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送红军》：死不旋踵为什么可能?

　　★郭松民

　　近年来以长征为题材的电视剧可谓多矣!《十送红军》之前，我印象最深的一部是唐国强担任主演的《长征》。因为此前古月等扮演毛泽东的特型演员，只是勉强做到了形似，而唐国强则由于他的学养和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神似，演出了一代伟人的智慧和霸气，令人不由得眼睛一亮。

　　不过，在去政治化的大背景下，电视剧《长征》最大的缺点是屏蔽了国共斗争、毛蒋斗争的政治内容。看《长征》和看《三国》差不多，都是不同军政集团间的纵横捭阖，文争武斗，而它们之间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差别，则基本就被淡化于无形了。

　　6月10日由央视在黄金时段隆重推出的《十送红军》在表现长征方面，则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这么说，并不仅是因为该剧的“全明星阵容”，也不是因为该剧的战争场面拍的气势恢宏，堪比美国大片，而是因为该剧触及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苏维埃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土地革命，以及红军能够历经千难万险，死不旋踵而终不溃散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对毛泽东的拥戴与信仰。

　　应该说，在《十送红军》中，涉及到这两点的镜头可谓惊鸿一瞥——一个是在湘江之战万分危急的时刻，指挥员仍然下令要寻回散失的地契档案，因为“这是苏维埃共和国对农民的承诺”;再一个就是几乎每一个牺牲的红军战士，都在传递一张有毛泽东的合影照，“希望毛主席能够在上面签名”，这张照片经过无数烈士的手，在红军到达陕北后终于传到了毛泽东手中——不过，镜头虽然不多，但却至关重要，因为有了这两点，慷慨赴死变得真实可信，而最后的胜利也就变得完全可以理解了。

　　先说土地革命。中共之所以能够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中生存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抓住了土地问题，这是当时中国的根本问题。根据相关的资料，民国时代的中国，和历代王朝末期一样，都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占人口户数8%左右的地主富农，控制着70%-80%的耕地”，租种土地的佃户则要把产出的70%-80%交给地主。

　　土地资源的严重失衡，给中国带来了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国民普遍的贫困，无力消费工业品，而极少数的富裕人群则只消费“洋货”，这导致民族工业由于没有市场而迟迟无法启动;二是地主及官僚买办把剩余资金主要投向购买土地而不是民族工业，这使中国的工业化严重缺乏资金——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被牢牢地锁定在农业国地位上，受尽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始终无法以平等的一员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国民党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而毛泽东和共产党却在武装反抗国民党伊始，就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运动。1928年12月毛泽东制定了根据地第一个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为了保证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中央苏区的县、区、乡各级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调查土地和人口，划分阶级;发动群众清理地主财产，焚毁田契、债约和帐簿，把浮财分给农民;丈量土地，重新分配。

　　土地革命使广大贫雇农在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分到土地，生活上得到了保证。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积极参军参战。在中央苏区，到处可以看到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当红军的动人场面。比如兴国长冈乡，青壮年男子80%去当了红军。瑞金下肖区有红军家属800家，在前方的红军战士有1100余名。这个区的一户农民，8个兄弟一齐报名要求参加红军，所以《十送红军》中刘威扮演的钟石发，四个儿子全部当了红军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据统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在扩红运动中，赣南苏区13个县，总人口约241万人，其中参加红军的人数就达33.1万余人。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虽然因抗日战争的爆发戛然而止，但在解放战争中，却以其升级版——土地改革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到1952年底，新中国的土地改革除新疆、西藏和某些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已基本完成，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4600多万公顷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在此基础上，中国延宕了1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终于开始启动，中国今天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够不无奢侈地做起“中国梦”，追根溯源，还是拜土地革命所赐，这是毛泽东和中共对中华民族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再说红军对毛泽东的信仰。在中央苏区和红军长征期间担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元帅，后来在《回顾长征》一文中写道：“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

　　刘帅的回忆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红军将士的心理状况：遵义会议前，他们渴盼毛泽东出来指挥;遵义会议后，军心大振，对胜利充满了信心。毛泽东也果然不负众望，不仅带领红军胜利完成了长征，而且建立了新中国，带领中华民族走出了近代陷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毛泽东，中国不是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的问题，而是很可能根本就走不出黑暗。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开赴井冈山，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中共再经历几次城市武装起义的失败，其领导力量就会消耗殆尽，很可能会像印尼共产党那样几十年都翻不过身来，夺取政权就更是遥遥无期了。

　　过去我们经常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看来，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很显然，陈独秀、王明等领导的共产党，是不可能建立新中国的，只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才可能建立新中国。

　　毛泽东在当时红军中的威望，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自井冈山建军开始，他一直对红军进行正确领导的过程中积累的。毛泽东不仅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等为红军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军队性质的建军原则，而且还迅速总结出了一整套符合红军实际情况的战略战术，带领红军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利。

　　总的来看，如果说中国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那么主观条件就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如果说党、人民军队和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硬件”的话，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的“软件”。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影视作品，如果能正确的反映这一点，则为真实，不能正确地反映这一点，则为虚假。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类似题材的影视作品，如果不是刻意回避这一点，就是故意扭曲历史。似乎中国革命的胜利不是靠毛泽东思想，而是靠一群类似李云龙、石光荣、谷子地之类的“爷们”凭着哥们义气搞成的，这些哗众取宠的作品尽管可能一时取得不错票房或收视率，但终究要沦为历史笑柄。

　　在这样大背景下，《十送红军》能够逆势而上，客观展示红军战士对毛泽东的信仰是他们敢于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主要精神支柱，这的确是红色题材影视剧的一个重要突破。

　　当然，我们在肯定《十送红军》是一部相当优秀的作品的同时，也不必讳言其在细节上也有一些瑕疵。比如，剧中钟石发奉毛主席和军团长的命令，要把四个全部参加了敢死队的儿子带回一个到中央纵队，以便“为钟家保留一点骨血”。观众就不难看出这是对《拯救大兵瑞恩》的借鉴。但当时红军所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和美军度假式的海外作战是完全不同的，白军对苏区采取的是“房子要过火，石头要过刀”的政策，红军的任何迟疑和软弱都可能招致极其惨烈的后果。湘江一战，主力红军从八万多人锐减至三万多人，距离全军覆灭只有一步之遥，就连军团长林彪也几次拔出手枪，像普通一兵那样和冲上来的白军战斗，所以这种“拯救大兵”式的奢侈，红军实在玩不起的。

　　不过，尽管有一些细节上瑕疵，但瑕不掩瑜，《十送红军》由于做到了本质真实，仍然是近年来难得的优秀红色题材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