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是很喜欢自比鲁迅的，按照牠们的说法，要是鲁迅还活着，绝对是公知中的公知，还造谣毛主席说，“如果鲁迅活到了今天，我想他要么是不再讲话，要么是关在我们的大牢里”，短短三十多个字不仅抹黑了鲁迅，还狠狠抹黑了毛主席和毛主席时代，可谓坏到家了。

鲁迅是战士，要是哪天连话都不敢讲了，那还是战士吗?到了新中国，以鲁迅对中国的感情，看到人民当家做主，他有什么理由不写?就像毛主席说的，“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毛泽东年谱》下册第3卷第105页)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对毛主席所说的“不正常的空气”，这里有必要做个解释。如卢郁文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扩大会议上发言，批评某些人(当时称右派，现在称公知)提意见有片面性，只许自己提意见，不许人家说明。会后，卢郁文就收到匿名的恐吓信，说他“为虎作伥”，恫吓他“及早回头”，否则“不会饶恕你”。

坦白说，卢郁文的遭遇大多“粉红”都不会陌生，公知不就是动不动就恫吓“粉红”“闭嘴”，否则“民主后杀你全家”吗?但这样的恐吓连卢郁文、“粉红”都吓不倒，又怎么可能吓倒鲁迅呢，所以，毛主席才会说“(鲁迅)更多的可能是会写”。

众所周知，毛主席一贯是主张言论自由的，否则也不可能说出“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之类的话了，公知常拿这句话当挡箭牌和护身符，大概不会陌生吧。

毛主席向来愿意倾听批评意见，比如在1957年会见保加利亚代表团时，毛主席就曾说“公开在报纸上批评党的缺点，党内党外合作一块来批评错误和缺点，这样党就更团结。要使公开批评成为习惯。共产党的缺点可以批评，人民政府的缺点可以批评，言者无罪。”(《毛泽东年谱》下册第3卷第145页)

但言论自由不是对所有人都适用的，批评分善意的批评和恶意的批评两种，而善意和恶意绝不是猜想的，而是可以看出来的。善意的批评自然“言者无罪”，恶意的“批评”那可就未必了。

那么，如何判断批评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呢?看看公知的“批评”就很清楚了，那些公知所谓的“批评”不过是以“批评”为名义的恶意攻击，而且攻击之余，那些公知还与各种敌对势力狼狈为奸，因此，这些人是不配有言论自由的，“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毛泽东年谱》下册第3卷第183页)

除了极少数反动派，绝大多数人在新中国都是有言论自由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同样如此，鲁迅就更不会例外。毛主席曾称赞：“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而毛主席所指的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毫无疑问是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这正是鲁迅一直想要的、想做的，他有什么理由“不再讲话”呢，更别提“关在大牢里”了。

如此，答案就很明确了，任何人，只要你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新中国的言论就都是畅通无阻的，而一旦你背离了国家和人民，就算你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你还是能少说就少说吧。

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别的出路。……我们所劝的，就是那些处在中间状态的人。他们应该觉悟，尾巴不要翘得太高，你那个知识是有限的。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毛泽东年谱》下册第3卷第188-189页)

方向要是错了，无用功还是轻的，还会害人害己，这样的言论岂能自由?

众所周知，鲁迅写过很多批判性的杂文，如刀枪，如匕首，扎得那个旧世界千疮百孔。如今，某些人把鲁迅抬出来，无非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指望打着鲁迅的旗号为自己的“批评”壮胆打气，顺便为自己涂脂抹粉自抬身价罢了，要我说，他们连给鲁迅提鞋都不配。

毛主席曾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对于鲁迅来说，他不但应该善于批判一个旧世界，还应该善于歌颂一个新世界吧。鲁迅如果活在新中国，看到新中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看到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翻身把歌唱，他的心里该是多么快活啊。

毫无疑问，如果鲁迅活到了今天，他会欢呼，他会歌颂，然后理所当然被公知打成“粉红”吧，你说去哪说理去?

说点题外话。按照惯例，在进入9月后，公知又要花大力气抹黑毛主席了。作为毛主席的小学生，我们有义务、有责任为毛主席辩护。按照耗材的说法，我们只要提到毛主席就是“动机不纯”，但只要能为毛主席辩护，“动机不纯”又如何，总比看到抹黑毛主席的言论还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强吧。还有，我不是邀功，但熟悉我的朋友都很清楚，我码字十多年了，也为毛主席辩护十多年了，顺着牠们“动机”的逻辑，十多年前我为毛主席辩护又为了什么呢?

跪安吧，一切丑陋却依旧活着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