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朱毛周张在1935年6月16日的这个电报，张国焘是这样回复的：

同时[意]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首先集主力打。[1]

这就不是战略远景，而是马上就要付诸实施的近期目标了?

然而，此间的张国焘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其实并无定见，这句话也只是他犹疑不定头绪纷繁的复杂思维之一缕。因为9天后的6月26日的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嘟嘟囔囔道出的关于战略方向的意见，就已经与这句话“北辙而南辕”了——史载，在那天的会上，他“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2]

张国焘在会上是这样说的：

……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的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3]

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的陈述也可资佐证：当时的张国焘、陈昌浩等，“是个举棋不定的态度，有时说北取陕、甘，有时说南下川西南边，拿不出成熟的方案来”，“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4]……

事实也的确如此：张国焘此前的“远征”也好，此后的“南下”也好，不仅谈不上“成熟的方案”，而且是非常机会主义的，尤其是后者，更近似于个人私欲未得满足后的一种“意气用事”!——如果还要深究，其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心态就是：寻求逃避民族革命斗争大方向的偏安、托庇之所!而这种心态与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要在民族解放战争的风口浪尖上去为团队的生存、发展和壮大寻找机会的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层次，自然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数十年后，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相当精辟地道出了这种“不可同日而语”：

党的北进方针，不是随心所欲的决定，而是基于一定的历史环境和党所面临的任务而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我国，中华民族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日益上升，并变动着国内阶级关系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继武装侵占我东北三省、河北北部、察哈尔省北部后，进而制造“华北事件”，发动所谓 “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冀东“自治”，公然声称要独霸全中国。“落后”的北方，一扫万马齐喑的局面，掀起抗日救亡的怒涛。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仅愈益被广大人民所反对，同时也引起了统治阶级营垒内部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使党和红军真正成为全民族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和坚强支柱这一基本目的出发，确定北进川陕甘地区，创造革命根据地，进而发展大西北的革命形势，是完全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条件时，就明确指出：第一，在政治上，能够利用陕北苏区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协同配合，短期内形成巩固的根据地，迅速形成在西北地区和全国的革命领导中心。第二，在敌情上，这个地区的敌人分属几个系统，互相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战斗力一般较薄弱，并远离其政治军事中心，便于红军各个击破。尤其是东北军张学良部，反帝与不满蒋介石的情绪日增，正是红军开展争取工作的有利条件。第三，在居民条件上，由于连年不断的深重农业危机，普遍的饥荒，沉重的捐税和土地在地主手里的高度集中，正迅速生长着农民土地革命的要求和斗争。第四，在物质条件上，川陕甘边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红军现有力量及今后发展的需要。基于上述条件，党和红军集中兵力，乘间北进，在川陕甘边立脚，建立起可靠的前进阵地，就一定能够影响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把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与此相反，张国焘的南下方针，虽然从战术上看，不无可取之处，但从战略上看，这一方针，不仅会使党和红军退处川康边的偏僻之地，失去迅速发展壮大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会使党的力量远远脱离全国抗日图存的革命高潮，无法负担自己对全国革命的领导重任。张国焘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是同他对整个革命形势的右倾悲观估计，即革命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错误观点分不开的。

……[5]

这种思维层次的差异后来演变而成了激烈的争论，甚至激化到了有可能在红军内部诱发冲突的可能，从而直接导致了党中央被迫率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也直接导致了张国焘另立中央尔后大举南下。再到后来，红四方面军在南下迭撞南墙之后又不得不西进康北舔伤裹创，张国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曾被他斥之为“右倾逃跑”的“北上”路线……

而实际上，即或是在这个关于“南下”还是“北上”的“激烈的争论”时期，就已经孕育着北上乃至北上之后是向西还是向东发展的分歧。其间，张国焘“没有一定原则，没有一定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的本性，仍然时有发作。比如，1935年8月4日～6日在沙窝(今四川省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黑水县血洛村)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张国焘就对两河口会议已经决定的“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方针表示了怀疑[6];而沙窝会议决定红一、四方面军合组，分为左、右路军分途北上，执行旨在“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之蒋敌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7]”的《夏洮战役计划》且左路军也根据这个计划进至阿坝前后，张国焘却又再度萌发了“西进青、新”之念……

然而客观而言，张国焘的这些念头，也并非无源无本。而其源头之一，就是1933年3月共产国际执委书记处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共中央的来电，这个电报在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陕南和尽可能在通往新疆的地区扩大苏区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也提出：“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8]。

这后一句话的确很成问题。在没有外部援助情况下，是否能“在人烟稀少之地”为主力红军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姑且不论，就说民族危机日渐深重民族矛盾空前加剧的历史时期，这个两年前的指示也显然失去了时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今这个当口，正是共产党人勇敢地站在“抗日救国”历史大潮的潮头去挽救民族危亡，也摆脱自身危机，从而赢得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历史机遇啊!这个时候要找个远离风口浪尖的偏僻之地躲起来，那最多就是一个地方土军阀的格局，还能有什么大出息，还能成什么大气候?

那年那月，在群雄荟萃的红军领袖群中，毛泽东把这一点瞅得比谁都清楚明白!

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毛尔盖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徐向前、陈昌浩等参加了会议)，听取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方向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目前我们的根据地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将来向东发展，后方移至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地区[9]”。

这是一个非常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路，意义非凡。

在为会议作总结时，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

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夏洮战役应采取由包座至岷州(今岷县)的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条路线。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应坚持向东打，不应以一些困难转而向西。[10]

毛泽东的报告得到了与会者们的一致赞同，并以毛泽东发言为基础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进一步对《夏洮战役计划》之宗旨作出了修订和补充：“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11]”，并且明确表示反对“主力西向”或“分兵出西宁”：“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但政治局并不拒绝并认为必须派遣一个支队到该地区去活动)[12]”。

为此，党中央领导人和红四方面军徐、陈首长也曾多次致电张国焘，解释中央北上方针，对张国焘进行规劝：“以主力向黄[洮〕河以西或失先机，敌沿洮河封锁，致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敌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的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三十余县，计人口共不过三百万，汉人不及一半，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而新疆之不宜以主力前往经营，尤为彰明较著[13]”，“……不宜分兵出西宁[14]”，“……目前主力西向或争取西宁不当……[15]”，“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近，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盼立决立复示，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16]”。

连徐向前、陈昌浩都反对，张国焘只好给“西进之念”暂时上了一把锁。

时任红军总参谋长的刘伯承多年后回忆，毛泽东在“沙窝会议”后修改政治局会议决议草案时曾对他说过：“我总想，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对此，刘伯承十分感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唯物主义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始彻终，就是领导群众斗争。他说：‘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有存在之必要，你不给群众办好事，不领导群众斗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嘛’。根据地放在河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主席这个思想来了”[17]。

这场“东西之争”暂告一段落后，张国焘又经过了一番左扭右捏，最后还是选择了“南下”。

“南下”是个什么结果，应该没有什么可置疑和争论的吧?

其实当事人之一的徐向前之亲历感言就力透纸背，足以一锤定音：

列宁说过：原则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原则的分歧，不能退让，不能调和，只能通过斗争去解决。但是，由于我的水平不高，当时没有从原则上、战略上的高度去看“北进”和“南下”之争，更没有识破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因而当斗争尖锐化、明朗化的时候，彷徨困惑，心情焦虑，仍然寄希望于中央能够说服张国焘，带着左路军一道北进;实在不行的话，宁肯等一等，不然只好一道南下，结果跌了跟头。

毛泽东同志说过：南下是绝路。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正确论断。“吃一堑，长一智”。我对毛主席的远大战略眼光和非凡气魄，是经过南下的曲折，才真正认识到的。[18]

徐向前这些话，都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后改革开放的年代道出的。

然而，在“北上”与“南下”的分歧中孕育的这个“东西之争”，在“南下”与“北上”的分歧被历史事实予以终结之后，却又迅速膨胀成为了党中央与张国焘之间新的重大分歧，而且还导致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前后和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一系列严重后果!究其根源，其实就在于张国焘与党中央之间产生分歧和矛盾的基础并未得以消除：张国焘此间乃至此后的一切“路线”，都是以“寻求逃避、偏安、托庇之所”为出发点的，而且还对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此间乃至此后的思想和行动，产生了相当一段时期的严重影响。

这也是作为后人的笔者不忍道出，却又不得不道出的一个冷峻无情的客观事实!

注释：

[1]《张国焘、陈昌浩关于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意见致中央领导人电(1935年6月17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5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金冲及等《毛泽东传(1893～1949)》第40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99页注释⑷称，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解释“打成都”的战略时发言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称，党中央在会议上提出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他在两河口会议上提出的是“川康甘计划”、“北进计划”和“西进河西走廊计划”，他主张的是先执行“川康甘计划”，尔后再执行“西进河西走廊计划”。但张的回忆文字所言虽然比较符合其当时的心态，但因缺乏会议发言等原始档案文献佐证，只能存疑。但并不排除张有可能在这个时期的其他会议上或其他场合上表达过这样的意见。可以肯定的是，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宁夏战役计划”——“宁夏战役计划”是次年三军会师前夕才提出来的。

[3]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499页注释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282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上)》第505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7]《夏洮战役计划(1935年8月3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0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军事问题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1933年3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 (1936～1943)/(1921～1936)(补编)·第3辑》第3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月第1版。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毛泽东年谱(1893～1976)》(上)第507页，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2]《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1935年8月20日政治局通过)》，《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7～第63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3]《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给左路军的通报(1935年8月24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4]《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执行向洮河东岸发展的方针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0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2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5]《陈昌浩、徐向前关于党中央方针和右路军行动情况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1日晚)》，《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36～第63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6]《徐向前、陈昌浩对左、右路军行动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电(1935年8月24日10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64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7]《刘伯承：1961年1月 26日的谈话》，转引自刘统：《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纪实》第9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

[18]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3～第305页，第3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