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胡适版实用主义的批判是新中国哲学战线上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斗争，其哲学思想曾渗透到文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而很难见容于新中国学术界的仁人志士。

一、毛泽东为什么要批判胡适

1948年胡适在离别大陆之际做了两件事，毛泽东大为失望。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命令全军抵抗并派遣胡适前往美国求援，因为胡适作为杜威的得意门生在美国有着广泛的人脉与影响力。但胡适曾扬言“我情愿亡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后又公器私用捞了三十多个博士学位，对美军援华事宜却无所作为。

抗战胜利之际中国代表团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作为中共代表的董必武曾两次邀请胡适支持和平建国谈判。傅斯年代表蒋介石赴延安与毛泽东协商两党合作，胡适借机向毛泽东转达一份“劝告电文”，希望共产党能接受美式民主。

胡适早在1944年就预见到抗战胜利后毛泽东的政党会是他实现理想的阻碍，所以接受蒋介石的委任成了北大校长。解放战争前夕他回国赴任，受到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的亲切接待，这说明他代表的“民主”、“道义”力量已加入了蒋介石的一方。胡适在战局已定的大形势下仍然以大会执行主席的身份为“民主形式”站台捧场，为蒋介石呐喊助威并在军队发表演讲鼓励他们“苦撑下去”。

毛泽东对此深感失望，但也理解胡适的决定，毕竟他们在北大曾是情深意重的师生与志同道合的战友。毛泽东年轻时接受的是康有为与梁启超等维新人士鼓吹的君主立宪制，但读了《新青年》后又以胡适与陈独秀为榜样。在北京大学期间，毛泽东常去旁听并专门拜访了胡适。胡适在那次聚会上谈论新的思想潮流与文化运动并发现毛泽东见解深刻：“毛泽东说话时显得非常兴奋”;“推进白话文，开启民智，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下的责任”;“我对此深表赞同!”毛泽东向胡适请教留学一事，胡适建议研究本国问题而不必留学海外。

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主张温和改革，认为实用主义是思想改革的成果。胡适对《湘江评论》的评价极高，亲自起草《问题研究会章程》，毛泽东用实际行动支持胡适的美式民主。毛泽东在该章程中强调，这与胡适倡导的实用主义精神不谋而合。毛泽东还计划在湖南创建一个名为“自由研究社”的机构，专门研究国内外史学、哲学、教育等领域，作为自己出洋考察的有力工具，这一想法得到了胡适的精神鼓励与财务支持。

毛泽东领导湖南“驱张运动”胜利后写了一封明信片感谢还在北京的胡适，但也对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感到遗憾，这次失败迫使毛泽东开始反思“改良主义”并逐渐走向了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在多次试验后深刻理解到改革需要广大民众的支持，这种认识使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把重点放在组织与领导农民运动上，为他在农村开展武装革命的策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北伐战争期间国共合作破裂，毛泽东深入实践实用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胡适则继续坚持自由主义，创办“努力会”倡导贤人治国，这就是“好政府主义”，认为能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值得追随。胡适对民主与自由越来越痴迷，因此选择挑战蒋介石当局，为了争取这两项权利，他毫不犹豫地将矛头指向了国民党。但他的行为难免引起当局的不满，国民党通过媒体公开向胡适发出警告。但胡适并没有因此而退缩，明确表示自己信仰的是自由主义而不是狄克推多的专制制度。

这样的立场也为共产党所不容，尽管民主集中制较之于蒋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并不是那么排斥美式民主，胡适与毛泽东这对曾经的师生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新中国成立之际毛泽东曾对已投身革命的胡适正面评价，表示希望胡适能回到大陆。胡适远赴美国后仍然公开支持蒋介石，他在海外的影响力不容小觑。在那个特殊时期，毛泽东针对胡适采取了斗争与争取并行的策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难免在新中国学术界受到系统性的批判。

二、陆定一、周扬与郭沫若对胡适版实用主义的批判

1954年10月27日陆定致信毛泽东：“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外，在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三十多年来都有相当深的影响，解放后也没有对它系统性批判，从各个方面来彻底地批判这种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但要清除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在各个学术部门内的影响，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的任务，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全部解决。对各个不同学术部门，应根据各种不同的具体条件而分别轻重缓急。但目前就应动员各方面着手组织人力研究胡适派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以便在关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批判告一段落后，即可有准备有计划地逐步展开对胡适派思想的其他方面的批判。我们要准备用一两年时间来对胡适派思想从根本上彻底清算，以确立与巩固我国整个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

全国大规模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运动前夕，周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指示：“要把批判胡适思想作为重点。”1954年11月28日郭沫若发表对光明日报的谈话：“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判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它打倒，甚至能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在这次谈话中，郭沫若还对胡适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作了完全否定性评价。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与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毛泽东认为：“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能换一个。”

1955年1月14日召开“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讨论会，就艾思奇的论文《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展开讨论。1954年的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中共负责意识形态的理论家陈伯达、胡乔木没有出面，这也能反证对胡适思想批判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主动性，政治压力并不普遍存在，这是此次胡适思想批判区别与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一个特点。

据王若水回忆：“1954年11月初的某一天，邓拓要我写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而且要我第二天就交卷。当时报纸上正在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邓拓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俞平伯所用的方法是胡适的方法;现在要把对俞平伯的批判转变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首先要批胡适版实用主义。大概邓拓认为我是北大出身的，又是哲学系学生，而且那时的校长就是胡适，所以他把这个任务分配给我。自然，我也是很乐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但要得这样急……我也记不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交卷，总之很快就在11月7日的《人民日报》上登出来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这是批判胡适的第一篇文章。”

1955年第1期《新建设》杂志发表社论《积极展开学术上的批评与自由讨论》：“战斗的火力必须对准胡适反动思想在文化学术界的遗毒”。这个说法最早是王若水在《清除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一文中使用的，原文是“前哨的第一枪既然已响出，战斗的火力就不能不对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头子胡适。”经过拟定提纲、收集材料、集体讨论与反复多次修改，题目定为《实用主义所谓‘经验’与‘实践’是什么?》。文中坦言各方的争论：“金岳霖曾把杜威的帝国主义哲学说成美国人民的哲学，经过汪子嵩激烈争辨后认为这是‘没有用阶级观点看问题’。汪子嵩认为：‘金岳霖有时对问题看得比较深，能引用杜威的话来反证，打得很准!’又说：‘与金岳霖合作写出的文章，我们感到更有把握。’这说明在互助合作中经过自由讨论与反复争辨，取得一致的观点……”

三、艾思奇对胡适版实用主义的批判

艾思奇认为，实用主义是美国资本主义土壤里生长起来的最反动最腐朽的唯心论哲学，被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里驳斥得体无完肤的马赫主义的一种流派。胡适这个美国的文化买办在五四运动前后把实用主义拿到中国来贩卖，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人民开始送来马克思主义时用实用主义反对科学的革命的思想。帝国主义各国的反动哲学思潮在五四运动以后先后都输入到中国来，并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与学术界中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影响，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实用主义。这反映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愈凌驾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上的趋向，实用主义比其他的反动哲学流派更为狡猾地用“科学”的“最新”哲学的伪装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

胡适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一部分旧文化的批评活动与一些考据工作加强了这种伪装作用，学术界一度受到迷惑。实用主义的假面具是“实验室的态度”与“生物进化学说”，其反科学反革命的真面目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与庸俗进化论。胡适版实用主义与欧洲的马赫主义一样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旧有的真理”等主观的要素的复合才是实用主义者所谓的“实在”。

胡适认为：“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但中国社会的发展对胡适没有“百依百顺”，胡适的一切替反动派“涂抹”脂粉的卑劣行为始终没有能阻止住中国革命的胜利。胡适的一切反动言论与行为违背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所以才被历史前进的车轮压得粉碎。

胡适认为：“科学律例是人造的，是假定的”。口头上经常挂着科学两个字的实用主义者却如此无耻地来诬蔑科学，真正爱护科学的难免要打这些用主观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来“鱼目混珠”的文化奸商的耳光!胡适版实用主义抹煞真伪标准的“真理”观，把人的认识(包括科学知识在内)看做仅仅是人们主观地虚构出来的“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他们眼中的知识是否有“真理”意义就不是决定于它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客观现实。

胡适认为：“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所以，胡适认为任何思想是否科学真理都决定于它是否被人们“现在公认”为“最方便的假设”这一个主观的标准，进而否认帝国主义侵略与否认旧中国封建势力的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则疯狂反对。胡适认为：“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人类所要的知识……乃是这个时间，这个境地，这个我的这个真理”。

胡适散布“一点一滴的进化”与“一点一滴的改造”的谬论，否认“根本的解决”并把这也假装作科学的进化论的思想。但在旧中国那种极端残暴腐朽的反动派统治下面，不发动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使历史前进，在那样的情形下面口头上讲一点一滴的进化反对根本的解决就是在实际上一点一滴也不要解决，就是实际上根本不要进步。

胡适自己的全部行动都暴露了这种庸俗进化论思想的反动性与虚伪性，阶级社会始终包含着阶级斗争与革命变革的运动。胡适散布的庸俗进化论思把发展看成一大堆没有任何秩序的事件的偶然凑合，比如一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能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能引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能兴邦，一言能丧邦’。善亦不朽，恶亦不朽;功盖万世固然不朽，种一担谷子也能不朽，喝一杯酒，吐一口痰也能不朽”。这种偶然性崇拜的反科学观点也是主观唯心论—不可知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否认物质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客观实在性就不能不把一切事物及其变化过程都看做偶然的东西。姑且不论吐一口痰与喝一杯酒不会有任何“不朽”的作用，就是像胡适那样以个人毕生的力量来帮助反动派欺骗人民反对革命的活动也会被革命人民粉碎，现在还遗留的一些思想上的有毒影响也终归要被人民清除得一干二净。

胡适版实用主义方法论可分为三个步骤：“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须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把这形式写得更简单就是“细心搜求事实，大胆提出假设，再细心求证实。”如果我们单只注意到它的形式就难免要受到迷惑，比如“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或“细心搜求事实”，但实用主义者标榜要搜集的“事实”并不是真正科学研究开始时要求的事实。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搜求事实”不是严格按“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来“详细地占有材料”，而是依照主观的“兴趣与意志定下选择的目标”与偶然的“疑难的境地”提出问题与着手研究的。

胡适把中国社会混乱的原因归之于自己闹“五鬼”(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抹煞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存在这些根本原因，这更足以暴露实用主义者“搜求事实”的方法只是依据着支持反动派这个主观的目的来任意罗织事实。至于假设的问题，任何假设都要以丰富的事实材料作基础，必须在科学的思想方法的指导之下细心地分析事实材料中显示着的事物各方面的具体矛盾运动，而不应以“大胆”为原则。实用主义者胡适标榜“大胆的假设”只是主观唯心论的方法，比如依着主观的“兴趣与意志定下”的“选择的目标”找到某种“应付环境的工具”，因为不敢面对客观真理而不得不做出种种“大胆的假设”，也不怕这些“大胆的假设”终归要成为骗人的“大胆”的虚构或“大胆”的武断。

胡适为了帮助反动派满足“应付”人民革命运动的目的而不惜武断地说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的统一与和平，其“大胆的假设”只是帮助反动派虚构了一些无耻的谎言。科学的假设必须经得起实践(比如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与科学实验等等)的检验，而胡适版实用主义方法论的“假设”除了某些个别的事实材料考据之外常常是一些主观的虚构或主观的武断。实用主义者口口声声所谓的“细心求证实”不是表示敢于依照科学的要求把自己的言论拿到实践的前面来求证明，而是说要“细心”地按自己的主观需要拉扯一些表面现象掩饰自己的谎言。

因此，胡适能拉一篇帝国主义者的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宣言“证实”帝国主义者也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能把美国在中国办的利用来作欺骗与侵略工具的教会、学校、医院等等作为帝国主义不要侵略中国的“证据”。这里的实用主义者的主观唯心论又起了方法的作用：这种反动哲学观点要我们相信“实在”就是感觉，相信一个个表面现象就是一切，就是要我们只看见表面现象而忘记了或不要看见最根本的事实或事的本质，实用主义者所谓的“细心求证实”又能解释为用表面现象来掩盖事的本质的意思。

四、胡适版实用主义不谈“主义”，也解决不了多数“问题”

胡适毕其一生始终无法摆脱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周旋，新中国成立前期成了国共两大政治势力争夺的主要目标。在屡次挽留不下的情况下，胡适终于从中共的统战名单中被剔出了。

新中国成立前，新华社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掀起了首轮批胡适运动。《人民日报》也发文指出，在五四期间“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辈目击着马克思学说的逐渐盛行，而急忙地叫喊要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当然必须研究实际问题，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胡适辈却把它当作盾牌，来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人民日报》还发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批判胡适成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极少数知识分子之一。对胡适的这种定位很快成为一种普遍的认知，并通过各种途经予以强化。批判胡适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希望胡适能回心转意。

一直到1955年第二轮批判胡适之后，周恩来还谈到，“胡适的典型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要批判。但如果今天胡适要求回来，愿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仍然能要他讲他的实验主义。因为他的唯心主义的学说已受到批判，大家已有了认识，所以仍能要他讲，提到‘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时也仍然要提到他在那时所起的一定的作用。”

胡适自称是杜威的弟子，以在中国传扬杜威的实用主义为己任，为此受到的赞扬与咒骂都同样多。但也有人指出，胡适并没有原原本本介绍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他的心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他曾明确把作为一种“主义”的实用主义与作为一种方法的“实验主义”区分开来：“实用主义自然也是一种主义，但实验主义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这种区分是有其针对性的。

美国实用主义作为一种普遍原则，并不排除信仰。比如詹姆士就认为，上帝本身就是一种特别有用的假设。胡适要拒绝信仰主义，就必须把实用主义限制为一种实验方法。但胡适以中国传统的自然实在论作为理论上的“一个大假设”，取代了美国实用主义中的信仰的地位。“詹姆士、杜威将否定形而上学与勾销经验一现象界以外的物质实体相联系。胡适却与之不同，他把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作为引向传统自然主义的逻辑中介”。他离开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朴素地主张真理“深藏在事物之中”，是通过主体的作用而揭示的、对象固有的内在规律。但与其说他由此就“表现出与实用主义有所不同的趋向”，不如说是他表达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传统实用主义(所谓“实用理性”)观，与墨子的“三表法”(“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或汉学、清代朴学的传统一脉相承。

所以，胡适版实用主义流毒甚广，却并没有把杜威的“民主自由”理念在中国普及多少，而顶多是强调了一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于是胡适版实用主义作为一种“主义”被小心地控制在不触动中国传统根本、只解决表面的零星的“问题”的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