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前苏联外交官雅科夫列夫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亚洲新闻周刊主笔刘浩锋

　　《悔悟》曾吹响西方摧垮苏共意识形态的号角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擒贼先擒王，苏共最高领袖被西方绑架，是苏共走向崩溃的关键枢纽。回顾这段历史，对于避免走弯路与邪路，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具有迫切而严峻的借鉴意义。

　　在冷战时期，世界文化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共赢关系，而是一种非此即彼思维方式主导下的西方胜利。在这种背景下，苏联格鲁吉亚共和国1984年拍的政治寓言荒诞片《悔悟》又名《忏悔》 就是作为实现西方胜利的工具，撕裂了苏共意识形态阵营，内外勾结引导国家走向整体崩溃的开始。

　　然而，要了解历史的真相，需要我们从整体性的层面才能有真发现。正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只看到局部历史真相，而忽略了整体，则会导致我们对宏观局势的误判，自然难免会导致亡党亡国的悲剧。

　　现在我们完全清楚了历史真相。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始于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1984年秋。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穿针引线安排了戈尔巴乔夫的英国之行。接待地点不是伦敦政府官邸，而是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外国领导人位于郊区的切克斯别墅，这是一个可以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会见撒切尔夫人后，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信号：“戈尔巴乔夫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苏联政坛发生了戏剧性的死亡游戏。三名苏共最高领导人接连短命去世。1982年底，76岁的勃列日勃夫去世。68岁的安德罗波夫接班，1984年，69岁的安德罗波夫又逝世，由73岁的契尔年科接任。可是，13个月后契尔年科又不幸接连去世。随即1985年由戈尔巴乔夫接任总书记职务。不能忽视的是，西方领导人对苏共总书记诸如契尔年科等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可见，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处于一种何等难以自保的恶劣环境。

　　契尔年科去世后，幸运之果看似自然的落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今天来回顾，稍微有敏感性、不乏正确知见的战略家就不难觉察到，这看似正常死亡背后的不正常可能存在，戈尔巴乔夫上台，证明了这种不正常可能存在——一张伸向苏共的血盆大口。

　　他的阴谋性完全能够从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迫不及待按照西方要求进行的政治改革与大规模的人物换替可以看出端倪。可惜的是，苏共到垮台的那一天，很多高级领导还在钓鱼或者庆贺生日或者旅游或者聚友，他们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与历史责任感。这要归因于西方有效的文化价值的渗透颠覆，正是丘拜斯、盖达尔们鼓吹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与个人利益至上的理性人价值，宣称哪怕给强盗，只要能把国有资产拿出来就是好的(备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曙光与绰号“曹破产”的曹思源皆是鼓吹腐败有利于改革论，与之异曲同工)，完全否定了公有制地位，让苏共领导人为了一己利益最大化，开始侵蚀国有集体的利益，生活变得极度腐烂，导致社会见利忘义道德腐朽、青年思维异化个人权益享乐至上，乃至醉生梦死。这是西方情治系统处心积虑实施的战略。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味保守防御、文化创新无以超越西方文化价值，长期处于西方价值下风，苏共意识形态建设停滞不前僵硬不化的状态，导致了全盘皆输。从这方面而言，中共是否也正在步其后辙呢?

　　现在清楚了，戈尔巴乔夫通过反腐手段安插了400多名听命于他的共济会人员在重要岗位，他们从组织上合伙将苏共推向绞刑架。1986年12月，高尔基城被流放了六年的萨哈罗夫接到戈尔巴乔夫电话回到莫斯科，此后，他迅速成为苏联的民主派领头人。在这种大背景下，电影《悔悟》1987年通过戈尔巴乔夫点头正式上映。事实上，它成为鼓吹个人自由而刻意忽略以自由名义狼群吞噬羊群的、自由派资本家控制的工具，成为颠覆斯大林社会主义价值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苏共的工具。

　　这部片子是时任格鲁吉亚第一书记谢瓦尔德纳的支持下拍摄的，影片中心思想以寓言方式攻击冷战对峙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雅科夫列夫说，《悔悟》的公映是苏共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这些作品对苏联亡党亡国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

　　《悔悟》是著名编导田吉兹·阿布拉泽执导的三部曲(《祈求》、《愿望之树》、《悔悟》)的第三部。苏联评论家指出：“《悔悟》是涉及我国历史上这一痛苦时期的第一次努力。”

　　1987年《悔悟》之后不久的短短几年，戈尔巴乔夫为进一步推动指导思想“多元化”，1990年6月以总统名义批准《新闻出版法》，宣布“新闻自由”，接着他又发布电视和广播民主化的总统令，“坚决舍弃苏共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在此之前，国家对出版物都有约束的，发表文章或者播放节目都有党的委员会审查。而戈尔巴乔夫将之取消了。法律只考虑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只要有钱，想出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钱，传媒把弱智捧为民意代表，把丑女捧成明星。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千种。《新闻出版法》颁布后，反对派和私人办报合法化，官办媒体私营化，到苏联解体前，苏共掌握报刊仅占1.5%。苏联主要媒体很快被境内外私有资本和权贵势力掌控。这些媒体标榜自由，但根本限制反资本权贵的公民舆论权力，对不同声音采取封杀。好比新浪封杀了张宏良、孔庆东的微博。事实很明白，西方鼓吹的人性私恶认知与理性人基础上的自由，本质是狼群对羊群吞噬的丛林法则的自由。缺失道德引领的自由，自由往往是罪恶的庇护所。《悔悟》歌颂与谴责的，是那样的泾渭分明。以致引导苏联民众急遽地走向背弃社会主义、抛弃苏共的结局。

　　就是这一阶段前后，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官方传媒的私有化、私营传媒的合法化，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卓娅、马特洛索夫等这些共产党的精神领袖与卫国战争的英雄们都被篡改歪曲历史的解构主义手法抹黑了 而这些拙劣的手法，中国的最近几年尤为愈演愈烈。毛时代与邓时代的领袖乃及民族历史上的民族英雄都被恶意的歪曲抹黑，颠倒是非，无非是为篡党夺权与和平演变做准备。

　　《悔悟》的手法也是如此。他塑造了格鲁吉亚小城的最高统治者瓦尔拉姆·阿拉维泽这个人物。电影并没有隐瞒他是那么勤奋地为格鲁吉亚人民的利益服务。电影的镜头主要对准的是冷战对峙下，社会主义控制为了整体的集体主义而牺牲了另一部分个体的利益，对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构成了迫害。但他们显然忽略了在标榜自由的美国，美国执政党也一样对美国共产党采取约束迫害。这些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捍卫濒危的基督教堂，以此表达了他们的西方意识形态立场。瓦尔拉姆恰恰是摧毁这个教堂，逮捕了阴谋反对者们。

　　从人物造型上，编剧为瓦尔拉姆蓄上了仁丹胡的独裁者形象，非常醒目，这根本就是故意丑化共产党领导人的形象，把他等同于希特勒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剧情第一个悬念是围绕瓦尔拉姆死后被在历史运动中受到迫害者的遗孤将他从墓穴里反复挖出，使之不能入土而引出另一个主人公盗墓女。当盗墓者中枪被捕发现是个女人。故事从女人的法庭申诉转入历史画面的回忆，然后再从个体悲情的历史镜头里拉回现实中。瓦尔拉姆的孙子曾经开枪射伤盗墓女，但听了盗墓女申诉后改变了观念立场，转为支持个人主义的价值立场，以及对父爷辈坚持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理想的质疑与抨击，与由来已久的西方解构主义手法一样，他们天真的否认并没有具体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认为宏大叙事是虚伪空洞的。最后其在与父亲的价值观冲突中，用爷爷赠送的枪自杀了。这悲剧既可以说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潮误导制造的灾祸，但剧本却以孙子精神“觉悟”与激烈抵触反抗社会主义价值的方式、抑或带着为爷辈赎罪的方式选择自杀。

　　这一故事的高潮本质上反应的是“觉悟”后瓦尔拉姆的孙子与盗墓女所坚持的个人主义价值、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追求整体公平正义的集体主义的崇高名义抹杀个体自由。而在这场冲突中，最后故事安排了瓦尔拉姆的儿子在沉重打击中获得某种觉醒，愤怒的将其父亲的尸体丢下悬崖。剧情刻意叙述的正是西方建立在私恶价值认知基础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胜利，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的被抛弃结局。无疑，这种剧情安排不可能仅仅是是文人精心设计的文化炸弹，它目标明确地是在拆解斯大林神话，背后根据有某种神秘的高深背景。

　　但凡解构主义手法，都是倾注于以偏概全的、以黑子否定太阳光辉的手段，用局部悲剧的扩大解读，无限增加其负面力度。艺术是中性的。它可以被坏人用来作恶误导舆论加速社会分化。它也可以被好人用来行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忽略这种价值倾向，创造纯粹的视觉艺术，甚至以视角冲击力至上来遮蔽灵魂主体的审美功能，从而误导观众内心的价值认知，进一步蒙蔽历史运动整体的崇高属性，这种手法，是后现代哲学思潮在艺术领域的一贯伎俩。它与莫言、余华、贾平凹、王朔、严歌苓等这一代文人的表现手法是一致的。因为他们的文学审美能力被崇西的潮流裹挟、深受西方思潮与国际文学熏陶所致，既不能整体把握后现代思潮在整个哲学史上的位置，更不知道创新的后现代文学缺点所在哪里。对于他们而言，他们除了模仿与借以消遣对现实的不满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因此，他们是长在红旗下，却是被西方思潮误导毒化的一代。

　　对于他们而言，创新蕴含对传统与历史批判的解构更能宣泄文人苦闷。他们不知道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纯粹形式主义的深渊，这是一种灵魂正遭遇的亟待救赎的深重灾难。他们的精神陷入一种尴尬中。集体主义信仰虽然美好但其发展的极端制造了抹杀个体自由的痛苦。个体主义的极端自由质疑宏大叙事与经典价值，但却陷入价值虚无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另一困境，找不到价值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方向，没有中心就是中心，生命的精神意义那么无助。嬉皮的、玩世不恭的、艳俗的、形而下的、杂碎的艺术表达自然而然形成滥觞。在东方阵营，历史的惯性正伴随西潮的冲刷反省不断跌落尘泥。而作为社会主义的文艺价值却因为守旧与创新无力难以走出东方影响世界。这背后折射的仍然是资本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对峙。

　　虽然，资本主义一再改良输入了社会主义元素手段但根本上还是资本主义的产权管理制度与分权宪政模式。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经历市场化私有化的变革，已经丢盔弃甲。中国作为少数几个坚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虽历经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其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也还是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中国如果不输出它的意识形态价值，展现它与时俱进的真理性与优越性，那么，等待的必然是前苏联的命运。

　　《悔悟》因为卓越解构苏共社会主义价值有功而获得西方1987年颁给的第40届戛纳电影节三项奖：评委会特别大奖、国际评论奖和联合教会评委会奖。正是这种只有片面反思历史而缺乏价值建树的影片，苏联社会的思想被误导，苏共的民众心理基础开始逆转。果真没出几年，苏共就亡党亡国了。但它给中国既提供了足够的警戒，某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走出同类困境竖起了希望。

　　警惕《归来》：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任何艺术形式只是表达思想语言的工具。如果不能跳出艺术看艺术，不能跳出《归来》看《归来》，那么，我们并不完整地懂得艺术，也不完整地懂得《归来》所具有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心灵殖民效应。可以确凿地说，《归来》就是中国版的《悔悟》，它的公映是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结集号!

　　无论它解构主义的表现手法，还是电影语言风格，以及语言背后的政治诉求;无论是剧本来自好莱坞的剧作家，以及背后所折射的看不见手的价值诉求，还是剧本获得西方犹太血统顶级导演的叫好安排;无论是编剧与重要演员，还是相关业内文人的互捧，都可以清晰看见西方文化战略的精致部署。

　　从导演到编剧到演员，都是西方捧起来的号称第一的艺术家。

　　张艺谋，中国第一导演;

　　邹静之，中国第一编剧;

　　巩俐， 中国第一国际表演艺术家;

　　陶经， 中国第一录音师;

　　赵小丁，中国顶级国际摄影师;

　　《归来》，中国第一部IMAX文艺大片。

　　2014年5月16日全国上映张艺谋导演的《归来》，是改编旅美华裔作家、好莱坞专业编剧严歌苓的原著《陆犯焉识》。好莱坞是西方电影工业输出意识形态价值的重镇，自然是西方共济会势力所掌控。而中国军人出身的女作家严歌苓的背景是什么呢?这位女性曾经因为1988年她的剧本《避难》描述了几个女性的遭遇，从局部折射宏大的残酷战争，解构主流价值有功，博得西方亲睐。随即，应美国新闻总署之邀访美，并进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写作系就读，成为哥伦比亚艺术学院百年建校首位华人。

　　而因拍莫言文学作品《红高粱家族》获得国际大奖的张艺谋，本身是因为电影表现手法符合西方电影审美，电影语言叙事的背后符合西方隐秘解构中华民族精神的需要而受到西方追捧培植。与被西方捧起来的当代绘画艺术的大牌一样，他们被栗宪庭艺评的艳俗油画语言叙述的是对红色记忆的嘲讽，展现的是艺术家内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与玩世不恭的心态，通过画面描述局部个体至上意识进而深度歪曲解构红色的整体集体至上意识的社会主义价值。从这个方面说，《归来》的投资、策划与录制、传播，背后存在一个强大的西方势力在扶植。它与《悔悟》是同一种解构主义手法来瓦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的功用，正如莫言所评论的 “我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严肃的、直指人心的好电影。”它通过描述局部的个体悲剧，并进而艺术化扩大，从而误导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生弃船心理。

　　就像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血淋淋的圈地运动与赤裸裸的剥削一样，社会主义上升时期也因为冷战对峙陷入另一个极端。每种极端方式对个体都是一种摧残。为何在西方阵营，不允许共产党人拍摄揭露资本主义残暴虚伪的电影，通过电影再现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饿死了美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再现胡佛总统扬言要将之逮捕的引发危机的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客，用历史事实来教育西方呢?相反，共产党在美国的发展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受到打压限制的。历史客观的事实就是，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只顾效益至上不顾社会整体公平正义的自私残忍，就不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追求局部利益至上最后形成两极分化的社会分配，看似一段时期内利于少数大资本家，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利的，但是分化导致整体系统的崩溃，大资本家与整个社会系统都是受害者。社会主义相反，强调追求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罗斯福新政援用社会主义手段缓解危机，但也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周期陷入两极分化的互损格局。欧洲搞福利资本主义也没有改变这种格局。它们化解危机的唯一方式就是对外扩张。贸易全球化、世贸组织、欧盟标准体系、世界银行体系、北约阵营等都是西方对外占领市场、追求利润、掠夺财富的需要构建起来的。只有这样，它们才能通过外部利益输入化解内部两极分化的危机。正如美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廉价优质的日用品来自中国，就是让中国牺牲自然环境与子孙后代的利益给西方打工，让他们享受。然后，挣得的天文数字的美元中国却用来买西方国债，而不是一部分增加国民智力投入与福利，彻底解决义务高等教育、全民社保、全民卫生问题。相反，改革顶层设计还要听从西方世界银行摆布，推动教育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学子读不起书，以及教育进一步背弃社会主义价值方向。医改产业化私有化，让很多人看不起病，逼着医德进一步沦丧，一切向钱看。美国却拒绝中国用美金去收购美国的高科技公司，相反，用卖给中国国债的钱来收购中国的大多命脉性资产以及低价收购入股国有金融产业。这种可耻的掠夺仅仅是因为在体制内绑架安插了他们的代言人而得以得逞。而苏联的垮台也是同样如此，根本是从绑架戈尔巴乔夫开始的。

　　张艺谋也罢，莫言也好，这一代中国被西方捧起来的艺术家乃及所谓的鼓吹私有化的主流经济学家、贺卫方之流的法学家、于建嵘之辈的社会学家、黎明之类的哲学家等都存在哲学素养与思想境界普遍不足的问题。他们既不能全面的清楚西方文化与思维的优点与缺点在哪?也不能清楚国学与思维的优点缺点在哪?更不能辩证看待东西方文化彼此互补的关系。作为一个价值系统而言，符合事物稳定高效运行秩序的一定是整体的驾驭局部的，集体的驾驭个体的，公平正义的驾驭效益的，德政的驾驭宪政的，仁治的驾驭法治的，圣贤集权驾驭民主选举、计划经济驾驭自由经济、宏观调控驾驭市场配置等这样的辩证统一的互补结构，才符合太极图所蕴含的——所有周长面积相等的条件下圆面积球容积最大的“等周等面定理”。而西方陷入周期两极分化互损循环系统，恰恰是哥德尔不完性定理所证明的西方形式逻辑系统的不完备性，主导他们的科学思维方式即局部有效的形式逻辑是只会制造悖论而无以化解悖论困境的，虽然能够引导事物朝精细化发展，但数理模型越精致就越局促，是无以处理复杂性系统与无穷运动系统的。哥德尔不完性定理反证了太极图所蕴含的辩证逻辑是普遍有效的、完备性的科学思维方式。这一点，对于一直致力于创建一套接纳矛盾的数学逻辑系统的西方顶级科学家而言，还有待对之慢慢启蒙。

　　因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必是辩证逻辑思维驾驭形式逻辑思维，这样才能避免系统的周期崩溃。既保持系统的整体平稳高效发展，也避免系统的低效与分化崩溃。从科学发展层面而言，五六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导世界推动器物科学发展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中国文化复兴推动心灵科学驾驭器物科学，德性驾驭兽性、德政驾驭宪政、仁治驾驭法治、圣贤集权驾驭民主选举、公正驾驭效益、计划驾驭市场的社会治理与科学发展模式应成为时代最强音。而由天人合一的国学大智慧驾驭的艺术，由审美主体追求天人合一驾驭后现代的形式主义艺术，完成西方艺术形式的中国化表述与中国艺术的世界性转化，从而引领世界文艺复兴的时代已经莅临。中国的文人需要从普遍有效的科学原理中找到民族牢固的文化自信，以饱满的觉醒之姿做好世界的老师，去教化西方一起建设世界大同。

　　正是因为文化集体性的弱势遭遇，他们无以看清西方的文化战略阴谋而处于一种心甘情愿被作为功利工具利用的心态。显然，这不是他们的错。而是时代匮乏大思想家、大哲学家，民族文化精神过于弱势所致。正是因为民族文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弱势，所导致的这种集体的文化自卑心理，才有了盲目跟随西学大潮的趋向。在这种格局下，西方可以轻松的在中国培植他们价值立场的代言人。他们的各种琳琅满目的国际艺术奖项，就像英国不久前给茅于轼先生颁布排名世界前第四位的思想家奖一样，具有明确的功利目标。萨特曾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认为他是颁给西方作家与东方叛徒的荣誉。是的，这些艺术家确实具有很高的艺术语言的形式技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表演风格。但是，他们的灵魂与价值审美却被西方片面价值主宰着，这是最要命的。

　　《归来》被认为是张艺谋时隔多年回归文艺风格的力作。此前，张艺谋突然遭遇被调查多生的压力打击。之后，张艺谋向右大踏步前进，更为赤裸地选用解构红色价值的剧本与镜头迎合西方价值立场。这里有无因果关系不得而知。但《归来》用一个局部折射整体，用陈道明饰演的陆焉识的家庭境遇变迁反映了文革时代，而不是用整体驾驭局部，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歪曲历史最经典常用的解构主义手法。如果说，美国人用纯粹形式创新的波普艺术将世界艺术中心从巴黎抢到了纽约，那么，美国同样用解构主义哲学与艺术颠覆瓦解了苏共体系。现在，他们长线布局培植的文艺力量在重复做一件事情，只是对象不是苏共体系而是中共体系。

　　值得回味的是，这部片子不仅过审毫无压力，还被电影局领导点名表扬具有时代突破意义。

　　电影所具有的解构社会主义价值的情节安排是令人荒谬的。

　　透过巩俐饰演的冯婉瑜多次反复“接站”情节，不仅表达了他们之间的夫妻感情，更表达了时代对冯婉瑜、陆焉识精神的摧残，无声地批判了中共那段历史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波及家庭的伤害。这种灰暗镜头的简单重复，更有力地塑造了他们遭遇的悲剧色彩，从而衬托出中共经典价值的负面效应。

　　张艺谋的电影从红高粱开始，大红的画面色彩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归来》以蓝灰色和白色作为主体色彩，更像一场冷峻异常的无声的丧事，内心鸣唱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立场，向社会鸣响的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丧钟。而剧情对于曾经欺负妻子的老方的安排，则从另一个角度刻画了文革掌权的一方在失势时被遭受清算，他们的家庭同样遭遇不幸。这样一来，中共的意识形态无论是左还是右，都是受害者，从而强化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丑恶”认知。

　　我们正视到《归来》剧情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及其社会意义，也正视其画面到叙事、音乐到剪辑，以及细节处理在形式上是代表中国电影艺术的一流水准。尽管其在历史背景和价值评判层面似乎合理地避开审读障碍，但是，它越是这样谨慎，越无法掩饰其真正所要诉说的历史背景与尖锐的价值评判。只不过，他们精心写就的小说与用心良苦的剧本，从反面衬托出无需表达的呐喊，但同样准确无误地传达了文本与镜头所批判解构的价值立场。

　　《归来》还没正式上映，首先就接受西方派遣的犹太血统导演斯皮尔伯格在工作室内的检阅。张艺谋真不负有关方面的重托，成功赢得了斯皮尔伯格的泪光与正面肯定：“如此触动内心的电影或许是这个年代最有深度的作品!” 这既是一种西方的代天检阅，也是一种刻意的国际化炒作。至于，这部影片的社会诉求，我想陈道明说的很透彻。他说：“《归来》就是一部拍给80后、90后年轻人的电影，让他们知道父辈们年轻时期情感、精神、物质生活和经历，有助于年轻观众了解历史、了解时代。”

　　在华影、中影联合承办的春季新片推介会上，电影局毛羽副局长对《归来》的评价特有意味：“影片带来深沉的震撼，是生活减法的极致，蕴育巨大思想力量，其票房的高低，正是民族希望的试金石。”什么是生活减法的极致?就是情节安排故意避开了宏大历史叙事，定位在一个家庭的变故。而且以最为精简的线索以小见大、以偏概全表达红色年代对右派知识分子的摧残。把千斤巨石放在针尖上，这也即是其所蕴含的巨大思想力量，去扎痛每个人的小我的情感审美，获得最大化的社会共鸣。它的落脚点在于票房高低，并将之上升为民族希望的试金石。这是台上人物一贯擅用的戏词。真实的效果好比用揭丑卖乖的方式向西方邀功讨赏而已。

　　并不是说不要正视文革对右倾知识分子与个人自由精神的伤害。而是，剧情缺乏辩证的思维去认知那个特殊年代的合理性，也无需因为它的历史局限性而向西方献媚讨好。如果电影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反省个人主义至上的灾难，揭露以追求效益至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陷入两极分化给整个社会系统带来的摧残，那么，揭露集体主义至上对个体的摧残更具有客观的全面性。它能避免人们从一个极端滑入到另一个极端。

　　但是，显然从《悔悟》到《归来》，都是一面倒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批判解构，从而自然积极地向另一个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献媚，而不是试图超越右倾的资本主义邪路与左倾的僵硬老路，走中间科学发展的道路。从这个意义而言，《归来》与十八大三中全会的中央精神是相抵触的。这一点不知道那位毛羽副局长懂不懂得!中宣部的相关部门如果连这点鉴赏能力都达不到，岂不证明《归来》正是中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崩溃的开始!?

　　我要质疑中宣部领导的是，正值西方哲学衰竭与后现代文艺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困境之时，为何中国不懂得正确地推出符合时代精神的国学思想理论，进而有条不紊的引导世界文艺复兴从中国起航呢?

　　习总书记观苏联亡党亡国历史，感慨“竟无一人是男儿”!

　　当今中国，还有多少有思想有能力有梦想的年轻人，枯守特色社会主义的文艺阵线，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不惜将脑袋系在裤带上也要做一堂堂正正的中国男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