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从理论的角度谈谈贺敬之对革命文艺事业的贡献。贺敬之在革命文艺实践中，尤其是在担任文艺战线领导职务之后，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问题，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完善和贯彻党在新时期文艺方针路线，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的许多文艺论述、讲话、文章，方针政策的阐发，影响是深远的。

贺敬之的文艺论述有个突出特点，那就是从不隐讳其论述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他和那种见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就退避三舍、绕着走、揶揄奚落、或当“两面人”、或“王顾左右而言他”、以不谈马克思主义为能事的论者，是截然不同的。

贺敬之坦诚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受益者，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受益者。他的文艺见解、理论和评论，都是在这个思想轨道上行进的。他不像有些人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实际上对之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自奔投延水，流汇黄河，滔滔万里，虽百曲千折，从未悔少时初衷，更不改入海之志。”他可谓坚持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楷模和典范。对照一下这些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心化的环境中，应该说他的这种境界和品格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贺敬之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执行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勇于同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但他是不保守、不教条的。他根据形势和时局的变化，遵循艺术规律，秉承民族和革命传统，是实事求是地不断前进和创新的。他总是注意研究文艺的新情况、新问题，从文艺事业的发展中提出带有前瞻性和远见性的新见解和新方案，总结出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来。例如，他说“民主是艺术的本性，没有民主就没有艺术。”从艺术民主的角度深刻地理解和阐述了“双百”方针。再如，他提倡“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这可以说是对“文学党性原则”的创造性发挥。又如，44年前，即1980年1月23日，他在《谈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讲话中，就提出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总方向和总口号想法。1980年7月26日，根据中央确定的精神，由他主持讨论修改，郑伯农执笔，经中央领导审定题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民日报》社论就发表了。从此“二为”方向有了新的界定。这无疑是新时期重大的理论成果。他还有许多论述，都具有发前人所未发的属性。这些，理应在马克思主义文论史和中国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我们要重视贺敬之在文艺理论上的贡献，把这当作推进和丰富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