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记录历史的媒介或手段主要有四种：口头传统、文字、图像和实物。口头传统有赖于代际相传，有赖于个体和群体生命之延续，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所传内容在历史的不断演进中容易发生流变;实物与图像本身不能解释或还原历史真相，有赖于人的解读和研究。因此，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字一直是历史记录、文明传承的主要手段。近代以来，随着照相、摄像、多媒体、智能手机等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概念大为拓展，人们更多地使用“影像”而非“图像”这一概念，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影像史学也应运而生，影像成为社会生活和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历史影像的分类与发展

在汉语中，“影像”有不同的含义，主要是指物体的形状、形相，人的形象、身影或画像等。从影像产生的方式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即人为模仿影像与机械复制影像。所谓人为模仿影像，是指人为创作的影像，如绘画、雕刻等，在摄影技术出现以前，人们通过人为创作，对他们所见的事物、场景进行刻画，是对现实世界的一种人为模仿，将自己看到的世界进行摹画。然而，这种摹画出来的影像难免会有主观性，创作出来的影像往往与事物原本的状态有一定差距。所谓机械复制影像，出现于摄影技术发明以后。1839年，法国人路易·达盖尔发明了银版法摄影术，影像便出现了另一种呈现方式，即机械复制。相较于人为模仿影像，机械复制影像更为客观。虽然影像只是实物存在的形态而非实物本身，但它与实物更为接近，能够最大限度地将事物、场景的当时形态复制出来，在人的潜意识中还原实物。

机械复制影像主要由静止影像和动态影像两部分构成。以照片为代表的静止影像是历史现实中的某一事物在当下时间与空间的定格，通过摄影将其静止、记录，并最终以二维的形式呈现出来，具有较强的真实性、瞬时性、直观形象性与生动性。而以纪录片为代表的动态影像则是由无数静止影像构成，再经过人眼的视觉暂留和脑中的生活还原后，形成连续的动态的影像，它拉长了静止影像的“瞬间”，并加强了静止影像的真实性、直观性与生动性，是一种更为具体的情景再现。在当代摄像机、手机、多媒体等广泛普及的情况下，动态影像越来越普遍，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人为模仿影像还是机械复制影像，无论是静止影像还是动态影像，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是人类对历史的记录，也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然而，不是所有的影像都可以称之为历史影像，有的影像可能只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客观存在，或是一件艺术品或个人拥有的某个物品。只有当影像与历史文本结合时，只有当它被赋予某种历史意义时，才能称为历史影像。好比是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可能记忆的东西浩如烟海，杂乱无章，大量的记忆信息并没有进入历史文本就随着个体生命的消失而消失了。历史文本有多种形式，有文字，有影像，或者两者的结合。在传统史学中，影像只是扮演辅助角色。1988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了“影像史学”这一概念，从此历史影像不再是历史文本的“注脚”。

历史影像的社会功能

历史研究离不开历史资料。历史资料主要是指文字、影像和实物，当然还有代代相传的口头文献。尤其是文字与影像，是人们记录历史的主要方式，也是主要的历史文本。记录历史是历史影像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此外，历史影像还有再现、传播、改变观念等其他社会功能。

一是历史记录。

记录历史的前提，首先是历史发生了什么，即历史文本来源于历史事实。然而，发生的历史事实一般具有不可重复性甚至是唯一性特点,这是由生活原生态所决定的。生活原生态里的事实都是客观发生的,并不会因为记录历史的影像文本是否存在而改变发生的时间或地点。也就是说,无论是否有文字或影像记录存在,历史都会按照自身的规律而发生。与文字相比，影像在记录历史时还有更多的局限性，这是由拍摄记录特性所决定的。历史事实的发生一般是不可预知的,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而影像能够记录的范围、时间、地点都是有限的,影像在记录历史时需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

不过，影像在历史记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正是因为有影像记录而令人难忘、永久留存，成为人类历史记忆中的重要瞬间。例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延安,他或许称不上是一位摄影家,却在一个特定时期拍摄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一些照片,并作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插图使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例如，大家所熟知的毛泽东在陕北窑洞前拍摄的半身肖像,他头上的八角帽，原是斯诺拍摄时从自己头上摘下来为毛主席戴上的，这成为毛主席最好的照片之一。不仅如此,该照片还成为红军长征胜利的一个象征而广为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张聂荣臻与日本孤女的照片曾感动了无数善良的人们。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百团大战”，正太铁路上日军在华北的主要燃料基地井陉煤矿成为一片火海，年幼的美穗子和妹妹扑在死去的母亲身上绝望地哭喊，八路军战士发现了这对小姐妹。聂荣臻认为，孩子没有罪，指示将她们护送到位于红河漕村的前线指挥所。在指挥所的日子里，聂荣臻亲自给美穗子姐妹喂稀饭，让军医为她们疗伤，待她们如同父亲一般。后来出于安全考虑，他又指示将这对小姐妹送回日本军营。临行前，聂荣臻与美穗子拍了一张照片，是时任《抗敌报》副社长沙飞拍摄的。由于这张照片体现了一位抗战将领与八路军收养侵略者弃儿所包含的巨大的道德力量,使它成为一个时代的美好回忆和历史见证。

二是再现历史。

历史影像所展现的不仅是历史事物本身，往往承载着该事物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并以影像的形式将其永久定格。不过，当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事件发生时，是否能够恰巧被影像记录下来，却有一定的偶然性，大多数情况下可能被错过了，因而现实生活中历史影像可能相当一部分是历史事件发生以后再现的。历史纪录片是典型的一种再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影像基本上由保存下来的历史性影视、声像资料及其文献这一“本事”构成，是以“过去的记录”来实现今天“记录过去”的一种影像书写。历史纪录片的创作核心是对历史文献的收集与再构成，从而提供了一种系统的历史学与当代文化学的影像叙述。

一般认为，1926年苏联的电影导演艾斯菲尔·苏勃制作的影片《罗曼诺夫王朝的覆灭》是最早采用这种方法的作品，反映沙皇俄国覆灭历史的影片所使用的影像资料是苏联成立前由许多俄罗斯导演拍摄的。在中国，黎民伟从1921年到1926年拍摄了多部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新闻片，如《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典礼》《孙中山先生陵墓奠基记》等，这些影片反映的是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属于新闻片范畴。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的影像书写主要集中在革命史与建设史，很多文献资料片兼具新闻片与历史片的性质。其中，《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是“文革”结束后最早的一部反映伟人生平的文献纪录片。

三是大众传播。

历史影像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与文字不同，历史影像因其生动、直观，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往往有文字无法比拟的强大的传播能力。正因为历史影像记录了历史事实发生那一瞬间的事物形态、人物特征以及即时环境，因此历史影像也可以被视为“历史性话语的表达”。并且，这种“表达”因其运用了较为通用的视觉符号，往往可以打破民族语言、文字和国界的限制，从而更有利于历史影像所携带信息的快速传播。可以说，历史影像延伸了人们的视觉，使人们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局限，进而获取历史影像中包含的种种信息。

这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经常以人权为幌子，对他国指手画脚，动辄横加指责。2020年5月，新冠病毒在美国流行，在一位46岁的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街头遭白人警察德雷克・肖万跪压颈部超过9分钟致死，期间求饶了27次“我不能呼吸”。这一事件和相关影像在各国媒体播出后，引起舆论的极大关注，抗议浪潮此起彼伏。弗洛伊德案发生后，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承认，美国执法人员“区别对待”白人与黑人是“普遍存在的现象”。类似这样的事件不止一起，揭示了美国自我标榜的自由、民主的虚伪本质。

四是观念转变。

早期的历史影像，大多是由各个机构制作的。例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中国第一部宽银幕纪录片《祖国颂》(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庆典阅兵》(1959)、北京电视台制作的《英雄的信阳人民》(1958)等。早期的历史影像往往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很强的专业特点。随着摄像机、智能手机等日益普及，人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历史记录。同时，由于网络便捷，短视频异常活跃，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史影像不再是专业工作者的专属权利，大量业余爱好者加入到历史记录和研究队伍，促使史学多元化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更加重视自己的家庭和社会归属感。

从《我和我的新时代》说起

2022年，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指导，全国各省(区、市)广播电视局、各省级广播电视台及香港、澳门广播电视机构联合制作了系列微纪录片《我和我的新时代》。该片每集讲述一个平凡中国人的故事，以人民群众的第一视角讲述领袖故事。其中有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祖国各地时亲切交流过的干部群众，有与习近平总书记有过书信往来的干部群众，还有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心关怀的群体，以及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取得非凡业绩的人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代精神。我认为，这是很好的历史影像。

以《“小巷总理”朱国萍》为例。朱国萍是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的一位社区工作者，从事社区工作已有30多年。居委会工作千头万绪，她总是认真地对待每一件群众关心的事情。由于工作业绩突出，她获得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诸多荣誉。她所管辖的小区也早就成了“明星小区”，本人则被人称为“小巷总理”，与习近平总书记有过三次握手、三次对话机会。可以说，像朱国萍这样的社区工作者，只是全国无数社区工作者的一个代表，他们既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又是受益者，从他们的身上可以看到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

建国初期，库尔班大叔骑着毛驴去北京看望毛主席并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的故事曾传遍神州大地。库尔班·吐鲁木出生于新疆于田县一个贫苦的维吾尔族家庭，从小失去父母，当了23年农奴、16年长工，租地耕种被压榨15年。新疆和平解放后，他分到了土地，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70多年过去，库尔班大叔一家现在过得怎么样?他一直希望自己的后代能有人从军报国，这个愿望实现没有?这是非常有意义、令人感兴趣的一个话题。这个梦想由他的曾外孙女如克亚木• 麦提塞地实现了，她成了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通讯兵。2017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库尔班大叔的长女托乎提汗·库尔班回信，希望他的后人继续像库尔班大叔那样，同乡亲们一道，做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模范。库尔班大叔一家的生活故事，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民族大团结的重大意义。

类似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如《胡同里的故事》《一片叶子的承诺》《伶仃洋上的海岛医生》《爷爷和树的故事》《大陈岛激情岁月》《塞罕坝上父子兵》《我的大湾村》《东岳村有个杨长太》等。通过这些人物故事和历史影像，我们看到了在改革的大潮中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生活情操，他们不消沉，不放弃，与时俱进，乐观地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勇敢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正是有了这样可爱的百姓，才支撑起了我们民族的脊梁，充实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征程。并且，通过影像记录和短视频这种新的历史书写方式，可以有效地弥补传统历史书写的不足和苍白，使被传统史学边缘化的普通民众进入历史的视野，展示他们的精神风貌，使历史变得更加丰富多彩、鲜活生动，使人们更具有幸福感和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