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自我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红军长征出发前有备无备问题的启示

蒋建农

长征，是中国南方的各路红军历时两年辗转向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次战略大迁徙。参加长征的有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总人数高达20万(沿途扩红数不计)，四支部队的总行程达6.5万余里，途经约2亿人口的大半个中国;长征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直接率领下进行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也随之迁徙，这是一个“国家”的迁徙。这场巨大的社会变动，不仅给苏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苏区人民带来极大的震撼，而且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乃至中华民族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研究红军长征出发史，是研究这场社会巨变的开端。

一

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论及中央红军被迫离开苏区进行长征时，除去责难“左”倾领导者的错误军事指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根据地的日渐萎缩外，还多指责博古等不准备、不动员、仓促行动，或是批评他们舍不得坛坛罐罐，造成行军滞缓和加重红军在长征途中的伤亡。这是事实，这样的结论也绝不是妄言，而是有大量的史料依据。陈毅在1957年述及当时的情形：“最坏的是惊慌失措，丝毫没有准备，丢了苏区就跑，无论是整体还是具体都没有准备。”他还特别谈到他是最后才知道红军要战略转移消息的，“十月十一日，他们全部离开根据地，十月十日才来通知我要走”。①不仅是口述史料，包括最权威的文献《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也指出当时的突围行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没有依照国际指示，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从苏区转移到白区去，从阵地战战场转移到运动战战场上去，不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②那么，中央红军长征前真是“丝毫没有准备”吗?

笔者是在1995年研读陈云当年的两篇文稿时，看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解读。作为长征领导群体的成员，陈云在1935年秋化名“廉臣”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明确提出：“此次赤军抛弃数年经营之闽赣区域而走入四川，显系有计划之行动。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赤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③陈云于同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汇报④，更是具体地列举了当时所作的各项准备：一是在主力红军长征出发前，派遣红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进军闽浙皖赣地区，在东北方向“围剿”中央苏区敌军的后方击敌;同时派红六军团西去与贺龙的红二军团会合，在西北方向进攻中央苏区敌人的后方扰敌。二是对红军基本干部实行加速训练，大部分干部进过红军大学、步兵学校、防空和防毒的专门军校及卫生、通信等学校培训。三是采买60万石粮食，加紧生产军装、火药，产量提高了6倍到30倍，还吸收了3万志愿者参军。陈云称在这两到三个月的“短促期内，而准备工作还是做得尽善尽美”⑤。(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称“这一工作完成得很出色”⑥。)

陈云的记述再现了一面被忽视或被部分误读的历史——长征不是仓促无准备的行动，而是经过充分准备的战略行动。事实上，1934年4月底广昌失守后，难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形势就已经明朗化，中共中央不得不将拟实行战略转移问题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在6月25日回电要求苏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认为红军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尚未足使我方惊慌失措(即没有到最后时刻)。来电也指出主力红军退出苏区“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⑦共产国际回电的主要精神是要求中共在苏区继续抵抗，但万里之外的现实状况却是已经难以支撑。不久，为筹划战略转移事宜，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全权指挥一切。7月红七军团奉命北上闽浙皖赣和8月红六军团西征至湘中地区的部署，试图从两个方向引出和牵制“围剿”的敌军，实际兼具保卫苏区和为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作准备两方面的意图。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战略转移计划，即“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⑧。9月30日，共产国际回电同意。10月17日，中央红军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

要进行这么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为了保密，“左”倾领导者将行动神秘化，秘而不宣，把纷繁复杂的准备工作尽可能地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是有的，但不进行任何准备，完全不进行动员是不可能的。循着这样的思路回顾长征出发前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还不止是陈云所记载的那些准备工作，如还进行了组织地方武装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守阵地、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达成借道协议、安置伤病员、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思想动员、派遣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以第二抗日先遣队名义远征等，这些都是长征的前期准备。事实上，尽管是严格保密，许多中上层骨干还是从各种渠道和诸多现象中判断出将有大的战略转移行动。陈毅就坦承：“他不通知，我们也知道他们要逃跑，报纸上发社论，又看到他们搬家、搬行李。很多队伍没有战役组织，都在休息。”他还批评“他们走是搬家式的，什么都带上”，印刷机、造子弹的机器、X光机、轻伤员也都带走了。⑨

二

上述情况说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曾进行过秘而不宣的精心准备。由这个事实，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虽然王明教条主义路线执行者的错误指挥，特别是“三人团”的专断，严重损害了党中央的威信和正确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重重困难。但这只是那段历史的一个方面。而在另一方面，中共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出发之际遭受了空前劫难与损失，但是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并没有出现历史上其他阶级、政党、政治军事力量在遭遇大溃败时往往出现的“鸟兽散”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党的领导还在，党中央的权威依然发挥着主导的作用，中革军委的号令仍然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把持中共中央领导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所作出的决策并不都是错误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造成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不得不长征的领导者，却为长征出发进行精心的筹划，并作出一些正确的决策。毛泽东在1944年4月12日《学习和时局》中的这段论述：“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⑩，或许可以为我们释疑。

与此相应，我们还必须看到，尽管对“左”倾教条主义的路线，特别是其错误的军事路线和瞎指挥极其愤慨;尽管有许多人因抵制他们的错误蒙受冤屈和打击;尽管在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和血腥屠杀下，数十万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或英勇牺牲，或别妻离子、家破人亡，被迫踏上风雨飘摇的长征路;但无论是党的高级干部和红军将领，还是下级的红军指战员，无不从坚定的党性原则出发，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上级的指令。例如毛泽东，虽然他就如何打破敌人“围剿”的建议被一再驳回，但他仍在为红军的转危为安而苦心竭虑;再如彭德怀，虽然痛心疾首地当面斥责李德等“崽卖爷田心不疼”，但在执行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部署的战略任务时，他从未有过丝毫的懈怠。

正是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长征成为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下的一次相互配合的战略行动。红七军团和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师后组成红十军团，挺进闽浙皖赣地区艰苦转战半年多，前后行程近3000公里，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广泛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扩大了中共和红军的影响，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但也付出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沉重代价。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出发后，就陷入因湘鄂西苏区已不复存在(贺龙所部已辗转至黔东)而失去既定目的地的窘境，但他们没有退缩，而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给予红六军团的另一项战略任务——为中央红军主力西征探路，并牵制和调动“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军，为中央红军转移减轻压力。他们按照中革军委的电令，努力完成“在新化、溆浦之间山地建立根据地”，9月20日前在城步、绥宁、武冈山地游击歼敌，“于湘西及湘西北地域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等任务，⑪消灭和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从侧翼掩护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最终和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原来的红二军团)在贵州印江的木黄会师。9700多人的队伍转战5000里后，人员折损一多半，只剩下3000多人。项英、陈毅等率领1.6万地方武装和伤病员，以伤亡1万多人的代价坚守中央苏区核心地区近一个月，掩护了中央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战略转移。当1935年2月奉命开始分散打游击时，部队人数已不足4000人。上述三个方面的红军指战员宁愿自己承担牺牲风险，也要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佯攻、策应、牵制等战略配合任务，以自己巨大的牺牲减轻了主力红军反“围剿”的压力，为中央红军长征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条件，掩护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大军的“围剿”，得以相对从容地突围投入长征，并比较顺利地突破前三道封锁线，从绝境中杀出一条生路。

红军长征出发已经90年了，历史的沉淀使我们可以更全面、更客观地还原长征出发时的情形。必须看到，中央红军主力冲出国民党军层层碉堡群的包围，并在长征路上连续突破国民党军三道封锁线，把50万“围剿”中央苏区的敌军远远甩在身后，这是红军长征中第一个决定性的胜利，或者说这是最终夺取长征胜利的开端。第五次反“围剿”从中央苏区沦陷讲，是失败了;但是从主力红军得以保存，并和党政军的总部一起脱离危险区，相对从容地踏上新的革命征程看，又何尝不是一次胜利呢!即使是被学术界反复诟病的长征之初抬着坛坛罐罐大搬家，换个角度看，恰好从反面说明长征是有比较充分的准备，同时还反映出全党全军革命必胜的信念没有动摇，这些来之不易的印刷机、X光机等在未来的革命征途中还要使用。

三

这样比较客观地分析长征出发前的历史，不是要为“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军事路线洗白。首先是旨在说明中共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瞎指挥，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疯狂进攻和苏区军民的血腥“围剿”，是敌我之间有根本区别的两种性质的事情;其次是要充分地彰显全体红军将士听党话、跟党走，坚决执行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以及宁愿牺牲自己也要服从大局的坚定党性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还要把对“左”倾领导者整体的错误(脱离中国实际)军事路线的认识和对他们关于每个阶段、每个重要决策、每个战役战斗战略意义和战术分析的得失研究区别开来，二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毛泽东关于“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概括，切中其弊。其中关于“转移中的逃跑主义”的批评，就“三人团”在长征之初的军事指挥看，他们抱着既定目标不变，不顾敌情的变化，一定要到达湘西放下包袱再图回头对敌，表现为在战略战术上的机械、呆板，把战胜敌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后得到强援。因此，言其为“逃跑主义”，一点也不为过。但是，他们筹备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前的一些战略决策，并非一无是处。如前文所述，红七军团先北后东出击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征，在南线已经与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达成某种默契之后，又与之订立红军西进时的借道协议，以及编组地方红军接替主力红军把守的阵地，包括对突围线路的选择，即按红六军团西进线路，借助与陈济棠的协议，以最小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包围圈等，无疑对于从多个方向迷惑、吸引、歼灭和牵制已经进逼中央苏区腹心地区的国民党军，掩护主力红军和党政军总部整顿行装和冲破50万敌军重重包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些战略行动积极作用，即使长征先锋部队的冲锋力度再大，也很难想象8.6万大军和最多时有1万民夫的物资搬运队，以每天40—60华里的行军速度，能够冲破敌人铁桶式的包围圈。

当然，部分战略决策的正确，不能掩盖“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实质。以红七军团的行动为例，“北出苏浙皖赣”这一战略设想，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和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毛泽东就提出过。特别是福建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建议以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⑫。但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拒绝采纳毛泽东这一正确建议。他们既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而丢失中央苏区，不敢进行向国民党军后方打去的进攻，又忽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已经引起中国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和国民党堡垒的分裂，仍然坚持错误的军事战略和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的信条，不愿与第十九路军建立真正的联合，从而丧失取得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胜利的良机。

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斗节节失利，被迫要进行战略转移最后关头，把持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才决定，让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的名义孤军挺进闽浙皖赣地区。此时的形势已经大变，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各近千里缩小至各300余里，周围敌军重兵压境，并不断向中央苏区中心地区进逼，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从意图看，毛泽东的主张是要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而这时派出这样一支先遣部队，是被逼无奈的应急之举，而不是主动出击;从规模看，毛泽东是要派遣红军主力，大有破釜沉舟的气概，彭德怀后来回忆他也是建议要红一、三、五、七、九军团全部出动，而此时只有以红十九师为主重新组建的红七军团出击，作战兵力仅4000人、1200多支枪。正如朱德回忆的那样：结果只以一个第七军团去打，力量少小，当然没有牵掣得着。作为亲历者，粟裕后来指出：赋予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是要以它的北上行动“促敌人进行战略与作战部署上的变更”。这个要求过高了，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因而是主观主义的，它导致了在作战指导上的盲目冒险。⑬不仅如此，中革军委派红七军团出征，是意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吸引和调动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进行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但当时对这一意图秘而不宣。据粟裕回忆当时中共中央给他们的命令：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个地区有几个县的群众暴动，建立了一小块苏区，要求红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支援和发展那里的革命局面。但在红七军团出发之际，中共中央就得知皖南暴动已经失败，即前进目标已失。只是在行进途中，中共中央才命令其改变去皖南的最初计划，转而进攻福州，他们无条件地执行新指令却受挫。其后，他们转战闽东闽北地区，战场形势曾一度获得转机，但是“三人团”不同意他们就地休整以图再战的请示，要他们立即继续向北进发。类似脱离战场实际的遥控指挥还发生过几次。对有些决策，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团的军政首长曾经向中共中央和项英领导的中央分局进行过商请，但最终都是服从和执行中央的决定。红七军团和后来组成的红十军团东向行动的失败，从根本上讲是敌我力量悬殊，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指挥，不能不承认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四

长征出发前部分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全党全军为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造成生存危机的种种努力，并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军事指挥的危害，湘江之战后的中央红军再度陷入生死攸关的境地。遵义会议才真正开启了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是，许多影视文艺作品和一些宣传性的文章，在热情讴歌遵义会议伟大历史意义时，过多地强调了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络中断(得以独立自主决断)等偶然性因素，并且大多以浓墨重彩渲染表现遵义会议前红军的失败和党内的危机，以作为遵义会议重要性的衬托和铺垫。这种先抑后扬不失为一种可取的文学笔法。可是许多相关的史学论著也鲜有谈及遵义会议召开的历史必然性，以至对遵义会议发生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前因缺少分析和追溯。事实上，遵义会议的酝酿、召开及其决议的起草、最后通过，乃至下发、传达与贯彻，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换言之，危难中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绝地重生，通过遵义会议完成自我革命、自我完善和自我救赎，实现伟大的转折，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体来说：

第一，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革命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整个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始终坚持这个唯一正确的总方针，保证了中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但是，在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在各个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领导者在实践中形成的许多主张和升华起来的理论认识，与远在上海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并不一致。在“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居于统治地位的情况下，由于共产国际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和中央层面教条主义观念作祟，那些在苏区经过实践检验的正确主张，因为与上级组织的意见分歧而被弃用或遭致批判，一些与实际不符的错误指示却被强令执行。因此，对错误的方针政策的抵制与斗争时常发生。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抵制和斗争基本上都是按照组织程序进行的，并且下级的正确主张最终能成为中央的集中意志。比如，中共中央在六大召开之前，就曾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又曾纠正过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共中央长达四年的统治，并被贯彻到各个苏区和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党内健康力量与之的斗争与抵制一直存在，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场形势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同志，包括执行过“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对王明“左”倾错误的方方面面有了愈加清醒的认识，双方交锋的焦点集中在军事路线正确与否这个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党内高层领导和红军将领对比以前毛泽东等指挥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情况，普遍产生“人是昨天的人，枪是昨天的枪，昨天打胜仗，今天打败仗”的深刻认识，拥护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逐渐成为党内军内的多数，这构成遵义会议能够发生党的自我革命的组织条件。

第二，虽然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严重干扰，但是，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和始终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国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以此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和规律，这在党内许多同志那里已经逐渐成为自觉。与此同时，党的自身建设持续增进，建党之初就秉持的列宁主义建党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通过历年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潮的斗争，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并日益深入人心。与此相应，随着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日益壮大，毛泽东首倡的建军思想，关于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精辟概括和党指挥枪的原则，经过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肯定和古田会议的完善，在后续的革命斗争中已经成为全党全军的共识。还必须注意的是，1934年7月，上海中央局被国民党特务破获，徐锡根等叛变。随着严峻形势的蔓延，10月初中共中央与莫斯科间的中转电台(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持有)无法继续使用，中共中央失去与共产国际的联络。这一偶然情况成为一些文艺作品叙说遵义会议能够独立自主的动因。实际上，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也是中国共产党人汲取的重要精神力量。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各革命根据地处于被分割包围的状态下，与上级组织和中共中央的联系也很困难，在多数时间里都需要独立自主地应对残酷的对敌斗争和艰苦的生活环境，因而大大地弘扬和光大了这种民族精神。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就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⑭因此，独立自主是深入中国共产党人骨髓的精神品质。上述这些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能够发生自我革命的思想基础。

第三，作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虽然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发生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但是党的组织领导的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地位始终不容撼动，任何有违于此的挑衅，如陈独秀成立托派中央和罗章龙成立“非常委员会”，都受到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在中共的发展历史上，能否坚定听从党的领导和无条件地执行党的任务，是衡量每一个党员是否合格的基本条件，也是其是否具有坚定党性的基本表现。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将初心使命贯彻到底，并无论遇到如何严重的挫折都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先进性，产生源源不竭的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在批评和探讨长征前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层所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及其根源和危害的同时，还必须正视以下几点：

其一，遵义会议前的中共中央是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是坚决贯彻八七会议总方针的。他们关于“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错误，是坚持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缺地农民过程中的错误，是策略性的错误，相对于使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获得土地和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而言，这个错误是贯彻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的错误。虽然这些策略性的错误，比如错误的军事路线，可以是致命的，但性质不是敌我性质。正因为其本质是要使革命取得胜利，因此它不可能事事都错。

其二，执行“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成员，首先是信仰马列主义的，除去主观脱离客观引发的一系列错误之外，他们也具备基本的党性，懂得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的基本立场没有变。虽然博古、李德等一直坚持自己的“左”倾观点，甚至在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的瓦窑堡会议上，博古仍然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⑮但是，他们是在党的会议申诉自己的观点，并一次次服从中央政治局多数的意见，包括在鸡鸣三省会议上，博古向张闻天交接中央总负责人的职权。这是在长征路上能够实现通道转兵，能够有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相关决议的顺利通过，能够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的重要因素。

其三，和过去各路红军在各自的根据地孤军奋战不同，长征不仅是中国南方各路红军的共同行动，而且得到了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以及广西、四川、云南等11省坚持游击战争的留守红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大力配合。长征出发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与留守的项英所部，与先行出发的红七军团、红六军团等电文不断，指挥他们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可见，长征自始至终是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指挥全国各路红军进行的一次战略大转移，各路红军的相互密切协作，包括战略的策应、战役的合作、几次会师时的合组改编等，这是长征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

总之，成长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其组织领导作用存在，其权威地位存在，才能够在危难时刻保持全党的团结与统一，才能够有效地统率全党全军万众一心地去克服危机。长征出发前后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是中共能够在遵义会议实现自我革命的根本所在。

重温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历史，我们看到：这不是一支各自奔命的队伍，而是一支准备投入新的战斗的队伍。用革命理想凝聚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将士，不仅没有在危急关头如其他军队那样“大难临头各自飞”，而且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使全党和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广大红军将士和革命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贞信仰没有变，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没有动摇。他们的忘我牺牲精神和勇往直前的斗志，以及坚忍不拔的党性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风骨，是中国共产党在最危难时刻依然能够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凝聚力之根基，从而才能在遵义会议上实现自我革命，如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注释：

①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孙伟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13年版，第176页。

②《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1935年2月8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467页。

③《随军西行见闻录》(1935年秋)，《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页。

④1936年春以《英勇的西征》为题在《共产国际》(中文版)第1、2期公开发表。

⑤《英勇的西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纪实丛书·红一方面军卷(1)》，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04—105页。

⑥《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1935年10月15日)，《陈云文集》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⑦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一)·中央红军征战记》，军事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⑧《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4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

⑨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毅史料选编》，第176页。

⑩《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页。

⑪《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今后行动的补充训令》(1934年9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34—35页。

⑫《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36页。

⑬粟裕:《回顾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军长征纪实丛书·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9页。

⑭《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

⑮郭洪涛:《迎接毛泽东到陕北》，张素华等编:《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辽宁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本文原载《苏区研究》2024年第4期，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