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从“9•11”开始，国际政治进入了“反恐时代”。从“冷战”到“反恐”，西方社会的核心议题与关注焦点已然转移。而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那么全球恐怖主义与大众传媒时代有怎样的关系?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究竟为何?如何追溯其来源及其最终的蜕变与堕落?从再现暴力的恐怖主义影片中，我们试图对这一复杂议题作出初步探究。
主持：赵雅茹
嘉宾：戴锦华(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王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王炎：美国政府智库兰德公司出版过现代国际恐怖主义年表，给出一个简史，说现代恐怖主义开端于1968年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PFLP)劫持以色列航空公司客机事件。“国际恐怖主义”或“反恐”的表述第一次进入官方词汇，是1972年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奥运会上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的事件发生后，德、英、美、法相继成立反恐机构，这年便成为恐怖主义史的转折点。这中间欧、亚、美各国发生大量恐怖事件，直到“9•11”，达到恐怖主义的巅峰——其实1993年已有一起袭击世贸双子塔未遂的爆炸案。我们当今时代因此被命名为“反恐时代”。
为何兰德公司如此定义?现代国际恐怖主义与传统暴力或恐怖有何区别?归结下来，自1968年劫机开始，现代恐怖主义呈现出三大特点：一是极具表演性、舞台性，追求轰动效应和世界性影响力;二是有鲜明的政治诉求，精心利用舆论压力实现政治目标;三是袭击的目标不限于本民族或国家边境之内，常为跨国联合行动，不同国籍、肤色的袭击者协同行动，也在本土袭击外国目标。三项特征最突出的是，媒体成为现代恐怖主义的盟友。暴力恐怖不再以破坏与摧毁为目的，它要求大众媒介的参与，要在媒体聚光的大舞台上表演政治秀。
1968年劫机事件已有大批电视媒体跟踪报道，最经典的当属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那年电视已经在西方国家相当普及，但卫星转播奥运却仅有四年的历史。首次卫星直播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是在1968年，接着ABC(美国广播公司)计划继续直播下一届慕尼黑奥运会，结果被“法塔赫”下属一极端组织“黑色九月”盯上了。他们在慕尼黑劫持人质后宣称：征用奥林匹克这个大舞台搞一次亮相，以实现二十多年武装抵抗也无法达到的宣传目的。当时奥委员会很傲慢，以色列运动员被劫持在奥运村宿舍里，他们却决定运动会照常进行。结果ABC的电视节目上，出现两个不断切换的画面：一边是体育场激动人心的比赛，另一边转播劫持实况——僵持不下的谈判、枪杀人质、恐怖分子转移人质、警察狙击射杀、激烈枪战场面，直至人质全部被炸死。整个恐怖影像与比赛实况平行直播，就像惊悚“真人秀”或“真实电视”(reality TV)。数以亿计的电视观众同时观看，巴以冲突从此在大众视野中噩梦般挥之不去。
以色列把慕尼黑事件视为“第二次犹太大屠杀”，虽然只有11名运动员罹难，但视觉冲击对心灵的创伤以及在世界各国媒体上的展示效应，足让以色列政府与巴勒斯坦人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以总理发毒誓报复，派“摩萨德”实施“上帝怒火”行动，追杀“黑色九月”首脑们。很多文学作品、电影围绕这一事件演绎故事。“9•11”之前，影片如1986年的《基甸之剑》、1977年的《雷霆行动》、1976年的《慕尼黑21小时》，基本上把恐怖事件作为个案处理，渲染其戏剧性、暴力血腥和悬疑紧张。但“9•11”之后，这类片子的风格、主题变化了。斯皮尔伯格据《基甸之剑》重拍的《慕尼黑》(2005)、斯通的《世贸中心》(2006)等，都把恐怖主义提升到冷战后西方文明困境的层面，在哲学和伦理意义上寻找根源，似乎要回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经典的例子是斯皮尔伯格式的追问，《慕尼黑》一片与原型《基甸之剑》同样是以情报局摩萨德追杀“黑色九月”的故事为主线，但加入许多思辨元素。在雅典行动一场中，摩萨德与巴勒斯坦组织被安排在同一藏身住所，主人公与巴勒斯坦人彻夜长谈、一夜未眠，辩论巴以冲突的正义性。双方为捍卫家园以暴易暴、恩怨无休，纠纷始于暴力而终于仇恨，陷入无解的恶性循环。片尾世贸中心双子塔的远景镜头，隐喻“9•11”的不可避免。而冷战时代拍摄的《基甸之剑》，还在思考什么是爱国主义——主人公真诚爱国，却不肯沦为以色列政府的杀人武器，爱国之情与官僚利益的冲突不可调和。同一情节，两片主旨的变化，恰好说明“冷战”与“反恐”两个时代，西方社会核心议题的变化。
“9•11”后还有些恐怖主义题材的影片，更增添了前所未有的内容。一般我们对“9•11”以来恐怖主义的基本叙事是：沙特人本•拉登参加阿富汗游击队抵抗苏联入侵，冷战后转向伊斯兰极端主义，因仇恨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策划世贸大厦的袭击——经典的文明冲突论。但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2008)、《豺狼卡洛斯》(2010)、《通往浅间山庄之路》(2008)等，却建立了另一种叙事，让人耳目一新：现代恐怖主义肇始于欧洲“68学运”以及学运后出现在欧洲、日本等地的左翼政治极端组织，它们与阿拉伯政治激进分子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协同作战，一起开启了一个时代。“五月风暴”是戴老师的研究领域，请戴老师讲。
戴锦华：我想先从几个层面对“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作一下回应。的确，国际恐怖主义的出现及其命名的前提因素，是大众传媒时代的莅临。具体地说便是深入家庭生活“内景”的电视的普及，以及由此产生的即时、同步的实况报道。恐怖袭击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它的展演性：以公共事件场所为舞台，以媒体的在场为先决必要条件。因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间，奥运会举办前夜会突然变成了举办国政府的危机关头：因为这一体育嘉年华已集结起全球媒体。类似以伤害自己和他人的行动成就的“符号学展演”几乎无例外地联系着地缘政治中弱势、无声(或被消声)的社群(和种族)。劫机、绑架、扣押人质、自杀式袭击等等，与其说是有效的政治—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发声行为：借助国际事件舞台和媒体，令世界“记起”他们的存在，进而，“理想”状态下，获知他们的苦境、绝望、愤怒和无助。
许多美国学界的朋友告知，“9•11”之后，他们首先必须在课堂上回答学生痛苦的提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当教授们开始陈述美国的国际政策与全球暴行，多数学生是如此震惊。因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始作俑者便不足为奇了。在此，媒介的角色是双重的：充当着为行动者借重的目击和见证之眼;同时曝光着战后全球政治实践的变化——权力分配份额也是媒体占有份额。现代政治游戏正转化为媒体事件和“行为艺术”。
其次，依照兰德公司的描述，以1968年巴解组织劫机事件为开始的国际恐怖主义年表，似乎是一个针对着西方世界的、外在于西方世界的、自为的邪恶力量。但一个有趣的平行现象便是，也是在此前后，好莱坞动作片的英雄开始“获得”了一个新的敌手类型：在冷战对头——苏联恶魔和心理变态杀人狂之外，开始出现了异族、异教的民族主义狂热分子。他们丝毫不珍惜或尊重自己与他人的生命，他们仇恨美国和自由世界;他们会以无辜平民为人质对自由富足的西方世界发动毁灭性攻击。如果我们以好莱坞片单对照兰德公司编年，很难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反映”，甚至难于简单判断：何者为因，何者为果。可以说，恐怖袭击，乃至国际恐怖主义，好莱坞的想象力可以对其注册“发明专利”。即使说，巴解组织的袭击行动为好莱坞电影工业提供了最初的灵感，那么好莱坞则将其充分地“发扬光大”。借助恐怖主义想象，好莱坞的动作片、灾难片获得了新的叙事增长点，获得了造型奇观、视觉冲击不断升级的剧情“依据”。事实上，早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已有诸多美国学者论及国际恐怖主义是道地的“美国制造”，准确地说，是“好莱坞出品”。
几乎可以毫不犹豫地说，20世纪70年代起，尤其是80年代以降，是好莱坞电影先在地为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提供了想象的天际线和范本。几乎所有国际恐怖袭击，包括(尤其是)“9•11”，都有好莱坞电影在先。我们可以问，“9•11”之前，世贸双子塔已多少次在好莱坞大片中遭到爆炸、占领?甚至是其最骇人听闻的形式：飞机撞向摩天大楼。我自己经常谈到一则个人经验：“9•11”袭击发生的时候，我坐在电视机前，目击了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直到大厦轰然坍塌。当时一个怪诞的感觉是，在五内俱焚之中我觉得这一场景似曾相识。这以后，我试图追问这种感觉的由来，结果答案相当简单：来自好莱坞灾难片《独立日》。其中的外星袭击、轰毁的场景，是极为接近、几乎是同一机位拍摄的画面。“9•11”也外化了恐怖主义行动作为“符号学展演”和借恐怖行动发声的特征：双子塔作为纽约——金融帝国之都的标志性建筑，本身早已是关于美国和金融资本帝国的符号。“9•11”之后，没有了双子塔的纽约景观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遭阉割的形象。所以世贸大厦必须也刚刚修复。
与兰德公司的年谱不同，国际恐怖主义当然并非出自中东、北非或伊斯兰世界的“固有”邪恶，而是残酷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果，是高度内在于美国、多重意义上始作俑于美国的怪胎和癌肿。因此，“9•11”袭击之后，好莱坞电影工业主体陷于低迷甚至失语。我曾称之为全方位的“不及物”状态。始终保持着敏感与自觉的好莱坞工业当然清楚地知道国际恐怖主义与好莱坞的内在互动。因此，不仅是动作片、灾难片的拍摄陷于停顿，而且其他片种也陷于张口结舌之中。结果近十年的延宕，好莱坞才开始修复：一边是小心翼翼地去触碰“9•11”创口——《世贸中心》、《战栗航班》(2006)、《特别响，非常近》(2012)……;但另一边，却是十足的健忘症与故态复萌。《变形金刚3》再开先河：芝加哥、纽约、华盛顿特区的地标性建筑再度成为袭击的对象。——这固然是好莱坞自身枯竭的征兆，但也是后冷战时代的全球症候：多情而健忘，拒绝痛定思痛，拒绝反思——因为全部另类实践的可能和空间已遭封闭和否决。
王炎：戴老师提到“9•11”后好莱坞的失语，我再补充一点细节。奥利弗•斯通在“9•11”发生几天后曾作了一个演讲，说如此创伤必须通过电影表达。斯通对现实极敏感，反应也快，关怀现实政治。但我觉得五年后他拍的《世贸中心》很无力。此片纠结于个人心理、家庭伦理以及落难人物在惊恐中产生的宗教幻觉，以再现纽约人的伤痛经验，却回避恐怖主义的政治根源，避免涉及袭击者的动机。2012年的影片《特别响，非常近》很精彩，却也同样以回避国际政治的方式，处理纽约人的创伤记忆。
有位普林斯顿大学古希腊史的教授曼德尔松，写了篇影评：公元前5世纪，雅典上演一出悲剧《米利都的陷落》，就在希波战争中米利都城失陷后两年，剧情是希腊人被波斯人残暴蹂躏，深深刺痛了希腊人。21年后，波斯战败，雅典又上演一出《波斯人》，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从敌方波斯王薛西斯的角度，伤悼失败的惨痛，同情波斯人。古雅典人尚可从敌我双向去理解战争的悲剧性，而斯通这位以反思和批判著名的导演，却把敌人小心翼翼地屏蔽了，一心营造正面人物的英雄主义、人道关怀和牺牲奉献。历史整体被割裂和肢解。此片委身低就，充当“9•11”五周年的安抚奶嘴，一个轻飘、甜俗、没有历史深度的肥皂剧。说好莱坞失语，是无力触及悲剧根源，不敢面对现实，也即戴老师常说的“不及物”。
戴锦华：兰德公司——准确地说是美国社会——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想象，勾勒和定位出了一个事实上“异族异教”的邪恶敌人，早在“9•11”之前，已然内在地包含了某种与其说种族主义，不如说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视点于其中。因此，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只是迟到的帮闲说;美国高官称阿富汗战争为(基督教)“圣战”也是不慎吐真言。但是，如果我们止步于此，那么我们将无法解释近年来《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一系列著名“恐怖分子”传记片的涌现，也无法触及全球恐怖主义及反恐意识形态的核心。
为此，我更倾向于把《豺狼卡洛斯》(六小时版和两小时版)、《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等放到与上述影片相关但不同的脉络中来讨论。尽管两小时版的《豺狼卡洛斯》看起来近乎动作片，但上述作品不仅是在欧洲艺术电影而非好莱坞工业系统中制作的，而且其文化定位、社会诉求都与制造恐怖主义想象的好莱坞灾难、动作片南辕北辙。这些真人实事的传记片，事实上揭开了一个被全球反恐意识形态所遮蔽的面相，而这或许比种族、文明冲突的意涵更深刻而真切。《豺狼卡洛斯》或《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所揭开的历史画面，是兰德公司年谱上不可见的所在。即，20世纪60年代后期直到90年代，巴解组织的行动不是或不仅是民族主义的，而是左翼激进行动。两部传记片让我们看到了欧洲左翼极端行动派：红色旅、德国红军及日本赤军对其深刻的参与介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激进行动正是追随切•格瓦拉的榜样，投身、尝试开辟游击战场受挫后，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而这些运动最终经历了蜕变和堕落，成为所谓恐怖主义的起源之一。今日好莱坞的恐怖主义想象和全球反恐意识形态不仅要抹去类似行动曾拥有的政治内涵，而且借重其妖魔化的形态，践行其审判、葬埋革命的社会功能。因此，我认同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定义：何谓恐怖主义?恐怖主义是没有革命可能性的年代，人们想象革命的方式。这是对美国主流社会的想象而言。
当然，如果对照着斯皮尔伯格的《慕尼黑》，反观《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包括《切•格瓦拉》)，我们会发现另一个文化症候：类似影片都有着纪录片式的视觉风格，白描单线叙事。其“客观”展现伴随着历史语境与人物的心理历程的消失。即使电影作者的初衷是钩沉这些被投入历史忘怀洞的角色，但角色内心呈现的缺席，令今日观众无法对其建立任何同情的理解，遑论认同。而《慕尼黑》中对以色列摩萨德的恐怖杀手的呈现就大不相同。它抑或告知，与革命——激进变革世界的可能性同时丧失了的，是另类选择与事件的逻辑。于是，你只能呈现，无法叙述。
赵雅茹：如刚才谈到的，影片《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试图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左翼运动讲述一个历史脉络。这些运动为什么会转向激进和暴力?为什么在世界各地相继出现各种左翼恐怖主义组织?
戴锦华：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有必要追溯一下二战后的20世纪历史。 类似故事的起点一定要追溯到1946年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敦发表的“铁幕演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秘及同年苏军入侵匈牙利、英美联军武力强占苏伊士运河——出自两大阵营领袖国家的暴行重创了世界。寻找美苏模式之外的、新的可能性的动能造就了全球60年代。其中，“第三世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还是用詹明信的说法吧：长的60年代(对应着短的20世纪?)始自1959年元旦。这一天，古巴革命成功，切•格瓦拉带领着三百多个衣衫褴褛的游击队员战胜了五万美式装备的政府军，开进了首都哈瓦那。用史学家霍布斯邦的说法，那一时刻，“全世界的左派为之欢呼”。按照詹明信的定义，60年代终了于1973年9月11日(另一个“9•11”)，那一天，智利陆军元帅在美国CIA的支持和直接资助下，发动军事政变，以十足恐怖主义的形式推翻了民主政权，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遇害。这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之一是越南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升级：经由电视媒介，一边是美军的越南暴行在美国、欧洲、全世界引发的大规模的、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战运动;一边是越南战争——一个东南亚小国，不仅挺身对抗美国的军事霸权，而且令自己的国土变成了美军深陷的泥潭——极大地鼓舞了全球的反美、反帝社会力量。而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则是切•格瓦拉之死。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率领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与CIA训练并指挥的政府军遭遇，切受伤被俘，9日被杀害在无花果村。10日全球主要报刊头版刊载了这一消息及玻利维亚军方的陈尸照片。“那一天，大半个世界在哭泣”。
然而，人们始料未及的是，切•格瓦拉之死却成了60年代全球青年学生主题的反制运动的直接触发点。1968年，巴黎迸发了“五月风暴”，不仅左翼学生，而且今日我们耳熟能详的大部分法国思想家、导演、学者都涌上街头，修筑街垒。运动引发工厂全面罢工、市民罢市加入，一时间几
乎倒阁。由法国“五月风暴”到意大利“热秋”，“最后一场欧洲革命”席卷了西欧，并与北美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强烈共振。这场革命骤然引爆，瞬间燎原，然而很快便在极端残暴的镇压下熄灭。但遭到挫败的左翼学生、学者、艺术家并未因挫败而放弃;继发的浪潮是他们深入工厂、走向乡村，参与并纪录、表现工农的抗争运动，更为激进的，则投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游击战。然而，随着60年代终结及美军被迫撤离越南，遍地星火的全球抗争渐趋沉寂。到70年代初、中期，60年代所开启或尝试打开的社会空间与变革可能渐次破碎、封闭。这便是左翼恐怖行动兴起的国际背景，也是我们今天“阅读”《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必需的历史知识。
王炎：阿拉伯世界也发生了类似情况。1952年，纳赛尔在埃及发动政变，两年后掌权，在1956年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取消了英法在埃及的特权，激发了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埃及实行土地改革、经济国有化等社会主义改造，短时间内带来奇迹般的经济增长，社会民生迅速改善，阿拉伯世界从埃及道路看到未来的希望。纳赛尔顺势提出“泛阿拉伯主义”，构想阿拉伯各国凝聚成一个共和国。他的魅力激发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许多国家的世俗化、民族主义革命，反殖、反帝浪潮席卷阿拉伯世界。1967年，美英支持以色列打赢第三次中东战争，泛阿拉伯运动遭到重创，埃及失去在阿拉伯的领导地位，巴勒斯坦解放希望渺茫，巴解组织也转向激进和暴力。1999年获奥斯卡奖的纪录片《九月的一天》曾采访慕尼黑绑架案唯一的幸存袭击者杰莫•阿尔•加希(Jamal Al Cgshey)，他回忆当年参与恐怖活动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他没有多少伊斯兰宗教情结，而只是将其当作政治事业，这与反恐时代大肆渲染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根本不同。
刚才戴老师讲到欧洲“68学运”这条线索，我想提及另外一条线索，即大西洋的另一侧，北美也遥相呼应。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生运动与民权运动如火如荼，出现了“黑豹”这样激进的暴力组织。不仅是黑人参加，也有白人学生积极参与。“黑豹”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末，策划了大量暴力事件，纪录片《释放西尔维娅•巴拉尔迪尼》就从白人学生西尔维娅的视角讲述这场革命。最后，FBI暗杀了“黑豹”领袖，逮捕了许多像西尔维娅这样有影响的人物，判了重刑。如今关在关塔那摩的政治犯，大多仍是“黑豹”成员。与欧洲不同的是，美国的运动以诉求种族平权的面貌出现，没有白人蓝领的支持，也没有欧洲式的工运，特别是与反战抗议纠结在一起，当然还有古巴、拉美在后院策应。总之，“冷战”时代的北美大陆不像后来的叙述那样歌舞升平。漫长的60年代，世界革命风起云涌，各大洲遥相呼应，当今世界主流话语极力淡化这段历史，把反恐局限在针对伊斯兰原教旨的斗争。我想《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豺狼卡洛斯》、《通往浅间山庄之路》这样的影片，展示给我们反恐时代的“史前史”，揭开恐怖主义外衣下隐藏的、相去并不久远的一段革命史。
重新叩访被遮蔽的历史
赵雅茹：2010年的影片《豺狼卡洛斯》展现了国际恐怖组织或左翼激进组织在世界各地串联与合作的历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国家激进组织与欧亚非各国的激进组织有何渊源与异同?
王炎：《豺狼卡洛斯》与《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既含类型片元素，有不少谍报片常用的场景跨国穿越的镜头，又似纪录片风格，据真人真事演绎故事，而两片特殊之处是涉及不曾为人关注的历史细节。大家一般以为，六七十年代的政治暴力事件，有的是西方社会内部矛盾，有的频发于中东地区，彼此不相关联。但影片告诉我们，分布在欧、亚、美、非各地的激进组织曾联手运作，策划了大量跨区域、跨国界的恐怖活动。比如《慕尼黑》与《慕尼黑21小时》两片都涉及这样的情节：“黑色九月”绑架以色列运动员时，要求以色列、西德当局释放234名政治犯，里面不仅有阿拉伯人，也有德国“红军”和意大利“红色旅”成员。电影只一带而过，不作解释。而《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通往浅间山庄之路》等则交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欧洲学生如何到叙利亚、约旦接受军事训练，如何参与巴勒斯坦、拉美等激进组织的行动——所以他们视彼此为同道。“豺狼”卡洛斯是委内瑞拉人，穿梭于东欧、西欧、阿拉伯、拉美之间，在武器装备、资金流转、行动策划上，与各地左翼极端组织协调，还背靠东欧政府和阿拉伯政权的暗中支持。让人意外的是，《豺狼卡洛斯》中也出现了日本“赤军”的画面，他们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法国、朝鲜、韩国各地行动，曾轰动一时。这些组织有共同的目标：反资本主义、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反侵略战争。
影片营造的“世界革命”氛围，与我们当下的世界图景那么不同，恐怖并非中东的特产，也不仅是民间组织参与，冷战博弈中的各国政府也无所不用其极。六七十年代的民意也与今天不同，如今西方社会谈恐怖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当年的欧洲民意却同情极端主义。《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有一场法庭辩论的戏，巴德尔与迈因霍夫在法兰克福法庭上慷慨陈词：我们是针对外国入侵与占领的抗争，是对帝国主义的声讨，也是对美国粗暴干涉各国事务的反抗。场上一片喝彩声，主审法官狼狈不堪，连反对儿女参与“学运”的父母也理解了他们的事业。民调显示，60年代西德左翼运动的呼声很高。在意大利，大多数人也同情红色旅。直至1978年总理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绑架并杀害，意大利公众才转向保守。
总之，阿拉伯与欧洲、拉美、非洲左翼运动有相似处：都信奉经典马克思主义，反殖民、反帝国主义，为政治意识形态而战。如果说阿拉伯激进组织有何特殊之处，那就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更显反殖民主义色彩，矛头直指以色列占领与美国的中东政策，不像欧洲或日本左翼那么理想主义或有理论追求，但也肯定不是“后冷战”的宗教极端主义。冷战的大氛围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情绪被压抑在政治热情之下。所以今天回溯六七十年代的阿拉伯革命，应该复原当时的历史语境。
戴锦华：我们今天讨论恐怖主义电影，或者关于著名的恐怖分子的传记片的时候，我以为，主要的诉求是借助这些影片去重新叩访冷战的历史，而不是进一步封闭和遮蔽那段历史。作为“极端的年代”，20世纪可以有很多种描述方法，我喜欢的描述方法之一是：20世纪是全球资本主义/现代主义实践内在矛盾的自我引爆，它使得全球化成为每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必去感觉的事实。60年代发生在亚非拉，即第三世界的反殖斗争和独立建国——包括和平途径和暴力革命——是一个全球性的、高度紧密连接、直接互动的过程。我喜欢说，资本主义自其启动的时刻便是全球性的，或全球化的。但令其充分显影并外化的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极端形式：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尤其二战令资本主义携带、酿造的暴力达到了极致：不仅是战争暴行而且是纳粹暴行。
我很欣赏二战巨人之一丘吉尔的一句话——二战处于胶着之时，他回答记者的提问：我们到底能否战胜法西斯?丘吉尔的答案意味深长：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法西斯，我担心的只是我们在战胜法西斯的时候已然变成了法西斯。这一表述，注释了二战的残酷与现代世界的悖论处境：为了战胜法西斯却最终变成了法西斯;或只有变为法西斯，方能战胜法西斯。二战终结，继发为冷战。冷战数十年间，局部战争的死亡人数事实上超过了二战死亡人数的总和。二战和冷战这种公开的社会暴力，衍生出战后社会抗争的两大脉络：暴力革命的与和平抗争的。触目惊心的是，和平主义的伟大斗士最后都倒在右翼种族主义者的枪口之下：圣雄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甚至列侬，所谓“摇滚——和平游击队”)都死于刺杀;而倡导暴力革命的马尔科姆•X、切•格瓦拉都是在CIA的直接介入下被杀害。这不仅是70年代极端国际行动的历史背景，也是其历史成因。
我们也只能在二战彰显的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讨论冷战与第三世界，讨论70年代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国际位置和象征意义。一边是“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曝光之后，全球左翼力量再度反思“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或曰列宁主义问题;一边则是万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三世界的崛起。我们可以将战后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视为一场解殖运动与解殖困境：驱逐殖民主、宗主国之后，第三世界国家如何真正确立、捍卫自己的政治主权与经济独立?如果不能改变殖民经济结构，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建国就是一纸空谈。因此，六七十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的议题再度提出。类似实践固然不能自外于社会主义阵营，但却事实上游离于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欧洲左翼激进行动者与第三世界战场间的直接联动。这既是我们讨论这批传记片的参数，也是这些影片试图达成的意识形态去魅效果。
那个时代，左翼激进组织的行动不是我们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革命;但在70年代，他们尚不是被今天的反恐意识形态所勾勒的变态杀人狂或恐怖分子。他们不是为任何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利益而行动，他们梦想追随切•格瓦拉的足迹，推进全面的国际行动，其选择的依据是寻找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击帝国主义的势力，寻找或创造世界革命的爆发点。《豺狼卡洛斯》的前段清晰地展现了这一特征：他生为委内瑞拉人，在苏联接受教育，定居欧洲，却成了一个著名的“巴解组织”的成员。他的诉求和认同何在?显然，其认同并非“文明冲突论”所描述的宗教认同，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种族身份的认同。他的认同是，在一个为强国们共谋制造的灾难区域，也是一个国际力量交错冲突的区域，直击帝国主义全球体系的薄弱点。
然而，战后世界一个突出的悖论式情境便是：二战、冷战成就了整个世界紧密互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化现实;另一边——也是二战的过程和结果——是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令民族国家成为普遍事实，而不再是欧美国家的专利特权，于是，民族国家的单位、利益与分割阻断着国际联合和国际行动的空间与可能。作为应对，曾出现泛非主义、泛拉丁美洲主义、泛阿拉伯主义——第三世界尝试通过区域化抗争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帝国主义的力量。由此，第三世界一度成了某种价值客体，两大阵营的争夺对象。著名的万隆会议倡导“不结盟运动”，强调民族自决，实则却是一次亚非拉国际的大结盟;所有在国际主义旗帜下的激进行动，却必须被纳入某个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的议程中。我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切•格瓦拉的启示。
还是回到1967年，当切•格瓦拉被杀害在玻利维亚的丛林深处，英国作家格林曾写道：这是物质主义对奇迹的死刑宣判。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理想的力量所创造的古巴革命的奇迹不再，20世纪的骑士精神随格瓦拉而死亡。但在我看来，更深刻的悲剧在于，当切•格瓦拉彻底逸出了民族国家的框架和依托，投身刚果革命，试图在玻利维亚发动游击战，尝试以一己之身撬动世界革命的杠杆之时，他便事实上为各个维护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和政治实体所抛弃，为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所恐惧和诛杀。但是出乎各种利益集团的预料，切之死，却实现了他对自己生命的构想，成就了一个“呼唤前赴后继的榜样”。然而，许多追随者却在坚持中被国际困境推向了自己信念的反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在《豺狼卡洛斯》里，看到卡洛斯最终的蜕变和堕落，看到他一步一步地从世界革命者蜕变为国际雇佣军，最后的确蜕变为一名恐怖主义意识形态所勾勒的恐怖分子;也可以在其他影片中看到欧洲左翼激进行动派如何在腹背受敌、自我背叛中崩解和毁灭。我以为，这批影片的呈现与记录的意义正在于此。
但延伸这一脉络，比如回到《豺狼卡洛斯》一片的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的影片序列中去，我们会看到，继《豺狼卡洛斯》之后，他于2012年推出的新作是《五月之后》。两部影片一外部，一内在，一冷峻，一诗情，但它们却在我们讨论的命题中成为姊妹篇。这部带有导演自传色彩的影片，将我们再度带回“五月风暴”和60年代的欧洲学运，带回到暗潮汹涌的70年代初年。我们看到“五月风暴”退潮后，一代不甘失败的年轻人的多项选择和坚持：他们前往工厂、农村，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三M”之一马尔库塞的理论)转向经典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或毛泽东);或流散向广大的第三世界，投身世界革命的现实与想象，或寻找精神的原乡;或投入革命性的艺术实践——制作揭示帝国主义的第三世界暴行及人民反抗的纪录片，或坚持和梦想对新语言/新世界的创造。影片不仅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大不同于亚当•布鲁克斯(Adam Brooks)《心狂线索》(1999)和贝特鲁奇《戏梦巴黎》(2003)的“五月”画卷，而且与昔日克利斯•马克(Chris Marker)《红在革命蔓延时》(1977)和大岛渚《青春残酷物语》形成了紧密的互文提示。对于我们的命题，影片不仅给我们补充了一个源头处的背景，而且举重若轻地让我们看到权力机构的极度暴力，看到了行动派“以暴易暴”的“原版”暴力。我也因此经常推荐一部德国小说《杀心萌动的那一年》。有趣的是《五月之后》的结局，在经历激进行动、暴力冲突、流亡、劳燕分飞之后，影片结束在主流片厂、一部类型电影的奇观场景的制作中——不仅是有着明确现实诉求的先锋艺术运动最终败给了好莱坞(或好莱坞式)电影，也是七八十年代之交，新自由主义以洋洋得意的公开暴力粉碎了几乎所有变革实践。在此前后，国际激进抗争开始向恐怖袭击蜕变。
赵雅茹：许多展现恐怖主义的电影，包括前面提到的几部，都以冷战结束、世界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故事的结局。冷战结束后，国际左翼恐怖组织的命运如何?如何审视后“9•11”时代的恐怖主义叙事?
王炎：80年代末是左翼恐怖的历史转折点，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激进组织——日本赤军、德国红军、意大利红色旅等，一起悄然消失。
戴锦华：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也开始解体、谈判、缴枪。
王炎：也就是说，随着冷战终结，整个左翼激进运动不复存在。为什么会如此?《豺狼卡洛斯》提供了影像化的历史再现。卡洛斯曾一度得到苏联、东德、古巴、东欧以及阿拉伯国家政府的支持，无论是资金、武器、秘密通道或安全避难所，都有国家实体做保障。但随着1991年的到来，他的命运戏剧性地逆转。片中有场发人深省的戏，叙利亚军方通知卡洛斯：叙政府不得不考虑新形势下的国际新秩序，不能再担恶名收留他了。卡洛斯被驱除出境，流落伊拉克、约旦等国，但发现世上已无处容身，谁都怕惹麻烦不敢留他。最后他以为苏丹仍属国际秩序之外的世外桃源，便逃到喀土穆，却没想到苏丹政府也被法国情报局和CIA收买，将他麻醉后送交法国受审。这段戏根据真实历史拍摄，卡洛斯如今仍关在法国监狱里。我联想到炒得正热的斯诺登案，设想如果不是普京的铁腕强硬风格，斯诺登恐怕也同样无处藏身。
戴锦华：我想补充一部我喜爱的影片——国际知名导演施隆多夫的《打开心门向蓝天》(又名《丽塔的传奇》，2000)，一部以理解和认同的角度呈现前德国红军成员、后来的东德女工丽塔的生命的电影。我曾深深地被影片的结局震撼：冷战终结，曾为丽塔提供庇护的东德机构在“缴枪”的同时把她出卖给西德警方。顷刻间孑然一身的丽塔再度武装，驾摩托闯两德边境，被双方边防军击毙在边境线上。大全景镜头中，风雪弥漫，呼啸的风声中，有零落的《国际歌》的旋律。
王炎：冷战两大阵营消失，两极价值对立不再，意识形态支撑的激进运动便无源枯萎。但恐怖活动并未终结，而以新的面目出现。曾经暴力的世俗组织如“巴解”、“法塔赫”渐趋温和，90年代初纷纷与以色列媾和。而与此同时，穆斯林运动如真主党、哈马斯、塔利班、基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等纷纷崛起。“后冷战”政治意识形态出现真空时，原教旨主义便喧嚣尘上，没有超越性意识形态的时代，宗教狂热一定卷土重来，一跃成为时代的强音。我们看到，当拉登宣布对伊斯兰世界的恶魔美国发动圣战时，小布什的反恐演说也充斥着十字军圣战的修辞。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坚信自己最革命的狱中卡洛斯，在21世纪初竟皈依了伊斯兰教。今天不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激进化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也愈演愈烈。亨廷顿基于这样的现实，才给出文明冲突的世界图景。
戴老师：的确，冷战后，恐怖主义与反恐首先是为胜利的西方世界填充了意识形态建构所必须的魔鬼，其次(但更重要的)是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封闭了所有的反叛、遑论革命的空间和可能。反恐意识形态与新的“民主/专制”的二项对立式相互补充，名副其实地以恐怖主义之名替换了关于革命的记忆和想象。但在另一边，如同恐怖片中，对鬼故事的消遣招来沉睡已久的恶鬼;对革命的审判，对社会抗争、社会运动空间的封闭，对国际主义实践可能的否决，也令诸多的社会幽灵获得了借尸还魂的机会。新世纪的恐怖主义行动，不同于昔日，大都打着极为明确的保守主义民粹旗帜：宗教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的或基督教的)、极端民族主义甚或种族主义。颇为讽刺的是，这些恐怖分子大都与欧美崛起中的极右翼保守势力分享着近似的政治理念。
王炎：还有一层，当冷战的阶级叙事——资本主义vs. 社会主义被福山宣布为“历史的终结”时，“恐怖主义”便成了“后冷战”表述敌我的方便标签。美国最先用它指认敌人——伊拉克、伊朗、古巴、朝鲜都被称作恐怖国家。而困扰敌国的恐怖主义则被褒扬为“人权斗士”，利比亚、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车臣反政府武装，波黑穆斯林武装都在“为自由而战”。各国纷纷效仿美国的策略，埃及军政府指责穆斯林兄弟会为恐怖组织，俄罗斯称车臣武装为恐怖主义等。“恐怖主义”一词变得意义闪烁，只剩下了否定性的敌意，凸显的是对立与暴力，却滤掉一切政治含义。
戴锦华：今天，主流的反恐影片及其携带的意识形态，还抹除了恐怖主义产生的历史。丧失了历史纵深，我们便无法去认知酿造了类似暴力与破坏的权力暴力和体制性残暴。
王炎：“恐怖行为”这个概念，属刑法管辖的刑事犯罪，本来适用于公民个体之间或个人破坏共同体秩序的犯罪，归国内法范畴。好莱坞当下生产的商业片，一涉及恐怖主义题材，便渲染暴力血腥，施暴主体的虐待狂式心理变态，受害者的无辜无助，基本套用警匪片类型，却从不触及暴力的诉求、国际政治与社会制度性根源等问题。这是今天的美国文化政治逻辑，美政府在全球一体化的格局中，希望将国际冲突纳入国内司法管辖，曾数度在其联邦法院，甚至州法院起诉外国政要，大有“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势，帝国之心昭然若揭。以前的意识形态对抗、政治暴力与阶级意识，统统被塞进刑法范畴之内。好莱坞生产的影像恐怖主义，不会超出犯罪心理与人性拯救的冗俗框架。这才凸显了《豺狼卡洛斯》、《巴德尔和迈因霍夫集团》、《通往浅间山庄之路》等片的独到之处，它们揭示了大众传媒复制的恐怖话语的遮蔽，还原出地缘政治间的国家冲突、历史经验与政治暴力的复杂性。既揭露革命如何蜕变为残暴与丑陋，又追问社会变革的可能与道德诉求的真义，使人们正视司法正义与政治正义之间的困境。今天提到这些影片，并非讨论电影本体或暴力美学，而是在貌似多元的国际文化生态中，唤醒异质性的历史记忆，质疑价值趋同与思想平面化的消费文化。
戴锦华：幸好，这并非今日关乎恐怖主义的历史和现实表述的全部。种种差异性的声音乃至实践已再次浮出水面。有《天堂此时》、《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等发自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精彩的电影言说;有罗伯特•雷德福的《你的同伴》和新锐导演扎尔•巴特曼里(Zal Batmanglij)与“好莱坞才女”布里特•马灵(Brit Marling)联手的《东方》，在好莱坞工业里展现美国内部的“恐怖主义”之另类历史与现实;今年韩国的中等成本热映片《恐怖直播》，似乎也可以名为“恐怖分子是怎样炼成的”——社会不公、阶级压迫议题再度浮现。稍溢出我们的话题，2005年的《V字仇杀队》不仅表现了别样的社会想象，而且首度将《1984》“老大哥”的独裁政权与大资本暴行联系在一起。也是这部影片，为全球“占领华尔街”运动提供了共同的标识和能指。而今年新版《悲惨世界》的全球热映，则不期然地以一部19世纪的文学名著——而且是它的百老汇音乐剧版，再度提示着对革命与人民的记忆。
于是，一边是历史的断裂——革命之后我们并未到达牧歌田园;另一边当世界终于终结了革命的灾难，重返革命之前的岁月，当年，令革命产生的社会问题——剥削、压迫、苦难、不公依旧存在。但除了绝望，还有对理想的再度呼唤。20世纪的历史与记忆仍在我们的现实中回声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