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中华民族精神塑造
张新科
演讲人：张新科
演讲地点：陕西师范大学文汇楼
演讲时间：2017年1月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时期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市）人，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1956年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巨著《史记》，展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的中华民族历史，是中国文化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史记》以其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精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史记》与民族精神。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于先秦时期，到汉代基本确立，此后不断发展。《史记》正好是先秦至汉武帝时代中国历史最为丰富的载体，也就是说，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在《史记》中得以集中体现。要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史记》是最好的切入点。
《史记》记载了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
要谈民族精神，首先需要了解我们民族形成的基本历史。先秦至西汉时期，是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尚书》、《国语》、“春秋三传”等著作对此都有一些零星记载，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则是《史记》，它是一部通史，是先秦以来中国历史记载的集大成著作。
中华民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但《史记》略去三皇，直接以黄帝作为全书的开端，这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安排。首先，黄帝时期作为大一统的开始，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思想观念，即社会的发展需要统一而不是分裂；其次，把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中原和周边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形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完整系统的民族谱系，中华民族的历史线索就从黄帝开始，一直延续下来，清人李景星《史记评议》就指出：“太史公史，始于五帝，重种族也，盖五帝始于黄帝，为我国种族之所自出。”
秦始皇统一中国，标志着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开始。《秦始皇本纪》记载秦统一天下后：“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统一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为统一的民族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司马迁在《六国年表序》中也高度赞扬秦的统一是“世异变，成功大”。可见秦的统一在民族历史上的重要性。汉朝的建立，进一步实现了民族大一统，并且形成以汉族为主体、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匈奴等周边民族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夏商周至秦汉时期，在汉族的先民——华夏族开发黄河流域的同时，各少数民族也在开发周边的地区，与中原华夏民族一起创造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民族在文明历史的进程中，中原一带开化较早，文化较为发达，正如《赵世家》中公子成所说：“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司马迁之前，人们的民族观一直是歧视周边民族，并视为蛮夷。司马迁则以独特的思想，创立民族史传，如《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等，把四周少数民族纳入华夏民族的版图之内，并且将他们看成汉天子的臣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民族列传的设立原因有明确的交代，如：“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葆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由此可见大一统时代下周边民族对中原政权的认可。同时，周边各族与中原民族关系密切。如《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蔚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南越王是中原人，“杂处”说明不同民族的融合。《东越列传》记述了东越与中原的历史渊源：“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邹氏。”这些传记，在描述民族融合的同时，也写出各民族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如《匈奴列传》记载匈奴民族特点：“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之间还有通婚现象，《晋世家》载晋公子重耳因骊姬之乱逃亡至狄，赵衰随从。狄伐咎如（赤狄），得二女，翟以其少女为重耳妻，长女为赵衰妻。《匈奴列传》载周襄王娶戎狄女为后，还有汉初与匈奴的“和亲”情况。《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匈奴时娶胡人妻并生子。中原国家也吸纳其他民族的人才为己所用，如春秋时期秦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特别是《货殖列传》记载中原与周边民族之间的经济往来，《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更显示出民族之间的互相交往。司马迁站在汉代大一统的立场上，较为全面地记载各民族的历史，并且特别注意汉朝与周边民族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往，尤其是武帝时期，征服匈奴，在河西设立郡县，在西南和两越地区推行郡县制，并派张骞通西域，都是促进民族融合的关键措施。司马迁还注意汉朝派往周边民族的使者为大一统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如《西南夷列传》中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和王然于等，《南越列传》中的陆贾，《大宛列传》中的张骞，等等。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发展情况来看，司马迁打破“种别域殊”的界限，把中国境内各民族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这无疑是进步的、积极的。
《史记》展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历史，是由原始部落到大一统封建帝国的建立，由众多民族不断的融合到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统一体的形成。这个过程，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出现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物，但总的趋势是走向融合、认同，这就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奠定了基础。
韩城太史祠牌匾
《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
《史记》在展现中华民族发展、融合历程的同时，也展现出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总的来看，中国地域辽阔，不同民族各有特点，各有精神追求，但经过长期积淀，互相包容，达到了普遍认同，形成了共同的核心价值目标。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确立，对中华民族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史记》所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维护统一。《史记》展现了中华民族三千年的奋斗历史，尽管这个历程极为曲折艰难，但统一始终是人心所向。从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修德振兵”，此后，“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秦起襄公，章于文、穆，献、孝之后，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矣。”（《秦楚之际月表序》）这是司马迁对先秦以来统一天下艰难历程的概括。统一是人心所向。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三十世家体例的解释说：“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并且对每篇的写作目的进行了说明，在20篇中使用了“嘉”字。这个充满赞誉性情感的“嘉”字绝大多数集中在周代诸侯国辅佐周王室和汉初维护中央统一的人物身上。《史记》“十表”每一表也都体现出了这部著作大一统的思想。
开拓进取。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开拓进取，夏禹“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就是开拓精神的体现。《史记》中体现进取精神的首先是帝王。中华民族的奋斗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帝王就是这种理想和目标的代表，王迹兴衰变化体现着民族的奋斗历程。《史记》以帝王为中心，这是时代的必然，我们不必苛求司马迁。尽管像三代圣君、秦皇汉武等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野心，但当他们在结束分裂、统一天下时，或在巩固自己新兴政权时，表现出非凡气魄和力量，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受到人们的称赞。
社会发展是由各个阶层的人物共同推动的结果，天子毕竟是少数，因此，最能体现我们民族开拓进取精神的当是社会各阶层人物。以将相名臣而言，有的忠心耿耿，辅佐国君成就大业，如周公辅成王、管仲辅桓公、萧何辅汉王等；有的大臣敢于进谏，为国着想，如触龙说赵太后，张释之、冯唐面折汉文帝，汲黯直言汉武帝，等等；有的正直廉洁，奉公守法，如《循吏传》所记的孙叔敖、郑子产等“循吏”；有的为民请愿，除暴安良，如西门豹治邺等；有的出使四方，不辱使命，如蔺相如“渑池会”、张骞通西域等。三千年历史，战火不息，因而传记中出现了许多军事家：有的运筹帷幄，如张良、陈平等；有的驰骋疆场，如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田单、廉颇、白起、王翦、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等。像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代表了这类人物的进取精神。
《史记》人物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那些思想家，他们为了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积极开拓，表现出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创新精神，还有文学家的创造，体现了我们民族在精神领域中的探索精神。还有《史记》中的天文、历法、医学等领域的特殊人物，也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史记》中还有大量的下层人物，如游侠、刺客、商贾、俳优、卜者，等等，他们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可以说，下层人物虽然做的事情不一定惊天动地，但他们的进取精神同样应予以肯定。人类社会是由多阶层组成的，如果缺少了下层人物的进取奋斗，那么，社会这座“金字塔”也就缺少了坚实的基础。
坚韧不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明设立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但封建制度并没有给每个人建功立业创造条件，“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 《淮阴侯列传》），因而，建功立业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也正唯其难，才更显出奋斗者顽强不屈的精神，也更具有生命的价值。《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是一个热心救世的人物，他有宏伟的抱负，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周游列国，宣传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尽管到处碰壁，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给后代志士仁人以极大鼓舞。屈原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与党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甚至自己被赶出朝廷后，仍在不断地追求。“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就是这种追求的真实写照与高度概括。司马迁身受宫刑，奇耻大辱使他痛不欲生，想一死了之。但是，《史记》还没有完成，如果一死了之，岂不是“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他坚强地活了下来，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史记》。司马迁在《史记》中还写了许多“隐忍就功名”的烈丈夫：伍子胥报仇，名垂后世；句践卧薪尝胆，称霸天下；范雎逃难，历尽艰险，终于权重秦国；季布为人奴而不死，终为汉代名将。正是这些人，给《史记》增添了生命力量，千载而下，仍使人激动不已。
革故鼎新。当旧的生存环境已经老化，没有生机、没有朝气时，一些有志之士，尤其是统治阶级内部较为清醒的人物，极力想给它注入新的活力。或革新，或革命，以改变或摧毁现实、建立新的生存环境为目标。改革，意味着改变传统，改变旧有的观念和做法，尤其是改革触动贵族利益时，往往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变法时，先以雄辩和果敢打消了秦孝公的疑虑，然后又与甘龙、杜挚等保守势力进行斗争，终于使秦国获得新生。但后来，保守势力又一次抬头，商鞅被车裂，成为悲剧人物。再如《晁错传》所记，西汉初年，中央集权和地方势力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晁错从加强中央集权的愿望出发，提出许多变革的策略，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削弱郡国势力，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诸侯对他恨之入骨。结果，晁错被身斩东市，同样成为悲剧人物。
如果说革新还只是对现实进行轻微改造的话，那么，革命则是更激烈的改造现实的方式。《史记》所载的汤伐桀，武王伐纣，乃是改朝换代。一个王朝因为政治敝坏而走向覆灭，但同时又意味着另一个受民众欢迎的王朝的新生。对华夏民族来说，这是暂时的曲折和苦难，我们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就体现在这伟大的变革之中。“本纪”就是这个变革的具体体现。与改朝换代相关联的是起义。也正由于这些起义，推动了社会的向前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民族积极进取、勇于革命的精神。尽管起义多以失败而告终，但最终给后人的，却是一种可歌可泣的精神。
忧国爱国。忧患，这是个体生命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春秋战国时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则把这种忧患意识扩大到整个社会。忧患意识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它饱含着生命的热情，是人的生命意志的顽强表现，促使人发奋努力，促使人追求“生”的价值。《屈原列传》就是这方面的代表。当社会处于分裂、动荡之时，忧患意识会成为一种积极的时代风尚，一大批有志之士，为社会的统一、安定而忧虑。如春秋战国时代，之所以出现百家争鸣局面，与思想家们的忧患意识分不开，尽管各家学说不完全相同、甚至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时代主题，就是如何结束战乱、统一天下。诸子百家的著作中，都有这些思想家的自我形象，透过他们的理论主张，也不难看出他们的忧患意识。《史记》对这些思想家的忧患意识也都有表现。当然，在天下一统、新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统治者为巩固政权也往往产生忧患意识，因而也会有共同的时代课题。如西汉初年，围绕着如何巩固政权问题，出现了一大批忧患人物，《史记》中记载的陆贾、贾谊、邹阳等，都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忧患，甚至在盛世也会出现“危言”。贾谊生活在“文景之治”的盛世，朝廷上下都以为可以坐享太平，独有贾谊深谋远虑，发出振聋发聩的忧世之言，表现出超前性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与爱国精神紧密相连的。忧国，正是为了爱国。在中国古代，爱国精神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而且往往与忠君连在一起，但它已作为我们的民族心理，深深地积淀下来。《史记》所记蔺相如在渑池会上奋不顾身维护国家尊严，在内部不愿与廉颇争功，而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霍去病为国家忘自家、克己奉公，卜式输财助边，济国家之困，李广反击匈奴，保家卫国等，都体现了爱国精神。
崇尚德义。西周时，“敬德”思想就已成为衡量国君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后，社会急剧变化，人从神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人成为主宰自己行动的主人。而要真正做人，就必须注重道德修养。孔子的仁学思想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就个体人格而言，孔子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更追求大丈夫人格，“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格追求，给有志之士以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许多国君德厚仁爱，受到民众拥护爱戴；而暴虐如桀纣的国君，则被民众推翻。《郑世家》记载子产的话语：“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执政者不得不实行一些于民有利的措施，以显示自己的仁德，尤其是新王朝建立之初，更是如此。像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汉文帝等，被人称为仁爱之君。即使像“春秋五霸”，也时常打出仁德的旗号，以争取人心。《孝文本纪》记载：“汉兴，除秦苛政，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难动摇。”当然，在《史记》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而饿死；屈原为保持高洁人格而沉江自杀；鲁仲连宁愿“蹈东海而死”，也不忍秦国称帝；尤其是《赵世家》记载的“赵氏孤儿”故事中的公孙臼、程婴等义士，为保护赵氏孤儿而牺牲自己谱写出一曲动人的乐章。
《史记》所表现的民族精神，除以上所述外，还有：维护正义、反对邪恶；团结友爱、忠于职守，等等。
《史记》对民族精神塑造所起的重要作用
《史记》所表现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及其精神，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消逝而消逝，也没有随着历史的过去而凝固，而是一个继续流淌着的过程，它是传统精神，但经过净化、升华之后又变为现实精神，并指向未来。
《史记》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重要作用。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空洞的，是由无数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的精神而形成的，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黄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我们的民族精神就从这里开始发源。民族生命、民族精神犹如一江春水，细大不捐，兼收并蓄。在三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河流愈来愈宽，声势愈来愈大，力量愈来愈强。如果把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比作一个母系统的话，那么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一个子系统。在这些子系统里，有无数个富有生命活力的个体生命在跃动。它的跃动，使整个系统都充满了活力。《史记》中许多人物积极进取、刚强不息、勇于革命，也正是活力的体现。一个民族的大厦需要全民族的人来支撑。而《史记》中大量的优秀人物、脊梁人物，在支撑民族大厦过程中起了中坚作用，对民族精神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一部史书，《史记》通过独创的编撰体制展现我们的民族精神。司马迁第一次把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纳入一个巨大而又有系统性的载体之中。《史记》是纪传体著作，以人为核心反映历史的变化，所以，对于民族精神的展现主要是通过各阶层人物来实现，这些人身上有我们民族精神的徽记。本纪、世家、列传三体各有侧重，从不同的层面展现帝王、贵族、社会各阶层的人物。三体的开篇颇有深意，它们具有共同的思想特征，即以“德”和“义”立意，已经体现出我们民族的价值追求。本纪开篇《五帝本纪》，突出五位帝王的“德”和“让”，有德者有天下。世家第一篇《吴太伯世家》，司马迁在《自序》中阐明创作主旨：“嘉伯之让，作《吴世家》。”列传第一篇《伯夷列传》亦是如此：“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所以，司马迁选择人物，其中就蕴含着他的精神追求。一些高官厚禄之人没有进入史书反而一些下层人物入选，目的就是要突出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物。《史记》选择人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人物精神的选择过程。“八书”展现不同时代的文化典章制度，揭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认识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丰富的社会和自然环境背景。“十表”则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清晰展现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的流程。因此，《史记》五种体例互为补充，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中华民族精神就是在这个系统中得以体现。
《史记》对于民族精神塑造的又一贡献在于，较为真实全面地记载了各民族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个融合过程，也体现了我们民族兼容并包的精神。如前所说，《史记》设立专门的民族列传，真实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记》其他篇章中也往往注意民族融合问题。如《吴太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说明吴国与中原之间的密切关系。又如《自序》所言：“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句践世家》。”强调句践与中原的关系。《晋世家》记载晋悼公时重用魏绛，“使和戎，戎大亲附。”晋悼公称赞道：“自吾用魏绛，九合诸侯，和戎、翟，魏子之力也。”体现出不同民族之间和平共处的特点。
《史记》为了展现人物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采用了一些独特手法。因为精神不是空洞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所以往往在人物传记中放大某些事件。虞舜至孝，禹分九州，句践卧薪尝胆，商鞅变法强国，蔺相如渑池相会，田单复齐，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晁错削藩，李广治军，张骞通西域，司马迁发愤著书等重大事件，最能表现人物的精神，《史记》也就特别用浓墨重彩去描写。有时则通过一个小小的细节，体现人物的精神品格，如《吴太伯世家》记载，季札出使，北行时造访徐国国君。徐君喜欢季札的宝剑，但没敢说，季札心里也明白徐君之意，但因还要出使中原各国，所以没献宝剑给徐君。出使回来又经徐国，徐君已死，季札解下宝剑，挂在徐君坟墓树木之上才离开。随从人员不解其意，季札曰：“始吾心已许之，岂以死倍吾心哉！”表现了季札诚信的人格精神。廉颇“负荆请罪”表现知错就改，“公仪休拒鱼”表现廉政，甚至不知名姓的“漂母”，其助人精神也感动后人。另外，《史记》常常通过人物的语言描写、心理描写以及对比描写等手法表现人物的精神追求，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然，司马迁敏锐的思想，独特的价值观、历史观，渗透在《史记》中，对我们民族精神的塑造起了关键性作用。司马迁是思想家，他要“究天人之际”，通过三千年历史找到了答案：推动社会巨轮前进的是人不是天，而每个人身上所体现的精神正是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他要“通古今之变”，强调从“变”中观察一切，社会在变，人的精神也在变，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正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逐渐形成。司马迁也正是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大胆突破传统思想观念，表达了不同于一般思想家的“一家之言”。正是由于司马迁独特的历史观、价值观，使《史记》成为“史家之绝唱”，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载体。司马迁用自己的心血铸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城，把我们民族的精神揭示出来，其贡献值得肯定。
《史记》所展现的先秦至汉代的中华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的扬弃、净化，成为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既要弘扬传统精神，又要呼唤更高层次的民族精神，为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张新科 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会长、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等。出版《史记与中国文学》《唐前史传文学研究》《史记学概论》《文化视野中的汉代文学》《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等著作，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
（演讲内容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111《中外史记文学研究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