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察者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第一部分：扭转历史车轮
八、为何张学良、杨虎城不打红军
这一节的主题是：为何张学良、杨虎城不打红军?
我们讲红军东征、西征，在分析敌军力量时都有张、杨的部队，但在战场上似乎没见到他们。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总司令，杨虎城是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但在红军东征、西征过程中，他们掌握着十几万部队，似乎没有参战，也没有乘机抄后路攻击我们的根据地，难道不奇怪吗?有的或许认为，他们是爱国将领，与红军有默契，这种认识有一定道理，但却有些一相情愿，是不了解历史过程形成的认识误区。他们之所以不打红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打，而是由一系列原因导致。
首先，是张、杨的东北军、西北军难以战胜红军，惧于红军的威力。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之前，蒋介石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以东北军为主力，统一指挥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山西等省军队。[1]东北军的4/5参加“围剿”，包括于学忠第五十一军、董英斌第五十七军、王以哲第六十七军和何柱国的骑兵军等。[2]
张学良本来以为，他的军队是以逸待劳，无论是兵员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远远胜于红军，肯定会让红军一触即溃或望风而逃，却万万没想到，几次交手后损兵折将，连战连败。开始只是陕北的红十五军团应敌，在劳山设伏，仅用半天时间，就打掉王以哲六十七军一一零师大部，击毙师长何中立，俘敌2000余人，缴战马300余匹，还有大批武器装备。
紧接着又向榆林桥守敌发起攻击，全歼一零七师守军1个团加1个营，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1800余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
中央红军到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合后，张学良调整部署，以董英斌五十七军4个师和王以哲六十七军1个师“围剿”，但在毛主席亲自指挥下，直罗镇一战全歼董英斌一零九师，击毙师长牛元峰，还歼灭一零六师1个团，毙伤约1000人，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打破“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张学良不到2个月打了3仗，竟然是三战三败，被红军歼灭近3个师，俘虏了9100余人，还被打死了2个师长，不算打死的，只是被俘虏的人数与红军数量都差不多了。一支是远征二万五千里的疲乏之师中央红军，一支是刚到达陕北不久的红二十五军，还有一支是被反复“围剿”打击的陕甘根据地红军，加在一起仅有万余人，竟然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这仗还能继续打下去吗?
张学良对部下说：“看看红军，走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竟然不散不垮，还这样能打，真了不起!咱们都是带兵的人，大家说说，谁能带出这样的军队?谁要能，我就把位子让给他!”从此，东北军与红军再无大战。
杨虎城也不是从一开始就不打红军。张学良到西安之前，杨虎城是陕西绥靖主任，蒋介石指派他指挥陕西“剿共”。不到3000人的红二十五军，从湖北罗山开始长征，1934年12月8日进入陕南，最先与之交手的是杨虎城部队，他们在九泉山居高临下堵截，红军从一侧陡崖攀登上去与敌人肉搏，一下子消灭了守敌1个营，在陕东南立足。
1935年1月，杨虎城的一二六旅、警备第二旅、警卫团，对红二十五军进行第一次“围剿”，结果不到5个月，就被消灭掉一二六旅3个多营，还有警备第二、第三旅大部，俘虏旅长张汉民以下官兵1400余名，红军发展到3700人，地方武装2000多人，建起了横跨鄂豫陕三省的根据地。
杨虎城又组织第二次“围剿”，结果他的警备一旅被全歼，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还有大量军用物资。杨虎城所属十七路军，一共两个师3个警备旅，竟然被红二十五军打掉那么多，还敢再打吗?
之后，红二十五军这几千人北出终南山，前锋直抵西安以南10余公里的韦曲、杜曲，使西安这个西北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和进攻红军的总后方极为震动，城里的达官贵人纷纷逃离。期间，截俘敌人少将参议1名，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的消息，立即决定进入甘肃境内威胁敌人后方，主动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在沿西兰公路进至平凉时，马鸿宾的3个营尾追而来，被红军歼灭了1个营，亲自督战的师长马鸿宾差点被生擒。
徒涉汭河时山洪突然暴发，军部机关和担任后卫的1个团被阻隔在河北岸，马鸿宾1个团1000多人突然袭来，已经过河的部队无法回援，被阻部队背水作战，军政委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在极其艰难绝望的情况下，1个团的红军竟然能把1个团的追击敌人包围，还进行了肉搏战，最后把敌人全部歼灭，团长也被击毙，这样的强悍战斗力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切断西兰公路18天箝制敌人，由于迟迟得不到中央红军的消息，才决定北上与陕甘根据地红军会师。[3]
现在一些研究者，往往只看敌我双方的数量对比，就认为红军无法生存下去。但从真实的历史看，却是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超强的战斗力一次又一次地大量歼灭敌人，打出了生存发展空间，让对手知道红军是不可侮的力量，不得不畏惧甚至妥协。
这是他们不敢小瞧红军，愿意与红军停火的前提。休战往往要通过作战胜利来促成，自己强大到不容对方忽视，才会有联合。如果自己不能打胜仗，或者主观上畏敌如虎，不断示弱退让，只会招致对手更加肆无忌惮的打击和杀戮。
二是围绕主要矛盾主动施策，尽力团结张、杨部队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确定主要矛盾为民族矛盾后，在中国共产党看来，中国所有武装力量都可以联合起来抗日。当时，集结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虽然很多，但一半以上不是蒋介石嫡系，张、杨部队都不是嫡系。东北军在东北沦陷后背井离乡，流亡关内，不愿意打内战，而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故土;杨虎城和他的第十七路军也有抗日要求。所以，东北军和西北军是首先要争取的，是我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点。
在直罗镇战役中，红军全歼东北军五十七军第一零九师，还歼灭了增援部队一零六师1个团，并且要继续围歼一零六师。此时，我潜入一零六师工作的董彦文与前线红军接通关系，汇报一零六师师长沈克颇多动摇的情况。[4]
毛主席得知后，当即决定释放其被俘军官数名，转达红军愿意与之谈判的意愿，并向前线的林彪、聂荣臻指明，要用积极诚恳的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先主动撤去对一零六师的包围，以示诚意。[5]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由此开始。后来，这个一零六师师长沈克，背着张学良与红军达成妥协，允许利用他们的防地作为与西安和华北地下党联系的交通线，甚至主动借钱1000元，给经济困难的中共中央北方局。
毛主席还亲自给军长董英斌写信，让被释放的军官送给他。信中说，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战，只当对足下及东北军各军师长一个警告，警告之不听，灾必及其身也。
东北军将领“九·一八”(不抵抗)这样的大错，但东北军与红军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有什么理由互相伤害呢)!今与贵军长约：一是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也不打东北军;二是贵军或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是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发路费回去)，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疗。[6]这是与东北军高层将领发生关系的开端。
其间，还公开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他们不打红军和苏区，愿意与他们订立抗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
直罗镇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在总结时专门要求，把猛烈破坏敌军的工作变成一项群众运动。[7]就是让大家一起来做，发动群众一起干，而不是只几个领导在那里忙活，这是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怎么做?改变对俘虏军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除必要时)，不剥衣，不打骂，经过保卫局政治部大批地放出去，影响白军官长同我们联合抗日。
至于俘虏士兵则要十分优待，不论战场上打得如何激烈，一经缴枪就要把他们当兄弟看待，严禁报复行动。但是，在我们按规定发路费，礼送东北军俘虏回家时，那些俘虏们竟然痛哭流涕，说自己早已无家可归。这说明什么?说明东北军极其悲愤的思想情绪。
吕正操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街
原东北军团长、抗战开始后成为八路军，曾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建国后担任过铁道部部长、铁道兵第一政委、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的开国上将吕正操回忆说：[8]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东北军撤到关里，背井离乡，家破人亡。
当时蒋介石对他的嫡系军队发100%，对我们先是二八，后是三七，待遇很不平等。我们受打击，遭歧视，又受“亡省奴”之辱，全军将士对蒋介石极为不满，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就有人酝酿兵变。不久发生了廊坊兵变，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参加了兵变，并在这个时候入党。张学良也说，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不止对我，并已动摇了大部分东北将士。[9]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思想状态。
我们党与张学良接触，是通过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联系的。高福源曾是北京大学学生，后转入东北讲武堂步兵科学军事，深得张学良、王以哲器重，在榆林桥战役中他全团被歼，自己也被俘虏。被俘获人员的许多工作归中共中央联络局领导，时任局长是李克农。据李克农的儿子、著名通信专家、原总参通信部副部长李力讲：[10]
李克农从侧面了解到，高福源对东北军未加抵抗就让日本军队占领家乡怨气不小，经常怀念在故乡遭受日军欺凌的亲人，便结合他的情况亲自编写了一个剧本《你走错了路》，描写一个东北军军官与红军打仗被俘，夫妻相会时妻子向他痛诉，日本军队惨害家乡人民的无数罪恶，使这位军官痛哭流涕。
在台下看戏的高福源，看到这里情绪激动，失声大哭。文艺的力量真的不可小觑，那是共产党人团结自己、瓦解敌军、直击灵魂的有力武器。做工作动了脑子效果就是不同。第二天，高福源上门向李克农表示，愿意去说服张学良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李克农立即向毛主席、周恩来汇报，得到批准后又组织他到红军部队和苏区参观，增加他对共产党的了解，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亲自接见鼓励他。
高福源(1901/1902-1937)
彭德怀对这件事印象也很深，在他的回忆中说：[11]高福源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致消灭东北军。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的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
他谈到张学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能了解到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问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200元，派骑兵把他送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
高福源从瓦窑堡回到洛川，先见到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报告了他这次回来的目的，王以哲立即密电报告，张学良接到电报后非常重视，第二天就亲自驾驶飞机从西安到洛川。高福源见到张学良后立正报告：我是红军派回来的，有许多事情要向副总司令报告。哪知话未说完，张学良就骂起来了，说你打了败仗当了俘虏，竟有脸跑回来，还敢要我通匪，真是胆大包天，我把你枪毙了!
高福源没想到是这样，也豁出命来对张学良说：我要怕死就不会回来，但你作为总司令忘了国难家仇，却在这里打内战，算什么英雄好汉?我们跟随你打了多年红军，落得什么下场?如此下去，东北军的前途不堪设想，你能问心无愧吗?说得声泪俱下，张学良立即改变态度，拉着高福源的手说：不要介意，刚才我是故意试试你的，你真有胆量，回来了很好。
其实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几次打了败仗之后，张学良已有联络共产党的想法，他让高福源坐在自己身边细细介绍，之后让他回瓦窑堡请红军代表正式会谈。张学良还表示，让他放心做这项工作，遇有不测，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他和王以哲负责。
毛主席对高福源带回的消息很重视，决定派李克农去与张学良谈判。毛主席亲自拟定谈判条件：一是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二是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三是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四是请对方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抗日讨蒋最低限度的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等。还要李克农带上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的方针政策，不是随机而行的权宜之计。
当时红军正在围困东北军占领的甘泉，毛主席指示彭德怀不但要撤围表示诚意，还要动员群众去卖城内缺乏的柴草。1936年1月19日李克农赴洛川，毛主席20日又给他发电嘱咐：要向对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还要他向张学良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12]同时要求暗示他们，如果诚意抗日反蒋，我们可以帮助其在西北建立稳固局面，肃清蒋系势力，国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可推张学良担任等。[13]
李克农同张学良谈了3个小时，回来说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张学良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去甘肃、南京进行斡旋，大约需要两周时间，如有成绩，请彭德怀在延安或洛川见面，并可另外再约几位中共领导人同来谈话。应当说很有诚意，基本达成默契。
几天后，毛主席、周恩来与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又公开发布《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告诉他们：蒋介石不要东北军打日本帝国主义，却要东北军打红军，因为红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卖国!他教日本欢喜，教东北军受牺牲、受损失。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最穷苦的陕甘两省，这两省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陕南不肯给东北军的。对东北军官兵的薪饷，那里及得上蒋介石嫡系军队的一半?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
这种公开宣告或许有两种意义，一是进一步唤起东北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形成强烈的不易改变的群体意志;二是掩盖了更加隐秘的接触，当你认为还处在喊话这个好似表面文章的阶段时，实际上双方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
红军东征时，主力全部进入山西，最担心的是张学良抄后路。在即将行动的前一天，毛主席与彭德怀致电王以哲并转张学良说：贵军与敝军之联合抗日号召全国，必为蒋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谣言以中伤破坏两方团结，实意中事。希望贵方不为奸人谣言所动，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为了保险起见，还特派李克农到洛川去面谈。东征渡河的第二天，又以训令形式给李克农明确谈判策略，最根本的是原则不让步，交涉不破裂。
东征第一阶段取得胜利后，又致电李克农通报东征战况，还特意告诉李克农一个重大情况：受宋庆龄、宋子文(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姐姐和哥哥)委托，周继吾(真名董健吾，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律师)、张子华(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到瓦窑堡，向中央汇报与国民党代表会商的情况，还讲到蒋介石系陈果夫(长期党管国民党内组织和党务，并与弟弟陈立夫又称CC系，一起创建中统特务机构，蒋宋孔陈，蒋家天下陈家党)主张联红反日，曾扩情(著名大特务，黄埔系骨干将领，复兴社发起者，后来被捕成为功德林监狱战犯)主张联日反红。
此外，孙科(孙中山长子，时任立法院长)、于右任(国民党元老，时任监察院院长)、张群(国民党元老，外交部长)、冯玉祥(西北军最高军政首脑，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任国民党中常委)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介石亦有与红军妥协反日倾向。
把这个内幕告诉张学良，产生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其实张学良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他后来回忆说，董健吾他们两个先到西安、后到陕北，路过西安时拿着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公函要求赴陕北。他有怀疑，就对他们说，不说真实任务很难通过，反复盘问后，终于知道他们负有接洽任务。
张学良立即飞到南京，经蒋介石证实确实负有使命。此时，毛主席又让李克农传达这个信息，最终得到印证。正是这些事，使张学良下定决心，不仅更加确信联共为大势所趋，而且对蒋介石也再添不满，你一面令东北军在“剿共”战争中消耗，一面却瞒着他这个代总司令去谋和，既然如此，他也主动谋求与共产党妥协，于情于理无可非议。
西北“剿总”的代总司令是张学良，作战主力也是张学良，杨虎城尽管是陕西省绥靖公署主任，已经不负责这方面的事情了，他不是嫡系，处处受蒋系排挤，忍气吞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敢于公开对蒋介石亮剑，而且战斗力和生命力极强，这也是他们不能不佩服的。杨虎城通过地下党渠道向我党表明，自己一贯都是革命的，赞同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可以维持原防，互不侵犯，并与我建立了电台联系。
三是采取打拉结合的办法，在斗争中促进和实现联合。
对方并不是铁板一块，事情也有波折。红军西征期间，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去了，蒋介石趁机命令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以3个骑兵师配合中央军夹击红军，表现得很嚣张。我们与张学良有承诺互不攻击，他来进攻怎么办?是忍让还是打击?打了会不会影响和破坏已经形成的合作关系?
毛主席给彭德怀发电说，对何柱国指挥“进剿”的全部东北军，消灭其一部不会妨碍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以斗争求团结才是正道，如果处处退让妥协，最后一定是团结和联合的灭亡，这是毛主席对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红军隐蔽在七里营和豫旺城之间，一举歼灭了何柱国1个团，缴获战马600多匹。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俘获的人马枪一律归还，对所俘东北军官兵教育后全部释放。当时，何柱国率1个师和直属队驻固原城，1个师驻海原，我军插驻其间使其互相隔离，还可进一步打下去。
此时，彭德怀亲自给何柱国写信，说明抗日救国的大道理，要他让出海原和同心城，全部撤到固原城以南，不要扰乱我军接援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在他的军队移动时，我军给予方便保证决不进攻。何开始不相信，后来我军派代表与他谈判达成协议，他就照办了。结果与毛主席的判断完全一致，打痛他之后才老实合作。
在红军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西征战场上出现了一种奇观。名义上是敌对双方，实际上已经成为要求共同抗日的朋友，白天碉堡林立两军对垒，晚上彼此共唱救亡歌曲，有的部队之间还召开战地联欢会，唱《松花江上》《走，朋友，我们为爹娘报仇》《打回老家去》等，歌声此起彼伏。我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逐渐被东北军广大官兵理解和接受，为进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础。
可见，搞统一战线并不是一厢情愿，一要有实力，二要有道理，三要有办法，四要有原则。
有实力，才不至于被蔑视、被吃掉;
有道理，就是国家和民族大义，就是天理人心;
有办法，就是通过精心设计、细致入微的操作，最终达到目的;
有原则，就是不能丧失自己的底线，要在斗争中求联合，不能怕。
参考文献：
[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页。
[2]韦显文等编写：《国民革命军发展序列》，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页。
[3]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67页。
[4]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页。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页。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页。
[7]《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页。
[8]吕正操著：《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页。
[9]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页。源自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
[10]李力著《从秘密战线走出的开国上将——怀念家父李克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2 页。
[11]《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09页。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7页。
[13]杨奎松著：《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