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学丛书”第一辑出版的十本书，我粗略看过了九本。从这些年轻学者的著作里可以看出他们的求真精神、批判精神，这是很可贵的。组织出版这套丛书，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一件事。

但直抒胸臆地谈，其中有些著作对一些概念和术语的应用非常生硬，感觉像是生生贴上去的。正如中国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尤其是亲西方的、受西方思想影响严重的研究者，总会有一个强烈的倾向，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在概念里打圈圈，让人看得云遮雾绕。

刚开始我做了一些反思，是不是我的理论功底不够。可我在新华社做了25年对外报道，最近10年又在央视的视通国际通讯社做改稿专家。这35年，用时髦的话讲，也是在做“跨文化传播”，然而，这么多年来，我没感觉到传播学理论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指导借鉴意义。这些书里引用的很多西方概念，我觉得特别陌生、特别隔膜、特别难以理解。

是不是我们不需要理论的指导?我觉得不是。我做新闻工作，除了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央有关文件的指导，还读过毛主席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文章，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那是给我从事的职业垫了底，让我终身受益。比如《反对本本主义》《反对党八股》《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等等。比如毛主席说，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出，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这是万万不行的。这难道不是在讲传播效果吗?这难道不是传播学吗?可这些年的传播学理论好像就把毛主席的这些思想排除在外，不认为这是传播学的理论，我认为是没有道理的。

当然不是说只有毛主席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因为事物在发展变化，我们需要不断创新。可是我又纳闷，我们传播学理论的著作，为什么不能像毛主席的那些文章一样好看好读好懂，让我们一看就明白?可能有人觉得我不讲道理，你自己道行浅，不懂理论还怪别人高深。那我又要问了，你写理论著作是给什么人看的?现在很多传播学理论著作和文章恐怕就是给圈子里的人看，不是给我们看的，所以这个隔膜不能光怪我们。

我希望做学问的人能放低身架，深入浅出地表达观点。而且需要思考，如果把这些著作中引用的、大多数新闻从业者都不熟悉的西方观点、西方著作删去之后，你自己的叙事是否仍然能够成立?我今年翻译了王绍光的著作《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感觉非常好看、好懂，他虽然引用了大量西方著述，但都是有必要的，不是贴上去的，而我们的传播学著作好看好懂的不多。所以，我认为，西方传播学的术语和概念已经成为了一些学者的枷锁和藩篱，限制了他们建立自己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思考和能力。另外，我刚才说没有感受到传播学对我们的理论指导，其实还有失偏颇，我应该说，正能量的理论指导我们感受到的不多，而负能量的理论影响却有不少。

这套丛书中，我最欣赏的是常志刚的《中国新闻学的星火——青年甘惜分的晋绥新闻生涯》和郑宇丹的《新中国的民营报纸(1949-1957)》。后者对民营报纸的环境、背景、历史梳理得非常清楚。对于前者，虽然我没有学过甘老的新闻理论，但同样给我很深触动，因为在书中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年代的新闻工作者其实是很讲专业性的。我们说，西方所谓新闻专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格格不入，但做新闻一定要有专业性。甘老他们当年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晋绥日报的新闻报道中都标注了准确日期，而现在一些新闻报道，却经常出现“近日”这种模糊不清的表达。甘老还提出，新闻学和历史学是一致的，他的观点跟我不谋而合，让我感到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