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这也是对立统一

孟  红

一代伟人毛泽东，不仅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于一身，而且还是一位诗词大家。在波澜壮阔的人生征途上，每迈重要一步都奏响一曲豪歌，抒情一串诗行。他留给后人的一卷雄伟诗词流光溢彩、瑰丽壮美，气势恢宏、摧山撼岳，发黄钟大吕之强音，吐山川日月之精华，堪称一部中国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宏伟壮丽史诗，尽情抒写出他作为伟大共产主义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心灵轨迹和壮美情怀。

妙承精华 自铸鸿词

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对中国古诗词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就熟读了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及《离骚》《九歌》和唐诗宋词等，打下古典诗词素养的深厚底子，并在此基础上开始写作古典诗词。同学罗章龙回忆，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好写诗词，虽不常作，“偶一下笔，却不同凡响：雄壮豪放、气象万千，朋友们争相传诵。”

他不仅终生精深学研古典诗词而烂熟于心，还涉猎广泛博览群书，熟读诸子百家、通晓古今中外文化，因而兼采众家之长，“气盛言宜”（韩愈语），书精文雄。工诗善吟的他在戎马倥偬与治国理政中登高必赋时，为说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他都能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处处彰显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卓越的诗人才华。纵观其诗词佳作，极易看到，从文化名人、历史典故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他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得心应手，几乎无处不在。

作诗吟词时，毛泽东在继承古典诗词的民族风格与中国特色上，十分透彻全面，无与伦比。他的诗词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既有五言七言、五律七律，还有七绝杂言诗。他更擅长填词，运用了20多种词牌形式，如沁园春、贺新郎、菩萨蛮、念奴娇、蝶恋花等。他深谙诗词写作规范，语言精当、对仗工整、结构严谨、韵味无穷。他活学活用，经常巧妙引用、借用、化用古诗词中的名言佳句。1935年10月所作《清平乐·六盘山》中词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即巧妙化用了宋朝刘克庄《贺新郎·落梅》中的词句“问长缨，何时入手，缚将戎主？”引人联想，深刻感人。《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中的“一唱雄鸡天下白” 词句是从唐代李贺《致酒行》中的“雄鸡一声天下白”点化而来。《浪淘沙·北戴河》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是引用曹操《观沧海》中的“萧瑟秋风”词句。此外，他诗词中还借用或化用了大量典故。

在表现手法和风格气势上，毛泽东诗词“豪放”与“婉约”兼得，相映成趣、相得益彰。毛泽东有词论云：“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份，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

不难看出，他“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词作欣赏品位，也是他本人的一种鲜明的诗词创作品位。毛泽东诗词多为充满一股英雄主义气概之豪迈奔放派的，如耳熟能详、广为传颂的一系列名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充满了豪气、浩气、霸气和英雄气，以及豪放刚烈、石破天惊的气度和精神，读来令人荡气回肠，信心陡升，豪气倍增。但也不乏婉约及有时豪放、婉约相结合。他与杨开慧情深意笃，但作为青年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又不得不四处奔波，夫妻聚少离多。1921年，他把满腔的离愁别绪写进《虞美人·枕上》，恰如《诗经·关雎》所云：“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他亦是“堆来枕上愁何状”，“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爱而相思，相思而愁，因愁而泪。故此诗纯属婉约格调，直抒胸臆，动人心魄，真可谓“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礼记·乐记》）。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毛泽东称自己的一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成的”。“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的确是这样，他的诗词创作无不源自其丰富广阔的实践活动，且“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其创作曾出现三次高峰：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长征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的“大跃进”至“文革”前夕。他所处环境越险恶，经历越坎坷，承受压力越大，他的心情越不平静，他写诗填词的激情越高涨，优秀诗作越多。毛泽东诗词被柳亚子曾盛赞为“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

以诗言志 创新超越

在学研、继承和汲取中国古典诗词优秀智慧营养的基础上，毛泽东对中国古典诗词创作风格更注意革故鼎新、大有突破，创作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浓郁中国气派的不朽诗篇，形成了中国悠久诗史上风格绝殊的新形态的诗美。这些创新诗作均为直源时代背景，深触内心思想，有感而发，博大精深，思想深刻，意境高远。

毛泽东作诗一贯崇尚“诗言志”的优良传统与内核原则。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的《讲堂录》就记述了关于诗歌特征的一些语录：“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等，即属“诗言志”范畴，从青年到中年写的诗词也鲜明表现了忧国忧民、奋发有为的豪情壮志。因此，他在抗战期间及至建立共和国后一直提倡“诗言志”就非偶然了，不仅肯定了“诗言志”的积极内涵和优秀传统，且又使这条古老原则增添了新的光彩，给它赋予新思想、新内容。

◆毛泽东的课堂笔记《讲堂录》(节录)。

关于“诗言志”的“志”，他虽未作直接诠释，但可从其大量诗词品评中显见。他1937年至1944年给何香凝、柳亚子、萧三等人的书信中，屡以不可抑制的激情，赞美他们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不被恶势力所压倒的“骨气”和为民族解放全力以赴的“战斗”，就清楚表明他之所谓“诗言志”的新内涵。新中国成立后，《诗刊》创刊时请他题词，他题了“诗言志”三字。此前他为诗人徐迟的诗词册页题字亦然。1957年他与王任重、刘建勋、梅白等谈话时，再次谈到“诗言志”话题。

“诗言志”在他战争年代抑或和平时期的诗词中都展示得淋漓尽致，他的运用亦游刃有余、精妙独到，况且均为有感而发、创新超越，都具有中国人民不可侵犯、不可欺侮和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骨气，具有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建设祖国的战斗豪情。《沁园春·长沙》中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清平乐·六盘山》中的“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人间正道是沧桑”；《七律·到韶山》中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杂言诗·八连颂》中的“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中的“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等等，不一一而足。以上词句，无不表达其伟大胸怀、坚强意志、超人智慧和深邃思想。

◆《沁园春·长沙》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毛泽东的豪迈气势。

诗人贺敬之曾说过：“毛泽东诗词之所以被中国人民视为精神上的珍宝，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诗词中，看到了近现代中国的活的姿影，看到了近现代中华民族在求解放、求富强的艰苦奋斗中锤炼出来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之所以是活的姿影，是源于毛泽东诗词所富含的史诗特征，即：“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诗词内容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且在诗人用文字搭建的艺术情景背后，更是诗人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

毛泽东推崇古为今用，却绝不简单照搬，而极善于推陈出新。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意境，从题材到风格，他对传统诗词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创新，使其既富有革命性又充满艺术性，极具民族个性又饱含时代精神。他的诗词评史则对历史有新看法，论人则对人物有新见识，写物则对物象有新寓意，记事则对事情有新视角，是传统艺术形式现代化的光辉典范。正如郭沫若所说：“主席的诗不能说是旧的，不能从形式上看新旧，而应从内容、思想、感情、语汇上来判断新旧。”

自幼就怀有英雄情结的毛泽东到1936年时，其修养学识和登临的历史舞台均使他对中国历史有了全新的认识，作《沁园春·雪》时，他在对古代帝王的评论和对“风流人物”的期待上超凡脱俗，他曾对英文秘书林克谈话时说过：“《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可见，诗人笔下的“风流人物”与“无数英雄”是不同的，其内涵亦须从社会制度层面上理解。无产阶级肩负着创建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的历史重任，诗人因而批注“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964年他所作《贺新郎·读史》一词再次提到“风流人物”：“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屏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推许奴隶、农民起义领袖为“风流人物”，其态度与《沁园春·雪》一样，都是立足于社会制度层面上才有如此评说。

同样，毛泽东提及1954年夏填写的《浪淘沙·北戴河》创作缘由时也说：“李煜写的《浪淘沙》都属于缠绵婉约一类，我就以这个词牌反其道行之，写了一首奔放豪迈的，也算是对古代诗坛靡弱之风的抨击吧。”历代咏梅诗作不计其数，他《卜算子·咏梅》是“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的绝妙佳作。陆游词中的梅花在凄风苦雨中遗世独立、孤寂冷漠、消极退缩、凄凉愁苦。他则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这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采桑子·重阳》是咏秋之作，“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他一扫“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悲秋情结，称颂战地黄花的馥郁芳香，赞美秋日风光的苍劲寥廓。《孙子兵法》主张“穷寇勿追，”而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他为了中国人民的长治久安，反其意提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意境奇特  气势恢宏

毛泽东诗词的特色还在于极推崇“诗味”，诗中所含能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最为丰富、“诗味”最多。关于“诗味”问题，是他于1957年1月12日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提出来的，“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么），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诗刊出版，很好，祝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读信后臧认为：毛虽对新诗看得不多、也从未写过但主张现在写诗应以新诗为主体，这种不凭个人意志与偏好的科学态度颇值学习。又说：毛对“新诗的散漫，太自由化的缺点是不满意的！”“他认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民歌基础上发展，力求‘精炼、大体整齐、押大致相同的韵’”，“这与鲁迅对新诗的观点与创作实践是相符合的。听了他老人家的话，我特别兴奋，后来，我就以《精炼、大体整齐、押韵》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可见，从毛泽东信中自谦之说和臧克家的评价上，反而足以证明了毛“诗味”颇多的事实。

在1965年7月21日毛泽东致陈毅信中也有较深入的探讨，如指出：“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这表明了他对写作格律诗词的见解；提出宋诗“味同嚼蜡”问题，不过这是从反面提出没“诗味”问题。因此是他十分重视的诗歌理论问题。两相观之，他在怎样才能造成“诗味”上堪称高手。为此，他深有体会地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然其中亦有比、兴。”即诗人的用意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而造成艺术形象，就要用形象思维，采用“比、兴”。

◆《菩萨蛮·大柏地》一词格调亮丽、明媚，体现了毛泽东面对艰苦的作战形势仍能保持革命乐观心态。

这“诗味”的核心即意境。毛泽东诗词的意境奇特、气势恢宏、志高意远，无不给人以精神振奋之感。如《菩萨蛮·大柏地》中“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就是如此：1933年他重新踏上了大柏地这片土地，此时的国民党将要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大“围剿”。面对艰苦的作战形势他仍能保持革命乐观心态。首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将整首词烘托得亮丽、明媚。他尤善用“比”“兴”手法，使词作呈现出一幅气清月朗之景。《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中“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也是如此：“鲲鹏”一词出自《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鲲鹏”在此处指代反动派的强大，而“要把鲲鹏缚”又是词人无畏的革命斗志和能将反动派彻底打倒的信心的体现。无独有偶，《念奴娇·鸟儿问答》中“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一句也有“鲲鹏”这一物象。但此处却以鲲鹏鸟的高瞻远瞩和蓬间雀的鼠目寸光相对比，借此说明“订了三家条约”并不能换来永久的和平，人间还不存在“仙山琼阁”，中国人民应随时保持警惕。这就是毛泽东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伟大和高明之处，即乐观主义精神在革命年代是不可丢失的，但革命胜利后仍需冷静分析世界形势，不可有盲目乐观之举。词中以对话的形式将两物象的博大和渺小充分对比出来，艺术效果上极具讽刺和诙谐感。《清平乐·六盘山》中“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亦然：敌人虽如同“苍龙”般凶猛强大可如今革命形势变好，战士们渴望昂扬杀敌，而早已蓄势待发。《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中一句“枯木朽株齐努力”，既是对革命力量壮大的生动描写，又讽刺了敌人的不得人心。足见，他将意境运用得如此鲜明丰满而又新颖独特，真可谓达到了“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中语）的效果。

立意高远 主题重大

立意高远、主题重大，是其诗词非常显著、足以同最辉煌的史诗媲美的特点。

他诗词所反映和表现的，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深刻的一场历史变革，即中共领导下的工农革命：从武装割据到夺取全中国的历史过程和革命豪情。写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有《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写于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有《西江月·井冈山》《清平乐·会昌》等，反映长征的有《忆秦娥·娄山关》《清平乐·六盘山》等；到达陕北后写有《沁园春·雪》等；写于渡江战役胜利时刻的有《七律·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等。虽未展开叙事但将其诗词标题中的地名串联起来即一串历史足迹：长沙—黄鹤楼—井冈山—广昌路上—大柏地—会昌—娄山关—六盘山—南京等，足以引起深远的联想，使读者窥斑见豹地重温历史，仿佛看到这位伟大战略家怀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锦囊妙计，胸有成竹地带领在黑暗中徘徊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迷津，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最后把蒋介石赶到一个海岛上去。这段历史风云实在令人神往。其诗词津津有味地歌咏着的，就是这一伟大的历史事实及其延续。这正如他所独白的：“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西江月·井冈山》

值得称道的是，在思想内容与价值取向上，毛泽东在吸收了儒家文化以“仁学”和民本思想为基础的经世致用的政治理念之基础上，始终突现出一个非同寻常的伟大革命家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和不懈追求。这是他的诗词更富创造性的特点，无人比拟。他的诗词直抒胸臆，饱含“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忧患意识，充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精神，富有“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顽强意志，强调“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政治抱负，满怀“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大同理想，推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积极态度，秉持“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的豁达心态。

这一点，源自他那独一无二的政治家诗人之情怀特质。他的诗词与其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密切相关，诗词中的一些概念、范畴与其战略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其诗词中分明体现着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和审美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对中国地缘政治的思考及其运用、中国崛起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关于中国统一、新中国的教育方针、外交原则、继续革命等思想。比如，他借“十万工农下吉安”“百万工农齐踊跃”“唤起工农千百万”等诗句，以空前的真挚豪情与洒脱笔墨塑造人民群众的群体形象，热情讴歌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社会实践。再如，著名词句“环球同此凉热”反映的是他“不称霸”的外交思想。他在《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前言”当中写道：“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这表明毛泽东的诗作是有感而发，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在抒发一位政治家的思想和情感。他的67首诗词中，有三首以“井冈山”为题，分别是《西江月·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三首词中又同时提及“黄洋界”，分别是“黄洋界上炮声隆”“黄洋界上，车子飞如跃”“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这一现象绝无仅有。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毛泽东的井冈情结是政治家的情怀。可以说，革命和斗争是贯穿毛泽东诗词中的主题，唯物主义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念是其诗词的底色。

原题：毛泽东的诗词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