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一位在文学、史学、考古学、翻译等多个领域有着重要成就，在20世纪中国有着重要影响的知识分子，但他也饱受争议，不同知识背景、人生经历和学术立场的人，对郭沫若会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在郭沫若研究界，对于郭沫若的思想和人生选择也存在诸多分歧。通过近年来的研究，笔者对郭沫若的思想和身份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

首先，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五四时期，郭沫若是浪漫主义诗人，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1924年，他翻译了日本学者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在翻译过程中，他以列宁学说和苏俄道路为参照，批判了河上肇的观点，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不久，他又参加了北伐战争，经过实际战争的淬砺，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从1924年到北伐战争，这段时间是他思想的转变过程。他曾经多次说，在翻译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后，他的思想就定型了，再也没有改变。遗憾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淡化了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无论是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还是研究郭沫若的史学成就，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宁愿对他在五四时期形成的“青春型”人格或米海利斯考古学著述的影响参见谢保成《郭沫若评传》中的有关章节。浓墨重彩，也不愿意强调他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学界对郭沫若思想信仰研究的淡化，导致一些关于郭沫若是“墙头草”、“无节操”的说法有机可乘。

其次，郭沫若是中共长期的秘密党员，革命者是他的首要身份。

在南昌起义撤退途中，郭沫若由周恩来和李一氓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是中国共产党处境最为危险的时候，国民党正在清党，很多优秀的共产党员都被杀害了，也有很多共产党员意志不坚定而脱党。郭沫若在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充分说明了他认同中共的革命理念，并甘愿为此献身。这当然就绝不是人们所说的投机文人了。

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到国内。其公开身份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实际上，他回国后就恢复了组织关系，是周恩来单线领导下的秘密党员。他以代号“K”缴纳党费，他的身份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连他的夫人和孩子都不知道，这一身份一直保持到1958年重新入党。对这一身份的揭示，除当事人吴奚如和女儿郭平英的相关文章外，郭沫若纪念馆后罩房“妈妈屋”展出的一封信是最直接的资料。邓颖超在这封1938年5月18日给于立群的信中说：“亲爱的媳妇小于：好多天不见你，常常想念着你那个小样，怪可爱的！你最惦记着的问题已经代你办好了，我和沫若兄二人作介绍人，请你准备好加进来罢！”这是邓颖超通知于立群，她和郭沫若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郭沫若当时不是中共党员，他有什么资格介绍别人入党？对于这个身份，很多学者不大明确。我到郭沫若纪念馆工作后，有一位学者每年都将他指责郭沫若脱党的文章寄给我，也有研究者公开质疑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秘密党员身份，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共和国民党在抗战时期争夺郭沫若，因为中共对郭沫若礼遇有加，郭沫若才支持中共的。正因为否定了郭沫若作为隐蔽战线的秘密党员身份，关于郭沫若献媚投机的说法自然就多起来了。

最后，郭沫若自从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都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1928年流亡日本，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写下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开山之作。这本著作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介入了当时的理论斗争。当时理论界正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以验证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适合中国国情，郭沫若通过历史研究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以此证明了中共领导的革命斗争是具有合法性的科学道路。他后来研究甲骨文和金文，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更好地为现实革命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写了很多白话诗，有些学者认为这些诗不是诗，是大白话，但郭沫若的目的是妇孺皆懂，充分发挥诗歌为生产建设服务的功效。

下文对有关郭沫若的五个流言及真相的分析正是建立在这三点基本认识的基础之上。

 一

第一个流言：郭沫若两性关系混乱，对于立忱始乱终弃。这个流言越传越不堪，甚至传到了这样的程度：1979年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遗物时发现郭沫若和于立忱的混乱关系后不堪羞辱而自杀，或郭沫若娶了姊妹花，玩弄女性，等等。

这个流言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谢冰莹发表在台湾《联合报》1984年6月15日上的《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谢冰莹回忆近50年前，有一天她的闺蜜于立忱在医院，让谢冰莹去看她，谢冰莹以为是在普通病房，去了后发现是在产房做人流手术。于立忱流着眼泪告诉谢冰莹，这都是郭沫若那个大骗子害的。整篇文章就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这故事后来广泛流传，成为郭沫若玩弄女性的滥觞。那么，这篇文章是真的吗？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和其他相关人的言论仔细分析这个故事的缝隙。

首先，一位老人回忆50年前的往事居然像剧本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历历在目，非常清晰。但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会一个字一个字都能回忆出来吗？

其次，历史研究讲究证据。谢冰莹这篇文章发表在郭沫若和于立忱都去世之后，当事人都已过世了，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为什么不在人家生前说？你在人家生前说，若你说得不对，人家还可以纠正，但你偏偏在死后说。况且，只有谢冰莹一个人在说这件事，其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竟然都不知道，这可能是真的吗？孤证不足为凭。

再次，谢冰莹讲的故事跟知情人士林林的回忆恰好有出入。林林跟于立忱、于立群关系很好，他们当时都做新闻记者。林林说于立忱病重时住在他家，谢冰莹没有参加于立忱的葬礼。笔者2018年初采访郭平英女士，她在林林先生生前曾向他请教她姨母逝世前的情况，林林先生谈到了这些事。谢冰莹若真是于立忱的闺蜜，于立忱病重的时候，为什么要去一个男性家住，不去闺蜜家住？如果谢冰莹真是于立忱的闺蜜，闺蜜死了为什么不参加葬礼？这恰好说明了谢冰莹和于立忱没什么关系。于立忱即便有了那样私密的事情，也不会告诉谢冰莹。

最后，这篇文章写作有它特殊的背景。文章最后几段大力歌颂“领袖”蒋介石，并说“领袖”蒋介石曾经非常器重“堕落文人”郭沫若，但他根本就不领“领袖”的恩情，几次背叛“领袖”。读到这里当能明白，此文是在冷战的特殊背景下，意识形态立场不同的国民党人用了伪造历史的方式诅咒一位坚定的中共党员。

很多人不注意这篇回忆的真伪，对它大肆宣扬，这就成了郭沫若玩弄姊妹花的来源。真相是什么呢？郭沫若和于立忱确实有过交往，郭沫若都清楚地写在了他的作品里。当时郭沫若正在东京流亡，而于立忱则是《大公报》驻东京特派记者。于立忱去拜访郭沫若，郭沫若带着郁达夫去回访。后来于立忱回国了。郭沫若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秘密回国，发现于立忱已经去世，就写了《断线风筝》，感叹自己的命运跟于立忱有些相像。他还两次拜谒于立忱的墓，把《咏风筝》这首诗写下来送给于立群。于立忱和郭沫若可以说是比较好的朋友关系，没有超出朋友之上的两性关系。如果真有不清不楚的关系，一同去拜访的郁达夫不会看不出来。以郁达夫的性格，他看出来了不会不写出来。即便郁达夫不写出来，也可能有其他当事人写出来。

那个时代的人有过几次婚姻经历是正常的。郭沫若的发妻是张琼华，两人的婚姻是郭沫若20岁的时候由母亲包办的。结婚那天他就不满意，很快就离开家乡去日本留学。他在日本跟护士安娜有了爱情，一起生活了21年。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秘密回国，因日本警方监视，他不能带妻儿。郭沫若回到国内和于立群结合，于立群最后陪伴他走过了40年。婚姻之外，他只对一个人产生过感情，那就是大革命时期的安琳。南昌起义撤退时，安琳作为女战士照顾郭沫若，由此产生了短暂的感情。郭沫若对安琳的感情，安娜和于立群都知道，他还写在自己的作品里。对此，熟悉郭沫若的人都知道。除此之外，郭沫若没有任何绯闻。1938年起，郭沫若一直是文化战线的领导人，所有的歌舞影星都是他的部下，但他没有跟任何人产生过绯闻。

有学者告诉我，关于郭沫若的婚恋情况，不属于学术问题，大可不必花精力于此。我理解这种好意。但是，在历史人物研究中，对一个人的指责往往从其有违道德伦理处入手，据我所知，有些有影响的学者也曾炒作郭沫若的婚恋情况。澄清郭沫若婚恋中的不实之词，对于重新理解和评价郭沫若是不无裨益的。

二

第二个流言：因为郭沫若的批评，沈从文中途折戟，从文坛消失。

这个说法主要来自沈从文的弟子汪曾祺。他认为，在1949年前后，对沈从文打击最大的就是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有了这篇文章后，沈从文就从文坛消失了。陈徒手在《午门城下的沈从文》中认为：“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郭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看批评的语境。

1946年底，国共和谈失败后，周恩来被迫从上海回到延安，他接连给郭沫若写了两封信。在12月31日的信中，周恩来说：“国内外形势正向孤立那反动独裁者的途程中进展，明年将是这一斗争艰巨而又转变的一年。只要我们敢于面对困难，坚持人民路线，我们必能克服困难，走向胜利。孤立那反动独裁者，需要里应外合的斗争，你正站在里应那一面，需要民主爱国阵线的建立和扩大，你正站在阵线的前头。艰巨的岗位有你担负，千千万万的人心都向往着你。我们这一面，再有一年半载，你可看到量变质的跃进。那时，我们或者又携手并进，或者就演那里应外合的雄壮史剧。”郭沫若是中共秘密党员，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后，他仍然坚持在国统区斗争。周恩来在这封信中给他下达了任务，要他在国统区领导民主运动，这就是郭沫若处在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上的任务和使命。

沈从文是国统区有影响的大作家，他通过杂文议政，三次挑战郭沫若的使命，郭沫若出于捍卫民主运动的考量，对沈从文进行了严厉批评。

第一次挑战是1946年，沈从文写了一篇长文《从现实学习》，其中两点让民主人士震怒。第一，他批评昆明的民主运动，认为一帮政客文人表现欲太强了，一帮银行家的功名欲太强了，两相结合起来就形成“民主堡垒”；他所谓的“表现欲”太强的人包括闻一多、李公朴、费孝通、吴晗等民盟领导人。第二，当时正在进行联合政府的谈判，准备组织一个由各党派选出的40人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来取代国民党控制下的国民政府，委员有1/3的否决权，中共和民盟联合起来想要争取14个委员的名额。这件事在当时争斗得很激烈。沈从文看不过了，他说，你们这些人争来争去，不就是想当官吗？实际上他是曲解了。为什么要争14个名额？因为这是关于国民政府委员会的性质是联合政府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决定性因素。但他理解不了这一点。

《从现实学习》发表后受到了很多批判，最先批判他的是民盟成员王康，他在《文汇报》五次连载《沈从文批判》，他特别谈到沈从文将闻一多之死说成“愚人一击”，闻一多明明是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沈从文还说“愚人一击”，这难道不是为国民党推卸责任么？全国文协上海分会由胡风主持，在1946年底开了一次会，他们说有一类人自命清高，站在一边说风凉话，这类人的代表就是沈从文。这个会议的情况发表在上海《文汇报》。

郭沫若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全国文协的会议，但在《路边谈话》、《新缪司九神礼赞》这两篇文章中批评了沈从文。郭沫若说有些大学教授说我们想做官，大学教授就不是官吗？有些人说只有写小说才好，我们那些写杂文的、写诗歌的、搞绘画的、搞摄影的就不好吗？大家都做出成就了。这两篇文章都给沈从文留有余地，没有点名。但是沈从文不理他，继续挑战。

沈从文第二次挑战是1947年1月的《新书业与作家》一文。他在文章中说，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出版业不健全，创造社为什么倒闭了呢？书业竞争，自己经营不善，所以倒闭。这就彻底惹怒了郭沫若，因为他是创造社的精神领袖，是创造社的主要负责人，他对创造社的历史当然比沈从文清楚。郭沫若于是写了《拙劣的犯罪》进行回击，他说创造社明明是被国民党查封的，沈从文是伪造事实，拙劣犯罪。职业作家生存艰难是因为国民党压迫，你写书出版不了，写文章给你删删改改，你能不生存艰难吗？郭沫若这次点了沈从文的名，而且火气很大。

沈从文的第三次挑战体现在两篇文章中。先说1946年9月的文章《北平的印象和感想》，沈从文说当时的年轻人跑去张家口，这是胡闹，图热闹，做无望流血。这个事情让郭沫若很恼火，张家口就是解放区的代名词，沈从文说张家口在做无望的流血，不等于在说共产党白搞了吗？1947年10月，民盟在上海的总部被国民党查封了，被迫停止活动。沈从文写了《一种新希望》。他说民盟停止活动，是因为他们内部人事关系没搞好。针对这些言论，郭沫若在1948年春天写了《斥反动文艺》，批判沈从文：你的小说怎么样呢？《摘星录》等小说是“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还批评沈从文存心做一个摩登文素臣。文素臣是《野叟曝言》对封建统治者忠心耿耿的形象。

郭沫若的批评比较严厉，但对沈从文有影响吗？其实，当时不止郭沫若，几乎一半的舆论都在批评沈从文。沈从文有一点怕了，他在给丁玲的信中说他怕中共，怕民盟。而郭沫若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无党派人士，怕中共，怕民盟，并不包括郭沫若。解志熙教授也认为郭沫若对沈从文的批评并没有让他惊慌。“沈从文也不惊慌，1949年1月31日解放军进城，威严而和气，沈从文看得高兴，觉得早知如此，自己就该当一名随军记者，可见他的自信还在；并且在这前后，一些地下党人、革命干部、以至中共的高级干部陈沂等，都去看望过沈从文、安慰过沈从文，他又有什么好惊慌的？”

1949年后，新政权给了沈从文很多机会。首先是1950年派他到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很多人去学了后都受到了重用。沈从文也去了，但他看不起那些教员，也看不起那些学员，跟厨师关系好，天天去炊事班里跟人家聊天。1951年底，沈从文被派去川南参加了3个月土地改革，他去了后，嫌人家菜难吃，又嫌工作艰苦，特别想回来，想写小说，但又担心写不好。所以这两次改造，沈从文都不顺利。沈从文是非常强大的人。1953年，在公私合营中，开明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后，开明书店新掌权的年轻董事给沈从文写了一封信，说你的小说不适合新社会了，你在本店已印待印各书及纸型已全部销毁。这才是对他放弃写小说具有决定性的事件。沈从文收到开明书店通知后，在1954年1月给大哥沈云麓写信说：“小说完全失败了，可以说毫无意义，在家中的也望一切烧掉，免得误人子弟。”同月，他给朋友“道愚”的书信中说：他坚持写小说，“什么人都受不了这个试验时，我还是不以为意，要把它搞好。以为必有一天，可以用到更有意义的更新的需要上去。到书店正式通知我说书已全部烧去，才明白用笔已完全失去应有意义。”他又在1954年秋给潜明的信中说：“我弄文学，胡写了几十年，可说毫无意义。书店负责人极聪明，知道对人民无益，对党国无用，所印书一把火通烧掉了。一烧掉，自然什么都完事了。”尽管如此，沈从文1953年后还是写了很多诗歌、散文，只是风格跟1949年前完全不一样，对于有些批评家来说，这就不是文学了。

三

第三个流言：郭沫若在十七年期间是表里不一、逢场作戏的两面人。

所谓“十七年”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指1949—1966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十七年。这一流言主要来自于《反思郭沫若》这本书，该书由丁东编辑，作家出版社1998年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很有意思，它由两个郭沫若的半张脸组成。左边半张脸是红色的，右边半张脸是蓝色的。隐喻郭沫若是阴阳脸，表面上是红的，内心却是蓝的，表里不一，两面派。这个书的封面代表了它所编选的文章的整体观点。

毋庸讳言，郭沫若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大唱赞歌的，歌颂长江大桥、歌颂原子弹上天、歌颂卫星发射成功等。但《反思郭沫若》的作者认为，郭沫若私下却猛烈地抨击那个人际关系尔虞我诈的时代，不满意自己的职务，批评自己的《新华颂》、《百花齐放》以及其他赞歌都是应制应景之作。

这些流言的证据来自哪里呢？该书编者丁东在文章中提出上述流言时，说他翻遍《郭沫若书信集》，“感到只有写给陈明远的信最为特殊，堪称摘下面具，口吐真言。”该书所收的其他文章也多次提到郭沫若写给陈明远的信，这批信件成为这些流言的关键证据。

郭沫若的确跟陈明远有过通信，这些信件现在保存在郭沫若纪念馆的有9封，陈明远保存了3封，总共只有12封。但《郭沫若书信集》里有69封。这说明多出来的57封信是没有原件作为依据的。对此，陈明远解释说因为“文革”时期那些信被抄走了，他凭记忆把内容复述下来，后来他就把这些所谓的书信发表出来，并提供给《郭沫若书信集》的编者。而这本《郭沫若书信集》，是1949年迄今唯一的一本郭沫若书信集，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为学界所广泛使用。

1992年，《郭沫若书信集》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郭沫若的秘书和女儿都曾写文章辨别陈明远提供的书信。他们认为，除了12封有原件的外，其他57封都是假的，即便有原件的12封，对照原件和陈明远提供的抄件，也有许多窜改肢解之处。他们的论证建立在第一手材料基础上，我赞成他们的意见。我认为没有书信手迹和手迹照片为证，且又不在郭沫若生前发表的郭沫若书信都是可疑的。历史研究讲究实事求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就要存疑。

郭沫若的秘书进一步指证郭沫若跟陈明远的通信时间是1956年到1963年，而“郭沫若”抨击自己时代的那些信所署的写作时间很多都在1956年之前和1963年之后，故而是假的。1963年，郭沫若跟他的秘书说，你们给陈明远写一封信，告诉他，他要求的我都给他办到了，让他不要打着我的旗号搞特殊，“以后他来信我也不看了，你们处理吧。” 郭沫若是国家领导人又是大文豪，每天收到的信件成百上千，看不过来，秘书要筛选一遍。写给郭沫若的信只有秘书筛选后才能到他的办公桌上。秘书认为这封信是郭沫若的断交信，自然此后郭沫若也就看不到陈明远的信了。郭沫若秘书的话是可信的。我最近翻阅中国科学院档案，连中国科学院外事局这种郭沫若领导下的机构，给郭沫若报送文件时都是报给郭沫若秘书的，并且一般都会致信郭沫若秘书，说明随信报送的文件的主要类别和性质，请他转呈。何况陈明远这样非亲非故的外地青年呢？如果不经过秘书的手，他的信不可能到达郭沫若桌上。

在伪造的信里，郭沫若表达了对时代的抨击，对自己诗歌的不满。假如这些信按照陈明远所说，真的被红卫兵抄走了，红卫兵不会不把它公布出来的。红卫兵在“文革”开始时已经攻击过郭沫若，要抄他家了，亏得周恩来趁机提出了包括郭沫若在内的12人的保护名单，郭沫若才得以幸免。除这些信外，郭沫若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表达过对“十七年”的憎恶之情，也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新华颂》和《百花齐放》是应景应制之作，只有陈明远信件这一个证据。孤证不足为凭，何况这个证据还是假的。我们由此就可以确定所谓郭沫若的两面人形象，是陈明远和丁东等人塑造出来的，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陈明远在“文革”时期因为牵涉伪造毛主席诗词案被关进监狱，出来后对那个时代充满了痛恨，20世纪80年代写了很多诗歌诅咒那个时代。同时他为了自己的名声，又说他写诗是郭沫若教的。一个对那个时代高唱赞歌的老诗人，怎么会教出这样一位诅咒那个时代的小诗人来呢？所以他要自圆其说，通过十多年数次伪造数十封书信，层累地塑造了一个“不真诚的郭沫若”形象。这些伪信又跟一些有着特殊目的的人的想法一拍即合，于是就出现了阴阳脸“郭沫若”的形象，对“晚年郭沫若”研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四

第四个流言：郭沫若是跪舔权力却不受待见的可怜文人。

跪舔权力的主要证据是《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这首在网上广为流传的诗歌。不受权力待见的主要证据是“康生”写给比目鱼谈论郭沫若书法的信。

《毛主席赛过我亲爷爷》最早出现在2012年凤凰视频“腾飞中国:文化纪事(76)郭沫若与领袖和诗”中，节目未给出处。第二次出现是在高晓松《鱼羊野史》，名为《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也没有出处。

我查找到的网上的出处是《郭沫若文选》第12卷第765页。郭沫若研究者都知道，《郭沫若文选》从来没有编到过第12卷。超过12卷的只有两套。一是《沫若文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共17卷。二是《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历史编、考古编共38卷，1982—2002年出版。从来没有过《郭沫若文选》第12卷这样的书。因此，《郭沫若文选》第12卷是假的。 

《郭沫若全集》38卷中没有《毛主席，你赛过我的亲爷爷》这首诗，我正在参编的《郭沫若全集补编》27卷也没有收录这首诗。在编《郭沫若全集补编》时，我们找了相当多的资料，包括未刊手稿，以及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后来散佚的作品，但没有找到这首诗。因此，我断定郭沫若没有写过这首诗。

“康生”写给比目鱼谈论郭沫若书法的信的内容为：“比目鱼同志：若论书法，我用脚趾，夹根木棍都比郭沫若写的强。康生”。这一看就是假的。

首先看信笺。信笺上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厅”。康生担任的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个是党的职务，一个是政府职务，担任党的职务的康生不可能用政府的信笺，这是要避嫌的。

第二，没有落款日期。大家读手札都知道，一封信一定会有落款日期，某年某月某日，某月某日，至少会写上某日。但这封信啥也没有，不符合书信体例。

第三，没有上下文。我们写信都会有上下文，比如第一句会说“你的信我收到了”，然后谈论正事，等把事情谈完了，结尾会说“此致敬礼”之类的礼貌用语，但这封信什么都没有。没头没尾，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也不符合书信体例。

第四，信的内容为一位中央高层的领导人说另外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坏话，要是与收信人的关系不是特别亲密，谁会这么干？康生何许人也，他会跟一个来历不明的人白纸黑字说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坏话吗？除非是他特别亲密的朋友，比目鱼是谁？康生的朋友中没有比目鱼。

如此考察之后，我听说比目鱼是一位字库专家，他把康生的字集到一起就成了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认为这个说法比较可靠。

这两份假材料都指向郭沫若和中共高层的关系。郭沫若跟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高层的关系很受大家关注，也出了不少成果。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就和毛泽东有交往，抗战时期也有书信往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写过赞美毛泽东的诗，并有多篇阐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他崇拜毛泽东，跟其他中共党员崇拜毛泽东一样，这都没有问题。毛泽东才华横溢，而且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郭沫若对他有赞美、有褒奖是正常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面，毛泽东从1968年党的第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式开始就一直批评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多种场合有近十次的批评，包括与基辛格、周恩来、江青、张春桥的谈话，都说“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抵着压力没有做检讨，一直到1974年2月实在扛不住了，才写了一首七律《春雷》做检讨。在那个时代，一般人是扛不住的，而郭沫若却扛了5年之久。这从侧面说明郭沫若对毛泽东绝不会谄媚。

正如本文开篇所述，郭沫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有着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看法。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他们的革命和建设理念。1949年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系，有被领导和领导的关系，有革命同志内部分工的关系，但也有对革命和建设的看法不尽一致之处，他们始终是相互尊重的。我觉得这样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但如果将其演绎成为臣和君的关系，甚至是佞臣与昏君的关系，这就是把社会主义时代扭曲为封建时代，不仅给郭沫若抹黑，也把社会主义妖魔化了。

五

第五个流言：《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写作目的是为了逢迎毛泽东。

《李白与杜甫》这本著作是郭沫若1967年开始写的，197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当时少有的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之一，面世之后影响很大。由于这本书没有前言后记，对其写作动机学界众说纷纭。主要观点有二。第一，由于长期以来学界不能确定本书的具体写作时间，部分学者将其与郭沫若两个孩子的去世联系起来，认为这体现了郭沫若的丧子之恸和忏悔意识。但据新近出版的《郭沫若年谱长编》披露，该书的核心部分在郭沫若的两个孩子去世之前就已经完成。 故与其丧子没有关系，这一说法可以明确站不住脚。另一普遍的看法是本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迎合毛泽东。该说法从1979年开始流传，从美国传到大陆，又传到台湾，传来传去，几成“定论”，少有人质疑，但到底是否符合事实呢？

实际上，郭沫若在书中明确说明了该书的首要写作动机：“以前的专家们是称杜甫为‘诗圣’，近时的专家们是称为‘人民诗人’。被称为‘诗圣’时，人民没有过问过；被称为‘人民诗人’时，人民恐怕就要追问个所以然了。”究竟是哪些专家称杜甫为“人民诗人”呢？仔细读《李白与杜甫》当能发现，郭沫若主要批评了三部著作：萧涤非《杜甫研究》、冯至《杜甫传》、傅庚生《杜甫诗论》。这三部著作都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在当时学术界影响很大，被视为杜甫研究的代表作。跟这三部著作对话，才是《李白与杜甫》的首要撰述动机。

读郭沫若质疑的这三部关于杜甫的著作之后，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杜甫在一千多年来都被称为诗圣，十分受推崇；对于李白，学界则多有微词。经过新文化运动，人们对杜甫的评价没变，梁启超、胡适都觉得杜甫很伟大，而李白则是个人主义者。经过1949年后的思想改造，学者们还是认为杜甫是伟大的，而李白是个人主义者。郭沫若从中发现问题了。按理说我们这个世纪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断裂，为什么杜甫就能成为不倒翁？成为一个图腾呢？

郭沫若认为，杜甫维护现存体制，主张规训，无论是对君还是对民，都是要在现存体制下做事情的，而那些杜甫研究者也都有这样的倾向。但郭沫若恰好非常叛逆，他对杜甫的很多观念是不认同的。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郭沫若也曾是浪漫主义者；当有人骂李白是个人主义者的时候，很多人也曾说过郭沫若是个人主义者。所以郭沫若从李白身上看到的是自己的影子，他从杜甫身上看到的是他的论敌胡适等人的影子。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写了《李白与杜甫》，就是要对那些维护不合理的统治制度，维护既得利益的思想进行抨击，从而主张一种真正的解放。《李白与杜甫》非常具有学术勇气，要把千年来的定案给颠覆掉。

《李白与杜甫》并没有“扬李抑杜”，而是要双双打破李杜这两个图腾。郭沫若对杜甫有很多贬低的话，但当写到杜甫喜欢吃牛肉，喜欢喝酒时，他很高兴，喜欢杜甫的这一面。他对李白有很多赞扬的话，但当写到安禄山占领中原，李白不但不在那里组织抵抗还逃跑时，他对李白也是讨厌的，觉得李白很庸俗。郭沫若对李白和杜甫都是辩证地看，既看到他们高尚、可爱的一面，也看到他们庸俗、功利的一面。这才是郭沫若对李杜的态度，而并非有些学者所谓的“扬李抑杜”。

《李白与杜甫》不可能是迎合毛泽东。毛泽东尽管在1958年说过喜欢三李，但是他后来又跟江青和张春桥说过，李白算什么？他就知道功名，结果充军贵州。可见毛泽东对李白的看法是辩证的，既看到了李白身上浪漫主义的比较潇洒的一面，同时又觉得李白的功名心很强。毛泽东的辩证法，郭沫若当然了解得比较清楚。郭沫若假如要迎合毛泽东，也不会如此拙劣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流言呢？萧涤非在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院，冯至和顾颉刚是胡适的学生，他们在学术思想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949年后，北大清华的毕业生在文史研究界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1966年，郭沫若在人大会上说要烧书，本来只是自保，却被人诟病。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最好弄笔，编古装戏剧，又为曹操、武则天翻案，此次得政府保护，仅轻描淡写地在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中作一自我批评了事，京、沪同人皆不满意。”郭沫若做了检讨，他们还不满意，“同人”的意见大有置郭沫若于凶险境地的目的。郭沫若写到李白政治失败后“世人皆欲杀”的悲惨境地，未始不是对自己处境的写照。“同人”在1978年后重新掌握话语权，当然会对郭沫若重新评价。

小结

有关郭沫若的流言还有很多，我只是择要讨论了五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流言？而且集中针对1949年后的郭沫若？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背景。

第一，1978年后，我们进入一个后革命年代，在学术界，在文坛和学术圈掌握话语权的是复出者和海外学者。海外学者影响特别大，他们的观点是我们进行评判人物和作品的主要标准，有着鲜明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风靡一时。另外一批就是复出者，50—70年代被压抑的那些人复出了，这批复出者对于当年的当权者多少有些意见。两种势力结合起来，对于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等人，自然要重新评价了。

第二，学术研究的范式转移了。在郭沫若的时代，学术研究占主流的是革命史的范式，现在占据主流的则是现代化研究范式。在革命史范式下，我们会把整个20世纪中国的发展编织进革命的进展的脉络中去。以前评价作家，会以他跟革命是否联系得紧密为标准。鲁、郭、茅都是跟革命联系得非常紧密的，尤其是郭沫若，他是革命的肖子。所以对他的评价很高，周恩来、邓小平都说郭沫若是继鲁迅过后，我们文化战线上的又一面光辉旗帜。但20世纪80年代后，占主流的是现代化研究范式。这实际上是以全球资本主义化为准的，以怎么样朝这个方向进展为线索来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学。在这一线索上，很多学者理解不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郭沫若的成就，郭沫若被理解成了异类。

第三，很多学者对学术的看法改变了。现在强调的是学术的自由与尊严，强调的是学术的独立。陈寅恪给王国维写的纪念碑被反复宣扬，要求为学术而学术。郭沫若强调的是为革命而学术，所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做的是假学术、伪学术。

第四，有关文学的观念也改变了。当下评判文学的标准是文学性，是审美，是它反映个体心灵的深度和文学技巧的圆润。但在郭沫若那个时代，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是是否为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今天的标准自然理解不了郭沫若，人们会觉得郭沫若为革命而作出的学术研究，为革命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攀权附势，都是迎合权力，当下很多学者理解不了郭沫若等人心中的革命事业。

有人说，“事件当时出现的说法，即使是谣传，至少也是无风不起浪。这类认知有可能是‘错误’的（特别是涉及政治斗争的说法，不排除有意的党派作用），但一个不实的‘谣’能够‘传’，就反映出某种时代的认知，应予足够的尊重。很多时候，挖掘出的史料虽增强了怀疑，却不足以证伪。据一些看似‘可靠’但未必足据的史料做出对或错的翻案，不如探讨那些不准确的当时说法何以形成。” 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在能搞清楚真相的情况下，如果不进行“辟谣”的工作，久而久之，“谣传”就变成了“真相”。当然，在厘清真相之后，再来研究流言之所以盛行的机制就更加具有学术价值，但这必须建立在孰真孰伪之基础上。

郭沫若并非不能反思，对他的反思可以从各个角度进行，但必须建立在真凭实据的基础上。况且，当下对郭沫若的反思，无论是出于什么立场和态度，都已经够多了，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在此情况下，我们倒是应该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尤其当“反思郭沫若”是建立在一些伪造史料和不实之词的基础上时，其背后的观念结构和传播机制就更值得考察了。

之所以要对“反思郭沫若”进行反思，是因为笔者觉得现在需要严肃地去思考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而不是把那段历史妖魔化并从记忆中抹去。正如笔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随着国际学术界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反思和重新兴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以及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问题所导致的现实需要，中国知识界需要从80年代所形成的那种对全球化的理想主义式的拥抱热情中摆脱出来，重新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调整自己与国家、民众、媒体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和严肃思考整个20世纪革命中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经验教训。”而郭沫若正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重要借鉴和资源，这也正是严肃认真的郭沫若研究之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