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们编辑过一套“《读书》十年文选”，其中一本文选的标题是《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一本的标题是《亚洲的病理》。通过这两本书的标题，我们想传达一个意思：在中国周边所处的地域以及在全世界范围内，如何重构世界图景与历史图景？在我看来，这就是“文化自觉”的意识。

“自觉”，首先是我们对过去图景的反省和批判。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中，我们唯一的模式几乎都是以“西方”为中心，连自我批评、看待自己的唯一参照也是“西方”。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西方”并不是整体意义上丰富的西方文明，而仅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我们发现，“9·11”以后，从伊拉克战争到今天的叙利亚战争、伊朗危机，对于苏东、中亚出现的问题，中国知识界几乎没有提供任何一种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也就是说，在知识领域，中国没有提供一个重新理解世界的看法。近些年来，我们抛弃了中国在20世纪的传统，对国际主义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以至于在非洲和中国的关系、拉丁美洲和中国的关系这些问题上，缺少历史的理解；对于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形成的独特知识氛围和历史传统，也同样缺少历史的理解。因此，我在《读书》杂志工作的11年中，我们有意识地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亚洲周边国家，以及东欧、苏联国家、美洲和非洲，都重新纳入到我们目光所及的世界里来，重新整理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历史——这就是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构的世界图景。

更重要的是，只有对自己的批评才能产生“自觉”，“自觉”意味着对中国历史处境、现实处境、历史传统与新传统进行重新理解。你要想重新构建世界图景，就必须重构对自己的理解。前段时间在访谈中有人问我，围绕中国的改革与工业化，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高速的工业化会将中国带入世界发达国家俱乐部；另一种认为，现有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最终还是进入不了发达国家的俱乐部。这两个看法我都不能同意。在我看来，中国经历过19世纪以来被殖民的历史、经历过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建国运动，也支持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同时中国又是第三世界国家，为冷战的终结作出了很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很清楚什么叫“发达国家的俱乐部”，那是全球统治的俱乐部，是用金融和其他法权来剥夺和压迫其他国家的俱乐部。因此，中国应该有一个自觉：即中国应该为这个世界在更加平等和更加民主的意义上作出贡献，而不是满足于让自己变成全球统治俱乐部的成员。这不完全是一个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是通过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得到的“自觉”。而现在中国知识界还在讨论是否加入全球统治俱乐部这样的问题，这意味着对中国与世界完全没有历史的理解，仅仅是将中国的一切都放在西方背景下来看。

事实上，中国也不会顺利地被接纳为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成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与西方有很大的差别。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帝国及其文明史都经历了一个民族主义化甚至是种族化的过程，其文明、宗教、语言和其他因素都经历了这一历史过程。20世纪以后，文明的混杂性在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上、在观念和意识形态上被纯化了。现在提到欧洲文明、西方文明，一般都指基督教文明。事实上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一样，有多元的内部复杂性。就如同儒教是中国的主导文明和文化传统，但是中国文明不能简化为儒教文明。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和战略家是很清楚中国的独特性的。亨廷顿在晚年明确批评过布什政府对阿拉伯世界的政策，他认为伊斯兰在未来的世界里，并不构成对西方文明的真正挑战，也没有实力去挑战美国的霸权。他认为，在当代世界，只有一个文明具有挑战西方文明的潜力，就是中国。首先，中国的潜力不在于你有没有这个意识，你想不想，而是你有这个实力；第二，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还意味着一种文明，而文明意味着不可逾越的一道鸿沟，不可能通过同化解决。欧洲跟美国虽有冲突，但欧洲不会在文明上挑战美国。亨廷顿描述的未必是一个事实判断，但是他代表的是一种对塑造美国政治有影响的意识形态。所以，中国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在我看来既不必要，现实上也未必可能。不加入这个俱乐部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发展，而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价值，这个价值也是要通过其自身的历史和与外界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

但与中国发展相伴随的价值应是普遍性的，我们应有一个真正的世界图景，有一个对于更加平等的世界的认识，更加理解我们在无限丰富的文明图景中的位置。我们不必要去重复19世纪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通过工业化和全球军事化所完成的历程。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有巨大的贡献，因为中国不仅有强大的潜力，也有深厚的文明基础。

因此，更重要的问题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崛起，来创造不同于19世纪以来的世界图景。我在《中国文化论坛》文集序言里曾写过一段话：“自觉并不仅仅是对某种文化抽象原则的认同，它毋宁产生于对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处境的深刻理解，产生于对当代世界的历史形势及其未来趋势的全面把握。因此文化自觉这一命题中的‘文化’涉及经济、政治、法律、教育、学术和其他领域，这一命题中的‘自觉’表达的是在全球化的处境中对于中国的文化自主性的关切和思考。而这一切关切和思考都不可能不涉及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寻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等领域的独特的变革道路这一现实问题。”

鲁迅所谓“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即可看作真正文化自觉的一种态度。既不是简单的复制传统，也不是简单的照搬现在与西方，而是要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我们要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并不是为了强调自己跟别人多么的不同，而是因为其他的道路（包括我们自己走过的弯路），在西方世界和其他世界都造成了很多问题。我们要想“文化自觉”，就要有一个真正的世界文明的图景来理解这个问题。“文化自觉”并不是一个保守的态度，而是创造性的，是把各种各样的传统重新激发起来，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

这次金融危机后，在对于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的思考中，比较缺乏的恰恰是文化的维度。文化应是对整个模式的再思考。现在是金融出问题了，我们就谈怎么去救市、怎么完善银行体系，怎么去做小额贷款……这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倒过来讲，这些也都是修补性的。我们很少对于总体的发展逻辑进行再思考。全球化浪潮中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固然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在我们今天的思考中，文化为什么是重要的？自觉为什么也是重要的？因为没有自觉，就没有和之前偏颇看法的断裂。断裂不是要完全撇清和过去的关系，而是说我们需要在这里停下来想一想，进行一个全面的考虑。简单照搬既有模式的方式，已在历史中导致灾难。经历了现代的革命和30多年的改革，中国的变革，必然是一个立足于自身的传统和现实而展开变革与创新的过程。

近代历史上，中国有很多次的“自觉”。晚清时的《海国图志》是一种自觉，新文化运动与“五四”也是一种自觉。新文化运动将文化与伦理置于政治概念的核心，新旧文化上的对立也正是一种深刻的政治对立。因此，自觉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政治的诞生。政治不是单纯的权力，如果我们的文化对今天资本逻辑深入到所有的领域、对一切的支配毫无反省，如果我们的文化同样被其支配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自主性可言，也毫无自觉可言。“文化自觉”，必然包含着对今天处在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和意识形态的质疑和追问。今天，在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发展模式，对世界各文明的摧毁性都极大。在这个意义上，“文化自觉”就意味着立足于今天世界的发展、立足于我们自己古代与现代两方面的历史传统，来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开端。（本文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