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幸福观及对物质主义的批判
臧峰宇
物质是幸福追求的基础，物质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然而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质占有，单纯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以物化遮蔽了理性，在消费社会中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判断。本期组织的三篇文章，从不同维度就如何摆脱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进行阐述，希望能引发学界进一步探讨。
与近代政治哲学家对幸福的理解不同，马克思认为一定时代的幸福观念是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方式虽然为人们的物质生活提供了丰裕的基础，但却使人们在生产过程中遭遇劳动异化，进而在日常生活中陷入物质主义泥淖。因此，只有变革阻碍人们实现幸福生活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使人们真正意识到幸福是在实现社会进步的劳动中创造的，从而摆脱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才能在进一步实现物质丰裕的奋斗中实现精神的富足。
马克思对幸福和“幸福时代”的理解
青少年时期的马克思就深入思考过如何实现人生幸福的问题。他在高中毕业作文中这样写道：“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悄然无声地存在下去，但是它会永远发挥作用，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在马克思看来，幸福不应当是纯粹满足私利的主观感受，那不过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真正的幸福在于“为人类而工作”，在努力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的事业中塑造自己壮丽的人生。
在同一时期，马克思还思考了何谓“幸福时代”，这体现在他的中学拉丁语作文中：“风尚纯朴、积极进取、官吏和人民公正无私而成为幸福时代”，这是“最美好的时代”，“如果一个时代的风尚、自由和优秀品质受到损害或者完全衰落了，而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之风却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能称为幸福时代”。在这个意义上，幸福体现了一种具有时代性的精神高度，它基于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从根本上反映了人们进取的态度、优秀的品质和纯朴的时代风尚。陷入贪婪、奢侈和放纵无度的泥淖，是远离美好生活的物化放逐，是文化迷失和价值虚无的表现，意味着人生的沉沦，只能走向幸福的反面。
马克思用毕生的努力践行了自己年少时的理想，矢志不渝地追求这种高尚的幸福。在马克思的女儿问父亲的20个问题中，有一个涉及如何理解幸福，马克思的回答非常明确：“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对不幸的理解——屈服。”为了使大多数人过上幸福的生活，马克思以努力实现人的解放的方式斗争，这种斗争具有深远的本体论意义。正如他在博士论文中强调的，必须打破必然性的束缚，摆脱所谓命运的安排，实现“脱离定在的幸福”。只有在斗争中实际地批判现实世界，确立自我实现的物质和精神支点，才能在解放中获得心灵和意志的自由。
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必须使人们在劳动中摆脱与其相对抗的异己的力量，在作为人的需要的劳动中涌现幸福的源泉。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是生活的乐趣所在，幸福是人们在劳动中肯定自己的过程。但资本逻辑使工人在劳动的异化中与幸福渐行渐远，当劳动成为一种被剥夺剩余价值的谋生手段，工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背离，在资本主义流水线上的他们陷入危机重重的“摩登时代”。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摧残。”因而，必须扬弃劳动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使人们在自由的生命活动中创造幸福生活。
幸福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实现幸福需要丰裕的物质基础，因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历史展开的前提。但幸福不是物质丰裕的自然结果，单纯对财富的追逐可能跌入资本拜物教的渊薮，在物欲放纵中迷失自我。因而，马克思强调在消除造成劳动异化的社会关系的同时，走出资本拜物教的苑囿，使人们的生活不为物役。为此，必须批判物化逻辑，超越物质主义，避免沉迷于物欲的精神危机，实现“总体的人”的幸福。
批判物化逻辑与超越物质主义
19世纪中叶，随着人们大规模使用机器，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生产力发展是物质丰裕的基础，使人们生活更加便捷，感官愉悦的水平逐步提高。但幸福并未随之而至，人们在物化生活中遭遇了“幸福悖论”，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财富积累与幸福增加并不正相关。相反，在物质主义束缚中成为单向度的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常见的人生境遇。对此，马克思进行了彻底地批判：
首先，马克思认为“主体的物化”处于生产实践中，是对象化和异化的交汇点。物化折射了现代性的力量，是主体在劳动实践中确认感性存在的方式，是以对象化重塑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物化实现了因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增加的社会财富总量，使物质生活普遍匮乏的境况基本消失。新的生产工具和新的劳动分工推动了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马克思因此高度肯定现代文明的价值，因物质丰裕而彰显的主体性本身便意味着一种解放。应当以历史的辩证的视角把握物化与现代社会的劳动实践过程，这种对象化实践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人们在现代社会满足自身需要和实现普遍交往的基础。
随之而来的是，前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逐渐发生根本改变，物的关系代替了原有的等级秩序，开始体现世俗的神圣性，对金钱的积累成为资本逻辑的最大光圈。人们的道德取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对财富的追求成为幸福生活的目的，贪婪和悭吝成为货币崇拜的自然结果。长此以往，资本拜物教从生产领域蔓延到全部生活领域，物化逻辑成为生活世界的硬核，必然造成人们严峻的精神危机，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而同步提升。
如同现代商业近乎具有同一性的经营模式，幸福成为一种可被量化的指标体系，人们精神追求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都要以量化模式确认。如此，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分离：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越多，与自己实际需要的差距就越大，在身心疲惫的状态下对何为幸福之类的问题感到茫然。当人们追逐财富的活动成为一种机能，周而复始且逐渐加速的活动使人们遭遇不堪忍受的压力，在物欲漩涡中不能自拔，异化便伴随资本逻辑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必须走出物化逻辑的笼罩，在劳动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人们在现代社会的物化状态，揭示了资本主义商品形式的奥秘。整个世界历史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但当劳动凝结在商品中，其本身的社会性质被反映为物的社会属性，生产者之间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被转换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物的关系的劳动关系被固定在商品结构中，以一种虚幻的形式失真了，人们的社会存在是以物的形式来体现的。在由物化逻辑支配的生活世界，这种颠倒的虚幻形式竟成为一种常态。
这种虚幻形式的吊诡之处在于，人被降格为物欲的生命，精神和尊严为物所支配。当资本拜物教大行其道，财产这个无精神内容的要素为人们所崇拜。随着货币形而上学成为现代性的常识，货币成为评价一切事物的尺度，成为决定社会风尚的普照光。这种同一性的评价模式以物的拥有程度为标准，衡量人们是否幸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路。这种光怪陆离的情形实乃一种无意识的现代“抽象”，发挥现实作用的是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其实际结果是资本增殖的最大化。
当资本在货币形而上学中获得主体性身份，剩余价值的创造便成为生产的重要环节，本来陶冶事物的劳动被作为资本增殖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不仅像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在资本逻辑的笼罩下，劳动力的增长没有使工人致富，而使资本获得了支配社会的权力。剥夺剩余价值的资本活动被赋予了正当性，这就是货币形而上学的魅影：他以不断增长的物质欲望代替了幸福生活的本来目的，使人与人之间几乎只剩下了“现金交易”中的利益关系。
最后，以马克思哲学审视资本主义现代生活，应倡导人们摆脱异化的精神状态，超越物质主义价值观。资本主义现代物质文明提升了人们的生活品质，刺激了人们的感官需求，这种需求日益超过合理性限度。由此逐渐形成一个以物化逻辑为内核的循环，使人们跌入物质主义陷阱。看似强大的物质主义文化实际上矮化了人的生活本质，使人们在沉溺于财富占有、物欲膨胀的生活中忘记了自我实现、共同归属等进一步的生命需要。
其实，当温饱问题不再为人们所忧虑，进而当物质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世上很多东西是金钱无法购买的，这些无价的东西是实现幸福的精神要素。正是因为在追逐享乐主义的物欲漩涡中感到生命的虚无，缺乏持久而内在的价值追求，很多现代人遭遇严重的精神危机。马克思指出：“享乐主义把丑恶的物质享受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毁掉了一切精神内容。”这种对物质主义的过度迷恋实际上意味着沉沦。为此，必须抵制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奢靡之风的侵蚀，避免物质丰裕境况下的精神匮乏，以创造性的劳动实现我们时代的幸福生活。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我们要在创造更加丰裕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塑造高品质的精神世界，不断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在为同时代人的完善中实现自我完善，在为同时代人的幸福而奋斗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幸福，在联合起来的劳动实践中迈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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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批判
作者：王雨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
物质主义幸福观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发展和盛行的，其特点是把物质商品的追求和占有当作人生追求的目的，使人们把物质商品消费当作是幸福和自由的体验，这种幸福观导致了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物的价值上升和人的价值下降的物化现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立足于对资本本性和资本逻辑的分析，对物质主义幸福观流行的根源、后果以及如何扬弃物质主义幸福观作了系统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他们的上述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当前认识和把握幸福的本质和探索实现幸福的途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资本的本性与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
以现代性价值体系为支撑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并非是以满足人们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实现交换价值和资本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现代性价值体系起源于启蒙运动，并最终由笛卡尔、洛克和亚当·斯密分别从哲学世界观、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观三个维度阐发其主要内容。从哲学世界观上看，现代性价值体系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强调哲学的功能和使命就是要运用理性发现自然规律，并以科学技术为中介控制和支配自然，使自然满足人类的需要，这实际上是以工具性和实用的眼光看待自然界，进而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上看，洛克以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分为基础，强调国家的职能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其核心是强调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是正义的，并认为只有维系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人权和民主；从经济发展观看，亚当·斯密一方面基于人性自私的假设，认为人们追求私利必然带来社会的普遍繁荣，另一方面崇尚追求无限经济增长，并把增长和发展等同于GDP的增长，把财富等同于幸福，由此形成西方社会的经济崇拜和财富崇拜，不仅不考虑财富的分配问题，而且也把包含多样化内容的幸福简单化为对经济增长的追求和对物质财富的占有。现代性价值体系在支撑和促进资本实现利润和资本积累的同时，也形成了增长至上、功利至上、物质至上的发展观、价值观和幸福观。
面对资本主义实践中出现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资本的本性和资本维系政治统治两个维度分析了建立在现代性价值体系上的物质主义幸福观为何在西方社会得以盛行。从资本本性的维度看，在利润动机和资本积累这一目的的驱使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必然会不断扩张，为了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维系，资本必然会在全社会鼓吹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人们由此把占有和消费物质商品作为自由和幸福的实现，并使重占有的生存方式在当代西方社会得以流行；从资本维系政治统治方式的维度看，资本在当代西方社会实行政治暴力统治和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总体统治”，并呈现出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让位于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转变，其特点就是利用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巨大社会物质财富，通过制造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求”，支配和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牵引人们到商品占有和商品消费中去体验幸福和自由，消解人们的否定意识和批判意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直接导致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这是因为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用“越多越好”的价值观否定、抛弃和代替了前资本主义社会“够了就行”的节俭价值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金钱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被归结为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衡量人幸福的标准也被归结为拥有财富和消费物品的多少。在这种情况下，消费不再是满足人的需要的一种手段，而成了人生活的目的和价值归宿，使得享乐主义、感官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得以在全社会盛行。
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的后果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造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包括人自身的异化、人与自然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在内的“总体异化”现象的发生，当代西方人处于“总体异化”的生存状态。具体说：
第一，人自身的异化。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真正意义上的人原本应该是具有自主情感和个性的人。但是，由于物质主义幸福观把占有和消费商品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的价值大小和幸福与否的标准，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归结为一种物品，完全否定了人的精神和创造性潜能的价值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物质主义的幸福观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交换原则基础上的，这实际上是把人的价值评判标准归结为能否实现市场交换，这必然使人丧失人之为人的尊严，而沦为一个待价而沽的商品，这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异化。
第二，人与自然的异化。物质主义幸福观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把自然仅仅看作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不考虑自然的承受能力而追求无限增长，这种扭曲的价值观与资本结合，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和占有关系，自然由此被看作是满足人类无止境的欲望的工具，这种对待自然功利主义的态度不仅会导致对自然的粗暴对待，而且也使得人类因为对商品的无止境追求和消费而走向对自然的过度掠夺，并必然导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和生态危机。
第三，当代西方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异化”。由于物质主义幸福观奉行利己主义原则，把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作为幸福的主要内容，这就决定了人们不仅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归结为工具性的利用关系，而且也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必然被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所支配，人与人的关系由此被归结为相互利用的功利性的关系，并彼此把对方看作一个具有有用性的商品，形成相互算计和彼此冷漠的异化关系。
通过以上论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正是在资本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的支配下，当代西方社会已经沦为一个“总体异化”的社会，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破除资本逻辑和物质主义幸福观，树立以创造性劳动为基础的幸福观，才能实现西方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
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破除与超越
正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和资本积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在全社会倡导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导致了物质主义幸福观得以产生和盛行，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破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所支配的全球权力关系，是破除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前提。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由此提出了破除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借用了马克思关于动物需要、人类需要的区别以及人的需要的本质和人的自我实现的关系的有关论述，区分“真实需要”和“主观欲望”、“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的不同，进而阐明破除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以及西方社会以追求物质商品占有和消费为幸福的理想生活方式的必要性。在他们看来，“真实需要”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必需的物品，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密切相关；“主观欲望”则是被资本所支配而形成的一种试图获得某种物品的意向性的心理状态，本质上是一种与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无关，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求利润的“虚假需要”。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正是建立在“主观欲望”和“虚假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真实需要”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存方式不仅不可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而且只能使人处于越来越畸形和片面发展的异化生存状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最后强调，只有破除以追求实现交换价值和利润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和以消费为满足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和异化的生存方式，才能利用技术的积极成就，到创造性劳动中追求和实现真正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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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幸福追寻
作者：马妮（吉林师范大学吉林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物质是幸福追求的基础，物质丰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马克思曾指出，没有物质财富，那就只会有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然而幸福并不等同于物质占有，单纯的物质主义幸福观是对人类幸福实践的片面理解，并非是哲学范畴内特别是唯物主义哲学意义上的幸福观。
物质主义幸福观以物质占有多少作为幸福衡量标准，人们通过物质欲望的满足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价值，以至于“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反思物质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关联与区别，以及物质主义幸福观产生与盛行的社会背景和理论条件，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
物质主义幸福观形成与盛行的双重原因
物质主义幸福观从形成到泛化有两个重要的时间点：一是18～19世纪，是物质主义幸福观形成阶段；二是近现代欧洲确立现代社会以来，是物质主义幸福观盛行阶段。物质主义幸福观形成与盛行的原因，可以从哲学理论自身嬗变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两个层面分析，二者互为影响：18世纪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兴起，是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形成于对唯物主义哲学的误解性演化；资本主义现代社会中物质主义幸福观的盛行，是消费主义社会和后现代文化的产物，也受到现代形而上学的生活世界转向和后现代物质主义哲学的影响。
从哲学理论层面看，近代唯物主义的产生，是对早期自然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发展。相对于早期唯物主义探寻世界的物质本源，18～19世纪的唯物主义在处理物质和意识关系中强调物质第一性，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更突出人类活动面向社会的实践哲学，具有面向社会生活的经验性和实践性特质，其唯物主义幸福观亦具有实践性。启蒙以来的近代哲学和科学具有突出的工具理性特征，其核心是有用性。18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使得工具理性的有用性更具有社会基础，工具理性的可计算性和物质化体现于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中，物质的获得成为有用性最为直接的表现。可以说，物质主义的形成借用了近代哲学的工具理性，并误用了唯物主义所强调的物质第一性概念，物质主义幸福观也随之形成并在现代社会逐渐盛行。
从社会经济文化层面看。其一，18世纪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的促进，使得社会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物质丰富，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和信心大增，人们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了人对世界更具主动性的认识和对自然的改造。生产力的急速发展带来大范围的物质丰富，使得人们普遍关注物质财富具备现实可能性，这是物质占有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形成条件。其二，后现代思潮将物质主义哲学作为其文化特征，渗入文学、艺术各个领域，使得以解构为特征的贴近社会和日常生活的后现代文化被大众接受，人们在消费主义社会刺激的商品占有中，找到了赢得社会竞争力的简单易行的途径。人们的生活世界逐渐被物质化，形成了物质主义幸福假象。
质言之，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形成是哲学理论、商品经济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其理论理解与唯物主义相关，但它是对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其物质性”的误解，片面强调物质作为幸福判断的标准，以至于在发展过程中把物质推崇到至高无上的位置，以扭曲的价值观取代唯物主义对世界的认识以及解释方式。因此，严格意义上说，物质主义的幸福观已经失去了哲学的意味。
物质主义幸福观与唯物主义幸福观的区别
物质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差异主要体现于二者对物质的不同理解。唯物主义认为物质与精神是统一的，物质第一性，物质是标志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而物质主义将物质理解为可感知的事物。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是基础，并不否认意识和精神的作用；物质主义截取了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的观点，并将其“扩展”为物质占有的重要性，将哲学对世界的理解简单化为大众在消费中的价值观。
因此，唯物主义幸福观和物质主义幸福观具有不同含义。唯物主义的幸福观不等同于物质消费和物质崇拜的物质主义幸福观，前者强调物质是追求幸福的基础，幸福是物质与精神的共同作用，后者是被消费文化推向极致的物质崇拜。二者对物质的根本认识不同，物质主义强调物质的占有和不断更新，而唯物主义强调以物质为本源解释世界。物质主义幸福观完全忽视了唯物主义中对理性和精神世界的思辨，从而抛却了哲学的本性。
此外，二者在历史中出现的时间也不同。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兴起需要社会经济的大范围繁荣，这种经济条件伴随18世纪工业革命才得以成熟，而唯物主义则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主义较物质主义出现早得多。历史上曾相继衍生三种唯物主义，即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因辩证唯物主义强调面向“现实生活”和社会历史实践的立场和方法，我们也称为新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正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革命性所在。对物质的占有欲自古有之，但作为社会思潮的物质主义幸福观的兴起，只是在工业革命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带来的物质丰富社会中才出现。
幸福追寻的实践性与崇高性
唯物主义强调物质基础的重要性，但生活的物化不可取。可以说，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是人在不同时代、不同境域、不同社会的共同追求，是人性的本真表现和哲学的根本任务。幸福生活，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崇高精神，它始终表现的是“一种针对过去的不满，一种身处现在的应对，一种朝向未来的期待”。因此，不管是物质主义的占有欲，还是经验世界的感官愉悦，它们并不是幸福追寻的根本样态。幸福是人对世界的追问和人对自我的反思，在创造丰富的物质世界同时，幸福始终是一条向着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实践道路，伴随着自我反思和理性思辨。幸福的追寻必然带有实践的色彩，在这个意义上说，幸福不是某种固定状态，而是人实现理想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更是以整体观的实践哲学关注人的社会属性，将人的全面解放和自由作为终极目标：“幸福就是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实践活动中，由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而得到的内心的精神上的满足。”因此，幸福的追寻只有伴随哲学的思辨特质，才具有指导和批判现实的力量。马克思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和把握人的现实世界，这才是实践意义上的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超越物质主义的幸福追寻。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课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阐释与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研究”〔18VSJ01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