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捧着纸页枯黄的平津地下党史料，方知当年的潜伏者们并非都像一些影视作品所呈现的那样，身着长袍马褂或西装革履，在敌占区过着食必粱肉的生活。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是在危困交加之下出生入死的。地下交通员和电台工作人员大多没有职业身份做掩护，这就意味着没有收入，只能靠组织拨的经费维持生活，而组织经费十分有限，因此他们的生活普遍比较艰苦。尽管为了维持外人看来衣食无忧的家庭形象，他们外出的穿戴都比较有品质，手上还都戴着手表(电台工作需要)，家居陈设也很体面，但实际上吃的是粗茶淡饭。从事地下电台工作的同志常常因此跟兼管北平地下党经费的电台负责人李雪开玩笑，称他“抠门儿”。李雪虽然管着经费，可是他的孩子出生后，妻子却因营养跟不上而缺奶水。

“平委会”地下人员生活最苦

阅读“平委会”(即华北城工部下设平民工作委员会)那些普通隐秘者的回忆文章，发现“生活很艰苦”“生活确实艰苦”“救济”“接济”等词句频频出现。如李雪回忆说：“地下工作者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有职业掩护的同志略有微薄的固定收入，像当过教员的佘涤清、杨伯箴、张青季等同志和当大夫的崔月犁同志，他们的日子还算过得去。有的同志没有职业掩护，只靠一百五十斤小米过日子，生活就相当艰苦……解放后我才听说，黎光同志没有掩护职业，饭量又大，靠一百五十斤小米生活，有时连肚子都填不饱，别的同志和他接头时，就带几个烧饼给他吃。他比我们就更艰苦了。”[1]

然而，最为艰苦的还是做平民工作的地下党员，尤其是必须深入底层群众中间的骨干，唯有同甘共苦，才能有效开展工作。否则就有可能在敌人面前暴露真实身份。平委会书记赵凡进入北平时，一路护送他进城的是一位在北平以收破烂为生的地下党员，且没有留下姓名。进城后，与赵凡接头的地下党负责人刘志就住在一家油盐店里，和酱园的工人一起腌菜、倒缸、打扫卫生。赵凡与刘志接头联络的地点在另一个酱菜园，地下党员张喜增是这里腌制酱菜的工头，专为他们接头联络打掩护。平委会几位领导的吃、穿、住也都平民化，确保生活水平与其对外身份相符。赵凡本人以布贩为身份掩护，每天一早与地下党员单学斌一起到东晓市、红桥、地藏寺等地摆摊儿，有任务时把地摊交给单学斌照应，完事回来与单学斌一起收摊回家。

外三区区委委员、北支兵工厂地下党支部书记刘振中，负责发展经营很多地下关系，无法从事固定职业，有时修理自行车，有时帮别人打个烟筒、焊个洋铁壶，有时蹬三轮，收入十分微薄。家中老少5口人顿顿饭都是吃杂面窝窝头，喝开水就咸菜，妻子怀孕时也是如此。因是支部书记，接洽关系多，时有进城的同志前来与他接头，在他家吃住。身边同志见他生活实在困难，有时会设法接济他一些。1947年底刘振中被捕，后来牺牲在监狱里。

人力车行业地下党负责人魏彬和韩继礼，为了深入到车夫中间开展工作，与车夫打成一片过着底层生活。魏彬在解放区时，曾任城工部举办党员与积极分子学习班时的授课教员，组织派他到北平人力行业做地下工作，他二话不说，蹬起三轮车，整日在街头奔波，与人力车夫们一起在路口等活儿。乘客来了，车夫们一哄而上抢买卖，魏彬教育地下党员不要去跟群众抢活儿。他说那些普通车夫的老婆孩子正在家里巴望着他们挣出当天的“嚼谷”，好回去买棒子面蒸窝窝头吃呢。韩继礼深入到东城泡子河人力车夫集中点上做工作，担任地下党支部书记。他白天蹬三轮，晚上住“锅伙”(无家车夫合住的地方)，开始住在泡子河18号一个只有半间房大小的3人“锅伙”，后来为了拓展工作，住进了北新桥一带一个50多人的“锅伙”。

浴池业副书记兼“东升平”浴池支部书记卢连贵和“东升平”党员骨干李福海在解放区入党后由组织派遣进城，以浴池工人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斗争。他们每天从凌晨四五点钟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没有工资，只拿份子钱，一天的份子只有几厘。住处十分简陋，冬天不生火，夏天像蒸笼，蚊子叮、臭虫咬、臭气熏。一天只吃两顿饭且伙食极差，顿顿窝窝头配咸菜，有的浴池连咸菜都不给。“清华池”浴池七八十名工人一天的菜金，还不到5斤玉米面的钱。

即便如此窘迫，刘仁还是指示李雪“对平委的经费要卡紧一些，因为他们生活水平与‘身份’稍有差别，就有暴露的危险”[2]。

自力更生克服困难

平委地下党员甄秉谦回忆说：“开始，我们进来的人很多，后来有一部分同志不能维持生活，就回去了。”[3]时任外五区委书记孙春元回忆说：“发现有的同志确实有困难，需要帮助解决。……为了执行‘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建立起稳定性强的职业掩护。”[4]平委地下党员李继贤也回忆说：“要想圆满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进行地下活动，开展好对敌斗争需解决的两件事：一要搞好掩护，二要解决生活来源。”[5]

于是，经上级批准，孙春元着手筹建“广合”口袋厂，上级下拨了50万经费，孙春元动员七八位同志集资解决了几百万，其中孙春元的父亲出资一百万。他父亲当时是裕丰仁记副经理，时年53岁，正年富力强，但为了帮助孙春元，毅然辞职，将辞职费的一部分用于资助口袋厂，自己则归乡养老。孙春元把所属同志分为政治、业务两个组，他侧重领导地下工作，支部负责人李涤平带领李继贤等党员和群众侧重经营口袋厂。所卖口袋由解放区供销社进货，销往全城大小布店和摊商，他们还经常自己拉着货到东晓市摆摊卖货。孙春元回忆说，经李涤平等人惨淡经营，盈利不少，切实解决了一些地下同志的生活困难和工作所需经费，还曾多次为马护支部解决经费困难，为地下印刷人员购买印刷工具，救济困难同志。李继贤在口袋厂负责内勤，管钱管物、记账、买菜、做饭。他也回忆说，当时政治和业务开展得比较顺利，在一般市民生活非常艰难时，他们的日子还过得去，虽然以窝头、咸菜、稀饭为主，但也不时能吃上一两顿馒头和面条，还有能力帮助地下工作，接济生活困难的同志。

地下党员崔英为了解决生活来源和工作经费，跟着父亲做马尾和猪鬃生意，不仅不向组织伸手要一分钱，还为所属党组织提供活动经费，有时还为解放区购买一些药品、电台元件等[6]。地下党员郭敬回忆说：“在城里搞地下工作时，我的生活是比较困难的，靠我爱人程英(程秀英)姐妹俩和奶奶做手工活，积攒点钱，以做买卖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7]

由于经费拮据，当时奔波于平津与解放区之间的地下交通员们面临两大困难，一是饭吃不饱。交通员跑路多，体力消耗大，饭量也大，伙食定量不够吃;二是鞋不够穿。交通员平均每天要跑一二百里路，遇到下雨天，一双鞋一晚上就烂了，只得光着脚赶路，一年配备6双鞋根本不够。刘仁得知后亲自批准解决，将交通员伙食定量增加到一天两斤。有一次刘仁安排交通员们打牙祭，让大家敞开肚皮吃包子，结果平均每人吃了近两斤。鞋增至每人每年8双，如此还不够穿的话，刘仁就教大家打草鞋[8]。

李雪在解放区时，曾负责为“进城”的同志配备“行头”，即根据每人不同的掩护身份为其置办衣服。因经费拮据买不起成衣，他们就设法买些土布、洋布、花布，指派针线活娴熟的女同志缝制各种普通百姓常穿的衣装。虽说是些普通衣服，但穿着刚做好的新衣服进城仍显得扎眼，容易引起敌人怀疑。于是，他们就让身边同志代穿一段时间，再洗几水，等穿旧了再配发给“进城”的同志。他们还琢磨出另一个办法，即回收从城里调回解放区工作的同志的衣服。为保密起见，不告诉他们干什么用，只说是“交公”，然后把这些衣服配发给“进城”的同志。对于那些只有一两套衣服、“交公”后就没得可穿的同志，再发给适合根据地的衣服，予以“补偿”。不过，这种节俭办法也会造成疏漏甚至险情。一次，李雪将回到解放区工作的张三的大衣发给了即将进城的李四。不料李四碰巧进了之前张三所在的学校，李四到学校后，有同学认出她穿的大衣是张三的，好奇地追问她为什么穿张三的大衣，张三去哪儿了?此事犯了隐蔽工作的大忌，受到刘仁的严厉批评。吃一堑长一智，李雪随后开始逐件登记回收来的衣物，但只能记下衣物主人们来到根据地后的姓名，因为按照保密纪律要求，这些同志在城里的姓名等所有个人信息，李雪是不能打听的。重新配发这些衣物时，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李雪只能请示有关领导。

李雪的“化装”工作有两类比较极端的情况，一类是少数进城后具有“高级身份”的地下人员，他们的制装需求在根据地无条件解决，只能发给适当费用，先混进城去，然后在城里置办合适的行头。另一类是平委会的地下人员，他们进城时配发的必须是底层百姓穿得最差的衣服。

600两黄金暗战平津

据掌管北平地下党经费的李雪回忆，解放战争期间，华北城工部下拨给平津地下党的经费总额为600两黄金。乍一听似乎数字不小，但平均到解放战争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再平均到北平、天津两地，平均到5大工作委员会、数十个行业党委、不计其数的党支部、党小组，进而平均到平津两地每名地下党员和外围人员，这600两黄金就显得非常微薄了。

抗战后期，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的部署，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不断恢复、壮大平津地下党组织。以北平为例，至平津战役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员人数已由抗战时期的200人发展到3376人。学校、工厂、铁路、市政、新闻、出版、服务行业、医院、电讯部门都建立了地下党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也发展到5000多人。这样一支遍布各行各业的地下大军，开展工作所需经费如何解决，是经费上捉襟见肘的华北城工部面临的一大难题。据李雪回忆，刘仁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让地下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自筹解决，不用或尽量少用解放区人民的血汗钱。具体而言，就是在国统区成立一些工商贸实体，用经营所得保障地下斗争所需经费开支，同时还可作为秘密机关、交通联络站、地下电台的掩护平台。

然而，这样的筹集资金方式在平津却不容易实现。据李雪回忆，抗战胜利后，地下党“在天津，用从日本人手里接收下来的‘老头票’(伪币)，倒换成黄金，在裕丰大楼开了个贸易行，由一位黎先生做经理，由李振中、林仁和一位姓王的同志作工作人员。结果赔了本，余下的资金都买成美国面粉。林仁同志把面粉交给我运回北平，分散给大伙作了经费与口粮”[9]。地下党还从经费中拿出一根金条做股票生意，结果连金条都赔了进去。后又利用一些有经商经验的群众关系从根据地运出货物，到城里卖出作为本钱，再去做生意，结果也失败了。“最后刘仁决定还是从解放区运出黄金作为城市工作经费。运送黄金的任务由韩伯平来完成。1947年和1948年，韩伯平两次化装成商贩，一次从解放区(霸县)用船装运大白菜到天津，白菜里面藏了黄金;另一次用独轮车推着油篓，把金子藏在油篓里，运到天津。一共运来黄金六十条(六百两)。这就是解放战争时期平津地下党的主要经费来源。”[10]考虑到北平地下电台负责人李雪在解放区曾经管理过派出同志的经费，跑交通时也兼管过经费，刘仁指派他兼管北平地下党这笔经费，并提出使用时要注意节省。李雪在天津从韩伯平手中接下黄金后，立即分散储藏，分批向北平转移。其中一次，李雪把一些黄金藏在一部留声机里，坐火车软席(敌人对软席乘客检查较松)，从天津拎到了北平。黄金转移到北平后，李雪再度将其分散储藏，防止一旦遭遇不测而被敌人“一锅端”。每个月，北平地下党各委员会负责人与李雪分别单线接头，提出经费需求，大家都自觉节约，严格按照“脱产”干部每月150斤小米的标准领取，只有特殊身份地下党员的特殊需求可以实报实销。刘仁始终跟踪掌握着这笔经费的开支情况，对每笔开支都要求必须清清楚楚，而地下工作的特殊性又要求不能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李雪只能凭脑子记。每次李雪回解放区，刘仁都要专门听取经费使用情况汇报，抽查一些较大金额开支。多年后李雪回忆说：“每次汇报工作，只要不挨批评，我就十分满意了。”北平解放后，用这笔经费在平津两地所购动产与不动产一律交了公。剩下的黄金和通讯器材交华北局，房产、家具交北平市委行政处。

平津地下党的隐蔽斗争，其危险自可想象，其艰困却是始料未及的。当年的潜伏者们是在既提着脑袋、又饿着肚子的危困交加之下，为“北平方式”和“天津方式”作出了令人仰止的杰出贡献。原来，“艰苦卓绝”四个字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代表了一段真实的历史。

注释：

[1][2][9][10]《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0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第232页，第232页，第230页，第230页。

[3][4][5][6][7]冯藏淑主编《中共崇文区地下党斗争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印刷，第139页，第150页，第177页，第207页，第216页。

[8]《缅怀刘仁同志》，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页。

(作者系中国国史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