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合作化道路解决三农问题更符合科学发展观　　

俗语说“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意思是一件事情怎么办，你会见到千奇百怪的建议和方法。确实，就杀猪来说，一头猪有无数个部位，哪里都可以下刀。在说不清楚猪的构造的时候，从哪里下刀都能找到理由。真的从屁股下刀也不是找不到理由的：首先，屁股离头远，不容易被猪咬着；其次，屁股上有个尾巴，一手抓尾巴一手下刀顺手；第三，我曾经从头上下刀直接碰上骨头，根本没戳进去；第四，好像见过谁这样杀过，第五……　　

关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你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大师们一个个口吐白沫，说得头头是道：　　

土地私有化，公司加农户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第一，私有化和市场化是方向；其次，第一步改革已经实现了家庭经营，而且土地已经在流转。顺手给农民以土地处置权就解决了市场化问题，做起来很容易；第三，我们以前搞过合作化和集体经济，已经证明这个方法没解决吃饱问题，没解决农民富裕问题；第四，美国就是土地私有化，而且以来规模经营搞农业，效果很好；第五，……　　

而一一否定这些说法也不容易，因为你总不能认为他们讲的不是理由。简单地再提一个建议也没什么意思，无非是多一种杀法。　　

最主要的是，三农问题是个世界难题，世界上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并不多。三农问题包括：农业生产效率要上去（劳动生产率和单产），农村生活方式要现代化（教育卫生、保险、劳保），农民生活要富裕（与城镇居民比差距不大）。三农问题是困扰绝大部分国家的大问题。苏联模式显然没解决好，虽然苏联不存在农村、农民问题，但农业一直上不去。其他后期国家就不用说了，包括新兴市场国家的偏远农村现在还往往活跃着造反农民。改革前中国的集体经济体制似乎也不完善，饿死过人，农民干活懒散等，最主要的是当时经济整体水平低，所谓三农问题不突出是自己相比，三农整体水平还是比较低。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大概有两类，一类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方法是土地私有化，公司加农户，巨额农业补贴；另一类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方法是土地私有化，农村合作化，政府特殊优惠政策。　　

贫道不再提关于下刀从哪里下的建议了，只分析一下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各种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如何抓住这个根源的。　　

贫道以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打算专门欺负农民，不希望农业搞好，农民富裕。但是为什么三农问题比城市问题、工业问题要麻烦呢？道理大致是这样的。　　

首先有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远远小于工业，技术进步提高农业产出能力的空间和幅度也远小于工业。工业一项技术应用能使产出增加几倍甚至十几倍，农业一项技术应用能提高百分之几十就谢天谢地了。同时，其他行业新技术发明速度往往快于农业，一个良种没七八年不行，一个工业技术发明可能只用一晚上。其次，农业的资源接近有限资源，不像工业，本来山上没用的石头，现在突然叫什么矿了。太阳照着人类几百万年了，现在突然能发电。就算耕地面积能增加点，但都有限。这两点是客观的，无法改变的事情。也可以说，这是科学规律。　　

于是问题就来了，而劳动生产率的大小是收入分配的起点。你本来一个人一年生产1吨粮食，我一年生产100双鞋，因此市场价格为一吨粮食换100双鞋。过了两年，你一年能生产1.2吨粮食了，可我因为技术进步已经能生产1000双鞋了。按原来价格，我的劳动收入一定趋向比你高，起码潜在条件高（老板不会都拿走，总在涨工资时考虑这一点）。同时，由于农业产出增长率低，也促使资本向非农产业流动。　　

但是市场本身有调节功能。方法是两个，一个是将迫使农民离开农业到劳动生产率提高潜力大的非农产业转移。转移后农民人均资源量增加，劳动效率会因此提高。另一个是农产品和工业品价格会呈剪刀型走势，前者上后者下，也就是所谓“剪刀差”。比如不再是1吨粮食换100双鞋，是1吨粮食换200双鞋。　　

但是，从总体来讲，市场的这些调节力量总是慢于，或者小于技术进步的能力。因为，首先，对工业来讲，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本身就意味着用工趋于减少，因此非农就业机会既随着需求多样化而增加，又随着技术进步在减少。人均耕地多，工业化起步早的国家余地大些，但人均耕地少，工业化起步晚的国家就麻烦了。同时，农产品价格受各种因素影响，总不可能同步跟着工业品走。于是，即使美国这样人均耕地资源非常多的国家也没能形成均衡。直至现在，美国农业劳动者年均获得政府补贴1亿美元左右，即使如此还大约为非农就业者收入的75%。如果不补贴，只达到非农就业的一半。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慢，资本就会是这样情况。首先会趋于流向非农产业，这对农民不利。其次，强大的城市资本回流农业的时候，单薄的小农经济体根本无法对抗，又侵蚀了农民的发展机会。　　

显然，由于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不同特点，造成市场经济根本无法调节出一个均衡发展的经济系统。换句话说，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处于一个正反馈系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一种不断拉大的状态。　　

三农问题中，农业问题最单纯，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农村问题又回到一个客观上了。首先，由于农民收入低于城市，农村积累资本小于城市，因此农民自己办教育，办医疗和社会保险的能力就差。城市资本进来赚钱不容易，而且也会侵占农民自己发展第三产业机会。其次，服务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服务业增长速度和占国民收入比例与人群聚集程度高度相关。人越密集服务业越发达，人越稀疏服务业越弱小。因为服务业有“社区”性质。虽然当年郑州亚细亚商店到处宣传“星期天到哪里去，郑州亚细亚”，但连开封人都很少跑去，更不要说南阳人了。农业需要劳动者越分散越好，服务业人口越集中越好，这就是矛盾。就算美国，偏僻农村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很多方面比城市照样有距离。于是，农村问题也是个正反馈系统惹出来的。　　

还有一点，由于农村财富积累速度慢，存在生产内容和产销时间同构问题严重，加上小农经济体单薄，对金融服务的要求就远比制造业问题大得多。　　

总结一下，之所以三农是个问题，就是因为农村生活条件，农民收入处在一个正反馈系统中，有一种必然使它们难以改善，与城市相比趋于恶化的“客观规律”。　　

现在我们讲究“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看待事情的时候要注意客观规律，找到猪的生命究竟是怎么维系的，那些地方是致命点，这样，解决方案就出来了。杀猪杀屁股显然不属于“科学发展观”范畴。　　

对解决一个处于正反馈状态的系统要怎么办呢？简单的很，就是制造一个负反馈条件，纠正负反馈造成的偏差。这一点贫道的祖师爷在差不多3000年前就说清楚了，老人家教导我们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　　

老子说的天之道，就是负反馈系统，人之道，就是正反馈系统。天之道让事物趋于平衡，人之道让世界趋于两极化（典型的是麦克风发出的声音形成再进入输入端，于是会出现越来越强大尖叫声）。由于两极化的正反馈系统结局都是崩溃，因此必须建立一个平衡机制。全世界比较成功解决三农问题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按“道者”的方法，建立了一套损有余以补不足的系统。但是，条件不一样，用的方法也不一样。　　

美国等早期工业化国家为什么采取私有化，集约化，公司加农户和巨额补贴方式，而同样成功的日韩台为什么采取私有化，合作化加政府扶持呢？这与土地资源条件有关。　　

有些国家人均耕地面积很大。比如2006年的人均耕地面积（注意，不是指耕地/劳动力），世界平均为3.26亩（用亩不用公顷直观些），美国为8.8亩，加拿大为21亩，澳大利亚为36.1亩，阿根廷为10.9亩。人均资源多，形成耕地/农业劳动力的资源量就很容易大。每个劳动力拥有资源量大，才能与工业的创造力有一比。如果人均耕地少，形成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农业资源的条件就困难，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就低，在全球市场中竞争力就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国到2006年达到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耕地分别为1133亩、1522、1029、3386亩。假如中国要达到美国劳均耕地水平，中国只需要172万农民，连家属不过400万左右，是现在农民人数的0.5%。如果达到加拿大、阿根廷就更不得了。　　

因此，中国要通过规模化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恐怕要先算算中国属于哪一类国家。否则自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也太大了——转移出99.5%的农民到非农就业可不是件说着玩的事情。别说达到美国劳均耕地水平，就算只达到美国的十分之一，也要转移95%的农民。美国的百分之一，转移一半农民。要是规模化程度只是美国的百分之一，采用美国模式发展农业中国农民就会富裕起来，就有竞争力？还有那1万美元补贴呢？因此，人均耕地小于7、8亩的，走欧美农业发展模式客观条件就不足。　　

当然，硬要走，杀猪杀屁股也是没办法的。典型如人均耕地只有1.2亩的菲律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走欧美道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量农民迅速离开土地走向城市（这些国家大部分早在上世纪末城市人口就超过60%），虽然到城里也难找到工作，无非是住在贫民窟里，形成另一个低收入群体，一样存在教育、卫生、福利问题。结果劳均耕地一样远低于欧美水平。（菲律宾7.8亩，泰国13.2亩，印尼8.2亩，超过30亩的基本没有），于是三农问题照旧，还增添了一个城市问题。　　

这还没分析早发工业国的优势呢。　　

有些国家人均耕地很多，但三农问题一样解决不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比如阿根廷。阿根廷的问题在于他们的耕地和牧场主要是殖民时期就存在的大农场主所有制，多数农民是农业的雇工。农业雇工因劳动生产率限制一定低于非农业雇工，生活也不好。更重要的是，大农场主根本不会去解决农民教育、卫生等问题。　　

绝大多数国家人均耕地小于7、8亩。有的多点，比如印度为2.2亩，泰国3.3亩，巴西4.7亩，墨西哥3.6亩。中国属于人均耕地面积小的国家，只有1.5亩。但还有更惨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分别为0.51亩、0.51亩、0.58亩。在这些国家中，除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外没有一个成功解决三农问题。这些国家的单产都很低（中国除外），大约是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左右，农民不仅贫穷，而且因农民问题造成的社会动荡也很严重（中国除外）。同时，农村教育卫生，生活方式与城市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人均土地面积小的国家，包括总人数很大的国家能否解决三农问题呢？有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例子。这些国家和地区各群体收入水平接近。台湾地区农业就业收入大约相当于非农就业收入的78%，比美国还高。日本、韩国也大致如此。农业发展水平也很高，精细农业做得有声有色。最主要的是，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保都做得很好。而且他们是人均耕地只有中国三分之一情况下达到的。　　

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土地集约化程度怎么样呢？也不高。日本为23.3亩，韩国为13.6亩，台湾为23.8亩。这个数字与巴西、墨西哥、泰国、印度很接近。当然比中国还是高，中国只有5.8亩。不过中国的5.8亩主要是老头老太太和妇女种的，人家现在主要还是青壮年劳动力。　　

中国耕地规模化程度没达到日本、韩国和台湾水平，这是否是中国三农问题严重的原因呢？应该不是，因为达到甚至超过这三个地方的国家多得很，但一样没解决三农问题。另一个情况是他们的集约化程度也是逐渐形成的，日本劳均耕地1970年只有7.5亩，1980年11.2亩。台湾也这样，韩国就更低。可就在他们人均耕地与中国现在接近的时候，三农问题就已经解决了。中国如果取消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适度土地流转，劳均耕地达到10亩左右是很自然的事。因此，中国在农业资源方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很相似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日、韩、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远远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耕地资源有限的国家呢？人均农业资源不是，土地私有制不是，显然就是农业和农村的组织形式了。　　

日本早在1945年就有了个农协法，而台湾这个时期受日本统治，农村也是农会组织。韩国学的也是日本。因此东北亚这三个地方的农业生产组织模式是接近的。　　

农会和农协是个什么组织呢？是合作组织，是所谓社团法人，不是企业法人。企业法人和社团法人都可以盈利，但企业法人的盈利是投资者可以分配的，社团法人的盈利只能叫盈余，因为社团不能分配它们。这些盈余只能用来为社团设立的目标服务，也就是农会会员和农协成员服务。农会或农协所有人都属于工作人员，拿工资，由会员大会决定任免。乡、县、省都有农会或农协，但乡以上组织没什么实权。这样的组织与中国以前的农村集体经济有点相似，但还是不同的。　　

农会做什么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农会可以组织独立与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吸收农民存款并为农民提供低息贷款。日本农协的信用社要求农协会员将闲置资金存人自己的信用组合，如存入商业银行则视为背叛行为。台湾韩国也是如此。而规定城市商业银行是不准进入农村经济的，相反，政府对农业的金融补贴通过这类信用社实现，而且政策规定城市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进行支持，支持的方式也是通过信用社。贫道前几天与一个台湾退休的银行工作人员一起吃饭，他当时就负责一个银行的这个业务，给贫道讲了很多故事。这种信用合作社不以营利为目的，旨在为农协全体成员服务；资金主要用于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因此不能算做一般商业银行，而是合作信用组织。　　

其次，农协要对农民的生产进行非常全面指导，包括生产技术的提高、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种植业结构调整等。还利用农协自身优势，进行农产品的开发，使组织起来的农民增加经济效益。同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基本是农会或农协组织或支持办的，很少有城市企业投资这些行业，因为原材料是农协控制的。　　

第三，农会是农产品销售的主要组织者。在这些地方没有农民个人把农产品放到摊位上自己卖的，销售基本是通过农会。销售农产品是农会最主要的工作之一。农会自己办农产品和食品超市，与批发商打交道。　　

第四，农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般都是农会组织采购的。由于农会无论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采购量都是单一农户的几百倍上千倍，因此一般都能从厂商直接订货。　　

第五，农会或农协负责了农村的福利事业。因为农会虽然不盈利，但是盈余很多，往往有非常雄厚的资金。他们设立农业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婚、丧、嫁、娶等各个方面的福利补助。日本农会还自己办医院，台湾农民甚至还有“退休制度”。　　

那么，这种农村经济、社会组织方式对解决三农问题起了什么作用呢？这就要从科学角度来看。　　

仔细观察一些，会发现日韩台就是按贫道祖师爷教导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就是个负反馈系统，损有余以补不足。他们的5个措施中有4个都是负反馈系统：　　

受国家保护和援助的合作信用机构对市场经济和城市大资本的侵害起到隔绝作用，使单薄的农户不再受高利贷盘剥。同时也有了一条农民自主控制的农业补贴渠道。　　

农会控制了农产品资源，使农民能够把农产品加工这个环节的增加值吃掉。一般来讲，农副产品加工行业实现的增加值是农业的2到3倍，这比扩大耕地还厉害，因为这除了使农民收入提高扩充了空间，而且农产品加工属于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潜在空间也大于农业。　　

第三，农会成为农产品的主要销售者，不仅减少了中间环节，增加了一块收入空间，而且由于垄断了资源，控制了农产品和食品的零售和批发，能够使农产品和食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人为干预了市场经济。日韩台的农副产品和食品远高于其他国家，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同时，由于农会产品都有品牌，增加了与城市资本和外国产品的对抗能力。　　

第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统一采购，直接在厂家订货，减少了中间商这个环节，使农民更多的到分配。同时，质量和供货周期都得到保障，不会有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假水泵、假技术问题。　　

这4个措施的功能都是对着农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弱化趋势来的，可以说，没有这三个负反馈体系在起作用，劳均耕地只相当于美国的1-2%的日韩台，农民人均收入能够达到与城市接近是不可能的。　　

怎么样，不错吧，其实这就是合作化道路。人均农业资源少的国家，这大概是唯一可能解决三农问题的道路。　　

日韩台的农业组织与我国当年集体经济有很多共同点。首先，这个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一点是合作组织和核心特点，其次，两者都可以发展为在各个环节上保障、扩大农民利益的体系。区别是前者是个体经济为单位，后者是以生产队的小集体为单位。　　

日韩台的农业组织与美国为代表的公司加农户有本质区别，后者不是合作组织，是一般市场关系。　　

改革以来，我们似乎坚信一点：人都是自私的，因此只有以资本为中心组织经济体才是唯一能合理的方法。因此包产到户发挥了农民积极性，取得了伟大成绩（贫道在以前的帖子里已经用数字说明，中国人吃饱是与70年前后一次粮食持续高增长和70年以后一次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有关，这两个曲线恰好在80年代初交汇在人均粮食提高到超过温饱线以上，因此大家感觉吃饱了。80年代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与自1979年开始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持续提高关系更大。因此这是个大误会）。要继续改革，就是土地市场化，公司加农户。这些都是一个思路：自私是人的本性，只能以资本为中心组织社会。　　

可就是人家资本主义社会里，照样有合作组织，甚至在一个领域里基本用合作方式进行组织。其实，即使人自私，也要有利益共同点。寻找共同利益用合作方式一样可以组织生产。贫道公司的超市公司现在就加入了SPAR体系，这就是个总部在荷兰的超市合作组织。SPAR是个社团法人，SPAR组织只为加入组织的企业服务而不盈利。这样，在共同品牌、联合采购、员工培训、尤其是自有品牌商品方面都可以享受很大好处。　　

还有一点，我们说要搞农村自治，直选。如果农户没有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经济联系，他们干嘛对一个行政官员是谁操那么大心？日韩台的农村中组织化程度最强的不是行政体系，而是合作体系。合作组织服务的好坏对每个农户的收入都是直接影响，地方官员能否为本地合作组织争取更大的资源也影响他们的收入，他们自然既关心合作组织的人选，也关心官员的能力和品质。　　

人民公社虽然是个负反馈系统，但任何负反馈系统都追求最小差别，不发展差别最小，因此只有这一个系统就有惰性。私有制社会是正反馈，市场经济也是正反馈，这些系统由于追求差别化，因此追求发展。家庭经营追求差别化，市场经济造成农民收入趋于最小化。这个时候附加一个负反馈系统进行调解，也许效果更好些。还有一点，贫道现在说要恢复人民公社体制，恐怕吓也把观众吓跑了。　　

还像过去一样，贫道才不建议杀猪究竟该从哪里下刀呢。韭菜网友经常批评贫道说了半天，从来不说究竟该怎么办。中国究竟怎样解决三农问题，提建议的多着呢，贫道何必凑这个热闹？观棋不语真君子，心里有数就行了。麻虾哪头放屁都搞不清楚就真的似的瞎嚷嚷，贫道不习惯这个。　　

贫道想来想去，觉得“科学发展观”这个提法简直太伟大了，太重要了。科学就要摆事实，讲逻辑，可验证。不讲科学，就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相信“积极性创造一切”。不讲科学发展，就不去计算人均资源条件就去走美国模式。不讲科学发展观，就会抓住鸡毛蒜皮，抓住枝节片面的因素，无法系统的、整体的看待问题。　　

科学发展观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