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的第二次启蒙
在“二十一世纪中华文化世界论坛”第五次会议
“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
2008年11月21-30日
田辰山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
感谢给我机会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感谢给我这个发言机会。几年来我利用各种场合,在推动、呼吁:重视中西方两个文化传统的结构性差异!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在“中华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议题之下,向各位学术界朋友汇报一下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人类第二次启蒙的伟大时代”。由于时间不多,只对这个问题做一个概括介绍,我的希望是引出一些朋友的兴趣和疑问,我则可以将一些反应或质疑纳入我下一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之中。
可以说,目前中华民族的文化能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凝聚在一点,就是和谐概念。这是西方人能够理解、可以借鉴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不用搞普世价值,不搞绝对真理。中国的祖先最聪明,早就说没有普世价值、绝对真理。今天在普世价值问题上的认识不清和困惑,应该说是现代人思维幼稚化,或退化。是很值得反思和警惕的。
我们现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世界的超级大国时代正在结束。目前中国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已经显现出来。可是在文化方面,中国与西方仍然不是在一个对称和均衡的同等地位。安乐哲先生在这个看法上,用在美国的中国餐馆中的“祈福点心”(fortune cookies)对这种情况作比喻。我觉得十分生动。
我想到的是,这个大转变时期,转变的将不仅是经济、政治实力,而且是文化。这很可能是人类第二次启蒙时代的开始。我设想,这一次的启蒙,是以东西方思想文化汇合为特征的,就像2008年在北京召开奥运会的新奥运哲学精神,是恢复人类各文明传统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元素,而不是单一的物质与技术的发展,而是物质与精神的结合发展。所以,第二次启蒙不独是西方的,它是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启蒙。
伴随欧洲的文艺复兴的第一次启蒙初衷是打倒宗教迷信,恢复古希腊的人文精神。而这一次是属于更大范畴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是全球范围的启蒙。这次是打倒科学迷信,让人从科学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科学和技术作为为人可以掌握的工具,而不是人崇拜的绝对原则。科学要为无论是地球哪里的人走到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
第一次启蒙,复兴了古希腊的人文精神,但是走了极端。第一点,走了一个二元对立—对神的否定变成了人文精神。但这个人文精神,侧重于人的欲望和自私方面—也即个人主义—个人自私和为自己成了人生与社会的终极目的。从一套绝对真理走向了另一套绝对真理。第二点,上帝并没有被打倒,而是变换了角色,成为为人类的自私和个人欲望服务和辩护的角色,成为自由主义的必然逻辑。过去上帝判为不对的人类行为,现在都判为对的(rights),这就是翻译为“权利”那个词。第三点,从追求智慧变成追求知识。结果,知识作为力量,去征服、统治别人。也因此,由原来自然的美学思维转换成为单线因果思维。从基督教以后,西方哲学就不谈智慧。
“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
需要一点解释的是,第二次启蒙是向科学主义、科学迷信、科学宗教挑战,不是针对科学本身;而是向以科学作为手段的极端主义、科学主义骗人的伪客观主义和反人类、反自然倾向抗争,是要提倡科学的人类主义,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也是说,把科学作为世界观,作为为人类服务的方法论。
从西方传统说,第二次启蒙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第一问题思维,提倡第一问题思维与第二问题思维的结合。第一问题思维是美学思维,第二问题思维是直线式因果思维。这就是要对知识迷信,知识至上主义的挑战,恢复和提倡对智慧的追求。第二次启蒙的伟大时代,不是西方单一价值系统主宰的一统天下,而是有世界各民族文明文化参与对话的,是多元人文价值交流与互动的生动活泼局面。
第二启蒙时代是早已开始直至如今发生金融危机才形成气势,并将延续成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启蒙包括西方后现代思潮,其中有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和对传统思想文化传统的觉醒与复归,也有对东方传统文明和思想文化的觉醒与认同。西方和东方都产生寻找历史、重新审视传统和恢复自己传统中的优秀精神元素的意识。这个历史时代在今天的环境条件,就是全球化。是全球化使人类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可回避的/挑战未来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对现代性的追求/人类所具有的能力。而恰恰也是对现代性的一味追求和科学主义的迷信所带给人类的危机。
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走过了曲曲折折的道路,现在展现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使人们终于看到中华民族复兴的曙光。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根本在于文化的复兴;没有文化的复兴,经济和政治的复兴是不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复兴,最终是文化的复兴。
儒学与西方思想进行对话机遇现在出现了,因为1)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提出了挑战;2)文化批评家们对资本主义、民主以及技术的制度提出了质疑;[i] 3)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专家们提出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早期哲学家都是后现代主义者;4)尽管中国与西方文化思想体系存在结构上的差异,但中国和西方学者们都在向对方摸进,以寻求对话的可能。[ii]
西方出现系统科学和美国20世纪80年代提出复杂系统,正是反映科学界对经典狭义、单一系统研究的不充分的觉悟;单一性科学明显对人类面临的未来问题无能为力。美国新泽西州立大学斯图尔特•考夫曼说:“通过诺贝尔奖的堂皇道路通常是用还原论方法开辟的,为一堆不同程度被理想化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时,多少背离了真实的世界,局限于找到一个解答,这就导致科学的越分越细碎。而真实世界却要求我们采用更加整体的方法。”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盖尔曼(Munay Gell-Mann)则说,必须确定一个“确实宏伟的任务,就是实现正在兴起的包括多学科的科学一体化。”[2]
西方科技在近代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人类运用科学和技术手段达到认识世界,还有遥远路途。迄今西方取得的成就,毕竟是简单系统、单一性研究。充分认识自然和社会,人类达到的可算是初级阶段。科学任务将是综合复杂的系统。探索内容将从古典的“实质性”(essence or substrum)基础“规律”(law)转向“联系性”;将从直线思考方式转向互系、多重性方式。相应地,概念性单一语言显然是不能适应的。而汉语互系性、多重性、全息性的特点会占有很大优势。未来全球走向沟通,势必冲破语言界限,为汉语提供发挥潜力的舞台。人类科学向复杂系统进军,汉语则因具开放性,吸取西语单一语义之便,迅速与西语结合,使自己更具未来科学术语资源的潜力,为科学进军提供契机。有识之士会明白,这不是妄语。
文化的复兴从目前状况看是比较复杂的。因为中国文化被西方自由主义话语解构和扭曲了。中华文化价值曾一度成为被耻笑和奚落的对象。甚至连让人们认同什么是中国文化问题也变得艰难了。文化不光是手工艺品、艺术等有形的东西,而是艺术、手工艺品、剧目等等所表现的更深刻的内涵。
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什么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精神又是来自哪里?中国价值是什么?美国有个人主义,西方由自由民主人权,中国有什么?中国价值是不是在自由民主人权面前需要感到自惭形愧?中国是不是有价值成为自己的优势?或者具有至少可以与西方价值平起平坐的资格?这些都是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不能不好好思索、好好回答的问题。而要回答,就要比较,而比较,就要了解东西方两大传统体系,不仅了解自己,而且要更了解西方。要知道如何去评判这个问题,特别是站在中国的角度去评判,这就不能不懂中西方的结构差异。
(2008年11月22日凌晨于广州裕通宾馆)
[1]马克思《在〈人民报〉创刊几年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i] 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1999), p. 81.
[ii] David Hall and Roger Ames, 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with David L. Hall (Albany, NY: SUNY Press, 1995), p. 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