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学生的心是被谁掏空的？

星  荃

摘要：“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结构原因，正是“个人价值至上”与国家资本主义对社会侵蚀的结合，是自以为全能的个人，面对畸形社会时，深深的无能。

北京大学一向被视为中国“最高学府”之一，北大学生也被视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继承者。而近期北大心理系徐凯文老师一篇“四成北大新生认为活着没意义”[1]的文章在网络空间飞速流传，把“空心病”这个形象的词汇带到大众眼前，道出了长期盘踞在中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幽灵：“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文中，徐批评中国的功利心态和应试教育让孩子一味追求成功，而没有得到“最好的陪伴和爱”，结果造就了 “价值观缺陷所致的心理障碍”。

徐的问题之所以引起广泛共鸣，正是因为它积弊已久。中国中产阶级群体的“心理咨询”消费热，大概在十年前显著兴起。抑郁症、焦虑症等等心理健康问题，也随着崔永元[2]等名人的“科普”而变得众人皆知。人们对精神健康的重视，也带来了蓬勃发展的市场和精神科医生、注册心理咨询师、网络情感达人、成功学专家等等正规或不正规的从业者。

当然，这次情况更加特殊。徐老师把国人心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北大学子放在火上烤，佐以科学心理学严谨的实证调研手法，用让人触目惊心的“40.4%”的数据说话——使得价值观缺陷造成的情绪困扰作为社会问题，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精致利己”的北大精英，与解构式的个人解脱

正如徐老师文中所提，他的忧思可与另一位北大教授钱理群老师的呐喊比照来看。2012年，钱教授指出[3]，如今的北大已经堕落，“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远去，青年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聪明、灵活、雄心勃勃，把自己的才智在追求个人成功方面发挥到最大。

钱理群教授。图片来自腾讯网。

徐凯文认为空心人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他没有说透的道理在于——空心人恐怕就是想成功而不得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在中国，要成为北大学生，就要在高考中“干掉上万人”。走进北大，你往往对自己有习惯性的成功期待。如果能继续在所在院系中成绩名列前茅，在社团中众星捧月，恋爱轰轰烈烈，最后又顺利拿到北美名校全奖 offer，或进入法、政、商等专业领域就业，你大概是不会表现出空心人症状的。

而如果偏偏自己的成绩不再突出，身边的天才同学就是不学习也考满分，或者你发现自己除了学习并无一技之长，在各种文艺明星学生前黯然失色，同学们毕业后的去向，已经由社会关系、家庭人脉铺好了路……总之，如果你已经习惯享受人群里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又无法继续，你很可能就会因严重的挫败感而感到抑郁。这可能正是徐凯文所说的，精英大学“空心人”有抑郁情绪却并不是典型抑郁症的根源。

北京大学。图片来自灼见。

上述现象在一篇北大学生“芈十四”写来回应徐老师的文章[4]中也得到印证。作者清楚地看到：对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社会阶级流动几近堵死，唯才是用的教育价值和通过学术水平换来的一点文化资本，在强大的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运作体制中，越发杯水车薪。“利己主义者们”很难再保持精致优雅的生活，要吃相难看，或许才能分一杯羹。

但是，芈十四看似通透论述却未能自圆其说——她说“已经参透，人生本无意义”，并认为任何一种所见的“意义系统”都是人们的建构。而在当下，上一辈的意义遭到了解构——我们“没有经历过立国的艰辛，没有像老一辈人那样有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共同记忆，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全部建构主要来源于政治课本和新闻联播，所以无法把个人价值溯源完全植根到宏大叙事里，” 于是我们的人生路上，前方永远是一片雾茫茫， 险象环生，如临深渊。

但芈又认为，这种意义缺失的恐慌，最终是会被克服的，不是以生命主动终结的形式，就是忍受不确定性继续生活，直到习惯了思想的漂泊，成就罗曼罗兰意义上的英雄主义——“看清了生活，然而继续爱它。” 显然，她选择了后者。

到这里，芈十四完成了自己所认同的意义证明过程，但却停止于此。

按照她的逻辑，这一选择也是某种建构，不是必然存在的。如果芈用同样的方式解构自己的意义系统，会发生什么呢？像她自己所说，她发现同龄人中，这样的一种“无意义的意义”很普遍，“啊，原来大家都一样。” 当一个社会中的精英青年，不少都被这样一种无意义感笼罩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并非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巧合，这样的论述也不是人群中随机生发出的零星火花——这是一个强大的意义系统，根植于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借助媒体、教育、家庭中流通的话语不断强化，并通过民间讨论不断地自我复制、升级，影响着青年。并且，吊诡的是，那些在芈看来与“自我价值”毫无关系的“政治课本、新闻联播话语”, 也在这个过程里，作为被否认的他者，起到了建构要素的作用。

三十年“空心病”的政经起源

那么，这套主导今日青年的系统从何而来？ 早在36年前，《中国青年报》就刊登过一篇署名“潘晓”的青年来信，“她”在另一个时空里，用不同风格的语言，几乎问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可没有一个答案使我满意。有许多人劝我何必苦思冥想，说，活着就是活着，许多人不明白它，不照样活得挺好吗？可我不行……我求助于书本……看书并没有使我从苦恼中得到解脱”

“……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刻，谁都是按照人的本能进行选择，没有一个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人都是自私的，不可能有什么忘我高尚的人。过去那些宣传，要么就是虚伪，要么就是大大夸大了事实本身……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黑格尔说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几乎成了我安抚、平复创伤的名言……”

“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图片来自网络。

这样一封“个人色彩”强烈的信，其实是上级授意的集体创作，也并非仅仅反映北大学子这个单一精英群体。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两位编辑马笑冬、马丽珍，在对当代青年进行思想状况调研时，分别发现了两个典型的例子： 出生于1955年的女青年黄晓菊(当时是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的女工);出生于1959年的男生潘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数学系本科二年级)。编辑把黄晓菊的经历与潘祎的观点糅合在一起，以男生的姓和女工的名，组成了“潘晓”。

80年代的中国，毛主义的激进政治偃旗息鼓，市场化改革逐渐深入， 在当时的气氛下，“潘晓”们怀疑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试图突出个人的优先位置，谈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貌似西方的、科学的、现代的价值观，直接冲击了雷锋式“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意识形态。这种迷茫中对“个人价值”的探索，针对的仍是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庭”的背景条件。

但潘晓们不会料到，到了90年代，国家从意志层面全面否定“前三十年”的社会组织形式，撤销以城市单位、农村人民公社为单元的社会组织、保障系统。2000年以后，无论是产业工人所处的单位，农民所在的村集体，还是青年学生所处的校园，过去那种所有制和社会组织形式——都纷纷转型或解体了。“大家庭”不再，只有个人孤零零地飘散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市场上，个人与资本，个人与国家直接对应，所有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除了小家庭，都烟消云散了。1980年“潘晓”大讨论的同时，北京大学在进行海淀区人大代表的普选，学生自我提名，竞选演讲如火如荼。而到今天，大学校园也不再是公共空间发育的场所，即便同一宿舍的人，也可以彼此非常陌生。

从这样的角度看，“空心病”得以形成的结构原因，正是“个人价值至上”与国家资本主义对社会侵蚀的结合，是自以为全能的个人，面对畸形社会时，深深的无能。

走出“空心病”，需要重拾创造力

三十年前，面对刚刚“告别革命”的中国社会，重新发现自我，反思集体形态下的权力压制，是需要勇气和诚实的。而三十年后，原子化的自我已经实现，权力并没有消失，而是改头换面，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公共组织形式的隐退，随著国家-资本的完备，以更隐蔽又无处不在的方式与自我对接，互相强化。

一方面，国家-资本的“国家”独占了这一时代的一切普遍价值，公民社会的一切努力，必须最终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资本”又敏感地抑制任何自发社会变革的努力，压缩公民社会的讨论空间与行动空间，对个人主义金权至上的风潮却大开方便之门。

在国家-资本笼罩下，一个人如果不想自己是自私自利的，她就只能是爱国的;结果当她意识到国的异己性时，她只能归于虚无;为了在这虚无中得到一点慰藉，她只能宣称这天地间的一切心灵都如她自己一般虚无，只为一己之私而生存——这便是看似虚空、实则默认“社会达尔文主义”建构的机制。

显然，建基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当代心理学，能诊断“空心病”的存在，却无法提出社会性的方案，有限的个人调适，最终无法应对变化的严峻现实环境。一切既有的物质追求、一切既有的关系，都越发索然无味，中国人也许已经到了重新思考“人”的基本定义的时刻。尤其是中国的青年人：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在这样一套特定的意义系统里生活下去，如果在我们的政治图景里，还有“可能更好”的价值要素，值得我们去建构、实践，那么接下来的路，要如何走？

想有所改变的第一个困难是：在今日中国的学校课堂、网络讨论、电影屏幕上，我们看到的都只有同一套“召唤”，个人与国家、个人与资本的关系，已经绝大程度上被消费关系所定义。当我们的情感唤起，只限于异性恋浪漫爱、爱国主义、和居高临下的怜悯时，我们如何去建构一个指向多元、自由、平等的空间，并确保这个新空间不是旧制度的复制？

双十一千亿交易额。图片来自新浪。

这一切的症结，也许都在于我们如何去开创一条有所突破又有实在可行性的“道路”。既然身边的一切都是被定义，被建构的，那何不自己重新建构意义？而既然“我”可以是自己意义的立法者，那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取代“我”，成为意义与生活的建构者，而不仅仅是既有经验道路的消费者和复制者？

往往，我们不敢迈出第一步的恐惧，来自于不知道离开平日的“安全空间”后，未知中会有什么。因此，我们必须用广义的“知识劳动”，自己成为成新空间中文化、知识的创造者。立足于自己的劳动创造，所面对的就不是完全未知的虚空。也只有人们走出各自的原子领地，在新的共同体里创造不一样思想的要素，才能看到建构新意义的可能。如果说中国年轻的精英一代有什么历史责任的话，那便是是从国家-资本手里夺回社会组织与意义感，改造文化，让它不再是对既有社会意识形态的重复。而最终，生活的诗意，将体现在被实践的未来，而不在已解构的过去。

本文原载于开端文化，由作者授权转载，原题为《中国青年“空心病”，心理学的路为何越走越窄？》。星荃，心理学学士，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一个幽灵”写作小组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

[1]: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949462582/106757

[2]: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6/0919/c40606-28722630.html

[3]:http://news.sina.com.cn/c/2012-05-03/040724359951.shtml

[4]:https://zhuanlan.zhihu.com/p/23855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