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是农历戊子年。这年年初，北平被国民政府定为中国的陪都。此时北平城拥有177万人口，是中国除上海之外人口最多的城市。
很快，北平和平解放。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北平的氛围如同“两重天”。
▲1948年的北平城
1、北平老城区沦为“死市”
当时横贯东西长安街上的最后两个城门，启明门(建国门)和长安门(复兴门)都已经被拆除。这个从1939年日本人统治北京时期开始的城市改造计划，是以西郊为居住区，以东郊为工业区，完全放弃了老城区，使北平老城区沦为“死市”。
北平昔日的城中心，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神圣，天安门广场是一片坑坑洼洼的土地，里面杂草丛生，垃圾遍野，中间有些地方的草长得比人还高。正阳门内的顺城街一带，垃圾和城墙比邻而居。此时的天安门地区，是一个没人管理的地区，许多往城外运送垃圾的车就把垃圾倒在这里。日积月累，年初这里已经积攒了整整60万吨垃圾。这个巨大的肮脏的垃圾场，每天散发着刺鼻的腐朽气味，漂浮弥漫在北平城的上空，即将见证一个同样腐朽的王国的最后时刻。
报纸上每天都是国军取得胜利的消息，但华北剿总司令部却悄然从石家庄迁到了北平。
日益临近的战事和北平越来越浓的备战气氛，让北平人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曾经是北平重要手工业的玻璃制品业，这时已经成为历史。因为生产玻璃制品的原材料过去都是从山东运来的，现在这种来源被切断了。同时，北平城曾经的手工业品主要消费者，富人们和侨民大多已经逃往南方，外国旅游者也不敢再光顾这座城市。
2、经济极度萧条
北平人感到绝望的，那就是极度萧条的经济。
通货膨胀达到幻想才能构思出来的数字，而且上升的速度之快更难以想象。
工钱用面粉或者大米支付，官员们的工资也同样，而且往往拖欠。这些人不得不靠贪污和黑市交易来生活，每天都有新的丑闻传播，而且花样翻新。
是年元宵节，市面上销售的元宵已经达到了每个1万元，一般市民根本不敢问津。
3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北京城突然下了一阵冰雹，颗粒非常大，这让忧心忡忡的市民感觉更加不安。而实际上。北平的物价3月初已经开始直线上升，首先是粮食比一个月前翻了一倍，然后是水、电、交通、车票全线上涨。市面上散布着各种各样的消息。
北大学生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传昨夜保定、石门(石家庄)易手，今天《北京人》出了一个绘有内战地图的周刊，说洛阳被围，西安吃紧，还听说京郊发现小股共军，真是越打越近了。大学校园内日来流传着迁校的谣言，北大迁杭州、清华迁长沙，不过并未证实。因为市民都希望能够证实和了解更多消息，所以北平的十几家报纸成了当时最畅销的商品。但是在3月13日清晨，突然报童的叫卖声没了。直至中午，大家才知道因为印刷工友为争取待遇全体罢工，北京报纸全部停刊。印刷业工人罢工的行动很快传染了其它各行各业，罢教、罢职、罢课、罢演、罢诊接踵而来，北平在这此起彼伏的抗议、请愿声中，迎来了这年的夏天。
7月4日，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幕惨剧。当天，市参议会通过一项议案：要将东北流亡学生加以军事训练，并给予士兵待遇，同时通知教育部不再发公费，以后的一切都由华北剿总负责。东北学生听说这个消息非常愤慨，集合4000多学生到市参议会请愿，遭到预伏的国民党军警开枪镇压。
北大学生罗荣渠记录了这一惨案的细节：很多尸体倒在血泊中，不准学生抬走。很多呻吟在垂死关头的学生也不准人抢救，情况之惨史无前例。全体东北学生都陷入极度悲愤恐怖中，相向而哭，泪不干面。惨案造成学生9人被打死，100余人受伤。
从6月份开始，京城大大小小的难民所挤满了无家可归的贫民，天坛、中南海、太庙、孔庙、国子监、雍和宫都住着难民。
官方的统计数字：北平有50万人口加入了失业大军，贫穷人口是29万人，而来自各地的无家可归的贫民更是不计其数。
《北平时报》记者访问了国子监后写道：国子监有难民1600人，一半儿住在屋里，一半儿住在廊下，满地潮湿，衣服皱的发霉，满院是臭水坑，到处是刺鼻的腐臭。赈粮是每人十二两杂粮，没有人吃得饱，小孩子每天都有死的。
8月份，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买一个鸡蛋要24斤法币。1斤玉米面儿要100斤法币，法币首尾连接两里半，可买粗布一尺。和一年前相比，粮价整整上涨了149倍。8月20日，全国各大报纸刊登《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法币、东北流通券及民间所藏金银、外币，任何人不得逾期持有。在当局严令之下，中央银行门前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挤满了等待兑换金圆券的市民。仅3个月，14元金圆券换一美元就变成了100万金圆券换一美元，于是金圆券成了一堆废纸。
3、大学生盼望“解放”
住在北平的澳大利亚学者菲斯杰拉尔德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10月份，蒋介石最后一次视察北平，当经过市区时，透过车窗看到了许多地方人们排起了长队。背后的助手告诉他，这些人是在将手中的银元和美元换成金圆券。而实际上这些人排起长队是要领取他们被拖欠很久的工资，而工资是以面粉的形式发放的。蒋介石相信了助手的话，甚至在以后的一次演讲中还提到这件事，说他有理由相信北平人的爱国热情。而此时，北平市民对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手中一旦拿到工资，就第一时间把它换成实物。
在京城有限的媒体上，每天都有关于市面上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消息。10月14日，在东安市场，一群市民争购棺材，让秩序一度失控。10月15日，西单商场被滋扰，抢走球鞋45双。10月17日，5000多人聚集在玉虚观争购酱豆腐，警察最后不得不鸣枪示警。
加剧骚乱的原因，传说还和大量的囚犯被释放有关。
据《大公报》报道说，释放这些囚犯是监狱方面为了节约粮食和暖气。但放出去还不如在监狱里，所以有些犯人不愿意接受重新获得的自由而被刺刀驱赶出监狱。这些囚犯中有80%是过去日本人占领时的汉奸，其余大多是烟鬼，再加上少量的强盗。
由于局势的紧张，各领事馆已经要求各国驻京人员在交通工具允许的情况下及时撤离。北京人感觉到战争日渐逼近了这座城市。12月12日，在紫禁城的金銮殿举行了一个大型庆典，庆典的目的是嘉奖8000名新征士兵。从上个月开始，政府在每个市内街区征召新兵。但想逃避当炮灰也容易，破财免灾，交“赎身费”，还可以砍价。市政当局同时要求普通市民进行捐献，慰问那些被征召新兵的家庭。
据《世界日报》报道，捐款要到北大校长胡适头上，这下惹恼了胡适，胡适向市长提出抗议。解放军步步收紧对北平的包围圈，迫使驻守在城外的国民党守军大量调集到北平城里。12月14日下午，美国学者德克·博迪经过市区，看到马路上挤满了一队队的士兵，隆隆驶过的军用卡车以及长队的两轮马车上装满了牲口的饲料、士兵的被褥和其他装备，在北平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士兵。很显然，傅作义是要在城内部署军队，准备在城内打仗。德克·博迪还专程去了一趟景山。发现景山里已经住满了士兵，不再对外开放。相同的情况也发生在紫禁城、太庙、北海、中山海等公园和宫殿，只有中山公园还开着门。最后，住不下的士兵被安排在市民家中。估计人数有20多万。
除了军事调动，北平市面上到处是搬家的景象。在有钱人和外国人看来，解放军进城就意味着杀戮、没收财产和虐待，死亡看起来是命中注定的结局。他们拿定主意，一旦可能就迅速的逃离。
航空公司的官员们被团团围住。不管是通过正当的手续还是通过诈骗，那些能够得到去美国签证的人们很快就被认为是头等乘客。仅仅获准进入香港的被称为二等乘客，不得已而只能逃往台湾的就是三等乘客了。
在东安市场，除了普通的商人外，经常可以看到变卖自己财产的人。变卖商品中还有逃往南方的居民留下的各种物件儿，其中有一些还非常便宜。《北平纪事》就报道说，在北平花1000元金圆券(相当20美元)就能买一辆轿车。但是大多数人对这些物品已不感兴趣了。12月15日是北京大学建校50周年纪念日，在城外隆隆的炮声中，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只身离开北京前往南京。
也有不害怕共产党，他们就是大学里的师生。几乎是公开盼望“解放”那一天的到来，“解放”一词在当时十分流行。
4、解放前夕的清华园
这年刚考上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在回忆录中说“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唱‘你是灯塔’甚至还演唱‘啊，延安’。”
蒋介石预感到平津不保，指示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将北平的一批知名教授接往南京。继胡适之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崇礼等人搭乘第二架飞机飞往南京，教育部官员特地到机场迎接，却大失所望，抢救名单上的教授绝大部分都没有来。
北平城外的清华园。在校长梅贻琦走后，仍照常上课。12月16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进城里。几天后，解放军开进海淀镇。他们没有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了一个岗哨儿。代理校长冯友兰回忆，清华的师生都出来迎接。冯友兰的夫人看见校门口儿站岗的战士赤着脚穿鞋，打算送她一双袜子，结果无功而返。
冯友兰不禁感慨地说：“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哲学教授冯友兰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也在抢救名单中。但他决定留在北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何必走呢?共产党当了权，也要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用的。当时我心里想的还是社会主义尚贤那一套。”
12月18日晚上，两位解放军干部来到清华教授梁思成、林徽因的家里，他们特地前来请教城里哪些文物建筑需要保护。临走时，一位军人对他们说：“请你们放心，只要能保护文化古迹，我们就是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一年，梁思成也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成抱着单纯的信念留下来。在他看来：“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也要盖房子，我还是为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吧。”
此时，清华大学的教授们虽然依然裹着厚重的棉长衫和围巾，骑着自行车儿穿过西直门，去城外的学校教课。但是出了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西直门后，就出了国统区。
5、北平和平解放了
人民解放军已经将解放区的边界推到了北平城下，海淀、青龙桥、香山，已经到处是戴着狗皮帽子的东北野战军了。北平的南苑和北苑两个飞机场此时已经被解放军占领，国民党军队便在天坛和东单修起了两个临时飞机场。
在日本人占领北平的时候，天坛曾被建成一个机场，到1948年的时候，天坛依然是破旧不堪。此时为建临时机场，天坛再次遭到破坏：400多棵直径为一至三米的古柏，两万多棵直径稍小一点儿的树被砍倒，拔起的树最后成了军队烧饭的柴火。
任何人都感觉到，北平这座城市即将面临巨变。
下午商店很早关门，像东安市场这种地方，在这个冬天的下午显得特别萧条。城市已经面临一种围困经济。一袋44磅重的面粉前天卖250元，昨天涨到350元，今天已经卖到500多元了。有钱人趁机囤积居奇，使通货膨胀加剧。虽然当局乐观的宣称食物足够应付三个月，但由于没有建立配给制度，这个承诺毫无意义。
解放军方面既没有对城市进行轰炸，也没有攀越城墙发动进攻，他们只限于零星但准确的炮击国民党秘密警察的总部。由于炮击准确，烟火、炮火没有涉及到居民。
和以往唯一不同的是，现在街上行走的更多的是一队队背着铁铲，被强迫去修筑防御工事，修建应急机场，铲平沿城墙外周围房屋的劳工队伍。当然，他们得不到任何报酬。
整个城市还遇到煤炭紧张的困难，老百姓过着一个最寒冷的冬天。
元旦这一天报纸发表了蒋介石的和平声明。
北平市民注意到，近期在所有的电讯中，“共匪”这个轻蔑的称谓已经改变为“共产党”这个比较尊敬的称呼了。
1月15日，北平城整整被围一个月。
这一天，北平的老百姓听到了天津被解放军占领的消息，而解放军对北平市区的零星炮轰也在加剧。就在这一天，一发炮弹落在离美国新闻处20米远的地方，炸死了一个站在门口的人。天坛的临时机场也不得不停止使用了。
北平到底是降还是要打?北平市民越来越担忧和恐惧。
傅作义与共产党的秘密谈判一直没有停，但由于双方条件相距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一月份，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北平的学者名流开会，表示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
据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回忆，是徐悲鸿第一个站起来说：“北平是一座闻名世界的文化古城。这里有许多宏伟的古代建筑，希望傅将军顾全大局，服从民意，使北平免于炮火摧毁。”
康有为年逾花甲的女儿康同璧随后慷慨陈词：“北平有人类最珍贵的文物古迹。这是无价之宝，绝不能毁于兵戎。”
华北的战局已经让傅作义手中失去了筹码，而来自北平市民的呼声也不容他再犹豫。
1月20日，双方终于公开宣布一致同意结束战争状态。为了保全驻城守军的面子，《联合公报》的措辞考虑的非常周到，称傅作义将军将把士兵从城里撤出，到西部驻扎。一个由市长领导的杰出人士组成的委员会接管城市，人民解放军将进城维持秩序。见多识广的北京市民们明白，这些条款意味着国民党军名副其实的投降，北京和平解放了。
6、解放是当时最流行的标语
联合公报宣布的这一天，北平的物价全部狂跌，自来水厂恢复供水，商场恢复营业，而石景山发电厂报告也开始发电。
德克·博迪给这天的日记起了两个字的题目：解放。
解放是当时最流行的标语。他写道：今晚，当我写这篇日记时，几个月来第一次，街上的灯都亮了。北平在经过了长达一年断断续续的黑暗时期后，重新进入了光明的世界。
1949年1月31日(农历腊月初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西直门、德胜门、复兴门开进北平城，佩戴“平警”袖章的解放军战士取代国民党守军站立城门。
▲解放军接管北京城防
德克·博迪的妻子在王府井大街正好碰到去接防的解放军队伍。她形容第一次见到的解放军战士各个面色红润、步伐轻快、健康且士气高昂。他们得到沿路民众的鼓掌欢呼。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入城式。
▲解放军阅兵部队进北京城
入城式部队用缴获的美式装甲车、坦克、大炮从前门进城，横穿过去中国人不能进入的东郊民巷，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而欢迎解放军入城的学生、市民组织了数百个秧歌队在天安门前、前门箭楼下，在入城部队沿途，围着解放军、围着坦克、大炮、装甲车欢快地扭起大秧歌，欢迎解放军，庆祝北平解放，盛况空前。
▲解放军阅兵部队进北京城
北大教授田汉也兴奋地和学生们一起扭秧歌，并写下“毕竟工农新做主 天安门下扭秧歌”。
不巧当天遇上入冬后第一场沙尘暴，大风卷起的风沙使四周一片昏暗。但人们欢迎解放军，庆祝解放的热情不减。
德克·博迪认为，这正好证明大多数人的热情显而易见不是虚假的。
菲茨杰拉尔德认为“北京以崭新的姿态进入一个新时期。这是一个在目标和办事方法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政权的政府。”菲茨杰拉尔德说，外国居民丝毫没有受到卫戍部队士兵的侮辱、骚扰，更没有被虐待的危险。人民解放军严格禁止对老百姓，包括对外国人有任何违反纪律的行为。政府对外国人的管理还是要严的多，一般中国人不能随便到外国人家里去。如有人要来，房主必须要向政府报告，办理登记手续。
菲茨杰拉尔德12月份从澳洲回来，在天津靠岸等候办过关手续时，遇到一件事让他很受感动。他描述当时的情景时说，一位中国官员大声喊我的名字。我心中暗忖，麻烦来了。但那位官员向一个公安人员打了一个手势，公安人员便把我冬天穿的大衣递给了我。大衣是我在天津的朋友送到码头来的。因为7月份离开澳洲时，我只带着夏天的衣服和一件毛背心。公安人员得知大衣是我的，他们又看到我那么需要它。因此，那位公安人员便把大衣转交给我。他们按人道主义秉公办事，不受贿、不趁机敲诈，让我心存感激。新政府的官员照章办事也不含糊。
当时对于没有承认新政府的国家，原有的外交特权一律取消。菲茨杰拉尔德也因此失去了使用汽车交通工具的权力。于是，他就买了一辆自行车，是冒牌儿的苏联货，德国产的。
外国人感受到的变化，北平的老百姓也感受到了。
随着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即将彻底垮台。金圆券成了一文不值的废纸。为了解决老百姓手中大量的金圆券，北平解放的第三天，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就发布了关于伪金圆券兑换人民币的布告。人民币作为本位币可以兑换伪金圆券。比价是1:10，从2月6日开始兑换。为了优待工人等城市低收入居民和学生。这些人每人可以以1 : 3的优惠比价兑换金元券500元。这个布告一贴出，立刻得到全市人民的热烈欢迎。
当天布告发布的地方挤满了群众，在繁华的地段还影响了交通，市民们个个笑容满面。普遍反映“共产党真是为人民，人民心中所想的事，共产党都想到了”。
仅一周兑换工作就完成了。
▲北平市民在看人民解放军的布告
7、叶剑英挂帅清运垃圾
刚解放时的北平垃圾遍野，堆积成山，严重阻碍交通和破坏环境，传染疾病。当时城区积存的垃圾总数就达60多万吨，垃圾中甚至可以翻找出垃圾中甚至可以翻找出明清时的文物。随处堆放的垃圾已经蔓延到全城的各个角落。
住在东皇城根的一住户，垃圾已经堆到了他家的房顶，堵到他家的门口，出门就要爬垃圾堆成的坡。而宣武门沿城墙堆放的垃圾已经和城墙一样高了。在北平二区有一个叫二龙坑的地方，由于多年垃圾堆积，坑变成了山，于是被唤作二龙山，清理后成为了现在的二龙路。
北平解放之后，市政府当时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无论是公车私车，只要是卡车，一律不许空车出城，出城时必须捎带城里的垃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清除天安门前垃圾
3月份市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市长叶剑英亲自挂帅。动员全市人民共同努力，清理垃圾。主力军是大学生和驻京的部队，经过3个月的清理，到6月底把天安门广场清理干净。否则开国大典还不知道在哪举行呢?
市面干净了，公园也开放了。
有一个星期天，德克·博迪一家三口到北海散步。当他们来到北岸一座古老的庙宇时，发现庙门前有两个大的青铜香炉已经被人从大理石基座上推倒了。
德克·博迪叹道：“这又是国民党士兵的杰作。”而当他们返回时，发现有七八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正试图把这两个香炉抬回原处，但很不容易。
最终，他们还是想出一个办法，把香炉先滚到底座儿的跟前，然后紧靠着底座儿把它一点一点推上去，恢复到原处。战士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成功了。这时旁观的人们热烈的鼓起掌来，为他们叫好，我们三个人也拍手称快。我边喊边想，“这也许是几十年来，可能是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一队中国士兵在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且不希望得到表扬和奖励的情况下，只是为了扶正公共古迹所自发的表现出来的需要有积极努力、机智和合作精神的行动”。
解放军接管北平后，北平天天都有变化。
8、关闭妓院
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案。这个决议受到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当大会主席宣布宣读议案时，全场代表长时间热烈鼓掌。决议通过后，聂荣臻市长郑重宣布，立刻执行这项决议。
从下午五点半开始，市公安局等相关单位立刻出动。截至22日晨5时，将全市224家妓院封闭。22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在会议上汇报了执行大会封闭妓院决议的结果。
▲封闭妓院
当罗瑞卿讲到，北京从此不再存在蹂躏妇女、摧残妇女的野蛮的妓院制度时，全体代表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正像菲茨杰拉尔德说的“这是一个在目标和办事方法上完全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政权的政府。”这既表现在政府职员身上，也表现在社会方方面面。
▲被解放的妓女在诉苦大会上，向妓院老板清算
人们看到新社会把警察也改变了。有一位推着独轮车的老人在横穿交通繁忙的马路时不慎滑倒，独轮车也翻了。执勤的民警没有像国民党警察那样因交通堵塞而严厉责骂这位老人，反而把老人搀扶起来，并且请过路人把散落在路上的东西捡起来放回车上，然后帮老人重新穿过马路。
这件事是菲茨杰拉尔德亲眼目睹的。他说：“这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类似的事人们听说过许多，毫无疑义，北京人高度评价新政权在这方面的善举。”
一个住户向街头小贩买了200磅的柴火，在货运到后，他拒绝付给多于150磅的货款。并声称木材的实际重量绝对不会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它们被水浸没了。小贩就问他，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收下那些柴火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那个人蛮横地答道，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不会再多付给你一个仔儿。这个小贩不服气，就将这件事告诉了警察，警察很快搞清情况后，强迫那个人付清了全部钱财。要是在过去，这些警察会把那个小贩子当肇事者抓起来。在过去，店主欺负雇员，雇员不敢吭声。现在雇员有政府替他们做主，也敢和店主叫板了。一个鞋店的店主因为经常殴打并虐待学徒，被判处三年半监禁，还被命令付给该学徒十袋面粉作为精神和身体的创伤补偿。
有趣的是，这个案子是群众公审的，被告所在区的将近上千个店主、雇员和学徒都参加了公审大会。市总工会在该区的领导作为公诉人，原告的学徒们作证人，其他店的学徒也都纷纷发言。据报纸上的报道，当大会进行到高潮时，与会者异口同声地高喊口号：“要尊重师傅!要爱护徒弟!打倒封建压迫!”随后，市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宣布审判结果。
9、“犯人”被改称“悔过自新者”
监狱的罪犯也不再被称为“犯人”，而改称为“悔过自新者”。
体罚被取消，禁止看守对犯人的敲诈。犯人的家属、朋友送来的食物和其他包裹，都必须原封不动的送到犯人手里。监狱已变成了学校，监狱里建立学习小组的目的是进行反省和学习生活。参加学习的犯人，被鼓励在他的同伴儿面前直率的讲述他们的罪行，接受大家善意的批评，并表示悔过的愿望。
一个强盗在自省大会上的忏悔是这样说的：“我是个强盗，今天我来这里反省，请大家给予我批评教育，使我能够得到彻底改造。我生来并不是个强盗，但青年时候我被坏人引诱，误入歧途。过去几年，我一直是个小偷。当我被送入监狱之后，我发现这里有东西吃，有地方住，没有拷打和刑罚，共产党要改造我们。他们不压迫我们，我们应该跟着共产党走。但是我们曾经踏入泥坑，我们浑身是污水，我们肮脏惹人讨厌，人民不需要像我们这样的人，难道我们还不能明白我们必须改造吗?”
▲京师看守所
反省会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中结束。
美联社2月7日有一篇关于发生在北京的“狐狸的故事”的报道，按《人民日报》引用的，它描述了一批北京学生遇到了一个穿着昂贵裘皮的富有的中国妇女，他们命令她在街上像只狐狸那样爬。虽然老人们劝阻了他们，但他们离开时叫嚷着，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中国，在这个国家里，无论谁都不允许穿狐狸皮。
德克·博迪认为这篇文章“是在二三手资料的基础上写的(有水分)”。他说：“加利亚(德克·博迪夫人)几天前就遇到了一件令人惊喜的事，那天她穿着裘皮出门，不巧她的包掉在地上，正在路边为路人表演舞蹈的一群学生中的一个很有礼貌地帮她把包儿拾了起来。”
在一个宜人的夏日夜晚，德克·博迪沿着护城河和中央公园散步。路上，又一次感受到了人们的全新的精神面貌。德克·博迪说：“我看到一大群人乐滋滋的看四五个年轻人自娱自乐的夸张的扭秧歌，我也停下来看了一会儿。接着我看到一队士兵互相打闹着，还唱着一段歌，歌尾是打倒蒋介石。当他们发现有人在看时，发出一阵友善的笑声，似乎对能引起一个外国人的注意感到很开心。在中央公园，游客中间没有一个人像12年(1937年)前那些到公园里来的人那样引人注目的穿着时髦的旗袍。那么纤细苗条，那么矫揉造作。相反，游客是些普通的老百姓，穿着最普通的衣服。总之，我在散步的路上所遇到的那些人。全没有我们刚到北京的那六个月中所看到的那种紧张不安的神色，他们随时想笑、想唱，想自由自在的与人交流，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那份无忧无虑，那份儿亲切友好的心情中”。
10、扭秧歌火了
在1949年这个美好的夏天，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各界爱国精英共绘新国家蓝图。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通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热潮。上至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大文豪，下至普通工人农民，都想试一试。全国人民画一幅国旗，历史上绝无仅有之事，这还能不快吗?看来用不了多久，天安门广场上就会升起这面新的国旗，一个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即将诞生。中国人民站起来的时代就要来临了。
扭秧歌儿在中国北方农村很常见。红绸子、锣鼓镲，节奏快，热情奔放。而在城里呢却很少见。所以解放军的入城式在北平城里掀起了一股扭秧歌的热潮，并迅速在城里流行开来。什么活动都要用扭秧歌来助兴。
6月28日的《进步日报》上登载了一条简明新闻，说由于群众跳秧歌舞的热情不断升温。出现了一些危害社会的现象。为了扭转这种现象，北京市总工会为跳秧歌舞的人制定了四条纪律：一、禁止跳秧歌舞者男扮女装。二、禁止佩戴封建迷信的挂件。三、禁止任何粗俗的言语行为。四、严格控制使用化妆品。就像现在跳广场舞人太多，声音太大扰民，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加强管理。
扭秧歌火了，解放区唱的红歌也火了，像《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等歌曲深深吸引了北平的广大市民，特别是受到学生群体的喜欢。
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这些歌都是禁歌，现在可以自由自在地放声歌唱了。所以在校园里，到处都能听到这些歌。活报剧又唱又演的形式也非常受年轻人欢迎。因此，像秧歌剧《兄妹开荒》《减租会》，歌剧《刘胡兰》《团结就是力量》中的歌也在社会上广泛流行。
▲第一次文代会
特别是歌剧《白毛女》里的歌“北风吹”，“系红头绳”更是唱红了校园和社会。当时，居住在北平的美国学者德克·博迪在他的日记中说：“昨天我观看了最著名的新剧《白毛女》的演出。这个半歌剧式的戏剧是一部精心制作的作品，我必须提前一小时去剧场以保证能买到一张票。”他评价“这出戏是新旧艺术高度成功的结合，有几幕是西方乐为主演奏，另外几幕则是中国乐器为主。结果是相当成功的，而且构成了一种全新的音乐模式。”他感受到观众的情绪完全被剧情感染了，在剧情紧张的那一刻，坐在他旁边的一个年轻人情不自禁地喊出了对这个老地主的仇恨，他高喊：“让她揍他。”
德克·博迪说：“这个戏已演出了一个多月，这在北京已十分罕见。我想再演一个月也没有问题。”他认为“观看这部戏剧的经历，事实上给我一种中国革命新思想正在加强的有力证明。”而旧戏改编工作也在尝试。
7月24日《进步日报》报道，天津戏曲界研究《鹊桥相会》(牛郎织女)的改编问题。大家认为这个戏的优点是歌颂了勤劳最终有好报，并含蓄地批评了婚姻不自由的现象。但也指出了不足，最明显的就是过分宣传性欲，如“浴沐”这场戏。过分强调了迷信，如“天火焚屋”这场戏。经过改编之后的戏上演时去掉了最后“天帝下旨”这场戏，观众大部分都欣然接受了，但是也有观众叫嚷“戏没完!”，不肯退场。
(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