身解决呢?不可以，因此生产过剩就延续到现在，导致了新的一轮，那就是国内严重过剩了，怎么办呢?靠国外需求，今天我们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外需拉动，所以为什么美国感冒我们也得跟着咳嗽，我们也得不舒服呢?是因为这个固有矛盾解决不了，要靠他消费，你才能够有增长。所以客观的来说，外向型经济就意味着你自己的需求不足，要靠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客观的矛盾。

　　我的第二个判断，新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人完成的是金融资本从异化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相对过剩的历史进程，很快，中国人用了不到十年就进入了金融过剩的时代，因此我们说我们现在是在加入全球金融资本主导的全球化竞争。

　　西方以美国为首，用了大约半个世纪完成了金融资本异化于产业资本走向金融过剩，我们用了不到十年。西方人从进入产业资本形成到完成产业资本过剩，大约用了一两百年，我们用了不到一百年。中国的速度是比较快，这是值得中国人感到非常振奋的，但是振奋之余我们要有一些反思。

　　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先得说清楚，教育是符合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需求的产业——说产业大家觉得不太好听——服务于一定时期发展需求的领域。如果二十世纪是产业资本形成的时期，教育其实就是主要服务于产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相配合。如果我们21世纪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那教育其实就应该调整到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居主导地位的金融资本扩张。所以我说教育的错位或者教育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是在九十年代当教育改革的时候，我们当时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而那个年代改革的目标定位是定位在已经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阶段的美国教育体制，所以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不太适应当时国内的需求。九十年代的很多改革，比如说农村中的职业教育体系差不多消失了，全国各地原来有几千所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后来大部分都改名了，或者是改制了，或者是解体了，总之大部分都消失掉了。沿海不是老闹用工荒嘛，说花两千到三千也雇不到一个技术工人，是因为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把中等技术教育，就是职业学校、职专等等这些都改了。职专升大专、大专升学院、学院升大学，一级一级往上升，做职业技术培训的这部分基本上也就消失了，也不能叫消失，就是下滑了。

　　因此就出现了一个九十年代以美国教育为目标的赶超，但是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进入金融资本扩张阶段，所以那个以美国为目标的赶超，使得从过去没那么多大学，陡然长出几千个大学来，都是过去的中专甚至更一般的学校改的。改了以后，这些学校原来的底子比较薄，培养出来的学生虽然顶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名，但其实并没有没那么多大学的时候，大学本科教育的质量好。从过去一年只产生一两百个大学本科生，到现在一年产生六七百万，那时候一年是两百万左右，翻三倍多的速度太快。翻出来的一年向市场输出这么多大学本科毕业生，其中有三分之二不是原来大学本科，相当于专科甚至连专科都不够，但都顶着大学本科毕业生的名，这就麻烦了，市场容纳不了，所以每年就沉淀下来一百多万。

　　年年累积沉淀，就是大数了，于是乎在北京等很多地方有一个叫“蚁族”的说法。像中国人民大学或者清华、北大、北师大，在北京这四所占据前几位的重点大学，这些学生几乎没有一个是蚁族的，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多的都能正规就业，相当一部分出国了，一部分上研究生了，剩下其实走向市场去就业的，在重点高校就是排在前十位的重点高校里，到社会上去就业的不到三分之一，所以他的就业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在蚁族人群中找不到综合性重点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影子，这么说不太负责任，说的也不太好听，但是客观事实就是蚁族是一种非正规就业，大学本科毕业找不到和一般那些重点高校同等的就业的岗位和同等的工资收入，只能拿比这种重点高校毕业生低至少三分之二，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工资。这跟我们刚才说的差不多的，我们本来每年培养两百多万的大学生，现在培养六七百万，三分之二多，当然是好事，看数都是很大的发展、进步。但是就业呢?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收入是低于正规就业的，最低能低到比正规就业的人低三分之二，甚至几百块钱就干。前一段时间比较紧一点的时候，甚至有人说不给工资都干，只要能有个地方住，有碗饭吃，集体食堂能吃个饭就行，到这种地步。非正规就业、低收入的人不可能在大城市这种这么高的物价水平下生存，于是就演变成了“蚁族生存方式”。就是像蚂蚁一样群居在一起，才能有他们的生存，如果单独挑出来，跑哪儿去生存，可能至少应该算鸡族或者兔族之类的，虽然也是小动物，但是比较能单独跑出去了。但是总之这个不怪他们，也不是说怪城市的就业市场多么冷酷，而就是供求不对称，你培养出来了这么多，现在就业市场容不下，客观上造成的这个问题。

　　我们说看教育的错位，九十年代瞄准美国瞄准早了，因为美国是以金融为中心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85%，主要不靠生产。中国是一个主要靠生产、靠制造业来发展的国家，美国是一个靠钱，靠发行货币，并且在金融资本领域中获取收益的国家，所以它不必搞生产。你到美国去生产衣服、帽子、鞋子，或者搞彩电、冰箱、洗衣机，在美国都干不了，主要不是搞这个的，主要是搞钱的。搞钱所需要的教育、所需要的人才，和我们这些踩缝纫机的、用车床的、上工地的，和这样的经济结构是不同的。我们因为瞄准了美国，把它作为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去追，结果就是少数高校能追，但追的结果是差不多重点高校的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去了国外。此外，国内的就业市场不配套。国内的就业市场需要的主要还是符合制造业方面的需要的人，我们培养的美国型人才就只能出国，因此才有人把清华、北大叫做“留美预备班”，甚至有人说清华、北大的学生可以在美国开班会，因为都上美国了，这就等于我们是在为人家培养人才在努力。

　　这就带来一个很大的结构性的麻烦，你们知道刚才放的片子，为什么农村教育那么差?是因为我们把有限的教育投资，集中到了培养往外走的人才，这种重点高校动辄一拿就是多少多少亿用到了这儿。用到这儿又不是用于现在这种产业结构所需求的人才培养，用到这儿主要用于培养的是走出去、到外面去，到美国去就业或者深造的人才的培养。尽管你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比如某个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大学，现在在世界上的排名多多少少能排上了，好像中国人争了一点脸面，好像我们终于说教育不落后了。但是这个事情不好这么排，不好这么理解，一个国家的教育说白了其实要为这个国家现有的经济结构和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服务，如果你超前了，当然有超前的好处，讲的可能有点偏差，我应该先讲成绩。

　　超前了有一个好处，有赶超的前瞻性、引领性，反正有很多这好处那好处，我也一下说不全。但是，它会带来另外一个背景性的问题是你的资源就这么有限，你把它倾斜到那个制造超前的部分去，大量的基础教育，特别是占人口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就不足，这就是问题。因为你不能让农村所有的学校得到相同的公共财政阳光普照，就有刚才这位网友下乡所拍到的那些让他感到震撼的照片。说白了，这是一个教育在结构安排上，把目标定位得比较超前。因此，因定位超前而导致的内部结构错位。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朋友们让我来讲一讲教育改革错位，这个事第一条要看这个教育培养出的人才结构是否符合你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如果它超前了，当然有超前的好处，有引领作用、带动作用等等。但是如果它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内无法吻合现有的经济结构和现有人才需求，那这个教育机构就错位了。第一部分讲得稍微清楚一点，其实我们的教育至今只讲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我所在的学校多多少少因为有点传统，它改了，叫做“人民满意，世界一流”。如果人民不满意，你再世界一流也没有用。还有一些年轻人听了以后觉得有不同，是不同。前提是什么?前提是你首先承认世界一流、国际水平，那个东西有标准，标准是谁的?不是你的。谁定的标准?当然是人家定的。你如果要把你的教育体系按照人家的标准把它格式化，好比你买一个电脑，你重新格式化一遍，拿什么格式化呢?只能拿windows，只能拿微软，你不可能拿别的，拿别的你没法用。但是这套标准体系不是你的时候，当然不是根据你的社会、经济、人文等等，不是根据你的客观情况来制定标准。因为不是按照你的客观需求形成的标准、制定的标准，你要按照这个标准来的时候，请问“导向”上是不是值得讨论呢?我们现在大家都很苦恼，我前几天跟某个单位的人在交流，说你看我们一年进口这么多什么什么，占我们国内需求量的超过一半以上，我们靠进口，但是进口的价格可是人家说了算。每当我们要进口的时候，人家一下子价格就抬上去了，我吃一个大亏买进来。等我刚一买完，人家价格叭叭掉下来了。让我吃亏的方法很容易，制定这个标准、制定这个价格的权利在人家手里。如果我们说教育同时还是上层建筑呢?不仅是经济基础，同时教育还是上层建筑，因为教育是不同发展经验的经验归纳，别说科学技术是纯粹的，个别领域、个别技术可能纯粹，但是它一旦被集成，和某种生产方式结合的时候就不纯粹了。尤其是当它和某种利益集团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提出的所谓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就更具有复杂背景。

　　今天教育体系如果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所教给人们的那套知识谱系，本身因为那个标准的体系不在你那儿，因此这套知识谱系也客观上在发挥它的作用，这个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正反两方面都有。我们说事物是两面性的，辩证的看。它在经济结构上不符合我们现在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在上层建筑中恐怕也和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发展经验所应该提炼出的知识体系有相当的不同。因此，正规的知识教育结果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都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叫错位有点负面了。如果这个改革没导致差异减小，反而使差异扩大了，麻烦就比较多。下边我们看看我们的分析。

　　中华文明的底色

　　先说说中国的客观情况，当我们讲到中国自身的客观情况的时候得明白，中国地大物不博，人口众多，因此人均资源极其有限。我们都知道一个常识，中国只有世界上9%的耕地，如果你把我们那些不适宜耕地，本来应该退耕的地，比如干旱荒漠带、陡坡都退下来，我们实际上只有世界上7%的耕地。在我们的耕地中，整个我们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但是符合农业耕作需要的光、热、水、土四种自然资源匹配只占9.8%，也就是国土面积中只有一成是可以适合农耕的。麻烦在于适合农耕的地方也适合城市，也适合工业。所以，城市-农村，工业-农业抢这点有限的资源，就导致这个社会的矛盾一定是复杂的。我们先不说尖锐不尖锐，一定是复杂的。你们看现在老有农民告状，为啥呢?地被占了。有的比较低的，甚至不太合理的占领。因为这种不合理到处都在发生，所以现在有关部门统计，说差不多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耕地征占处于违规、违法，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因为这么少，整个水土光热匹配只占9.8%，大家都想要，矛盾就非常复杂。

　　中国为什么能够养活这么多人呢?这么点的资源，我们只有6%的水、7%的地，养活20%的人口，凭什么?很少有人理解中国这个社会结构怎么回事。为什么我讲结构差异?因为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或者国家战略或者是民生之基，它从根上就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我们干旱荒漠的土地跟西亚、北非处在同一纬度上，地球同一纬度意味着它自然资源的生存条件应该是接近的，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农业呢?是因为我们太平洋有季风，季风带来气候的不同，一年有四季，同时随季风又带来季节性降水，于是有的时候下雨，有的时候不下雨。于是乎中国的先民们，当我们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告别蒙昧进入技术文化的时候，我们说中国人在7000年前驯化了野生蚕，开始进入蚕桑农业。中国人在6400年前驯化了野生稻，开始进入了灌溉性质的稻作农业。因此，中国传统农业是什么?就是季风性气候带来的不同降水的差异，使得中国人一定要有水利，有水利才可以使天然来水，变成可归集利用的地表水。因此，我们六七千年前的先民，当他们告别蒙昧的时候进入的就是一个群体性的灌溉维持的农业文明。我一上来讲西南大旱，旱情严重，之所以变成成灾面积非常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忘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明是灌溉农业文明，我们只记住农业文明，没说灌溉，这就麻烦了。是农业文明不错，但是世界上农业文明的文明延续很多，我们不同在哪儿呢?我们在灌溉农业。

　　因此我们跟美国式的、欧洲式的农业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呢?欧美的先民，特别是欧洲，美国现在没有先民，先民大部分都被减(xiao)少(mie)了，剩下几十万被放在保留地里，基本上是欧洲人在那儿经营的一套，所以它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从哪儿来?从大西洋里边的岛来，这个岛周围都是水湿气，所以气侯温润，一到晚上气温一下降，就下点小雨，白天太阳一升上来，适合作物生长，这一带是气候温润、降雨丰沛，根本不需要搞灌溉。所以你到英伦岛上找点什么大水库、大灌溉渠系的找不到。所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老天爷照顾人家，把人家祖先放在那个岛上，人家不需要费劲巴力地挖渠，我们当时使石头工具的时候就开始挖渠，人家就不需要，所以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到了美洲也不需要，照样是这一片是小麦带、玉米带、棉花带，基本上不用，典型的是靠规模扩张，搞大农场来维持产量。所以，盎格鲁-萨克逊模式跟我们的炎黄文明的模式，历史根儿上不一样，你得靠灌溉，因为你是季风性气候来水，如果不归集天然来水，一停雨就完了。现在西南多山的地方，高原地区，本来就是盆地坝子农业，就得在山沟沟里弄个小水坝、弄个小水库、弄个坑塘，靠这些来维持，平时干季、旱季的时候基本的用水需要。这一段时间不搞它了，可不是该毁的毁了，该坏的坏了，那来了旱灾，大家就一筹莫展。

　　我们说中国西南地区是因为有青藏高原隆起，把青藏高原边缘的这些山带成了横断山脉，山高沟深，恰恰使得印度洋暖湿气流沿横断山脉北上，一直到秦岭以南，就有了盆地农业和坝子农业，而这些最为典型的就是李冰夫子修的都江堰，以处理天然来水，用于灌溉盆地农业。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的工程，它标志了中华民族传统灌溉农业的水平。而关中大家也知道过去有郑国渠，是郑国人帮秦国修的。

　　总之，我们得明白，中国古代的文明之所以是群体文化，大家聚落而居，是因为单家农户搞不成水渠。当我们现在把农民全打散了，让它单家独户，并且意识形态化，这时我们就很难解决如何归集天然来水的水利建设，当代的水利需求就变成祖国大地的胸膛到处打井，打井就超采地下水。像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平原，地下水已经严重超采80%以上。40%以上就算超采，40%以下的天然来水可通过渗漏，通过人工补水，让它能够保持平衡，超过40%保持平衡的能力就几乎不存在了，现在我们超采到80%，还在打，乃至于西北干旱地区也靠打井超采地下水，这种生存方式对人类来说完全是不顾子孙万代的生存方式。大家平时把孩子当宝贝一样，但是真正对他们将来最大的不利是什么?是资源环境的破坏，是不可恢复的。而这些当然也都进了GDP了，都表现为增长了。

　　所以我们客观地讲，中国本来应该是一个饥荒的国家、干旱的国家，因为祖先留下来了灌溉农业这个传统，使得我们养活的人口，在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极限人口能养活一个多亿，现在测算了很多次，有人说我们的极限承载能力是15亿，有人说14个亿，有人说18个亿，总之以我们现在的资源条件，利用好了我们承载人口的能力大约也就是十来个亿。如果我们进一步往下破坏，把现在的资源破坏，那我们再过二十年左右，我们现有的资源包括水资源、耕地资源能不能承载这么多的人口，这就很难说了。实际上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被破坏已经日益严重的使得我们的后代很难再这样下去了。

　　总之，本来我们应该是饥饿，但我们维持住的方式是以群体文化、社区聚居为社会基本条件，不是可以轻易强调某一个单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我们不可能这么强调，这么强调对我们这种群体文明来说是不相适宜的。这个群体文明形成了几千年，走到今天要被我们破坏掉的时候，允许有人站出来说一声不合适，我现在是属于战战兢兢地说一句不合适，希望年轻人多考虑，是不是一定要把我们这个文明彻底破坏掉，完全变成盎格鲁-萨克逊文明?历史上不是一回事儿，当代自庚子赔款以来大家以为是一回事了，又是以庚子赔款所形成的教育体系，使大家慢慢认同的。这个知识体系本身有一个标准，有一个内涵的问题。所以，这种教育的错位，第一个我说它是经济上不符合我们现在的经济基础的结构性需求;第二，在知识谱系上，它也不符合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历史遗传、历史积淀。现在的教育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调整的必要，因为它的差异确实越来越大了。越是追求世界一流、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越是有一个把知识体系的建构权、话语权和标准制度的制定权拱手相送，有这样的内涵在里面。

　　当我们反思教育的问题的时候应该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文明积淀，不是现在这个知识谱系所能理解、所能解释的，这个很麻烦。因为我们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追求工业化，你们看二战以后中国工业化加速，尽管我说了，刚才讲我们20世纪一百年完成了工业化过程，但同时因为资源有限，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追求这么多人生存，就一定会带来很大的环境破坏，还要追求工业化，于是乎排放一定是增加的。我们加入全球化之前，2002年之前我们的排放是全球第四位，加入全球化之后，我们的排放已经世界第一。客观的看中国现在的排放非常严重，其中更为为严重的是农业排放。我们为了用现代的条件来养活这么多人，我们大量的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大量的使用资本化的农业。其结果就是农业的排放成了全国面源污染排放最严重的行业。过去我们几千年农业都是吸碳的，因为农业种绿，大家都知道农作物生长是光合作用，在太阳光之下吸收二氧化碳，变成它的碳水化合物的化学过程，农业本来是吸碳的，现在变成了一个制造污染高排放的。而且跟大家说，我建议你们考虑，越是在北京这种大城市这种地方待，你们越得小心。因为现在的污染调查证明，发达地区、大城市郊区是农业污染最严重的地区，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刚才有介绍说我是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的委员，我们经常会评审这些研究项目，那些研究项目的结果给人的感觉是遗憾的。可惜我不能在这儿说数据，我只提醒各位，不要以为大城市好，大城市是严重污染的，不适宜人居的地方。大凡有点本事，或者说可以走的了的时候，那就能走就走吧。

　　我们的农业为什么搞成这样?完全按照西方模式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行?即使在工业化条件下，世界农业也分三大类：第一大类，现在大家脑子里想的，电视里画面出现的，大拖拉机一开，大农场一望无际，非常漂亮，这个画面不是中国，这种大农场世界上只有不超过十个国家才有，都是殖民地，而且都是来的外国人把本地人大部分减(xiao)少(mie)，把资源占领了，就形成了大规模农业的条件。比如说美国、俄国、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等等，基本都是外来殖民者占人口的绝对比重，一般都在80%以上。美国98%以上，巴西是85%以上，澳大利亚大概也是90%以上。总之，得是80%以上的外来人口占了资源才有大农场，大农场对应的就是公司化、产业化。因此，这种模式只在世界上不到十个国家能够客观上有条件。连早期的欧洲国家，他们都没有大农场。你到欧盟国家去看一看，欧盟15国只有小农场，而且不是专业化，欧盟15国的小农场的60%是市民在搞农业。市民搞农业就要求绿色，绿色运动在欧盟国家发起，因为欧盟至今仍然是小农场为主，这是第二类。

　　接下来第三类就是东亚。东亚在远东之远，远东这个概念是到印度那儿，近东就是地中海这边，中东就到了阿拉伯这边，远东到的印度。远东之远就是我们这边，当年西方人在殖民扩张的时候，我们这边是来的很少。所以，这一边原住民，像我们都是原住民，没有被减少，反而在不断的增加。所以，原住民为主的国家基本都是小农经济，在越南、中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所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何种主义，不论何种体制，不论何种政府，也不论何为领袖，都是小农经济。而这个世界上，东亚国家的土改，也是不论何种主义、何种政府、何种体制、何种领袖都是人均分地。连当年美军占领之下的日本，推行的土改也是按人平均分地。这些又和西方人讲的土改，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领导下开展的土改不一样。世界上凡属于按照西方人讲的德先生、赛先生领导之下的土改几乎都没有成功。到非洲、拉美、南亚去看看原被欧洲殖民者控制的这些国家，他们也要搞土改。有没有成功的呢?没有。即使有少数地区的部分成功的，现在也都找回去了。比如1954年，大家知道埃及纳赛尔搞了革命，建立了政权，赶走了殖民者。他上台以后开始给农民分地，他只给百分之二十几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地。后来换头了，萨达特上台，不承认了，原来分给农民的地也不承认，但是农民已经种上了，地主已经打跑了，搞了一场农民革命，20%多的农民分到了地，地主也就放弃了。现在说这些地方发现石油了，二代地主又回来了，要反攻倒算，说这个地不是你的。农民说我已经种了40年，纳赛尔时代就给了我了。说你拿地契来，说地契都烧了，都革命了，不承认，因为第二代领导人都已经否了。第二代领导人非常关键，第二代领导人把第一代领导人土改的革命否了，所以后来的二代地主就来反攻倒算了，现在发生相当严重的冲突。这些事当然大多数在现有知识谱系下的知识分子是不去调查研究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老跑这些发展中国家调查这些事。尼泊尔土改，中国人很少调查，我去调查了，去了三次。墨西哥的土地革命我去了三次，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我去了两次，印度的土地问题我去了四次，埃及土改因为比较远，不太好去就去了一次。大部分都是在做当地这些事是怎么回事，做的结果发现确实按照西方人给定的制度体系和知识谱系来推进土改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一个成的。而成的只有东亚，东亚又恰恰是早期亚洲文明所形成的文明的扩散，导致历史记忆的积淀，最终形成的是整个东亚的基本制度，土地制度这个制度模式是一样的，制度的内涵是一样的。东亚是另外一种，世界上单独的一种方式，这个方式所形成的对应的形式就是综合农协，或者叫农民综合性合作社这种形式，而不是大公司，不是产业化的。

　　现代教育的后果

　　当人们开始在到处讲普世价值的时候我倒也不反对，我只是想提一个问题，普世价值如果放在经济领域，认真讨论一下，至少在农业上还找不到，普世价值第一个层次是普遍性的经验，根据普遍性的经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这个普遍意义的理论就具普世价值，应该是这样一层层递进。归到经验层面上，到我们农业领域，我们找不到全世界可以普遍应用的统一的经验。其它领域我不知道，我不参加讨论。我只提醒一点基本材料，在农业领域中好像还不存在能够普遍适用的经验类别。至于理论得从经验来，经验上我们还找不到。

　　刚才说的问题就在这儿，既然我们刚才讲到的知识谱系比较强调世界一流、国际知名。但是你得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基本体制矛盾，十多年前我在写三农问题的时候讲制约中国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人口膨胀、资源短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你学不了，人家是人口少，资源好，不仅是这儿的资源好，人家还到世界上其他四个大陆，北美、南美、澳洲、非洲又弄了大块的资源。所以盎格鲁-撒克逊可以在那儿，他占的地方，并且把原住民减少了，他占80%以上才有这种模式落地的可能。你有本事把中国十几亿人多少多少亿送出去，也弄几个大陆，也把当地人有办法减少，当然我觉得中国人下不去手，你也这么干，就把那个模式搬过来了，所以第一个是资源决定你搬不过来。第二我们在这种条件下追求工业化，其结果一定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就不能拿一个体制下适用的，即使那套东西你搬来适用也未必适用农村。为啥?

　　举个例子，我多少年一直在研究，为什么现代化的治理在乡土社会引发大量矛盾，有人说是农民素质低，要加强他们的法制教育，要送法律下乡，是那么回事儿吗?是因为你不懂乡土知识，不懂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几千年靠什么维持?当我们给它加上一个庞大的现代管理的时候，我们想的很好。当年我的批评就是，你想给农民加上一个现代管理，但你这个现代管理农民未必需要。我们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为什么一段时间农民负担重，就是你又想用现代手段管他，又不想给这个高成本的现代管理手段付钱，农民本来就没钱，你让农民支付这个现代管理，这就麻烦了。当年，中央接受“三农”问题这个提法以后，我有一次在中央电视台连续做了五天的节目，每天晚上播半个小时，《经济半小时》那一个礼拜。我讲到一段，就讲到农民头上三把刀，上学、告状、医疗，这三个都是现代管理。现代教育变成农民头上沉重的负担。你想搞现代教育，行，你为什么不付钱?让没钱的农民支付现代教育，怎么支付得起?支付不起就有民办教师，又一刀切把民办教师都砍了，让那些辛辛苦苦拿着几块钱几十块钱干教育的人，也没有资格再办教育。而你的师资力量不够，培养的现代教育的学生也不愿意下乡，怎么办呢?就集村并乡，好几个村一个学校，让孩子们吃苦，这就是错位。凭什么自己在办公室里面拍拍脑袋就干出这些事，这些事哪个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为什么没有人下乡去看看农村到底需要什么?我们再进一步说，农村需要的很多是乡土知识，我们都知道十里不通风，因农业和自然结合的过于密切，根本离不开对自然界乡土知识的了解、归纳、应用，这些适用知识和适用技术，我们有多少人去做呢?

　　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条件下，实在是不能微笑了。我得提醒教育方面的主管领导，各个部门都在呼应中央强调的三农问题是我们部分工作的重中之重，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唯教育部门从不强调。甚至有的校长说，三农问题在中央是重中之重，在我这儿排到十位以后都排不上。当然有的大学生自己受不了，我们是农村的，我们要为了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做一点贡献，他们自己组成支农社团，获取乡土知识，提升知识的时候，他们的校领导说什么。在这些事情上，我笑不起来了，我得跟大家说，一方面农村的教育是一个抽水机，把可以成为人力资本的农村人力资源抽走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开展适应乡土知识和乡土需求的地方教育。我们也没有适应农民利用自然资源，开展本地化、多元生产的这种技术服务。这个体系没有，这不是严重的缺失嘛。我们在城乡二元结构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三农问题强调之前，国家把百分之九十几的教育资源给了城镇以上，而留给农村的大约只有7%。农村人口在那个时候，户籍人口仍然占70%。而大部分被拔走的，除了青壮年劳动力被城里的劳动力市场抽走了，教育把最好的人力资源抽走了，金融把农村中的余钱抽走了，房地产把农民最宝贵的安身立命的土地占有了。所以结构性的错位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在加剧，这就是现在的严重的问题。因此农村教育的结果是推行知识教育，导致人才流出，叫掐草尖，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所说的城市化，让农民进城，你们看看农民进城的情况，我们一直主张打败城乡二元结构，但打败城乡二元机构要从调整着手，不像有些激进的朋友说的只要怎么样就能怎么样，这是非常复杂的渐进的过程。我们说城乡统筹真好，你先把那些已经进了城来打工的农民，把他们统筹成财政覆盖的人口好不好。不可以，甚至连同大学毕业生，我刚才说的蚁族，也不在城市财政所覆盖的公共开支范围内，因为这些人没有户口，属于非正规就业，就是没有解决户口的就业。所以我们今天要求的无外乎就是请真正做到公共财政阳光普照。

　　还有个麻烦在哪儿?我们都知道，要想推进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财政得达到一定的水平。而我们这个改革，其实是危机条件下的改革，每当遇到危机，财政占GDP的比重都是下降的，出现一次危机就下一次，不危机就平的，有危机就掉下来，这个看的很清楚。很多知识分子朋友崇尚欧洲的福利社会主义，我们也曾经试图改我们的政治，改变成北欧的福利社会主义的政治。但是你们得注意，第一位瑞典，他的财政占GDP的比重61.7%，丹麦58%，芬兰54%，奥地利52%。北欧国家，挪威58%，财政占GDP的比重非常高，而且基本上是以富人纳税为主，才能够维持得住公共财政阳光普照。我们最低的年份，接近于10%那个线上，九十年代我们的激进改革发生的时候，我们的财政占比最低时只有11.3%，和61.2%的瑞典没法比，和58%的丹麦也没法比，和很多的欧洲国家都没法比，你们知道欧洲人说什么，说请中国多点社会主义。这个话，说的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我们属于我们这种类型的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跟他不一样。如果看问题的实质，财政占比太低，是不可能承担公共职能的。很多九十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时候下岗分流减员增效，还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什么都还没有，叫裸体下岗，不太好听，总之是扒光了推向社会，啥也没有。这种情况在九十年代发生的时候，其实是财政占比最低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不仅是养活不了国企职工，也养活不了官员，也养活不了军队，那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包括军队都在走私。到ZRJ当总理，坚决禁止军队办公司，不许军队走私。现在请大家注意，我们今天的民生新政，很多人骂，你们注意没注意，现在的财政占比不过21%，我们离北欧，还只是人家三分之一，离一般的西欧，我们是人家的二分之一还不到。所以客观得来说，我们要想达到这个，必须调整的首先是财政税收体制，但是财政税收体制现在是最难调。为什么?你想让富人纳税，就凭你们?你们是人大的吗?还是你们是政协的?人大、政协里面那么多雷人提案，有一个是提出让富人纳税的吗?真正的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财政上不去，富人不纳税，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70%的所得税是工薪阶层纳的。你们说这种制度是进步了呢?还是不进步了呢?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很多大话，就是不拿最关键的问题来说事呢?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迟迟不提出来?所以你们在网上搜一搜，哪个媒体说这件事，哪个知识分子说这件事，还是哪个委员说这件事。稍微让你们深入一些，问问为什么不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为什么不说?好了不解释了，再解释我犯错误了，我把犯错误的机会留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