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一篇完全自主独立调查的长篇文章，对于外界了解现在所谓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资本进农业，农村土地抛荒，粮食安全，农村城镇化极具现实意义。ranj先生是“一个对土地改革坚持两年的民间观察研究者”，此文是其两年对农业发展观察的一个总结。
正文：
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已经箭在弦上，势在必发;现实中，各地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早已是声势浩大，公司资本大规模下乡圈地经营农业更是普遍现象;在狂飙突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中日渐边缘冷落的农村和农业似乎正成为工商业资本的新宠儿;这背后，是中国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凋敝、土地抛荒、粮食危机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现实背景。
在这一背景趋势下，官方和主流舆论都认为，加快推动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种植，是破解“未来谁来种地”，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必由之路。
这其中，只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相对“保守”，对于公司资本下乡，仍有一定的警惕。两会期间，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不看好公司企业大规模搞农业”。
他认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主体仍应以家庭农户为主。理由是，农户家庭经营比公司雇工经营更有效率，更能保障粮食产出。他担心，公司经营农业，由于老板不懂农业种植，也不下田，都是请农民做，而农民因为不是种自家的地，“干嘛费那么大劲”，结果很可能出现和当年搞人民公社集体农业一样，出工不出力的怠工现象。
陈锡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担心，现实中，家庭农户与公司规划化经营各自的利弊优劣又在哪里?中国土地制度改革未来会有怎样的趋势变化?
笔者前不久正好对成都粮食规模化种植做了一个小的样本调查，其中反映出的现象和趋势耐人寻味，或许可以一窥端倪。
作为土地改革的国家级先行试验区，成都从2008年起，就在国内率先实施农村土地确权改革，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流转和规模经营;这5年来成都农村土地经营形势的变化，在时任主政官员已经落马之后，值得舆论各方跳出政府政绩和一些经济学者学术理论权利主张的偏狭视野，做更客观深入全面的实践层面的调查分析，如此，对于正处于改革转型深水区不知深浅和方向的中国而言，可能意义深远。
家庭种粮大户周家林
前些天，成都农民周家林坐在自家院子里，等着一辆奥迪Q5送上门来。
周家林是成都邛崃固驿镇花园村的一名种粮大户。去年，他凭借承租自家周围3200亩土地种粮，盈利100多万，加上四川省和成都市两级政府给予的90多万种粮补贴;周家林去年靠租地种粮盈利近200万，于是拿出了50万，给自己订购了一辆豪车。
48岁的周家林大字不识，脸朝黄土背朝天种了一辈子地，从未如此阔气。而他亲近了一辈子的土地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给予他慷慨的馈赠，似乎地里种出来的已经不是粮食，而是金子。
但其实，土地还是土地，粮食也还是粮食;只不过，从2003年以来，周家林种地的面积逐年扩大，由当初村里分配的人均9分，户均不足3亩，一路扩展到如今的3200亩。土地流转集中后的规模化效应，让种粮能手周家林得以集腋成裘，聚沙成塔，靠种粮一举成为了百万富翁。
算起来刚好经历了十年时间。2003年，正值西部大开发，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成都的城市化进程开始狂飙突进。城市的扩张，拉动了成都周边农村人口的就业转移;正是赶着这股潮流，周家林开始流转租种周围被抛荒的土地，不断扩大土地经营面积，从中找到了种地的利润空间。
2003年他流转30亩土地，挣了1万多元;其后几年逐渐扩大到450亩~550亩，既种粮食又种蔬菜，盈利由五六万增加到10万元左右。
2011年对周家林而言是个转折点。这一年他从一家经营失败的公司手中又流转到数百亩土地，将自己的经营规模扩大到1060亩，成为真正的“种粮大户”，当年盈利47万元;次年，他的土地规模达到2030亩，成为当年成都种粮面积最大的种粮大户，那一年土地净收益超过了百万。2013年，他的土地规模扩大到3000亩，收益也接近了200万。
十年磨砺，周家林依靠土地流转规模化经营发家致富。
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没有追逐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蔬菜等经济农作物，而是将别人眼里最不挣钱的粮食(又主要是水稻)作为了主要产品，他的理由是，粮食需求和价格最稳定，国家还有统购和保护价政策托市支撑，粮食本身也可以长期储存，不怕卖不出去，所以种粮的风险最低。
“我从2003年至今，种粮从来没亏过，就算政府不给补贴，我也能盈利。”周家林说。
但并不是谁都有周家林的本事，成都市农技总站站长曾必荣就说，“去年成都种粮大户只有周家林一个人是真正靠种粮赚钱，就是我自己来种，可能都会亏。”
曾必荣此言大有深意。种地犹如做饭，谁都会做，谁也能做，但做不做得好就要看本事和手艺了。这其中，难度最大的恰恰又是种粮。
因为粮食的市场价格极低，以四川为例，一亩地不算劳动力成本，按小麦亩产600斤算，1.3元一斤，每亩也就800元的产值;水稻按亩产600公斤，稻谷1.5元一斤计算，也就1000多元产值;两者加起来，一亩地一年种两季收入不到两千元，还赶不上打工一个月工资;如果计算劳动力成本，很可能就要亏本。所以家庭种粮的经济收益实际上挣的是劳动力不计回报的投入成本。
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收益本质上挣的就是劳动力投入的节约。以周家林为例，其3000亩土地原来是给3000人经营的，每亩一年不过一两千把元收益;现在周家林以家庭为核心，外加请一些人工，人最多时也不过100人，100人种3000人的地，分享3000亩土地收益，当然有利可图。
但是，土地规模化种植后，风险也成倍增加。相对于原来家庭小农劳动力无限投入的精耕细作，规模化种植超过50~100亩后，由于种植面积太大，超过了家庭承受能力，在播种、收割等各项生产环节都需要人工和机械帮助，其成本和日常管理难度都大大增加。如果不懂得控制成本，亏损的风险极大。
种植成本除了农药化肥种子的生产资料投入，又主要是人力成本。受城市经济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影响，人工成本上涨构成了土地规模化种植最主要的成本支出，约占总成本的70%。
而周家林能保障盈利的秘诀，是对每个生产环节层层分解后，每项成本都锱铢必较。
比如请人翻田一亩要50元，周家林只花17元，其中人工费5元，车和油都自己出，共12元成本。外面买种子要25元一斤，周家林自己育种，成本只需6元。化肥哪些时候哪些田要撒，哪些可以不用，周家林看一眼就明白;严格控制，绝不浪费。规模化种粮，晾晒烘干是难题，周就摸索出一套不用晾晒的收割方案，省去了烘干成本……
此外，作为当地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周家林依托在农村熟人社会建立的长期信任关系，他低价能请到的工人，别人花高价也请不到，他低价租得到的土地，外人根本租不到。尤其是政府带着公司去租，地租成本一般都比周家林高。
除了严格节省成本，周家林在十年实践中，针对规模化种植的产量控制，也摸索了一整套方法，比如对于雇工劳作，他实施分包责任制，来保障田间管理到位，他自己负责巡视监督，保障粮食产量的稳定。
即便如此，周家林的规模化种植相对于传统家庭小农小规模的精耕细作仍属于粗放式经营，产量要低。
周家林租地的成都平原属于高产田，一般家庭小农的精耕细作能轻松达到亩产1600斤左右;而周家林在2011年遇到曾必荣以前，亩产只有900斤左右;后来依靠曾必荣传授的技术才把产量提高恢复到1000斤~1200斤。
正是靠锱铢必较节省成本和相对精细的管理保障产量，周家林才在种粮的微薄产值里抠出了赢利点，借助规模效益实现了年收入百万的财富梦想。
据曾必荣测算，从育秧到最后收贮，周家林每亩投入只有480元，比一般的农户要节约340元。正是靠严苛的管理，周家林能将稻谷的种植成本控制在每斤1元钱，从而实现盈利。这样，2012年粮价1.5元一斤，他能赚5毛;2013年，粮价跌到1.25，其他种粮大户都喊受不了，要求政府启动国家托市价减少亏损，惟有周家林仍能赚钱。
由于周家林能够保证种粮本身盈利，省市两级政府鼓励种粮的财政补贴反倒成了锦上添花，所以这也让他雄心勃勃，计划未来5年，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赚够1500万退休。
虽然周家林属于时下官方定义的正需要大力培育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成都市农业部门人士却感慨，周家林很难复制。一般人很难有周家林对土地的熟悉理解，对生产环节层层分解的锱铢必较，对农业技术和雇工经营的监管到位。
事实上，也很少有农民能承受得起土地规模经营的风险和成本。
根据四川农业部门统计，2013年四川省30亩以上规模化种粮主体13391个，流转规模152万亩;其中71.3%的种粮大户规模仅在30~50亩之间，仍处于周家林2003年的初级阶段;另外50-100亩的有2144户，占16.0%;100-500亩的1330户，占9.9%;500-1000亩的有239户，占1.8%;
规模真正像周家林一样达到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只有135户(其中包括了农户，合作社和公司等多种形式)，仅占1.0%;这其中真正靠种粮盈利的，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种粮大户都要靠政府补贴扶持才能维持盈亏平衡或者实现盈利。
众人羡慕的农民周家林实际上是金字塔尖的那一个，问题是金字塔尖能大规模复制吗?
公司经营：资本支撑的亏本扩张
说了农民家庭式种粮大户的标兵，再来看公司经营的样本。
2013年，王金勇和他的“丰收”农机合作社虽然拿到政府三百万元的巨额补贴，仍然亏了400万元。
1983年出生的王金勇只有31岁，但已经在成都农村从事了17年的农机服务生意。2013年，他与人合伙投资成立农机专业合作社，利用多年走镇串乡提供农机服务的渠道资源，赶着成都推进土地流转，扶持粮食规模经营的热潮，从农机服务转入粮食生产，一口气在成都7个区县租赁上万亩土地实施机械化耕种，一举成为成都种植规模最大，也最年轻的“种粮大户”。
开着一辆宝马X6的王金勇，自己几乎从不下田。
与周家林的家庭临时雇工经营模式不同，王金勇将现代公司化的商业管理体系和工业化生产模式移植到他的粮食种植中。农机合作社内部效仿企业设立了总经办，生产管理部门和农机技术部门等层级体系，按租赁土地所属区县划分片区，设置片区经理，下辖三四名管理人员驻点看管粮食生长情况，执行生产管理部门的指令;而所有生产管理人员都实施工资聘用制，再根据各负责片区的产销情况给予奖惩。
具体生产方式上，从播种、植保、到收割，全程机械化。搞农机服务出身的王金勇组建了一个拥有两百多台现代化农业机械和100多名机手的农机服务团队，除了继续给有需求的农户提供机耕服务，现在开始自己生产粮食。
但这套美国式的“现代农业”模式施行一年下来却巨亏700多万元。
王金勇事后总结亏损的原因是成本太高。水稻平均一亩的成本投入高达1500元，比周家林高出近一倍;油菜或小麦一亩成本投入也达到850~900元;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比周家林的人力模式要高出近一倍;而仅聘用数十名生产管理人员的工资成本，就达到三四百万元，全年投资上千万。
如此高成本之下，全机械化规模种植的产量却不敢恭维。水稻亩均不到800斤，油菜260斤左右，小麦500斤左右;正常情况下，农民家庭人工种植的产量是水稻亩均1000斤以上，油菜300斤以上，小麦600~700斤。
再加上2013年中国大米进口量增长压低了国内米价，虽然只有2毛钱的差别，却让规模上万亩的王金勇剧增两三百万元的亏损。
在曾必荣看来，王金勇的生产管理模式太过粗放，整个团队缺乏农业生产经验，过于迷信和依赖机械化，对成本缺乏控制，又不懂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一味追求规模扩张，经营风险太大。
曾必荣给王总结：重年轻不重经验，重农机不重农业，重学历不重专业，重栽培不重病虫害。
王金勇聘用的一线田间管理人员，全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学计算机、中文、市场营销的，什么都有”，就是缺乏农业生产经验。曾必荣同样提供农技指导，在周家林那儿，能有效贯彻;因为请的工人做没做，做得怎样，老农民周家林从田边走一圈，“一眼就能看出来”;但王金勇这里，却执行不了。
但王金勇的团队，和周家林等其他种粮大户最醒目的区别也是：年轻。
周家林请的工人，都是比他年纪更大的老年农民，平均年龄60岁左右，年龄最小的也超过50岁;而王金勇的团队几乎都以80后为主，90后为辅;一眼望去，年轻稚气的面孔，在满是沧桑容颜的乡间，显得生气勃勃。
在王金勇看来，这两三年的亏损也是摸索经验，“为年轻付出代价”，而他自己代表的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
“传统农业模式没有把资源跟资本结合，没有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也难以扩大规模，所以没有高利润培养不了人才，也留不住人才，挣的不过是一点劳力成本;”王金勇说，“我们走的是规模化、机械化和人才优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只要形成稳定的利润模式，哪怕产量低一点，利润薄一点，就可以无限扩张。
今年，王金勇的种植规模已经扩张到2万亩。王金勇算下来，仅省市两级政府补贴就能拿到七八百万元，如果粮食产量再提高到预期的900~1000斤，就可能实现成本收益的基本平衡，明年就可以争取不再亏损。
但他也坦言，在政府高额补贴下，即使达到盈亏平衡目前仍看不到盈利点;他因此寄望政府会进一步加大政策补贴力度，为他的机械化规模经营创造出利润空间。
相对于王金勇，周家林的扩张要谨慎得多。用了十年时间才扩张到3000亩，周家林每一步都是产量和效益稳定一两年后，再扩大规模。下一步，他也计划扩张到5000亩，但曾必荣提醒一定要注意控制“风险”。
虽然成都市农业部门人士，都和陈锡文观点相似，更倾向于培育像周家林这样由本地农民构成，更热爱土地和农业，以家庭精细种植为基础，谨慎扩张，追求低成本、高产量，真正靠种粮而不是靠政府补贴赚钱的家庭雇工经营的种粮大户;但周家林自己却已经在做着向“现代农业”转型的打算。
他计划用未来5年时间，把当兵回来的儿子和四个侄儿都培养成成熟的农业机械手来接替自己;因为5年后，他和他现在请的工人都将老去，很可能再也请不到人来务农了。
“未来5年将是我们国家农业的过渡期和阵痛期;政府在摸索，民间的周家林、王金勇们也在摸索，我们都在摸索几年后谁来种田，如何种田，怎么解决中国人吃饭的问题。”被王金勇聘来做专职顾问的农技人员黄永玉说。
成都种粮：逐年增加的政府补贴与逐年下降的粮食产量
事实上，这两年成都针对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金额确实在逐年翻番。
成都出台鼓励粮食规模化种植的财政补贴政策始于2012年。这一年，四川省政府率先出台政策，对粮食规模化种植30亩以上每亩补贴20元。成都市随即也出台补贴政策，要求市县两级财政分别对5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再补贴20元。这意味着，当年，成都种粮大户每亩能拿到补贴60元。
但2013年，这个补贴额度翻了一番。是年，成都将种粮补贴分为四档：50~100亩，每亩100元;100~500亩，140元;500~1000亩，180元;1000亩以上，200元。
今年，这个补贴额度再度翻番。四档减为三档，50~100亩，每亩补160;100~500亩，每亩180;500亩以上都补200元。不仅如此，前两年补贴只针对种植水稻，今年又增加了玉米和小麦;这意味着一亩耕地如果大春种水稻，小春种小麦;就能获得双倍补贴。
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出台了新的补贴政策。其中30~100亩，补40元一亩;100~500亩补60元，500亩以上，补100元。
这意味着，若流转1000亩土地种粮，最高就能从省市两级政府手中拿到90万的财政补贴。关于补贴上涨，省市两级农业部门均表示，此举是为了鼓励粮食规模化经营，加快农业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转型。
近几年来，依托良好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和强劲的扶持政策，成都的粮食规模化种植面积确实增长迅猛。2012年水稻规模经营面积12万亩;2013年，就达到了18.8万亩，增幅超过50%。
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财政补贴增涨，粮食规模化经营面积增加的背后;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减少的趋势却依然难止。
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是640万亩;到2012年变成614万亩，减少25余万亩;到2013年只有595万亩，又减少了约18万亩。
粮食种植面积的减少，直接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下滑。
2011年时成都市农业部门曾做过测算，以当时成都常驻人口1163万计算，成都市当年粮食消费需求大约是248万吨，其中口粮谷物消费128万吨，其余是肉蛋禽奶酒等非谷物，两者比例大约各占一半。也就是说，如果不考虑人口增长，成都至少需要年产粮250万吨才能保障“口粮基本自给”。
然而，2011年成都粮食产量还有250多万吨，此后逐年下滑，2012年是249万吨;2013年，按国家统计局口径，成都粮食总产量已不到243万吨，“2011年还提粮食自给有余，现在没人敢说了。”
导致成都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减少的原因，一方面是成都城市经济规模扩张，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工商业投资开发占用耕地造成耕地面积不断减少;
一位四川农业官员向笔者感慨，耕地减少的速度“超乎想象”;耕地面积的真实情况已经成为各地政府内部的“核心机密”;就连有成都政府官员去江苏考察问及耕地情况，也被告知“不便透露”。
尽管不久前，全国土地普查，查出土地面积新增了一部分数据，似乎中国耕地面积增多了，但这其实是数据制造的假象。因为新增的，只是之前瞒报和虚报的土地面积数据，土地的真实状态并未发生变化，对中国的粮食产量和粮食安全毫无无意义，“同样的土地原来报一亩现在报一亩二，土地面积看似增多了，但这块地还是这块地，粮食产量并未增加。”
造成成都粮食种植面积减少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农村土地流转造成土地租金上涨，进一步挤压了粮食种植的利润空间，导致农民种粮意愿下滑。
据成都农业部门人士计算，土地租金800元就是种粮的盈亏线。而成都周边区县一二圈层的土地年租金已高达每亩1100斤大米，折合人民币2200元，相较于2008年初已经翻了一番，大大高于粮食亩产值;所以在有“金温江银郫县”美誉的成都一二圈层平原地区，早已无人种粮;曾经粮食亩产高达800公斤的肥沃土地，如今除了被城市建设征用，种植的都是花卉苗木蔬菜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
只有在邛崃、金堂等三圈层远郊区县，地价相对较低，虽然也在缓慢上涨，但每亩目前价格在750元左右，还没有突破曾必荣说的800元的盈亏线。因此，包括周家林在内，成都粮食种植大户，都普遍集中于三圈层以外地区。一二圈层内只有双流有一家经营超市高端大米的企业，但其20元一斤的米价是普通大米的10倍。
几千年来，以沃野千里闻名的成都平原正在失去它作为“天府之国”的传统意义和光彩。
然而，面对这一“现代化转型”中，受经济利益驱动的现实，政府部门也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
虽然成都逐年加大对粮食规模经营的政策扶持力度，希望以此激励粮食种植，保障粮食产量;但这是否会抬升第三圈层的土地租金，让周家林们也失去利润空间，亦是成都市政府农业部门人士担心的，“市领导本来是说500亩以上补400元，到我们这儿砍了一半，怕的就是抬升地租。”
此外，政府的政策激励固然能推动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的土地流转规模化种粮;但对于丘陵山区的土地撂荒却没有什么好的效果。受限于道路地形条件，丘陵山区的粮食种植成本更高，管理难度更大，产量收益却更低，所以规模化经营难度更大，土地流转意愿也低，政策刺激作用不明显，农村空心化和土地撂荒现象更严重。
这也是导致成都总体粮食播种面积减少和产量下滑的另一大主因。
近几年，每年成都仍会接到省里下达的粮食增产目标，但“任务下了就下了，下了就了了，完不成也算了”。甚至连省里渐渐也不再提粮食播种面积，比如今年就只要求成都粮食增产1万8千吨，“至于种好多面积，怎么增产，不管。”
成都市农业部门也想过一些办法怎么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比如在幼龄果树下套种粮食等等，但效果不大。
成都市一位领导曾提议将粮食增产任务和各区市县基本农田数量挂钩，完不成任务就拿钱买;遭到农业部的官员反对，“如果没完成任务就拿钱，粮食从哪儿来?”
“现在怎么让各区县保证完成粮食产量任务，没什么好办法。”成都农业部门人士坦言。事实上，农业部门内部都知道，每年各区县统计上报的粮食产量和种植面积都有水分，像小麦种植每年都报120万亩，下去一看，能有80万就不错了;甚至有的村人都空了，还在往上报。即便是国家统计局的调查，也只是有限样本的抽样数据，很难完整准确的描述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
在农业部门人士眼里，所谓粮食产量“十年增”，其实“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这个准确性存有争议的数据，其实是政府向社会传递的一个积极信号，毕竟民以食为天，粮食是社会经济稳定的基础，政府需要给予社会稳定的信心;但粮食是否真的增产或出现短缺，只能宏观上从粮价是否稳定，和粮食进口量的多少来判断，微观层面很难看清。
比如作为四川省会，成都就汇集了全省乃至全国性资源，所以尽管成都自身的粮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在不断下滑，但市场上粮食供需依然稳定，除了外地大米增多，市民并没有太多的直观感受。
但如果放在中国这几年总体上粮食进口量激增，粮食安全战略口径已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就耐人寻味了。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中国的粮食安全战略由原来的完全自给，已经变成“口粮绝对自给，谷物基本保证”;这其实意味着，随着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粮食消费结构变化，肉禽蛋奶酒等转化粮食的消费量激增，在大豆、玉米等饲料、工业用粮的供需缺口和进口量越来越大的趋势下，中国不得不接受现实，放弃对这部分粮食需求的自给要求，退守基本口粮需求，依靠国际市场和粮食进口来保障国内城市经济整体的粮食需求增长。
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和国家粮食主产区之一，四川给国家承诺的粮食安全任务是“自给自保，不给全国添乱”;但这两年，四川的粮食进口量也突破了200亿斤，其中主要也是饲料和工业用粮的增长;虽然作为畜牧和酿酒出口大省，四川每年经粮食转化后出口省外的生猪和酒浆，与进口的粮食原料总量进出基本相抵，加上还有一些“两头在外”的粮油加工企业;所以四川省总体上仍然算“粮食自给平衡”， 保住了“粮食主产区”的帽子。
但不可否认的是，和全国的形势一样，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升和城镇人口增长，饲料、工业用粮激增带来粮食需求总量不断增长，导致四川的粮食无法完全自给，进口量逐年增长，却是不争的事实。
伴随中国经济转型，地处西部的四川省和成都市，当下仍处于大规模承接东部乃至全球产业转移的城市经济增长期，按官方说法，四川省和成都市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和城镇化率仍不够高”，未来将进一步吸引外资，扩大城市非农经济的规模;为了平衡成都经济一枝独秀的现状，四川省也确立了“多点多极”的发展方略，意图在全川复制成都的经济发展模式，打造多个“城市增长极”。
随着城市经济和城镇人口进一步膨胀，未来四川是否也会像2011年前后的成都一样，从“粮食自给平衡”过渡到“再也没人敢提”了呢?
从成都粮食种植困境，看中国土地改革的现实与趋势
成都农民周家林的财富奇迹和王金勇的现代机械农业，昭示着中国农村传统的土地经营格局正发生巨大变迁。
自明清以来，人多地少的土地资源格局，决定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家庭小农为主体，土地分散、精耕细作的传统农业形态。
如果梳理土地制度的历史会发现，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地主逐渐消失，土地日益分散，地主庄园制雇工经营农业被自耕农和租佃制为主体的家庭经营农业取代的过程。
其内在的社会经济逻辑就是，后者相对于前者，土地经营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在人多地少，过剩人口又无法向外部殖民转移的情况下，能够最大程度的运用地力，保障社会整体基本的人均粮食需求。
但代价是，农民被捆缚于零碎分散的土地上，且伴随人口增长，土地进一步分散，农村经济就日益贫困。以农村需求为基础的城市工商业经济也会日益萎缩，整个社会就呈现一种日益均贫的格局。
这其实是中国为什么在明清以后，出现社会经济全面衰退和文明倒退，丧失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动力，最终倒在工业革命门槛边上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后，效率低下的农业集体化被土地均分，包产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土地按人口和粮食产量被重新平均分配到户，中国实际上又重新回到传统家庭小农经营的状态。
此后随着人口增长，村社内部不断进行平均化的土地调整，农村再次出现了土地日益细碎，经济日益贫困的状态。
虽然当前主流舆论都把改革开放之后农业生产力解放，粮食增产归功于包产到户，但其实，如果不是杂交水稻和农药化肥的大规模推广使用，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日益零碎，农业整体的生产效率仍会不断恶化，中国依然跳不出明清以来，社会经济日益贫困退化的逻辑死循环。
以四川为例。改革开放实施包产到户30多年至今，土地资源状况是人均1.1亩，户均3.3亩，且平均分布于6.2块土地之上。
这种极度零碎化的土地资源格局与家庭分散经营的模式，决定了土地经营效率的低下：只有一亩三分地，就是种得像绣花一样精细，也只能勉强糊口;更何况，一亩三分地还分布在不同地段，像四川又以丘陵为主，地形有高有低，更让土地种植的艰辛程度倍增。
这一现实国情，迫使中国只能走上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对外转移消化农村人口增长和劳动力过剩的道路。但农村经济萎缩的现实又导致内需乏力，无力支撑城市工商业经济的成长，所以改革开放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来，中国最终走上了加入由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体系，承接全球加工制造产业转移，依靠外资和外需发展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现代化之路。
此后20年时间，在外资和外需型经济主导下，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狂飙突进，大量农村人口得以向城市转移;中国也靠农村廉价劳动力和成为“世界工厂”，创造了城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奇迹”。
然而，这却是一把双刃剑。
随着城市经济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不仅造成中国环境资源急剧恶化，也不断抬升社会整体经济成本，造成城乡经济失衡。农村家庭小农的经济比较收益越来越低，农村的社会危机已经由之前的劳动力过剩，变成了农村留不住农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现实中，这种盲目仿效欧美全盘西化，追求城市经济规模无限增长的现代化，造成了一系列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冲突，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社会矛盾冲突(如环境污染、房地产泡沫、暴力拆迁和土地财政、包括民族冲突等)最终又都反映在了土地和粮食安全问题上。
对中国而言，经历了30多年狂飙突进的城市化，现在其实走到了一个关键性的拐点。
此前支撑城市化进程粮食自给的供需平衡力量，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政府对粮食产销市场的行政强力主导;二是农民自身在城乡二元户籍和土地制度捆绑下，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做出的家庭兼业化选择。
但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全面改革转型，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粮食产销已基本受市场主导，政府转企业后的粮食统购统销收储制度，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已非常微小，政府对粮食生产的干预和调控力度事实上在不断弱化;面对城乡经济分化，以城市经济收益为主的政府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陷入首鼠两端，重商轻农;
同时，随着城乡经济失衡，传统家庭小农的经济比较收益日益微薄，土地和户籍制度对农民的绑缚力量也越来越弱，经历30多年的代际更替，农村社会凋敝的现实让新生代农民对土地和农村生活丧失眷念，不愿务农，家庭兼业化也难以为继。
因此，原来维系中国城乡平衡和粮食供给平衡的两股力量事实上都在消解。
面对农村土地抛荒和老龄化的趋势，和“未来谁来种地”的严峻形势，土地流转和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成为中国政府实施农村土地改革，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方向。
但现实中，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仍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和风险。
其一，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是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并能实现稳定就业，而在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各行业普遍性产能过剩的背景下，这无疑将加大中国城市经济的就业压力;
其二，土地市场化流转和城市过剩资本下乡，势必会炒作和抬升农村土地价格，增加粮食种植成本，客观上进一步挤压粮食种植利润，导致土地利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反而可能恶化耕地资源和粮食种植面积，加剧粮食供需缺口;
其三，土地流转和机械化的规模经营更适用于基础设施良好的平原地区，并不能解决丘陵山区的土地撂荒问题;而且机械化规模化的粗放式种植相对于传统小农的人工精耕细作未必能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减少化肥农药污染，提高粮食产量。
因此，依靠政府大规模财政补贴刺激和引导的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是否能解决中国城镇化背景下，日益紧张的粮食供需矛盾，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仍然有待时间的检验。
究其原因，正如成都暴露出的现象，随着城市经济的膨胀和土地流转，不断抬升地租和粮食种植成本，使得粮食种植呈现内外交困的萎缩趋势：偏远山区土地贫瘠，缺乏土地规模经营的地理设施条件和经济效益;而临近城市的土地肥沃，适合规模经营;粮食种植相对于其他经济作物又缺乏经济比较优势;于是，就只剩下一些中间地区，依靠政府的高额补贴可以推动粮食的规模化种植，却不能改变总体上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和产量下滑的趋势。
而且受限于经济条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像成都一样提供高额补贴支撑;更何况，包括成都在内，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都严重依赖土地财政，这种农业补贴势必会加剧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绑架地方政府进一步追求城市经济扩张，侵占更多耕地发展工商业，反而加剧城乡经济失衡，进一步恶化农村经济凋敝和粮食安全。
因此，寄望靠政府补贴推动土地流转和粮食规模化种植来保障粮食安全，某种意义上，实乃一个恶性循环。
归根结底，关于土地抛荒和乡村凋敝，根源是城市受外资刺激过度膨胀造成的城乡经济失衡(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下，又体现为美元滥发导致的全球货币超发和资本过剩，资本借助市场力量，在全球流动制造的城市经济泡沫);
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和政府主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城市竞争格局客观上加剧了城市经济的恶性膨胀。与之对应的是，大量乡村经济资源被占据主导优势、以眼前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城市资本控制、攫取、侵蚀和抽取;由此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伦理失范，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成为中国当下社会不稳定的根源。
然而，在这一根源问题尚未破解的状况下，一边继续追求维系城市经济的高增长，一边以政府补贴形式大力鼓励和扶持城市资本下乡，放开农村土地限制，推进土地规模化流转，寄望以此破解农村经济凋敝和谁来种地的问题，保障粮食安全;这其实仍然是一种“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线性思维模式，必然会引发新的问题。
正如现实中反映出的，资本下乡和土地流转引发了大规模农业投资热潮，但基于资本的逐利性，所谓的有机观光农业和休闲山庄遍地开花的结果，都是针对城市少量高端人群的消费需求，其土地非农化非粮化的比例极高，这无疑仍然在加剧中国整体粮食供需失衡的压力。
在这场农业“现代化”的大转型中，如果把成都作为参照，成都可谓四川的镜像，四川又是否是整个中国的镜像?当成都已经在城市经济的扩张中，面对耕地和粮食种植面积的急剧下滑，无力再说“粮食自给有余”之时，仍在追求城市经济增长扩张的四川和中国，未来又拿什么保证粮食“自给平衡”?
因此，笔者以为，对中央决策者而言，可能迫切需要跳出以城市经济增长为衡量指标的西方现代经济理论的窠臼，真正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出发，结合中国的人口规模、环境资源现状，站在农民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乡村为什么会凋敝，农民为什么不愿进城而又不得不进城，粮食为什么会出现供需缺口;
从而采取措施逐步减少和控制城市人口规模，将城市资本控制攫取的乡村经济资源(比如矿产、种养殖业等)以国家扶持农村社会化组织的方式，返还给乡村，用之于乡村建设;最终恢复城乡经济的相对平衡，让农村能够自主自立，留得住农民;而不是继续在全球资本过剩的利益诱惑驱动下，盲目追求所谓“GDP和国民经济收入翻两番”的政治目标。
如此，以粮食安全为根本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可持续的长期平衡。
写完这篇文章之时，笔者看到了泰国法院判定中泰“高铁换大米项目”违宪，宣布取消交易的消息。
从去年开始，随着国内粮食安全形势变化，中国转变粮食安全战略，谋求多元化的粮食进口渠道来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然而出师不利，先和泰国达成“高铁换大米”协议，泰国发生政治动荡;后与乌克兰达成非转基因玉米进口协议，乌克兰又爆发政治动乱，总统被推翻;这纯属偶然巧合，还是幕后另有玄机?不得而知。
但结果无疑是给中国寄望借助外部资源和国际贸易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粮食新战略”蒙上了一层阴影，也意味着，在国内转基因争论甚嚣尘上之时，中国不得不继续大规模进口美国的转基因粮食。
(因为考虑一些因素，本文隐去了成都农业部门人士的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