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根先

文字的有无及其发达程度，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文字不仅在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更是民族、国家历史文化所系。所谓文化的认同感和凝聚力，与其所使用的文字密切相关。由汉字记录、沉淀而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活化石”。透过汉字，我们不仅可以探寻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脉络，还能进一步把握民族文化中深层次的意识文化取向。作为中华民族使用的最主要的文字，汉字承载着世界上最多的文化典籍，构筑了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丰厚的宝藏，并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曾是古代东亚最先进、最强大的国家，一直是人类文明、世界文化的重要输出国，其文化具有强大的扩散力，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圈，即所谓东亚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的范围，大致包括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即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这些国家都曾以汉字为载体，儒家文化与华化佛教盛行，其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乃至政治制度等，颇多类似，具有基本相同的文化特征。因此，汉字作为文化载体，其承载的不仅是悠久的中华文明，也为这一文化圈中各国文化传承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汉字在朝鲜半岛

目前，汉字传入朝鲜半岛的确切时间尚无法确定。据西汉初年伏胜《尚书大传》记载：“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 因以朝鲜封之。”可见，早在西周初期就有中国人向朝鲜半岛移民。又，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这是箕子将中华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的一个佐证。一般认为，两汉之际中国文字就已为朝鲜所知，称其为“汉字”，并沿用至今。

公元四至五世纪，朝鲜半岛文化还较为落后，除了口头交流，他们用汉字作为自己的书面语言，开始学习汉字。从此，汉字与汉文化逐渐渗透到朝鲜的社会生活，上自国号、王号、官爵称谓，下至文物制度、专有名词，无不以汉字命名。及至唐代，高度发展的盛唐文化更是源源不断传入朝鲜半岛，汉字及汉语词汇在朝鲜语言文字中具有重要地位。朝鲜许多古典文献，诸如史学名著《三国史记》《高丽史》《李朝实录》等，均用汉文撰写。

在朝鲜文化史上，朝鲜出现过“乡札”“吏读”“口诀文字”等三种书写形式。这些书写方式，都是在借鉴汉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只是在借用方式、构词方法及语法方面有所不同。15世纪中叶，朝鲜王朝世宗大王李祹制定《训民正音》， 这是今天朝鲜(韩国)文字之雏形。尽管如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朝鲜人还是将学习汉文放在首要地位，认为那是真学问，所谓“真文”;而将《训民正音》称为“谚文”，认为是较为通俗的文字而不予重视。

19世纪末，汉字在朝鲜的地位急转直下，使用1500 年之久的汉文不再是官方文字，其地位被正音文字所代替。1948年，韩国国会颁布的《韩字专用法案》规定：“大韩民国来往公文以韩字书写，仅在短期需要时，才能并用汉字。”为此，他们对汉字与汉文教学进行改革，选出1800个教育用基础汉字;1970年起，其小学开始实施全面的韩字专用教育。汉字使用受到限制，除报刊标题、专有名词偶尔使用外，韩字成为韩国标准文字。

1949年以来，北朝鲜对汉字经历了全部废止到有限使用的曲折发展过程。1949年，汉字被全部废除，至今在报刊杂志、各种图书中，仍坚持全用朝文排印。1968年，朝鲜语文政策有所变革，汉字教学一度得到恢复，并对汉字使用量有所限制，当年发行的四种汉字教科书共使用1500个汉字。至大学毕业，各类学校累计使用汉字3000个，还出版了汉字字典。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朝鲜与韩国其实一直没有停止汉字的使用，因为汉字早已成为朝鲜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汉字在日本

日本历史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字传入日本并被接受，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根据考古材料，在日本出土的王莽时期所造的一种称为“货泉”的货币，其“货泉”两字可能是最早传入日本的汉字。在日本福冈出土的汉武帝所赐“汉委奴国王”印，其中“倭”作“委”，可能是中国古代传入日本的第一个简体字。由此可见，早在汉代，汉字已经传入日本，只不过他们还没有广泛、系统地接触汉字。

从现存文献看，日本较为广泛地接触和学习汉字，可以追溯至8世纪初奈良时代学者万侣编写的《古事记》。稍后的《日本书纪》一书，还记载了汉字传入日本的几个传说，即“王仁上贡献书说”“徐福赴日初传说”“神功皇后自新罗带回说”。随着汉字文献越来越多地传入日本，日本人开始广泛地接受中华文化，例如遣唐使络驿不绝，有的甚至还在唐代为官。一时间，学习汉字成为日本上层社会的一种风尚，汉字与日本历史文化早已水乳交融，浑然一体。

日本汉字在传播、演变过程中，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音读、训读时期，万叶假名时期，片假名、平假名产生时期，汉字、假名混写时期。第一个时期，日语汉字主要是模仿中国古代对该汉字的发音方法而形成，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第二个时期开始于8世纪初，因其用法集中于日本古典名著《万叶集》而得名。万叶假名，又叫“真假名”，“真”指的是汉字;而“假名”则是对汉字的一种假借和假用，这时的汉字已与传统汉字有较大的不同，有人认为万叶假名是日本文字创制的开始。从第三个时期开始，日本文字对于汉字的独立性有较大增强，片假名和平假名都是从万叶假名发展而来，是对汉字的简化。片假名和平假名出现以后，日语的标记形式由纯汉字形式发展到汉字、假名混写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四个时期。这种汉字、假名混合书写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

日本明治维新前后，为了学习西方文化，日本社会出现了文字改革的呼声，废弃汉字而改用罗马字或完全用假名的主张一度较为流行。不过，汉字传入日本并被广泛使用毕竟已有1600多年，日本的重要典籍几乎都是用汉字书写，如果废弃汉字，日本历史文化传承就会出现断层。最终，日本决定限制汉字的使用量。1919年，日本提出了《汉字整理案》，保留汉字2600个;1946年日本政府又公布《当用汉字表》，保留汉字1850个;1981年，又颁布了常用汉字1945个;2009年，日本政府将常用汉字增至2131个，旨在“适应信息化时代需要”。

汉字在越南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京族)曾是古代百越的一支，与中原汉文化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春秋时期，越族中一些人已经能够利用汉语和汉字作为交际工具，开始与吴国、楚国交往。后来 越国为楚国所灭，越人不断南迁，同时也把汉字带到了红河流域。据《交州外域记》记载，公元前257年，蜀王子泮在红河平原自立为安阳王，蜀人再次把汉字带到了红河流域。汉字在越南的传播，最初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即红河中下游及横山以北地区。其传播的历史，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学习阶段。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岭南，置桂林、南海、象郡，象郡位于越南北部和中北部，并曾“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以适遣戍”。公元前207年，赵佗称南越国王，继续推广中华文化。由于当时越南没有文字，汉字便成为越南人使用的文字。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分置九郡，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大致相当于今越南北部和中北部地区。从此，汉文化和汉字在越南的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汉字在越族中流行起来。

二是借用阶段。从秦汉时期直到968年越南独立，越南与中原文化联系十分密切。交趾(交州、安南)地区的郡县官吏均由中国封建王朝派遣。由于当时越南文明程度不及中国，这些官吏自然就将汉字及汉文化带到了越南，实行汉字教学。唐代，汉字读音、汉语使用和汉语教学在安南已蔚然成风，趋于正规。正如越南学者阮才谨指出，现在越南汉字的“汉越读法是源于唐朝汉字的语音体系，具体是为八、九世纪在交州讲授的唐音。”可见，这一时期是对汉字的借用阶段。

三是仿造阶段。13世纪，越南独立建国，在民族与国家意识影响下，越南人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字喃，又称“喃字”。不过，这种文字仍是以汉字为基础，运用形声、会意、假借等方法创造出来。字喃分两种，即为书写越南语而借用的汉字及另创的越南字。借用的汉字，只借音，不借义;自创的字则完全模仿汉字结构，往往由两个汉字拼写而成，一边表声，一边表义，可以说是汉字在越南的衍生物。字喃一度与汉字并行，然其影响不及汉字。

四是创造阶段，即今天通用的越南语“国语字”。17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国传教士先后来到越南，将他们的文化传播进来。为传教起见，他们对越南的文字进行改革，拟定讲音方案，只是其读物在越南已见不到。现今能见到的越南文字拉丁化的最早文献，是法国人罗德(Rhodes)编的《越南文——葡萄牙文拉丁文词典》，他对葡萄牙人草拟的越南文字拉丁化方案进行了整理，后来又有人对这个方案进行了修改。所以，现行越南国语字已经不是葡萄牙人原来的方案了。

19世纪后期，法国殖民者出于其统治需要，强令推行法文和国语字，排斥汉文。20世纪40年代，越南北部获得解放，并大力推广国语字。不过，汉字在越南的影响仍随处可见。现在越南的许多地名与汉字、汉文化有关，包括越族人的姓名与中国汉人的名字特征也基本一样。

从汉字在汉字文化圈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汉字在这些国家的传播与发展演变，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折射的是中华文明在世界文化史上地位和影响力。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是世界文明史上最长寿同时又是最具活力的文字。安子介先生说:“在世界上百多种文字中，汉字对人类文明起了促进作用，在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当前，在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中国民族正昂首阔步行进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伟大基石，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自信，爱汉字，学汉字，把书写在古籍里的汉字“活起来”，迎接汉字的春天，再创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