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
张文木
1、地缘政治不应当被研究成让国家四处“拼命”的学问。毛泽东同志说：“‘灭此朝食’的气概是好的，‘灭此朝食’的具体计划是不好的。”[1]这就是说，拼命只是战役层面上的事，绝不能将它上升到战略，尤其是国家战略层面。1937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提出“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拼国家命运的决战则根本不干”的原则。[2]由于坚持了这一原则，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中国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纳粹时期的豪斯浩弗，美国的凯南、布热津斯基等为自己的国家提供了一整套导致国家为争地盘而四处拼命的战略[3]，结果他们的国家却倒在这些学者的眼前。
2、都江堰和大运河之所以流经千年而不废，就是因为它们遵循的哲学基础是“道法自然”；顺应、适应并加以引导而不是人为地改变河流的自然性，是这两大工程稳定千年的关键。经验表明，能使人类生活更接近自然而不是反自然的科学才是强大的，只有顺应、适应自然的事物才是最坚固恒久和稳定的。
3、中国的地形像个簸箕，簸箕口直面东海，华北平原平接东海，是中国地缘政治的软肋。别的地方都有山围护，外部力量难以突破。我们古代“逐鹿中原”的力量来自内陆，近代以后就有海上力量也来“逐鹿中原”了。
4、斯大林眼中的印度
1940年11月13日，德国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询问莫洛托夫：“苏联是否原则上对获得印度洋出海口感兴趣。”[4]11月17日，莫洛托夫致电苏联驻英国大使迈斯基称：“德国人和日本人很想推动我们前往波斯湾和印度。我们拒绝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认为德国的这些建议是不合适的。”[5]1943年11月28日，罗斯福对斯大林谈到印度问题时说，他认为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开始，而不是从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斯大林答，从下面开始——这意味着走革命道路。罗斯福说，关于印度，局外人比那些同这个问题有直接关系的人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斯大林说，当然，局外人能比较客观地观察事物。[6]
30年后，据莫洛托夫回忆：“希特勒说：‘你们应该有通向温暖海洋的出海口，将来要像伊朗、印度那样。’我对他说：‘这可是个有意思的想法。您有什么设想呢？’我引他说，以便让他把想法都讲出来。对我来说，这并非什么严肃的谈话，可他却兴高采烈地论证着，应该如何消灭英国，同时要我们通过伊朗进入印度。这是个毫无远见的人，对苏联的政策缺乏透彻的了解，却要把我们拉去冒险。如果我们在南方陷了进去，他的处境就会轻松得多，一旦英国要和我们作战，我们就得依靠他。如果不理解这一点，那就太天真幼稚了。”[7]
“二战”中，斯大林始终关注着英国衰落后的印度可能出现的前景以及苏联是否可能一步到位地将俄罗斯力量伸入到印度洋。斯大林非常清楚，在通往印度洋的道路上，俄罗斯人南征最远的地方没有出过南阿富汗。因此，印度对俄国人来说，如果不是清谈的话，那就是一个只是好看，实则鞭长莫及的天边彩虹——这正如北阿富汗对英美国家来说，也是鞭长莫及的道理一样。由于印度半岛与北面兴都库什山和喜马拉雅山海拔的巨大落差造成的南下易进、北上难出的地理特点，历史上来自中亚的征服者在进入印度后也就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母国。这个结果对那些低文明且一无所有的民族是有利的，但对守着巨大版图的俄罗斯人，尤其是对苏联人来说，就是一桩赔本的买卖。因此，只是在面对巨大的德军进攻而英美又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的1942年夏天，斯大林才有过“一旦战败，流亡到印度去”[8]的设想。但这只是瞬间的闪念而已。后来即使有罗斯福在德黑兰的怂恿，斯大林也没有再打过印度的主意。对世界历史了然于胸的斯大林明白，有多少粮食就能走多远的路。俄国历史上南下没有出过南阿富汗的经验告诉斯大林：印度是俄国鞭长莫及的地方；而将力量投入到力所不及的地方，是不能容忍的政治低能的表现。斯大林对本国的战略力量极限的把握能力与同时的希特勒、东条英机不计成本地扩张战果的特点形成云泥之别。
读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关于印度的上述战略思考，联想普京曾在叙利亚的强势投入，给人的感觉是“姜还是老的辣”。
5、除了斯大林，在对印政策上，三个很有学问的人在印度边界上都停住了。一个是亚历山大，一个是成吉思汗，还有一个是毛泽东。
亚历山大是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他从希腊一路打到印度河边，眼看着向南一拐就进入印度时，却在印度河边停了下来，沉思三天后决定打道回府。他知道得鱼不可忘筌，进印度不难，但进去后若出不来那整个希腊就丢了。
成吉思汗在英国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望而生畏的帕米尔高原上所向披靡。但当他打到印度河边时就停下了，连续几晚上他跟丘处机深谈。丘处机跟他讲了什么？书上说给他讲养生[9]，其实是在讲战略哲学。与曹操得陇不复望蜀的想法一样，成吉思汗得了帕米尔就不再南望印度了。那晚深谈后，成吉思汗就打道回府，回新疆，图中原[10]。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毛泽东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打过去又退回了呢？看看立体地图就明白，我们的资源在当时是很难上去的，我们再打下去就会因资源不济而守不住。基辛格看到这一点，他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军事后勤条件对印度有利，因为喜马拉雅山离中国的力量中心过于遥远。”[11]毛泽东当时考虑更多的是怎么能回来。他利用古巴导弹危机防止第三国插手：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决定封锁古巴，古巴导弹危机随即爆发。当天，中方的自卫反击从守势转入攻势。11月20日，肯尼迪宣布最后结束封锁，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中国政府于11月21日零时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为什么要选择古巴导弹危机？不像克里米亚之于俄罗斯，藏南前线的地形不利于坚守，因此不能让第三国尤其是美国和苏联介入中印这场冲突并将中国拖在那里。1959年5月13日，即在中印冲突前，毛泽东让人转告尼赫鲁：
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朋友。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12]
为什么毛泽东说一千年、一万年呢？我们看历史，除了1962年那场冲突，回忆一下，一千多年来，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若以当代印度版图为限，印度和我们中原王朝似乎没有直接发生过战争。即使有1962年那一次，规模也是非常有限的。中原王朝与印度没有直接战争，但却有不少高僧往来。为什么？僧人能爬山走小路，大部队走这种路就特别难，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争。”[13]显然，成吉思汗和亚历山大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僧人们不怕路险，能进去也能回来。所以中印之间僧人来往多，军人来往少。我们常说“文化是中印交往的主流”，原因就在这里。
6、治病如治国，用药如用兵，战略和养生同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战略是关于国家养生的学问。曹操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说的既是养生又是战略。
7、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说：“战争的目的在于和平。”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一思想，在《政治学》中认为：“战争必须只是导致和平的手段。”[14]
8、战略也是布势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制造一种迫使敌我矛盾向有利于我方转化的形势，对手在这种形势中进退维谷并不得不与我合作。上策是把敌人转化成自觉的朋友，这是最高目标；中策是将对手转化为中立立场；下策的无奈之举才是消灭敌人。当年毛主席从延安撤走，把延安暂时让给胡宗南就是在布势。毛泽东从延安撤走时曾说：“我军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15]今天，南海和东海的问题，也是布局天下和城池得失的问题，前者是主要矛盾，后者是次要矛盾。
9、军事行动，首先考虑的不应是怎样开始而是怎么结束，不应仅是打赢而是如何消化。1895年和1905年两次战争中，日本都准确地把握住了停战的节点，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10、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能够与美国霸权抗衡的就是苏联、中国和印度。在这三者间，西方第一个打倒了苏联，此后的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安全压力骤然增大。这时的印度尚是牵制西方的战略力量。如果中国倒了，西方下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同样，如果印度倒下，若俄罗斯又尚未恢复，中国的安全压力就会更大。与中国相比，西方海权国家从地缘政治上更在意印度，目前还能容忍印度的独立性，不是因为印度的强大而是由于它的虚弱。
11、印度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不管是对中国还是印度来说，都不是好事。双方既要看到在藏南的争执，更要看到全球力量对比和布局，不能再犯东吴为荆州小利而导致蜀吴反曹联盟被各个击破的错误。
12、天下熙熙为利而来，天下攘攘为利而往。中国的地形是东接财源，西接能源。位于西太平洋的国家支撑着世界最主要的新兴市场，位于印度洋北岸的中东是世界油气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为了获取中东能源，西方国家要劳师袭远，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远道来到中东，为了保障其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它们就要发展强大的海军并强占广泛的海外基地。这些用于花费在路上的国防资源看有声势却多无实功。与此相反，中国仅需要建设不太遥远的陆上通道就可以直达目标。天时不如地利。在这方面，几乎所有大国比如英国、法国、美国，甚至俄罗斯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天然拥有的近邻优势。
13、关中将领许攸不肯归附曹操，而且对曹操有轻言相激。曹操大怒，打算讨伐许攸。杜袭对曹操说：“方今豺狼当路而狐狸是先，人将谓殿下避强攻弱，进不为勇，退不为仁。臣闻千钧之弩不为鼷鼠[16]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17]撞起音，今区区之许攸，何足以劳神武哉？”[18]意思是说：如今豺狼当道却首先去攻击狐狸，人们将会说殿下是避强攻弱，进攻不算勇敢，后退不算仁爱。臣听说千钧力的弓弩不会对小小的鼷鼠发动机关，万石重的大钟不会被细弱的草茎撞出音响，现在一个小小的许攸，不值得殿下烦劳自己的神威。由此反观今南海某些小国与中国之争端，势同一理。
14、与俄国和中国不同，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是与防御能力捆绑在一起的：一旦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
15、俄国的安全防卫重心大体分西东两线。西线即欧俄部分关乎生存，而东线即东西伯利亚部分则关乎发展。发展可以让步，而生存则要死守。
16、阶级分析仍是观察当前国际问题的方法。即使是共济会，在其内部也会分左、中、右。尽管以犹太财团为主体的国际资本对共济会提供了大量的金融支持，但共济会并不等于国际资本，它只不过是国际资本维护其赢利地位的一种手段；也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共济会会员或支持共济会，比如自视为唯一正统的犹太教派（Orthodox），“这个教派有些人并不支持共济会，他们对共济会的研究是非常深刻的”[19]。且不说在欧洲近代史的滑铁卢战场上两个对手即法国的拿破仑和英国的威灵顿都是共济会员，即使生活在犹太人家庭中的马克思也很早就提出了“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中获得解放”的思想并为此奋斗了一生。1855年，由拿破仑一世的外甥、法国共济会大导师拿破仑•卢森•查理•穆拉提王子（1803～1878年）召集和主持首届世界共济会大会（Masonic Universal Congress）[20]，马克思评价说：“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对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21]1864年，马克思、恩格斯建立国际工人联合组织（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和共产主义国际运动，与全球资产阶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运动，恰恰是互相对抗的”[22]。
17、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23]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24]由此，马克思为犹太人解放指出道路，他说：
既然这样，那末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因而也是从实际的、现实的犹太人中获得解放——也就是现代的自我解放。
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25]
社会一旦消灭了犹太的经验本质，即做生意及其前提，犹太人就不可能产生，因为他的意识就不再有对象，犹太的主观基础即实际需要就会人性化，因为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的矛盾就会消失。犹太人的社会解放就是社会从犹太（即资本——笔者注）中获得解放。[26]
这里马克思所要表达的实际是他1835年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通过人类解放实现自我解放思想的继续。这篇作文可视作青年马克思决意与传统犹太人固有的“犹太”品质决裂的宣言，也是他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消除资本所依赖的私有制基础是犹太人继而全人类获得终极解放的思想的发端。此后马克思一生都在与资本战斗：资本没有祖国，所以马克思说：“工人没有祖国。”[27]为此，尽管马克思组织了“第一国际”以抗衡共济会，但真正目标则直指国际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告诫共产党不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28]消灭了私有制，也就消灭了资本；消灭了资本，今天所说的共济会的问题也就随风而去。
18、大版图，尤其是具有主体板块的大版图国家之所以有较久的历史，并不在于它们的扩张能力，而在于它们深厚的防御能力。俄国是世界各国中版图最大的国家，因而也是战略防御纵深最广大的国家，这一特殊的地缘政治特点使俄国在世界各国中成为防御而非进攻能力最强，因而几乎是打不垮的国家。
19、19世纪是以帝国群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中华帝国、印度帝国等——大面积坍塌和毁灭结束的。对此，恩格斯在1887年曾有精彩的预见。他针对德国的未来结局说道：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29]
国家政治，如果是浮夸式地增长，当这种增长达到一定阶段，如果遇到一丁点外力，它就会像一堆堆吹起的气球，瞬间破灭并回归到其本原形式——正如电脑将格式文件还原到无格式的文本状态一样，20世纪初的世界政治就是这样一个迅速回归文本的政治。
恩格斯的预言是准确的。20世纪初，一堆庞大且不可一世的大帝国，只通过一次“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的世界大战（1914～1918年），就纷纷解体，历史真是回到了“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的时代。
20、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是头脑清醒而又不由自主地走向坟墓的人，法国总理达拉第就是这样的人，而戈尔巴乔夫则是无知且快乐地将国家送入坟墓的人。
21、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曾有人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得，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化为废墟。
22、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告诉斯大林：“英国人希望法国成为一个拥有20万军队的强大国家，如果德国发动新的侵略，这支法国军队就必须承受第一次打击，并且在英国人还未召集部队之前，守住阵地。”斯大林答道：“这话说得好。”[30]
23、丘吉尔与张伯伦相比：前者考虑的是地区安全，后者考虑的是全球霸权；前者以德国为对手，后者以苏联和美国为对手；前者着眼于眼前判断，后者着眼于长远判断。事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欧洲制服了德国，却丢掉了世界，尽管丢得极不情愿和极其痛苦。1942年秋，奥利弗•斯坦利被任命为英国殖民地国务大臣。丘吉尔对他说：“只要我还在这里，我们就要坚持传统，毫不放松地保持帝国的完整。我们决不让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通过普选把白人扔进海去。”[31]这句话透出此时的丘吉尔已有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也可能只有在这个时候，他对张伯伦“任何安排都比打一场世界大战好；万一发生世界大战，整个欧洲就会毁灭，无论战胜者或战败者都将沦为世界共产主义的牺牲品”[32]的话有新的理解。
24、历史真的没有假设。如果1939年年初能够预见德苏于当年年底会握手言欢的话，日本可能就不会做出与德国结盟的选择；进而言之，如果又能预见到德国在与苏联言欢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又挥兵入侵苏联，日本就不会急于做出南下打击美英的选择。我们常说，时间就是金钱，可对1939年的日本而言，时间则是国运。不幸的是，这时间线怎么也对不上日本的幸运线。
25、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战略方向的误判使日本对其发动的侵华战争前景充满美妙的幻觉，但当历史的必然性迫使日本不得不与对苏战略相背离时，日本在战略上就陷入患得患失、首鼠两端的困境。以至德国“里宾特洛甫外长说日本不想搞协定，而且怀疑日本是否想拖延”[33]；日本驻德大使大岛也埋怨日本政府“签订协定的谈判因我方决心不定，方向不明，从而徒寄希望于德意，拖延了事态的发展，损伤了他们对我方的信赖”[34]。从后来的结果看，是希特勒迫使日本极不情愿地就范于其反英战略的。所以，希特勒将日本人比作“一些受骗的猴子”[35]，这对日本政治智慧来说的确是极大的讽刺。希特勒说这句话的时候，日本与苏联在诺门坎鏖战正酣并对即将签署的德苏友好条约一无所知。希特勒当时的主要敌人是英国，至于反苏，在希特勒——其实也包括斯大林——看来那也是若干年以后的事。因此，希特勒并没有将德苏和解的信息提前知会日本，其目的在于：利用日本对苏联的压力迫使苏联对德做出更多的妥协和让步；另一方面，也希望用这种先斩后奏的方式迫使日本将其目前的反苏目标调整到德国、意大利的反英方向上来。
26、与俾斯麦相似，斯大林是在险象环生而又瞬息万变的政治形势中，可以同时玩几场牌局，在选择确定后又敢下大赌注的政治家，而后一种能力的高下正是张伯伦与斯大林的差别所在。张伯伦有识无胆的个性，使英国在关键的时刻失去了与苏联合作以制止战争，重温1815年英俄联手击败拿破仑、拯救英国并再建世界秩序的机会。
27、希特勒在谈判桌上只要目标确定，那接下来就是让利分红。与张伯伦那种账房先生式的斤斤计较的风格不同，如果他想要捷克，他在张伯伦面前就说俄国是共同的对手；如果他想要波兰，在俄国人面前他又说英国是共同的敌人。然而，一旦他确定打击目标为波兰而不是乌克兰，那他的对手就是英法，既如此，就必须不惜代价地拉住苏联。他占领捷克后不久曾告诉他的副官：“波兰的世仇并非德国，而是俄国；我们总有一天也要受到俄国的巨大威胁，然而，即便后天要成为仇敌，难道明天就不能暂时成为朋友吗？”[36]
28、斯大林在谈判中只认实力并以坚持实力获利是天经地义的法则。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在谈到波兰时，丘吉尔告诉斯大林：“为了波兰的自由与独立，英国加入了这场战争。英国人对于波兰人民及其精神财富负有道义上的责任。重要的一点是，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决不能允许那里事态的发展使我们与梵蒂冈的关系复杂化……”斯大林不耐烦地打断丘吉尔，问：“罗马教皇有多少个师。”[37]
29、与欧洲相反，中国在亚洲所具有的相对主体的地理位势，使中国国内政治变化一般不易受到外力的作用和影响，它更多的是中国内部规律作用的结果。
30、时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的莫洛托夫1982年回忆说：“斯大林是最伟大的策略家。”[38]的确如此。1939年年初，就在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并接近乌克兰边境之际，斯大林将德国的力量转推向波兰并由此导致英法的毁灭；1941年初，就在德国即将入侵俄国之际，斯大林又将日本的力量反转推向南方并由此导致日美开战及日本的毁灭。最终斯大林将苏联面临的西东夹击的被动形势转换为西东两面大获其利的主动形势。
31、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安全环境要比苏联好得多，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它还保留着强大且有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经验的陆军。但法国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一战”中的战败国德国打败了。这种现象引起了斯大林的思考并对此作了深刻的总结。1941年5月5日，他在克里姆林宫对红军军事学院即将毕业的红军学员说：
你们将从首都回到部队。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会就现在发生的事情向你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曾在军校学习，你们在那里接近上级领导，请你们讲一讲，周围有些什么情况？为何法国战败了？为何英国遭到失败，而德国却取得胜利？[39]为何法国人从1914~1919年的战争中什么也没有学到？[40]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在1918年被打败的德军，就是很能学习。
列宁教导说：如果对于缺点视而不见，夸大自己的成就，不求进取，因成功而弄昏头脑，那么党和国家就会灭亡。
法国人因为胜利和自我满足而昏了头。法国人忽视并且失去了自己的盟友。法国因成功而陶醉。法军的军事思想没有向前发展。它停留在1918年的水平上。军队没有人关心，得不到道德上的维护。出现了瓦解军队的新的道德问题。对军队漠不关心。指挥官被认为是那些没有工厂、银行和商店的失意者和不中用的人而被迫去从军的。甚至姑娘都不愿嫁军人。只有在如此冷遇军队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军事部门掌握在很少懂得军事的甘末林[41]和艾兰赛德[42]们手中这样的事情。军队应当得到人民和政府的格外的关心和爱护，这是军队的最大的道德力量所在。必须爱护军队。当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样的道德问题，就不会有坚强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43]
这时，离德国大规模入侵苏联还有一个多月，斯大林在这里看似是在说法国，实则是在警醒苏联自己。事实上，斯大林时期苏联军事力量已有了极大的发展，1936年还建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但斯大林明白列宁“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44]的警告，始终不让“胜利冲昏头脑”[45]，而是以刚遭灭顶之灾的法国为警示，防止苏联犯下法国那样因骄傲自满而失败的错误。
32、从已公开的苏联档案看，1941年德国向苏联宣战之后，苏军上报斯大林的报告几乎全是指出问题，而不是表功或“总结先进经验”的报告[46]。在德军对苏宣战一个月后，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给方面军、集团军和军区司令员下达的指令信中更是严厉指出苏军作战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十分具体的整改批示，并“责成各方面军司令员总结同德国法西斯作战三周来的经验，在总司令的领导下贯彻执行”。[47]不仅如此，斯大林本人还以法国为戒，首先信任和大力提拔重用即使和自己意见不同但懂行的，比如像朱可夫这样的军事干部，这些都为苏联赢得这场战争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3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斯大林批评最多的是他不该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7月3日，即在德国入侵苏联不久，斯大林为此向苏联人民作出说明，他说：
也许有人要问：苏联政府怎么会同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背信弃义的人和恶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呢？苏联政府在这方面是不是犯了错误？当然没有犯错误！互不侵犯条约是两国之间的和平条约。1939年德国向我们提出的正是这样的条约。苏联政府能不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我想，任何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都不能拒绝同邻国缔结和平协定，即使这个国家是由像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些吃人的魔鬼领导的。[48]
莫洛托夫回忆当时苏联的处境时说：“我们有的只是五年计划。当时我们没有同盟者，那些国家当时有可能同德国联合起来打我们。美国是反对我们的，英国也是反对我们的，法国也不会落后。”[49]况且，苏联与德国签订的条约只是和平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既然与强盗谈判，那就不能不考虑用他们的语言与之作利益交换以保障本国的安全利益。
34、列宁棒喝那些品质优秀却不会也不愿“言利”的官员说，“和狼在一起，就要学狼叫。至于要消灭所有的狼（在一个合理的人类社会里理应如此），那我们就要照俄国一句精辟的俗话去做：‘上战场别吹牛，下战场再夸口……’”[50]。列宁在另一篇文章中解释说：“在反对野蛮势力时，不拒绝使用野蛮的斗争手段。如果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有人（我不由得想起了卡列林和格耶这两个人在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上的发言）竟孤芳自赏地议论道——向德国帝国主义‘学习’不是我们革命家干的事，那么我们只须这样回答：要是认真听信这班人的意见，革命早就无可挽救地（也完全应该）失败了。”[51]
列宁在这里批评的正是在1918年年初对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持激烈反对立场的布哈林，在1918年1月11日的中央讨论会上，布哈林与其反对签约的同志激动地提出“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宁愿光荣地沉没，而不愿向威廉屈服”[52]的观点；布哈林坚持认为：无产阶级不应该同帝国主义达成任何协议，接受任何援助。会议后他“挥动着双臂”，呜咽地批评主张签约的列宁说：“我们干了些什么呢？我们正在使党丢脸。”[53]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采取布哈林的空谈正义的立场，那留给苏维埃的只能是斯巴达克[54]式的殉难。
35、1935年《英德海军协定》是英国率先纵容德国向东发难的实际步骤，[55]而1936年年底希特勒与日本签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则是对英法纵容的立场的回报性表态，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协定》则将这种纵容继续推到高峰。《慕尼黑协定》后，英、法、美、日等期待的就是希特勒落实《反共产国际协定》。当时英、法也与苏联谈判，但英、法所给予苏联的安全保证——与《慕尼黑协定》中给德国的保证相比——几乎为零。这样，斯大林与希特勒的谈判就合乎逻辑地出现了。利用魔鬼打魔鬼，这就是斯大林的——当然也是列宁的——逻辑。既然1938年张伯伦、达拉第可以在慕尼黑牺牲捷克，为希特勒打击苏联铺路，以及在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可以主动到莫斯科与斯大林以百分比的方式牺牲东欧国家的利益，以换取苏联在对德作战中与英国的合作，那么，斯大林在1939年与希特勒签订的只是互不侵犯而不是同盟条约，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36、没有安全范围的相互承诺和保障，那“互不侵犯”就是废纸一张。丘吉尔最明白这个道理，他与斯大林开出的百分比协议就是英国对苏联安全范围的承诺。不先言利，还要与人家合作，这不是斯大林批评蒋经国说的“废话”[56]吗？而言利又有几个是能公开的呢？成熟的政治家是不说废话的，成熟的学者，尤其是国际政治学者，也不应该“站着说话不腰痛”，净说些经不住经验过滤的话。
37、1939年斯大林的外交工作完成得的确不坏。与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结盟条件相比，斯大林与德国只用一纸“互不侵犯条约”而非结盟条约所获得的东西如此之多，以至1940年希特勒试图拉苏联参加“四国公约”时竟无多少交换筹码。也正是这种“互不侵犯”以及1941年对日本采取的“中立”立场，才使苏联在与魔鬼握手后又能避免与魔鬼为伍，并在1941年后的第二轮洗牌中有了与英、美结盟的合法身份和从容的外交余地。
38、与毛泽东时代相比，今天的中国是有些家底了。但有钱人有有钱的难处，有钱了就有贼算计。穷人没有这个担心。现在走进小区，家家窗子都包上铁笼子，笼子的结实度也不断提高,里面全是有钱人，而穷人则是“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57]，没有安全上的担忧。
39、外交场合温文尔雅，没有问题，但要有底线，守底线是很俗的事，是要准备动粗的事，光靠教科书中的那些知识是不够的。
40、在美国、日本对华政策日益收紧，国内还是歌舞升平，“盛世”叫得震天响，没有一点危机感。一些青年学生不思报效国家而一心想往美国跑，琢磨考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要考几千分，这分数美国人都考不到，却让中国青年考？正是干事业的大好青春却脑子里塞满了需要强记的英文词汇，有人就是为了出去，考到二十七八岁，这跟当年的范进先生有何区别？前几年有同学四十多了，终于如愿去了美国，拿了绿卡。我在电话中告诉他登上的是“泰坦尼克号”，好在他还没有进入“船舱”。
41、有人说，科学无国界，但人是有祖国的。人并不是只要有钱就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个高行健说祖国是随着他走的。但历史上祖国也是跟着犹太人走的，一路上犹太人也挣足了钱。但最终走到哪呢？走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把钱交给希特勒后就进入焚尸炉里了。在德国纳粹把犹太人一个一个赶到毒气室里的时候，犹太人的钱没能救他们的命。可见，钱是随个人走的，但个人是跟着祖国走的，而祖国是绝不能跟着个人走的。这是人生的铁则，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不能玩机会主义的花活。
从焚尸炉边跑出来的犹太人，可认识到祖国的意义了。他们建立了以色列国，版图只有一点点，比美国小多了，伊斯兰的“圣战”竟对它无可奈何。恐怖主义美国都害怕，以色列不害怕。以色列富吗？不富；力量大吗？不大；地盘广吗？不广，只是以色列人心强！他们知道焚尸炉的滋味，认得了祖国对个人的意义。在美国，有钱的犹太人倾尽家产，推动美国政府的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五十多年过去了，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仍岿然不动。
42、有人会说，这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但祖国没了，你个人再有才华，都没有用。罗马帝国，发迹于十二个土丘部落。开始是高卢人打他，罗马人反抗。罗马人打败了高卢人后转头南下，打赢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64年）后便屠城地中海对岸的迦太基，接着就征服了整个地中海。征服地中海的过程也是罗马奴隶制发展的过程。值得说明的是，当时给罗马人做奴隶的并不都是没有文化的穷人，还有许多极有才华的学者、艺术家。这时，奴隶的地位与才华没关系，而与民族国家有关系。可见，人才竞争是有条件的。在征服者面前，被征服的艺术家也是征服者的奴隶。“二战”快结束时，盟国军队打到德、日国内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掠劫科学家，尤其是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从美国回来后，成为中国原子武器的奠基人，此后，钱老终生不至美国。记得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许多留美学生不回国，钱老就告诉大家，他们会自愿回来的。究其原因是钱老的海外经历使他悟透了科学家与祖国的关系。
43、袁隆平用他自身的经历讲述了搞科学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格。他认为：“作为科学家，首先要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无论多么优秀的人，如果太自私，对社会，对人没感情，不行。”他说：“我为什么一辈子潜心研究杂交水稻？年轻时，我曾亲眼看到5个人饿死，倒在路边上、田坎上，那个场景真叫惨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同类啊，就是因为没有饭吃就这样活活饿死了。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让我深切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没有粮食什么事情都谈不上。”“于是我横下心来，一门心思研究水稻，研究杂交稻、超级杂交水稻。动机和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吃饱饭。我出了点名后，国际上有多家机构都高薪聘请我出国工作，但我都婉言谢绝了。我的根在中国。”[58]
44、在关于开辟“第二战场”的地点问题上，丘吉尔与罗斯福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激烈争论。丘吉尔回忆录中说他“更喜欢的方案是，利用伊斯的里亚半岛和卢布尔雅那峡谷，从意大利北展开右翼攻势，直向维也纳”。丘吉尔说：“这个路线得到了参与德黑兰三方会谈的英国三军参谋长的完全同意。”[59]而罗斯福则坚持在英国南部渡海经法国进入德国。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中，丘吉尔还力争将进攻兵力重心部署在地中海一线。此前，美国盛传丘吉尔“极力阻挠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计划”。当德黑兰会议经过激烈辩论最终使英方认可以“霸王计划”为重心的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方案后，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长松一口气说：“我们总算是没有被丘吉尔拉到巴尔干半岛去。”[60]有人认为，丘吉尔的军事行动计划是为了“英美盟军向罗马以北推进，将大批德军牵制在意大利以减轻苏联的战争重担”[61]。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也表示：“在地中海的进一步战斗根本不是出自边缘战略或战后政治考虑的产物。”[62]而罗斯福则注意到“进攻巴尔干半岛的计划这一点也可能是以政治考虑为基础的”。[63]
其实，我们看看地图就明白，如果盟军从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英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范围就会大大缩小，而苏联的势力就会扩展到东欧并形成对西欧的威慑。如果采取丘吉尔的路线，即从意大利攻入德国，则英国就会保持对整个欧洲及其战后政治的实际影响力。这是因为，军队所至，乃国家权力所至；国家的影响力是随军事力量的进入而存在和继续的。斯大林对此看得明白，他私下对当时还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的米洛凡•杰拉斯说：“这次战争和以往战争不同，谁解放领土，谁就把自己的社会制度推行到他们军队所到之处。绝不可能不是这样。”[64]美国的战略家们也看得明白，他们认为除了打击希特勒这一目标外，“英国人的另一点考虑是，在地中海采取的新措施能最终制止苏联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的扩张”。[65]而在苏、美、英三家中，只有丘吉尔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45、今天美国的手已伸向全世界，国力正在透支。对美国更具灾难性的还在于美国人的世界治理能力随美国人战略思维能力的下降而下降。美国国防投资就不用说了，就看看美国在新世纪发动的两场战争。苏联解体以后，是塔利班制衡中亚的原苏联五个加盟共和国。塔利班是逊尼派，伊朗是什叶派，塔利班从东面牵制伊朗。萨达姆是逊尼派，从西面拽着伊朗。美国解放科威特后又让科国从南部制约着萨达姆。美国在里头用最小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自己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可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打了阿富汗，俄国的力量反而南下；打了伊拉克，什叶派伊朗的地盘扩大。可以预计，美国撤军后，伊拉克与科威特及伊朗的关系会大大好转。为了这种“战绩”，小布什还赔了3000多士兵的生命。有一幅漫画讲阿富汗战场上，美国和英国士兵在前面拉车，小布什和布莱尔摇着鞭子赶车，坐在车上的是俄国人，身后是北方联盟的士兵，直奔喀布尔城。
46、2002年2月，小布什访问中国期间登长城，曾问身边的导游，30年前，尼克松总统攀登到哪里。当攀登到北侧760米高的敌楼时，导游告诉他，当年尼克松总统就来到了这里。小布什表示，他要再向前走几步，要超过尼克松总统当年留下的纪录。[66]这种好胜性格表现在国际事务中，就是小布什有战无略，跟西班牙斗牛一样，见了红布就冲，极没智慧。美国政坛中最有谋略的鲍威尔对此无可奈何且黯然离去，并承认他曾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讲话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67]现在的美国人跟古罗马人相似，有大量的外来资源供其挥霍，自己不用劳动，不劳动就没有了智慧，尤其没有政治智慧。小布什这代人在无忧无虑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参加过残酷的战争，用不着像南方国家的穷人一样为衣食发愁，受到的教育也多是快餐文化。没有压迫，哪来的智慧，不像从“二战”中出来的美国政治家。
47、老布什海湾战争打得非常漂亮，他知道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他打败了萨达姆又保留了萨达姆。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用萨达姆南面牵制科威特，东面制衡伊朗。而我们反视小布什，整个一个唐•吉诃德先生。2006年3月16日，布什发表自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报告重申美国“先发制人”的战略，强调“外交优先”，并将包括伊朗、叙利亚、朝鲜在内的七个国家列为“专制国家”。报告同时将伊朗定位为“美国面临的最大潜在威胁”。[68]没有对手的外交，是不成熟的外交，而对手太多的外交则一定是失败的外交。小布什敢为天下先，同时宣布与七个“邪恶轴心”为敌，这样的国家外交在历史上鲜有发生。
48、许多南方国家的优秀人才都到美国去，可美国人的战略管理能力就是不见长，这是为什么呢？凡是有智慧的外籍人，尤其是外籍东方人很难进入美国的政治核心层，成不了政治家。即使是外籍科学家，也难进核心实验室。所谓“李文和案”[69]就是很好的说明。那么这些优秀人才到哪去了呢？他们都在外围打工。这造成了美国“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外观。外面人才济济，里面则智商低迷。
49、国家外交有两忌：一忌傻，二忌愣。但在这二者间，后者对国家的损害最大。小布什这人，既傻又愣，争强好胜，靠拳头思考，不要说第三世界，就连其盟友欧洲也得罪了。美国则在小布什的折腾下国力下降，战略管理能力急剧下滑。小布什的作为已让鲍威尔失望，如让斯大林看到，只会窃喜；如让丘吉尔看了，只会发笑；若罗斯福、尼克松等看了，则会失声痛哭。他们会说，我们给美国打下的地缘政治底子，怎么让你小布什折腾完了。
50、1940年11月12日，希特勒接见莫洛托夫，预测中国前途时说：“在亚洲，可能的殖民地空间看来属于日本。但是，如果中国进入觉醒民族之林，考虑到它的众多人口，那么任何殖民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70]同样的判断，斯大林也曾讲过，1945年他对蒋经国当面说：“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71]
注 释：
[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4页。
[2]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507页。
[3]参见张文木：《“麦金德悖论”与英美帝国的衰落》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张文木：《大失败——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政治理论及其历史地位》，载《世界经济政治》2017年第6期。
[4]《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3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98页。
[5]《莫洛托夫致迈斯基的电文》（1940年11月17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6]引自《斯大林与罗斯福的会谈记录》（1943年11月28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7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04页。
[7]［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6页。
[8]［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10~311页。
[9]1223年秋，成吉思汗回师，丘处机一行则于中秋节渡过阿姆河，8月22日入见成吉思汗。然后又随军北上，9月15日渡河而北。当天夜间，成吉思汗设帐斋戒，灯烛辉煌，挥退侍女左右，召见丘处机问道。开始只有耶律阿海、阿里鲜入帐陪同，田镇海、刘仲禄等也在帐外等候。丘处机说：“仲禄万里同旋，镇海数千里远送，亦可入帐与闻道话。”成吉思汗“于是召二人入，师（丘处机）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十九日清夜，再召师论道，上大悦。二十有三日，又宣师入幄，礼如初，上温颜以听，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谓左右曰：‘神仙（丘处机）三说养生之道，我甚入心，使勿泄于外。’”《玄风庆会录》中记录了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的问答辞，说成吉思汗“设庭燎，虚前席，延问至道。真人大略答以节欲保躬，天道好生恶杀，治尚无为清净之理。上说（悦），命左史书诸策。”参阅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3页。
[10]据《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本纪下》：“秋九月（1223年）丙午朔，车驾回渡阿梅河（阿姆河）。路途访道于丘处机，驻毕薛米思坚城东。冬十一月丙子朔，下诏班师。”转引自朱耀廷著：《成吉思汗传》，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68页。
[11]［美］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页。
[12]毛泽东：《印度不是中国的敌对者，是中国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6-67页。
[13]［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商务印收馆1937年版，第14页。
[14]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89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16]鼷（xī）鼠，一种小老鼠。
[17]莛（tíng），草本植物的茎。
[18]［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杜袭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10页。
[19]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20]这次大会“被认为是最早的共济会总会所大会”。高鹏程著《共济会核心组织：暗黑矩阵》，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244页。
[21]［德］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22]何新：《统治世界：神秘共济会揭秘》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23]［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24]［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25]［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26]［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51页。
[27]［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28]［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5页。
[29]［德］恩格斯：《波克罕《纪念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7页。
[30]《斯大林和罗斯福的谈话记录》（1945年2月4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8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页。
[31]［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2页。
[32]《德国驻法大使韦尔切克致德国外交部的电报》（1938年5月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180页。
[33]《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致日本外务大臣有田的电报》（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34]《日本驻德大使大岛致日本外务大臣有田的电报》（1939年5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34页。
[35]《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高级军事会议上的讲话》（1939年8月22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页。
[36]［德］尼•冯•贝洛著，张连根译：《希特勒副官的回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37]［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著，薛福岐译：《斯大林私人翻译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0～331页。
[38]［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33~34页。
[39]《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2页。
[40]《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41]甘末林，法国将军。“二战”前夕任法军参谋长，“二战”初期任法国陆军总司令。1940年5月，被免职和逮捕，并囚禁于德国直到战争结束。
[42]艾兰赛德，又译艾恩赛德。1938~1940年任英军总司令。
[43]《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红军军事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讲话的简要记录》（1941年5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44]［俄］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45]《胜利冲昏头脑》是1930年斯大林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参阅《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8页。
[46]参阅《西方面军政治宣传部呈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政治报告》（1941年6月30日）、《第11集团军政治宣传处给西北方面军政治宣传部的政治报告》（1941年7月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28~238页。
[47]《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指令信》（1941年7月15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48]《广播演说》（1941年7月3日），《斯大林文选》，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63页。
[49]［苏］费•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译：《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52页。
[50]［俄］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见《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页。
[51]［俄］列宁：《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见《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5~546页。
[52]闻一、叶书宗著：《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53]闻一、叶书宗著：《布哈林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
[54]斯巴达克，古罗马最大的一次奴隶起义的领袖，公元前73年初夏，为争取自由率70名角斗奴隶起义，连败罗马军，获得大批装备和粮秣，队伍迅速壮大，并转移到意大利南部地区，盛时曾达到12万人。公元前71年春在阿普利亚境内与克拉苏•迪弗斯决战，起义军失败，斯巴达克在激战中壮烈牺牲。
[55]“1935年夏缔结的英德海军协定，使德国有可能大力建设自己的海军。鲍尔温政府签订这一协定的目的是指望建起来的德国舰队成为德国在波罗的海对苏作战的手段。”［苏］B•T•特鲁汉诺夫斯基著，张德广等译：《丘吉尔的一生》，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68页。
[56]1945年夏蒋经国随宋子文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曾以特殊的私人身份就外蒙古独立问题与斯大林交换看法。蒋经国以“善”出牌，对斯大林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七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斯大林则回答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参见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1页。
[57]［唐］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58]袁隆平：《不爱国就不能成为科学家》，http://www.ipp.ac.cn/kxcb/kxxf/201210/t20121018_100845.html。
[59]［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8、907页。http://news3.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21/content_5117810.htm。
[60]［英］温斯顿•丘吉尔著，魏群、高虹译：《二战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09页。
[61]萨本仁、萨支辉著：《丘吉尔与英国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59-260页。
[62]［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63]［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16页。
[64]［南］米洛凡••杰拉斯著，赵洵、林英译：《同斯大林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65]［美］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62页。
[66]《美总统布什攀登长城超越尼克松总统纪录》，http://www.2118.com.cn/news/2002/02/23/105.htm。
[67]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在2005年9月9日播出的一个电视访问节目中说，他在联合国提出的美国入侵伊拉克理由的讲话是他个人历史上的一个“污点”。鲍威尔在2003年2月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的讲话中，强烈地提出了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提供了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证据”，其中包括卫星拍摄的卡车。鲍威尔将这种卡车说成是伊拉克的移动生化武器实验室。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在伊拉克境内进行了搜寻，但并未找到任何核武器和生化武器。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采访中说，在我个人历史上，这是个“污点”。他说，“我是代表美国向全世界提出这一理由的人，这永远是我历史的一部分，那是令人痛心的，现在还感到痛心。”来源：《鲍威尔承认美国侵伊时曾经说谎称之为历史污点》，http://news.sohu.com/20050909/n226913574.shtml。
[68]来源：《布什发表第二份国家安全报告视伊朗为最大威胁重申“先发制人”战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208559.html。
[69]李文和，中国台湾人，20世纪70年代加入美国国籍，长期就职于美国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核试验和核技术实验室。1999年3月，李文和因被怀疑“向中国泄露有关W-88核弹头的机密”而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审查，并被实验室辞退。但经过数月调查，对他的“间谍活动”指控始终难以成立。2000年9月13日李文和获释出狱。
[70]《希特勒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德方记录》（1940年11月12日），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63页。
[71]转引自曾景忠、梁之彦选编：《蒋经国自述》，团结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