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袤的冀中平原，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名叫Z村，和许许多多名不见经传的中国村落一样，它不知道自己的生事，也不知道自己的往事，就像原野里的一朵草花，开得那么平淡，长得那么无奇。唯一可以提到的是京广铁路沿村而过，并且还设有一个以村名命名的火车站。这个火车站始建于1902年，是比利时人修建平汉铁路时设立的，直到现在还在使用。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繁衍生息，在兹念兹，和这片土地生死相依，苦乐与共。我要讲述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这个寻常村子里的寻常人家的尘封往事--一个母亲和三个儿子参加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故事。
（一）
母亲生于十九世纪末的晚清，本家姓吴，是从外村嫁到本村的。她高高的个子，长圆脸，颧骨突出，慈眉善目，裹着一双小脚。本来，夫家境况是较为殷实的，有着几十亩的良田，这在远近百里之内，已经算是中产之家了。可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灾祸频仍的年代，兵也抢，匪也夺，旱也来，涝也过，天灾人祸像篦子一样刮来刮去，哪一次不得脱层皮！婚后，又慢慢地添了三个儿子和一个丫头，都张着嘴要吃食，为了生计，大半田产都当了出去，家境也是折腾得渐渐败落了。屋漏偏逢连阴雨，在1934年，丈夫又因兵祸去世了，家里的顶梁柱垮了，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最大的十来岁，最小的刚刚三岁！家里没有男人，在当时不仅要被人瞧不起，而且简直不能活下去！
在这生存还是毁灭的紧要关头，母亲身上焕发出了中国女性所固有的坚韧不拔的优秀品质，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撑起了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她颤巍巍地颠着一双小脚，早晨做出一天的饭菜，让大点的孩子照顾弟弟妹妹，就一个人到地里干男人才干的农活，操持那仅剩的二十亩地，晚上还要纳鞋底纺线织布，贴补家用。为了多收点粮食，还要养猪攒粪，给地上肥。而起粪对于男人来说都是一件出大力的活儿，更何况对于一个小脚的女人！为了不让别人笑话，母亲总是在夜晚偷偷下到猪圈，一粪叉一粪叉地把粪起出。有多少次将手磨出了血泡；有多少次累得挥不动铁锨时，将粪洒在了头上；又有多少次从天黑忙到了天亮？母亲实在记不得了，也累得模糊了记忆。第二天白天，还要自己拉车把粪运到地里，再一叉一叉地撒在贫瘠的土地上。就这样，寒来暑往地紧忙活，跟头马爬地拉扯着四个孩子，就盼着他们长大成人后，家里能过上正常人家的日子……
然而，在那个连国家都饱受帝国列强欺侮的年代，个人的命运更是如同风扫落叶般地不可期许！很快，日寇的铁蹄就越过了长城，村里的火车站就戳起了炮楼，母亲仅有的那点念想也被无情地踏碎了！国军几乎未做抵抗就南撤而去，取而代之的是汉奸政权的“华北治安军”，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同胞!华北沦亡了！人们都成了亡国奴！当官的、地主老财们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观望的观望，躲藏的躲藏，大难来时各自飞。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广大的老百姓是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他们和这块土地血脉相通，根络连结，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土地和家园，他们要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他们不断地反抗，只是由于力量的分散和悬殊，一次次都失败了。但是，仇恨的种子却埋在了心里，就等着那一粒火种的到来，燃起那燎原的烈火！
终于，这火种带着燎原的火势蔓延到了华北大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了，建立了晋察冀边区，华北的抗日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不到两三年的光景，Z村的西边和南边就都成了八路军的控制区，日伪军只能龟缩在火车站的炮楼里。
母亲的大儿子和二儿子刚刚长大成人，就怀着国仇家恨于1939年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当时，大儿子在县委领导下的锄奸部，二儿子在敌工部，由于表现积极，不久，他们都成了共产党员。
母亲虽然只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但也明白精忠报国的道理，她非常理解和支持儿子们的选择，渐渐地也参与了革命，她的家成了八路军（当时，老百姓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统称，下同）的“堡垒户”。八路军经常在家里开会，商量工作，交换情报，转送人员物资。每当这时，母亲就到街口的大门洞做针线活，为他们站岗放哨。时间一长，日寇的狗鼻子好像闻出了什么味道，把母亲和其他几个“堡垒户”抓了起来，逼他们交待出八路军的下落，母亲他们一声不吭。日本鬼子兽性大发，拿着干硬的枣树枝劈头盖脸地打在母亲的头上，鲜血立刻顺着头发流了下来，模糊了双眼。但是母亲和老乡们报定了必死的决心，咬紧牙关没有吐一个字。日本鬼子打累了，见问不出什么，也没有什么证据，只好把母亲他们放了，像泄了气的皮球灰溜溜地滚回了炮楼。几十年后，儿时的笔者见这位老人的头上稀稀疏疏没几根头发，还以为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掉头发也很正常，后来才听说，那头发是30多岁时被日寇用枣树枝抽掉的，再也没有长出来！在母亲的家里，曾经秘密地保护转送过许多革命干部，边区的有关领导也曾在家里偶住，秘密开会。新中国成立后，那位领导没有忘记母亲一家人的革命恩情，还委托秘书专程到家里看望这位“革命的妈妈”，称赞母亲一家对革命做出了贡献。
革命的斗争是火热的，也是漫长的，更是残酷的，在你死我活地对敌斗争中，牺牲、被捕是难以避免的。母亲的大儿子在那黎明前的黑暗时刻--抗日斗争即将胜利的前夕，被日本人杀害了！经历了青年丧夫、中年丧子的巨大悲痛的母亲，是如何渡过这难以想像的人生难关的，已无从知晓，只能说生活的苦难把她磨炼得越来越刚强。而她的二儿子也曾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先后逮捕。在这期间，她再次把悲痛隐藏起来，一边追寻着二儿子被押解的轨迹北上北京，南下石家庄去营救，一边一如既往地支持和参加着自己所理解的革命。又过了几年，刚刚解放，她又让小儿子在1950年参加了解放军--去保卫人民政权！
多年的流血牺牲，终于迎来了改天换地的历史新起点。新中国成立了，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建设美好家园的火红岁月开始了。母亲依然在Z村生活，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全家人本本分分地劳作，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母亲主要在家做饭，农忙时也出工去掐谷穗、拾麦穗、摘花生，随着岁数的增大和孙辈们的长大，家人不让母亲再干粗活重活，只在家里休息。但她毕竟是操劳了半生的人，身体也硬朗，根本闲不下来，一会儿干点这，一会儿干点那，变着法地趁人不注意就操持些清闲点的家务，弄得家人总是埋怨她不知道歇息歇息。
值得一提的是，母亲的一项绝活不仅没让她轻闲，反而更加忙活了。原来，母亲从小就从奶奶那里学会了正骨，技艺极为精湛，哪里骨折，哪里错位，哪里瘀结不通，用眼一看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然后慢慢揉捏推拿，轻者一次，重者几次，便可对接复位，伤好痊愈。特别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更是一绝，诊断没有仪器，全靠看站姿、行姿和手感；治疗不背不扛不拽，全凭手去摸、推、捋，一次即可治愈，不会复发。有一次，一中年妇女躺着被家人用马车从20里外拉来，说是“骨垫”从脊骨出来了，医院和当地乡医多次看不好，反反复复几年了，这才来找母亲。母亲观察后让她趴在炕上，调理了有半顿饭的功夫，让她自己起身下床，竟然好了！那妇女说没有这么轻松过。后来，她丈夫连续多年都来看望母亲，说是媳妇什么活都干，腰腿再也没有疼过。60年时，她那10岁的大孙子，玩耍调皮，从墙头往下跳时造成右小腿骨折。送到城里的医院，被告知骨头已碎无法再接，只能截肢。老人家听说后，没有同意，把大孙子接回家里，用手把碎骨一块一块地对接捋好，用裹腿的带子缠上，每天调治，几个月之后，复好如初，一点毛病没留下。大孙子长大后在村火车站当装卸工，200斤的盐包扛起就走，毫不含糊。60多岁做心脏搭桥手术时，那根手术用的血管还是从右小腿上截取的。母亲的这门医术，早就传得远近闻名，十里八乡的许多骨折骨痛骨病患者，纷纷赶着大车，慕名前来就医。而母亲也乐善好施，常常是大清早刚刚起床就给人正骨，忙得顾不上吃饭。有时刚端饭碗或吃了一半，患者就上门了，她立刻放下饭碗去治病，一顿饭要分几次吃，但从未耽搁或怠慢过患者。母亲用这门技艺治病救人几十年，一直到年近90，因臂力不济才罢手。经她治愈的病人数也数不过来，却从来是不论男女老少，一分钱都没有收过，真正做到了医者仁心，医德无价。可惜的是，母亲当时没有开门收徒把这门绝活传授下去，而家里年轻的后生们又踏不下心来学，结果这门技艺就这样失传了，不然会造福更多的患者。
母亲的晚年一直很幸福，孙男嫡女，几十口人，四世同堂。她的身体也很好，从来没有闹过大病。80多岁时，还能攀着木梯上房晾晒东西。只是后来在院子里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断了腿，从此就卧床不起，三年后便与世长辞，得寿96岁。她一生深明大义，扶危济困，积德行善，深得民望，加上她的辈份大，更受全村人的尊重。在世的时候，每当春节，不用说年轻后生们都要去给她磕头，就是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年人也会拄着拐杖到家里来磕头行礼。她去世后，前来吊唁的乡亲是最多的，她的葬礼也是最朴实而隆重的。
（二）
母亲的三个儿子在民主革命和新中国建设时期个个都是好样的！
大儿子参加革命后，在边区县委锄奸部，专门铲除敌特分子和民愤极大的汉奸败类。由于他们机动灵活，掌握情报很快很准，行动迅速，果断坚决，而且群众基础好，保密隐蔽工作很到位，所以在执行掏老窝、抓舌头、捕敌探、锄汉奸等任务时往往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令敌人惊恐万状，防不胜防；执行任务后又自如地隐蔽撤离，令敌人眼盲耳聋，无从搜捕，害得他们时常没头苍蝇般乱飞乱撞，一日数惊。锄奸队员在当地威震日伪军和汉奸变节分子，让敌人是既怕又恨，总想除之而后快；而在老百姓的心里，却个个都是大英雄，干的都是让人挑大拇指的活儿，让人解气解恨的活儿，到处都传说着他们的神勇故事。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八路军与敌人的较量日益加剧和复杂，锄奸工作的危险性也日益增加。在1944年的一天，大儿子他们去邻村秘密研究新任务时，被叛徒出卖，村火车站炮楼里的日伪军像一群恶狼一样扑向开会地点，把他们团团围住。参加会议的队员们立即决定突围，他们利用院子的地形从地上打到房上，又从房上打到地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但毕竟敌众我寡，子弹打光了，就用砖头瓦块，用棍棒铁锹，凡是能和敌人拼命的，有什么就用什么，就连牙齿和拳头都用上了。最后，战友们相继倒下，大儿子用扁担和敌人搏斗，也因筋疲力竭，寡不敌众，英勇牺牲，死时仅有20出头。本来，大儿子已经说好了一门亲事，再过九天，只有九天，就是他的大喜之日了，但是，他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本来，抗日斗争已进入局部反攻，再坚持一段时间，黑暗就会过去，光明就会到来，但是，他终究倒在了即将黎明的拐点。他的死是痛心的，是可惜的，但为了更多的相亲相爱的人能够花前月下长相厮守，为了更多的人可以沐浴在温暖和煦的阳光下，他的死又是可歌可泣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追认大儿子为革命烈士。从此，“光荣烈属”的牌扁就一直挂在母亲居住的庭院的门头，那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像大儿子的笑脸在默默地、永远地祝福着村民生活的美好安宁。
二儿子17岁参加革命，在边区县委敌工部，1940年，被秘密任命为Z村的村长，负责组织村里的抗日斗争。他外面上还得支应日伪军，经常进出村火车站和日军的炮楼，收集传递情报，护送同志们过铁路。这就有点像《铁道游击队》里地下党员王强的角色。他凭借脑子灵、点子多，多次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有一次，县委有一批枪需要穿越Z村的封锁线运到铁路西边的根据地去。二儿子他们接到任务后，就寻思着如何把枪支安全送过封锁线而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合计了一番，终于想出一条妙计。他们从一户韩姓村民家里借来两匹大骡子，套上马车，车斗里装上猪粪，把枪支用布条油纸缠好，塞进猪粪里，不慌不忙地赶车向铁道口走去。把哨站岗的敌人见他们过来，就拦住盘问，他们只说是到铁道西边的地里去施肥。二儿子和敌人经常打交道，也很熟络，加之大粪的味道熏得敌人也难以忍受，便抬杆放行催促他们快走。就这样，他们顺利地完成了任务，把枪支安全地送到了目的地。像这样和敌人斗智斗勇的小故事，还有很多很多，正是用这样的办法，在抗日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解放战争时期，二儿子受党组织的派遣，和几个战友秘密打入了国民党的军队，做兵运工作。后随国民党的军队南撤到正定县城，把守南城门。经过他们的地下工作，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排的武装力量。在解放军攻打正定县城时，他们组织这个排在阵前起义，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县城的战斗。他搞了多年的敌工工作，也曾引起敌人的怀疑，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两次被敌人逮捕，他都以自己的坚强保守了党的秘密。党组织和家人积极营救，敌人也找不出什么把柄，只好将他释放作罢。家乡解放后，二儿子就回家务农，一直到去世。
小儿子生于国难家愁深重的1931年，三岁的时候，就没了父亲，由母亲和哥哥姐姐拉扯大。可能是从小就对母爱有着特别深刻的感爱，他对母亲非常孝顺，一直以侍奉母亲为己任，一直担负着赡养母亲的义务。大哥牺牲得早，二哥又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顾不上家，他15岁就结婚了，他的媳妇是邻村人，比他大5岁，是一个放了脚的朴实贤惠的农村新女性。笔者小时候，曾听她唱过战争年代共产党教她们的争取女权的歌谣，只记得其中一段是“……妇女要撒脚，又会蹦来又会跳，鬼子抓不着……”。1950年，家乡早已解放，土改也已完成，Z村的老百姓们都过上了有滋有味有盼头的日子。但是，红旗还没有插遍祖国大地，敌人也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新生政权。很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小儿子受两个哥哥英雄事迹的鼓舞，毅然地参加了解放军，披红戴花地离开了家乡。后来，小儿子的部队奉命入朝作战，但走到鸭绿江边又接到命令，没有过江参战，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部队在鸭绿江边镇守时，有一次，他奉命护送炊事员给战士们送饭，结果误踩了地雷，随着一声巨响，就把他炸上了天，穿的衣服全都炸烂了，而身上一点事也没有，连个伤疤都没留下，战友们都说他福大命大。小儿子在部队当了8年兵，忠厚老实，积极肯干，入了党，并当上了副排长。1958年复员到到上海学习电工，后又到保定市的一家国营化工厂跑业务。到了1960年，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又要还债的困难时期，为减轻国家负担，他响应国家号召，回乡务农。回到家乡后，由于他当过兵，又是党员，加上为人正直，先后被组织安排为调解员和治安员，管理一村（生产队）的邻里纠纷和治安稳定工作。当时，村里很稳定，没有什么治安案件，更多的是处理家庭和邻里纠纷等问题。由于他处事公道，很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村里谁家有什么矛盾问题都爱找他给评评理，说道说道。有时天刚刚亮就被人叫走，有时夜深人静才能回家。笔者小时候曾见到这么件事。两个外村人到别的村子赶集，因为一件小事起了纠纷。争吵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谁也不服谁，后来两人竟相约一同来相邻的Z村找母亲的小儿子评理。见面后，两人争说事情的原委，并说：“在集上，听说Z村的XX爷（乡亲辈的叫法，一般在名字后边加上‘爷、叔’等称号，表示对长者的尊重）为人公道，我们特地找你来断断这事。”他听后，慢条斯理地耐心劝解双方，终于使两人认识到了“都往前挤，道是越走越窄；而都让一点，道是越走越宽”的道理，互相原谅了对方，都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小儿子曾热情接待了看望母亲的当年那位边区领导的秘书。当那位秘书询问家里有没有困难，并说可以帮助解决时，他连忙摆手说，谢谢党和政府的关心，家里一切都好，没有困难，不给组织添麻烦。就这样，小儿子在村里当干部几十年，一直尽职尽责，不仅乡亲们有口皆碑，县乡公安部门也很认可。他去世时，县公安局送了花圈，局领导也特地前来吊唁。
母亲和三个儿子生于战乱动荡的年代，离乱人不及太平犬，经历了无数的苦难，可以说，他们是不幸的。然而，他们又赶上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开天辟地的革命和建设的光辉岁月，他们和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积极参加了革命和建设，应该说，他们又是幸运和自豪的！他们的一生，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事业，青史也不会为他们树碑立传。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难道不是由这样的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汇集而成的吗？一条光明的道路难道不是由这样的一块块普通无名的石头铺设而成的吗？这项事业仍将继续，这条道路仍要前伸，难道我们不应该纪述他们的事迹，踏着他们的足迹，慨然而进，奋然而行吗？
向革命的英雄的老前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