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

雷  达

《红旗谱》为什么还活着？光看这题目，调子不是很高，但我觉得我也许还是说到问题的要害了。活着还是消亡了，这是一个无法掩饰的问题。《红旗谱》是我喜欢的作品，我读大学时写的学年论文就是有关《红旗谱》的。我感觉到《红旗谱》这部著作在今天虽然读者日稀，若从史的角度看，仍有研究空间，它的价值也需要更多的发掘和辩析。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非常赞同茅盾先生的一句话，就是：《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对别的同类型作品他没这么说过。这句话意味深长。在“红色经典”作品里，我个人认为，在精深的程度，在文本的精粹程度，在艺术的概括力程度，在人物刻划的丰满度上，在地域文化性格和民族气派上，《红旗谱》达到的水准确实堪称杰作，而且它在阶级叙事里面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红旗谱》的写作，一是经过了反复锤炼，长期积累，锲而不舍，精益求精，所以文本的叙事张力很大，经得起分析。它从最早的《夜之交流》，到后来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再到《父亲》，最后到《红旗谱》，多少年才磨出了这么一个文本啊!二是，《红旗谱》的作者不仅仅是利用经验性，利用个人的经历的写作，它还有中西文化的背景。过去总以为梁斌是个“土包子”作家，事实上梁斌是一个“五四”文学青年，对国外文学有过浓厚兴趣，后来成为一位左翼的青年作家，再成为一位成熟的作家，《红旗谱》是有着深厚的文学背景支撑的。这也是这个文本为什么精粹的原因之一。

《红旗谱》是有价值的，但我并不讳言一个问题，就是《红旗谱》是一个阶级叙事的典型，确实与毛泽东的农民战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有很深的关系。马克思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这个论断我们在今天已不怎么提了，现在的历史文化语境有所更换了。过去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在讲“你活我也活”的和谐的新理念。当然还有一种语境是“你死我也死”，那是属于恐怖主义分子的。刘再复对此有过较充分的阐发。所以，历史语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语境必然会影响到今天的青年读者，影响到《红旗谱》的阅读，必会存在一种隔膜。

"红色经典"的改编，我认为《红旗谱》改编难度可能更大一些。你可以在《红色娘子军》中插入一段情节让洪常青和吴琼花谈恋爱，你可以在《沙家浜》、《林海雪原》中再延伸一点性爱和另类的有趣故事，但是把《红旗谱》这样一个完整结构的东西改到符合现代人的胃口，难度实在是太大了。但是这在某种意义上，丝毫不影响它的价值。由于历史语境的变换，有些经典可能继续热读，有些经典可能冷藏，甚至被悬置，但仍不失经典品质。我们的文学是一个变化的历史，而不是一个进化的历史。虽然时过境迁，文学史上的一些作品依然留存下来了，就是因为它们是那段历史的审美化见证，而且时间越久，它的历史价值可能越高。《红旗谱》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需要深刻辨析的。现在我们不提阶级斗争是正确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漫长的人类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曾存在过，或者没有频繁发生过。这就是我特别想讲的一个问题。我们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受到多么深重的苦难，处于当时情境，有时根本不是搞不搞阶级斗争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活下去，你必须要起来抗争的问题。在一定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后来极左思潮和阶级斗争扩大化对人的残害，我同样深恶痛绝。

《红旗谱》就是写当时那种不可避免的抗争。至少在这一部书中，写出了这种不可避免性。一开始，朱老巩为维护锁井镇48亩官地不被鲸吞，以身护钟，吐血而亡，女儿遭奸污，儿子小虎——朱老忠逃亡他乡。还乡的朱老忠发现，冯兰池们仍然压在头顶，所谓的割头税，让人活不下去啊，就只能揭竿而起，只能斗争了。所以，农民才从自发斗争，自发的反抗到自觉的革命。《红旗谱》就是写这样一个自觉的过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我觉得《红旗谱》写中国农民的农民性也非常深刻。我们都知道，乡土写作有几大叙事模式，一个是鲁迅先生开创的，基本上是一个启蒙模式，启蒙叙述，再一个就是阶级叙事，还有田园叙事，我还想加上近三十年以来的文化叙事，包括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就是文化叙事。《红旗谱》不同，他不是写阿Q的自欺，而是写朱老忠的倔强，写中国农民的另一个典型，这是很了不起的。在这个系列里面，我看过的作品，譬如《原野》里面的仇虎，《红高粱》里面的余占鳌，此等草莽英雄，或农民革命英雄。然而，朱老忠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典型形象，通过他和严志和，后者的卖地，辛酸万分，对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的解读非常深刻。现在，高校里有不少人研究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梁斌先生早就写到了，而且写得很深。他不是从理念的指导下写的，是从生活的痛切感悟中写的。他觉得写不透土地问题就写不透中国农民。《红旗谱》比现在很多作品谈土地问题都要谈的深刻。这是它了不得的地方。

《红旗谱》还活着，自有其价值。归根结底是它的有些主要人物还活着，比如朱老忠、朱老巩、朱老明、冯兰池、张嘉庆，运涛，春兰等等，他们确实曾是中国大地上的血色鲜活的灵魂。

我觉得这是作品生命力的一个根源。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民族化的问题。文学的民族化和本土化的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中变得格外突出，我们的文学要真正彰显自身的特色，没有中国文学的民族化、本土化是站不住脚的。而《红旗谱》在这方面的探索不管是自觉的、或不那么自觉的，反正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最突出的是“燕赵多慷慨悲歌之风”贯穿全书。在语言上对冀中方言的运用、民俗的刻画，也都非常鲜活。我曾经想过，华北平原有没有自己特有的美学？有的。梁斌的《红旗谱》就是，孙犁的、铁凝的，包括贾大山的小说也都是，还有很多人，包括《小兵张嘎》《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等等作品。这方面还没有进行很好的研究。华北平原看起来很单调，没有雪山，没有戈壁，没有震撼人的景观，但华北平原是孕育了革命的地方，华北平原有很内在的精神存在，有很深的精神土壤。这些还没有得到有力的发掘。《红旗谱》在这方面的审美自觉应该受到重视，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本文系作者在梁斌研究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