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白话文运动，虽然是一场完成了文言向口语化转化的运动，但同时也是中国语言西方语言化的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大量的重要概念，经过日本语的转化，形成了今日我们思维结构的组成部分：比如帝国、民族、民族国家、主权、宪政、政党，等等。在此一类西方语词中，最主流的，即是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大类。自由主义要求按照人权、自由、法治、民主等基本理论范畴、概念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马列主义也同样要求按照自身的概念来认识和改造中国。在这些政治性、规范性和分析性的概念背后，有着两种势力。第一种势力是坚持西方的意义，坚持西方话语在汉语系统的解释权和规范权；第二种势力是中国经验要求对这些概念的解释权。这第二种势力对于前者的自信有深深的疑问：第一，这些导源于西方历史和现有经验概括出的语词能否承担起认识中国的功能？第二，如果连认识功能都不能实现，能否改造？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这样一个不借助西方语词便无法表达、但借助西方语词又不能准确表达的困境，这可以说是我们当前的最根本的困境。这种语词上的困难，可以从三个大的概念来说明。

第一个概念是“政体”。西方自利玛窦以来，一直面临着用西方语词表达中国“政体”的困境。利玛窦在中国所看到的政体是西方人从来不知道的，但他又必须向西方人说明这个问题。于是，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利玛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来描述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先是说中国是君主政体——因为有皇帝，然后他否定了这一判定——因为中国还有士大夫，他又下了中国是个贵族政体的判断；然而，中国的贵族是流动的，这也不符合贵族政体的定义——最后，他下了中国是“民主政体”的判断，这种论断一直延续着。到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写作《汉学菁华》时，他还把中国的选举制度（即科举）与西方的选举制度相比较，认为美国的选举是“票箱选举”，这种选举选出的大都是“蛊惑人心者”和有钱人，而中国的考试选举，是真正民主的，能够真正产生精英的治理阶层。

可以说，从利玛窦以来，对中国是什么政体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判断。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政体问题的讨论，对于中国是君主专制政体、封建专制政体等等的讨论，又重新泛起。“五四”前后，西方自由主义及进化论的叙述进入中国，关于政体的叙述又融入了从“专制到民主”的线性叙事。如果用西方的概念来认识中国，只能用“民主和专制”这一组概念来表达。那么，按照西方概念来说，选举的就叫民主，不选举的就是专制，中国没有几年一次选举最高领导人或议员的制度，所以，中国就是专制的——但这种关于政体的表达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些论述并不能确证中国到底是什么政体，也不能说明中国政体是如何从传统到现代演变的。

第二个概念是“社会”。从1927年到1934年，在中国有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国共两党的学者都在讨论中国是什么性质的社会，论战各方都采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基本概念：亚细亚的、奴隶的、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但用马克思的史观如何解释中国？当时的争论也是一塌糊涂，根本没有答案。直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1939）和《新民主主义论》（1940）中，以发展阶段论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性质下了一个政治性的描述，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套历史叙事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一个全新的史观,这个史观也为共产党提供了信仰的基础和行动的纲领。但在“文革”结束以后，这一叙述又基本被颠覆了。我基本上认为，正是这个历史叙述框架的衰落，是中国学术界、思想界思想混乱的总根源。

第三是“法治”的概念。如果按照西方的“法治”概念来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国家，会怎么样？美国是比较标准的法治国家，这意味着其法治资源在GDP 中占了很高的比重，全球最高。印度在理论上可以说是已被改造成法治国家，但是，2006年出版的《不顾诸神》提到，如果印度按现有的法治资源审判已经积累下来的案件，需用300年的时间。在转型国家，如果所有的案件都诉诸于法律，这个成本高得无法承受。这就使得转型国家必须退回到调解解决纠纷的方式，把大量的案件在法院外解决。同时，在中国的法治实践中，我们也要分析我们过去的法治经验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应该给予正面判断还是负面判断。要知道13亿人的大转型引起的纠纷和冲突是惊人的。我相信，这个大转型中纠纷和冲突不可能全部到法院里去解决。转型国家处于老子说的“失道”状态，老子说，“失道后有德，失德后有礼，失礼后有法，法令词章，道德多有”。在没有道德的国家要用法律来管理，成本会非常高。

我只是用这三个案例说明用西方的大概念很难切中我们现在的问题，根据中国自身的经验对一系列概念进行重新定义是必要的；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格局不改变，我们就很难认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经验就永远模糊一片。但是，西高东低的格局，使得我们摈弃了传统的语言，向西方语言、西方概念看齐。近代以来，西方一直是知识、概念和理论生产的中心，非西方国家都是消费者。中国的大部分大学、研究所，其实都是西方设在中国的分部，是西方理论、概念的分销站。在这种格局下，我们很难避免用西方语词讨论中国问题的困境；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将生活在这种语词和概念表达的困境之中。

看上去近三十年来对于中国的解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从主流来看，所发生的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叙事淡出之后，自由主义的叙事上升。在总的趋向上，我们不过是大量地从自由主义、马列主义的范畴内找一些概念来讨论我们的问题，来规划、解释我们13亿人如此复杂、如此快速而且居然还很平稳的转型。靠这些概念很难解释历史，也很难认识清楚当下正在发生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几个亿的农民在整体上如此快地适应市场、适应货币、适应资本，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没存在过的现象；我们用30年完成了西方用300年完成的市场化过程，在这个如此快速的过程中，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居然没有发生重大的反抗，知识分子在总体上居然是如此拥抱市场，这也是在其他国家都不存在的。这些事实在中国经验地发生了，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不能把中国纷繁的、丰富的历史经验，贬低到西方理论的注释之中。无论我们自信也罢，不自信也罢，这是现在面临的一大困境。

思维就必须用语词，必须注意到语词是个大问题。西方的语词虽然表面以分析性概念或论证性概念的形态存在，其实背后都隐藏着强烈的价值判断。我们绝不能被完全套进去。这就意味着对这些概念本身的梳理非常重要。金观涛梳理了一些，他想梳理出一些概念在中国是如何变化的，但还是远远不够。对中国自身的经验，我个人对其描述的时候仍感到犹豫不决。我们在概念的迷雾中很难走出——我自己也得用这些概念表达。问题提出来了，但远没有解决。

因此，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在所谓语词、概念背后有两种力量：一方面是西方的解释，一方面是根据中国自身历史经验的解释——这两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可以说贯穿了思想界的一百年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思想界“两条路线的斗争”。千万不要低估这一斗争。这些概念进来以后，不用这些概念我们无法思考，使用这些概念我们就胡乱思考。这是一百多年来的民族困境，我们如果不从这一根本的语词问题中解放出来，所谓“文化自觉”云云，都是空话。

也许，只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到了获得民族自信的地步，我们才有可能摆脱这种状况，我们才有可能用自身的经验来解释我们自身的问题，并通过对我们自身经验的解释，给予这些概念某种价值规范。这是中国后面二三十年要完成的转变，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要为这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一定的自信，但不够；费孝通说“文化自觉”，不够，文化自觉背后一定是民族自信，没有民族自信，没有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不可能有文化自觉。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1年12月于北京召开的“社会主义与未来”会议上的发言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作者单位：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