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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锦华:中国文化自觉是一个危机性的急迫命题

作者:戴锦华   来源:腾讯网  

讲堂241期实录 戴锦华:数码时代与文化自觉

  导语:数码时代改变着整个人类的结构方式,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通过电子媒介播散出去的符号被各种各样的棱镜所捕捉,真正的“老大哥在看着你”。各种各样的屏幕控,正在以无形的电子囚牢把我们彼此分割开……

  数码时代来临,电影在死亡中

  当下时代的数码转型,有两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2011年《时代周刊》刊载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开篇说“如果我们要为正在经历的10年和未来的10年、20年寻找到文化的关键词,那么这个文化关键词是Ipad。”另一个是在2012年1月份奥斯卡颁奖仪式上有一个不可见的变化,好莱坞和奥斯卡颁奖礼上最重要的角色——柯达胶片公司破产了。我总是列举这两个事件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重大的转型发生,这个转型我们称之为“数码转型”。具体到电影来说非常直接,就是胶片死亡,电影的介质改变了,所以 film death或者film deathing,直接的翻译是一个事实表述:胶片死亡或者胶片在死亡中。但是,这个字另外一种翻译带有危言耸听的性质,可也许并不危言耸听——电影死亡或者电影在死亡中。

  上半年在美国刚好出席一次会议,有机会当面问了两位与会的好莱坞重量级人物: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问他们怎么看film death?当然用我蹩脚的英语加了一句“movie, not film ”两个人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不过乔治·卢卡斯认为3D电影将取而代之,而斯皮尔伯格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未来的电影是什么。”我比较倾向于后种答案,因为即使按照乔治卢卡斯的说法,3D电影将取代今天的2D,成为电影最基本的和主要的形式,但film death和film deathing的命题仍然成立。因为只要大家反思一下说当有声片取代默片时,看似只是增加了一个艺术单元,电影从单纯的视觉媒介转化成视听媒介,可如果大家具有一点电影史的知识或者看过电影史上的片子,我想大家会同意默片和有声片是两个片种,基本叙事、构成原则完全改变。

  今天作为视听艺术、时空艺术的电影艺术,正在两维的平面艺术上创造第三维的幻觉。如果第三维度成为真实,那么一切都会改变。到今天为止,有人称《雨果》是世界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的3D电影,原因在于整个空间都是后期电脑制作出来的,在电脑上复原了30年代的巴黎。当然也有人说更早一些的《阿凡达》是一个转折性的作品,但我并不这么认为,原因在于我们会看包括《雨果》《阿凡达》在内,所有这些电影依然依据2D电影方式在拍摄和构成,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电影摄制观看结构叙事的原则,更不用说美学原则。所以今天3D电影作为一个新的片种和新的艺术正在向我们走来。这讲的是电影。

  我们说数码对于电影是直接的,但是请大家要意识到这个转型一定是断裂的,因为介质改变了。此前所有想象电影方式的前提都是光学胶片的光学功能或者物理功能的规定,而今天介质变了,所有规定都将改变,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电影始终伴随技术进步。所以对于电影来说始终只讲可能性,不讲限定性,不过这一次的技术改变我们姑且用一个最俗的说法“革命性的断裂”。这里我不想充分展开这个话题,只是说电影数码转型到今天为止并没有被电影人、电影从业人员、电影制作者所充分认识,前面之所以引证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这番对话(尽管我对好莱坞一向不感冒,但好莱坞无疑在引领着全球电影技术革命的前沿)是因为这两个人物在老好莱坞的阵容中是前沿当中的前沿,如果他们认为电影已经在死亡,一个新的艺术正在诞生之中的话,我们可以去分享他们的问题意识。

  “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结合体

  如果大家是科幻小说或者科幻电影的读者、观众,你们会发现一切早已经被体验过,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发生,这些被什么形态预言过?《美丽新世界》,最著名的反面乌托邦之一。换句话说,《美丽新世界》的世界正在向我们走来或者已经莅临我们身边了。当冷战成为过去的世界,我们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一种延续的专制形态正在降临。

  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再进入到另外一个关键词“Ipad”时,数码提供了及时、移动通讯的方式,实践了科学梦想对于科学进步的一个最乐观的状态,使得人类以空前的、直接的、紧密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们进入到自媒体时代,不需要经过任何媒介,似乎也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审查,就把我们所了解的真相在此一刻通告全世界。而且大家都知道网上的消息如同多头不死空头不止,我们欢呼吧,我们幸福吧。

  这里我提示一个小小的新闻,斯诺登的“棱镜计划”及其“棱镜计划”正逐渐地向全世界揭示。我们知道,至少现在为止,美国政府可以足不出户监视全世界的全体民众,“棱镜计划”覆盖全球,美国的监听覆盖每一个移动通讯平台所发出的信息,借此,美国正在获得未来世纪最大的资源,即对全球不同国别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明状态的民众的心理状态的把握,那么,它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反面乌托邦正在向我们走来,那个反面乌托邦叫做《1984》。很多人都了解《1984》,至少只鳞片爪地了解“老大哥在看着你”,我们很容易把那个直接的政治独裁结构当中的监督系统读作“老大哥在看着你”;我们不容易的是从人民大学走到北京大学的距离,至少被1000个以上的摄像头所拍摄,在你不知道的地方,你所有通过电子媒介播散出去的符号被各种各样的棱镜所捕捉,这才是真正的"老大哥在看着你"。

  一个美梦正在成真,一个梦魇正在走来:数码时代改变着整个人类的结构方式,当我们说数码时代、移动平台、即时通讯使人类以空前紧密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时,我们说对了也说错了。最近我每天很堕落地即时的和我的学生在微信上说一些没用的话,这样的通讯平台正在开始,开始把我召唤为一个手机控时,我们会看到一个所谓的文化,所谓各种各样的屏幕控,这样的东西也正在以无形的电子囚牢把我们彼此分割开。比如Party上朋友们聚在一起,每个人都看着自己的手机,最极端的例子是我们肩并肩地坐在一起却在手机上交流。我以前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她总是这样和他丈夫谈话,就是她发出一个信息“吃晚饭了吗?”对方说“吃。”“吃什么?”他们俩的距离大概是50厘米。我们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只是说数码转型成为21世纪一个最重要的、最基本的变化,不仅在改变着电影、媒介,改变着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播,生产、学习的状态,还整体地改变着人类的生存。

  抛开另外一些元素不谈,一个新主义正在向我们走来,这个新主义叫“后人类主义”或“后人道主义”,“后人道主义”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死亡作为我们思考所有问题的最基本参数,所有知识从对死亡的绝望思考开始,但“后人类主义”虚拟生存。我在美国看到一个大家欢天喜地转载一条新闻:整体下载人类的大脑将在可见的未来获得实施。“缸中之脑”(Brain in a vat)的噩梦也在向我们走来,但人类穿越肉体的死亡而获得身后的生命似乎也在成为事实。如果这个真的实现的话,是噩梦还是美梦姑且不论,今天思考的一切都将会改变。我带一点危言耸听的态度告诉大家:数码转型的全面、深刻和内在结构性,迄今为止人们对它的估计高度不足。

  中国是一条泰坦尼克,沉没时,一定是三等舱先进水

  第二个参数是什么?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我要大声地说出来--“中国崛起”!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穷的只剩下钱,只有钱,一些只能通过数据来计算的钱。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崛起”颠簸不破,因为中国成为世界上GDP持续增长、高速增长的国家,中国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数量最高的国家,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美国最大的债主,中国是全球顶尖奢华消费品量最大的国家,是全球豪华旅游人数最多的国家,但作为中国人我们都知道所有这些描述的问题在于这一切都没有讲出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中国最大的人口基数。“中国崛起”联系着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或者世界地图的改变,将整体的改变世界。

  另外一个改变是欧盟的出现。现代历史400年来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事实是建构在欧洲分裂为不同的民族国家,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发展不平衡引发悲剧性冲突产生的,今天欧洲弥合了,以冷战失败为前提,以冷战的失败者东欧贡献了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所累积的实物、经济,以此为前提,西欧内部矛盾冲突得以终结,西欧得以弥合。我要做一个悲观主义的论述,《1984》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世界格局正在成为现实,世界正在变为三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三足鼎立。所以我说这样一个改变已经出现、正在发生之中,到目前为止,好像全世界左翼和右翼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至少还有10-20年的黄金时代,未来10-20年的中国经济大国位置势必改变世界的格局。

  中国即使加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不可逆的过程中,也必须寻找到一个有差异性的方式,一种差异性的生存,这是别无选择的,这就回到中国的文化自觉问题,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现在热衷于讨论中国文化自觉问题,只不过我们讨论的落点不一样,有的人是“中国称霸主义者”,讲大中华民族文化;另外一些人是我比较认同的方式,在一种紧张、焦虑、现实感中认为中国要生存、发展,如果中国希望避免崩溃的话。中国为什么会有崩溃?是因为中国这条船太大,崩溃时不知道把多少人、多少东西拉下水,这是第一条,我最关心的是第二条,即使中国是一条泰坦尼克,泰坦尼克落入冰川时,一定是三等舱先进水。我想大家都看过《泰坦尼克号》,头等舱的人们拉着优雅的小提琴告别时,三等舱已经进水了。中国如此高的底层比例,必须思考的是这条大船如何不沉,要想维系这条大船不沉就要维系这条大船继续航行。我认为我们需要不同的差异性知识、差异性价值、差异性的生存方式,所以对于我来说中国文化自觉本身是一种危机意识。

  现代化进程没有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一个很有趣的命题,说中国泱泱大国,有辉煌五千年的灿烂文明,我们要获得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文化难吗?非常难。中国现代历史一百年,有人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晚清开始,又有人说中国现代化进程从晚明开始,无论你把它推到哪儿去,中国现代化进程没有解决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议题。大家不要以为谁比谁笨,一百年来仁人志士一边抛头颅洒热血,一边致力于重新激活传统文化,使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可以践行的文化到今天为止没能完成。我举电影例子予以说明。

  《南京!南京!》讲的是南京大屠杀,故事从哪儿讲起?从一个日本军人的故事讲起。希望南京大屠杀成为一个被全世界看到的历史悲剧,南京大屠杀要写入人类20世纪大屠杀的体系中,怎么办?我们只能想象有一个有良知的、有灵魂的日本军人,透过他的眼睛看,这个故事才能被世界看到。中国的导演、中国的艺术家不相信我们的眼睛可以是世界的眼睛。大家以为我骂陆川,那么接下来我骂张艺谋,这要讲到他的《金陵十三钗》。

  《金陵十三钗》又讲南京大屠杀,可是却也是一个美国人在看,那个美国男人有主体的位置和观看的视点。其实这个美国人的观看视点被张艺谋限制,不能说张艺谋是美粉,张艺谋限定了他的视点。影片中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视点:教堂上的玻璃圆窗,子弹从那里打来,视点从那里出去,里面的画面通过那儿被看到,外面的事件通过这个窗看到。在宗教建筑学上,教堂圆窗的名字是“上帝之眼”。当然这是开玩笑,哪怕是“佛陀之眼”,佛陀也没资格,一定是"上帝之眼",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简单的崇洋媚外的问题,而是一个巨大的文化自我中空的一个目光。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这部电影恐怕是中国的、世界功夫片中的之最,即如此巨大数量的脚的特写。大家可能会说南拳北脚,功夫片里看脚有什么奇怪的,李小龙打得够漂亮,成龙也不差。但是,此脚底非彼脚。如果大家再看这部电影,不光是为了一种炫的功夫效果去表现脚,我们看到在这部影片中所有脚是中国功夫的脚,你们看到脚的特写,看男人的脚、女人的脚、缠足的脚,所有这些脚底是功夫的脚底。你们看到这些脚的特写中全是脚掌落地的,这些脚是平进平出的。这不是我的观点,是我的好朋友台湾教授张先生写的一篇文章里的一个小观点: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现代、前现代可以有一个比喻,就是前脚掌和后脚跟。前脚掌的文化是现代文明,因为我们身体姿态是前倾的,我们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后脚跟的文化是前现代的,因为我们强调的是稳,强调的是人和土地的关系,强调的是整个身体结构当中的放松和下落。我借这个观点来理解这部电影,看到这是一个有根的脚,会看到脚下的踉跄就是失败的开始,不光是脚,还是整个身体。这部电影中,演员的表演、演员的身体、演员的脸、演员的脚、演员的手,所有一切成为一种对不同差异性的价值揣摩。拍得非常漂亮、非常炫,而且所有炫丽形式自身附载着一种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切体认,以及对这种体认找到一种视觉呈现的方式。有人说这部电影还原民国好时光,这部电影用所有形式组织在一起时,使得民国影像是怀旧的,但怀旧是被曝露出来的,当一个怀旧是被曝露出来时,就成了梦之影或者影之梦。换句话说,就不仅仅是指称了某一个特殊时代、某一个特殊人群,而是指称着现实的行为方式:触摸历史和触摸传统文化的一种努力、一种尝试。

  中国文化自觉是一个危机性的急迫命题

  新的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张嘴就是"五千年辉煌文明",你没有反驳进一步追问我们五千年的辉煌文明,中国文化所形成的一系列不同生存的、生命的、社会的、人生的,除了厚黑学和宫斗之外,你们还知道什么?我看北大网上字幕组翻译字幕时,突然发现在美国电影中不断出现两个字:“宫斗”,一会儿出现“宫斗”,两会儿出现“宫斗”,我很好奇美国人说“宫斗”到底说什么?所以认真看了一下发现是“politics”。政治就是“宫斗”,这竟是我们唯一触摸历史和文化的路径。但拜托,在宫斗之外还有真实的政治,在宫斗之外还有太多的价值和生命的方式。所以我的基本前提是中国文化自觉在今天是一个危机性的、救亡图存的急迫命题。

  有一次我被一个朋友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痛斥,但心悦诚服:当我说帝国主义的威胁是亡国灭种的威胁,是一种神话时,那个朋友站起来说“怎么是神话?”他列举了大量的例子说亡国灭种并不是不可能。那次我心悦诚服,认为他的反驳是对的。所以我说我们为了应对这样的亡国灭种危机、救亡图存了一百年后,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代价之一是整个民族经历了深刻的文化自我流放。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的身份成了某种被放逐的、难以召唤的课题,所以我们必须假装成美国人或日本人才能看见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创伤,我们也相信只有化装成美国人、日本人等人时,才能让世界看到我们这个课题。这是一个重要的代价。

  结语:救亡图存了一百年后,我们付出了很多代价,其中代价之一是整个民族经历了深刻的文化自我流放,数码转型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当下的中国正是“1984”与“美丽新世界”的结合体,中国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建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

  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北大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内电影批评和文化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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