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让矮化理想和思想的作品成为文艺时尚

——从一些荒诞不经的无厘头作品流行想到的

陈先义

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不断向深度迈进的时候，反映这个伟大时代的当代文艺作品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和发展，一年创作或生产数千部长篇小说，数百部电影，数万集的电视剧。在我国文艺发展历史上都堪称奇迹。特别是电视连续剧，这样一个在西方世界被当作纯消遣的娱乐体裁，今天已成为影响我们国民精神生活的最为广泛的文艺形式。所以，理论界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性文艺样式，比如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戏剧，那么当代影响百姓生活的最重要的文艺样式是什么呢?那就是电视剧。电视剧成为中国当代文艺一道最亮丽的文化景观。同样，我们的长篇小说和电影，如果仅从数量上看，也是呈爆炸式增长的。这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在文艺创作方面的最集中的反映。

然而，当我们以十分欣赏的心情来看待这些年文艺的发展状况时，我们一方面对文艺的快速发展和繁荣表示振奋，一方面也常常为一些作家作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放弃对高远理想和深邃思想的追求而感到困惑和隐忧。毋庸怀疑，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有的作者迫于市场的压力，正在不断地向“物性”退守。就在不久前，一部刚刚投放市场的电影，在导演与记者见面会上，导演以毫不隐讳的方式对着镜头说，我对作品的要求，首先要有“意思”，而后才说意义;先说意义才说意思的电影，意义再怎么样我也不会做。不用说，这里所说的意义，就是社会效益，“意思”就是经济效益。这样一种说法在一些明星大腕那儿，几乎成了一种时尚。

前些年，一部炒得很热的电影，公映后却被群众评为最差电影。而该作品的导演面对媒体的诘问，却公开宣称：“我的作品是反对对它施加什么思想的，我只想给观众以笑声。都什么年代了，何必活得那么累?”于是，在这样一种看似“为群众着想”的公开喧嚣中，舞台上、银幕上、荧屏中充斥着浅薄的搞笑，浅薄的搞笑成了一些人追逐的时尚。于是，把浅薄当深沉，把玩笑当艺术，消解思想，解构理想，成为一种时髦。一些被冠以“文化英雄”式的人物，与那些低俗东西的制造者们，好像合谋式地一起来搅乱社会大众的审美判断。好像我们的大众对低俗的笑话突然有了一种浓厚的兴趣。

曾几何时，在《非诚勿扰》这档相亲节目中因语出惊人而走“黑”的马诺，竟然堂而皇之地被某网站邀请主持即将开始的世界杯足球赛。她与那个因大胆出位而为人注目的芙蓉姐姐，一起受到手舞荧光棒的群体的无聊追捧。正是这些现象，它们与以搞笑赢得电视市场的赵本山的小品、郭德纲的相声，以历史虚无主义和现实虚无主义占领电影市场冯小刚、管虎、张艺谋等的快销爽片，一起全方位地占领着大众的文化舞台，好像大众娱乐一下子进入一个全民狂欢的时代。这如同是一种合谋或同盟，通俗与低俗以搞笑的宗旨开始了全方位对接。在有些人看来，“轻松”或“放松”是对艺术的最高期待，娱乐至上的无厘头是艺术的一种目标。所以，一些娱乐至上的作品，荒唐大笑即是作品的开始，也是作品的结束，笑过之后想想有什么收益吗?其实什么也没有。在这种假象的引导下，一些荒诞的离奇故事，一些格调不高的无厘头作品，便堂而皇之地进入网络，上了荧屏，走进书刊。所以，拒绝文艺的理想情怀和精深的思想，便成为一些作家艺术家为自己纯粹追求市场利润开脱的说辞。

文艺的思想性真的已经过时了吗?恐怕事实绝非如此。一部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证明，思想性永远都是衡量作品成败的最为重要的条件。对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思想决定着精神生活的质量、方向和方式。如果一个作家艺术家把赚钱当作一种追求，把崇高的理想和深邃的思想化为日常生活中庸俗的物质性，那么，这样的作品决不可能传之后世的，这样的作家可能赚个钵满盆盈，但永远也无法享受社会大众发自内心的敬重。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的作品，之所以成为传世经典，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蕴含的高尚政治理想和深邃的思想，成为鼓舞人们奋发进取的精神号角。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作品“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如果仅仅用纯艺术的标准来评价，或许他们还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这些作品所张扬的理想正义的精神以及对信仰的由衷赞颂，成为几代人精神追求的楷模，影响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和进步。同样，今天被人民大众厚爱的许多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为作品艺术的审美价值，更是因为作品所具有的思想性，引发了人们内心深处极大的震撼。比如，电视剧《士兵突击》，如果仅仅从市场的角度看，这样一部没有女性、没有明星、不涉爱情的作品，会不合于今天市场选择所谓的经济“规律”。所以，有的电视台根本不看好，认为其缺乏市场价值而不予接受。但后来播出后却受到全国观众的一致称赞，创造了多年来的最高收视率。原因就是作品蕴含的不抛弃、不放弃的团结精神和进取品格，成为当今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建立一种良好人际关系的期待和呼唤。还有，电视剧《亮剑》所张扬的英雄品格和高尚情怀，《人间正道是沧桑》《潜伏》等作品对理想信念的赞美和歌颂，都在亿万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效应。

当然，文学艺术作为以形象思维为表现方法的艺术。它们强调的思想性不同于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思想性。它的思想性是与作家的生命情感体验、艺术直觉以及作品的思想价值融合为一体的。越是伟大的作品，它这种思想的融合度越高，而在这种融合中，作为作品的思想性的生命力越占有突出的地位。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4月给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的讲话中就提出：“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代艺术工作者。”在这里，毛泽东同志讲的就是作家艺术思想与技巧的有机融合。高远的理想和深邃的思想永远都是文艺的精髓。缺乏理想情怀和思想深度的作品，永远都只能是昙花一现的瞬间景观，包括那些自称只给观众以笑声的作品，只能是热闹一时，决不会传之久远。

眼下，文艺的思想贫乏及至被边缘化，在一些人的作品中已经成为一种不断滋长的倾向。有些人利用自己曾创作或演出过某些成功作品的影响，公开地宣扬拒绝理想和思想，这种情况的的确确是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应该说，在左的倾向横行的年代，我们确实曾吃过文艺政治化、概念化、公式化的苦头，但我们强调文艺从过去的政治化概念中解放出来，并非是要拒绝思想性、更不是与政治理想剥离，那样的话，文艺去掉了理想情怀和教化功能，必然会酿成另外一种恶果。今天，重建文学艺术的理想精神，应该说是这个时代对文学艺术的更高的要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的文学艺术就不可能承担起烛照国民精神的光荣使命。

当今一些人之所以用搞笑娱人愚人的方式来拒绝对思想的追求，说穿了，最根本的一点，是把艺术当作了纯粹挣钱的工具，他的一切创作，必然是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终极追求，他创作的作品，必然成为他获取金钱的工具。在他的理念里，有意思取代了好听或好看，粗俗取代了高雅，无聊的笑话取代了经典的寓意。毋庸置疑，当下低俗的搞笑，正误导着社会大众的审美走向。试想，在我们的屏幕前、剧场里，在一个又一个的“晚会”上，一些有意义的文艺演出正被脑筋急转弯式的搞笑所包围时，当一些不动脑子的艺术作品泛滥时，当文艺过分小品化、圈子化、沙龙化、粗鄙化时，当文艺过度娱乐化和过度技巧化时，当千百万青少年观众挥舞着荧光棒发出一阵阵浅薄而狂热的笑声时，有谁曾经思考过，我们一个民族的智力和审美正在滑坡，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损害呢?

当今我们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伟大的时代必然需要与它相适应的伟大的作品，而伟大的作品也必然需要高尚的情怀和远大的理想，需要作家艺术家的坚定信念和深邃的思想。这是这个时代对我们作家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当然，人的正确思想不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刻苦的学习，需要到人民群众中去体验、去修炼，需要时时保持与时代与人民的心灵共振。文艺作品是精神产品，精神产品不仅要有意思，更重要的是要有意义，有意思没有意义的作品，换来的笑声是浅薄的，也是有害的。文艺的功能不仅在于娱乐，更要“寓教于乐”，它不仅要“养眼”，更重要在“养心”，“养眼”不“养心”甚至“花眼乱心”的东西，注定不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也注定会被人民大众所抛弃。

我们处在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我们需要轻松、需要娱乐、甚至需要一些真正具有幽默品格的健康的有品位的搞笑，但是，我们更需要一些引人思考、启人心智的艺术，更需要提高我们全民族的审美品位和鉴赏趣味的艺术，我们不能让一个有十几亿人的伟大国家，把浅薄无聊的搞笑当作艺术去欣赏，我们更不能容忍那些以赚取百姓笑声为幌子实则为掏取百姓腰包的江湖艺人，被当作“文化英雄”去崇拜。我们期待着社会大众对浅薄的搞笑投一眼鄙视的目光，也期待着作家艺术家奉献更为有理想情怀、有品位、高格调的作品，做一个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称号的真正的作家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