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新四军军长叶挺(右)、副军长项英合影

改编新四军

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项英名为副军长，实为政治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等要职。

项英资历很老，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6月参加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6月，项英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1930年8月，项英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同年底奉命调赴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会合。1931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黄陂成立，项英任代理书记(书记周恩来)、中央军委主席，一度主持中央局的日常工作，与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一起指挥了反“围剿”和与保卫中央苏区的斗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苏区，进行战略转移。谁留下来承担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重任?项英临危受命，担任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率部策应红军主力突围。遵义会议后，中央于1935年2月5日才与项英及中央分局取得联系。遵照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指挥部队分9路突围，分散开展游击战。项英命令埋掉电台，烧掉密码，向赣粤边突围。此后，瞿秋白、贺昌、何叔衡等一批党和军队的领导人相继牺牲。

1935年4月上旬，项英组织召开“长岭会议”，决定在“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斗争方针下，实行“化整为零，分兵游击”的计划。项英领导游击队在群山中与敌人进行了长达3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1937年12月，项英参与党中央关于新四军编组原则确定后，到达武汉，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他和叶挺、陈毅等分赴各游击区传达党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及部队整编的指示。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把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成4个支队，1万余人，分别在皖南、皖中集结，改编为新四军。

1939年，项英参与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方针的制定，此后，与叶挺、陈毅等一道，领导新四军积极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经过两年的艰苦斗争，建立了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部队不断壮大。

遭敌围困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向八路军、新四军发出“皓电”，污蔑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遵守划定的战区范围，随意开动，不遵守编制数量自由扩编;不服从国民政府的命令，任意破坏改变行政系统;不积极抗击日军却专事骚扰友军，等等。限令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

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计划。项英主张向南走，叶挺主张向东，两个主官意见发生严重分歧，还有人提出分批北上的方案，认为既机动灵活，又不至于全军受敌。最终在项英的坚持下，部队确定南进。

1941年1月4日深夜，项英宣布部队分三路出发，第二纵队为中央纵队，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分别为左路、右路，同时开拔。叶挺、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与军直随同行动，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也一起转移。

照原计划，新四军部队到达青弋江边后立即徒涉过江，在章家渡架设简易浮桥供军部首长和指挥机关使用。但由于几天来阴雨连绵江水不停上涨。前面赶到的队伍等在江边不能下水，后面的部队又不断向江边云集。黑压压的部队开始向章家渡转移，简陋的浮桥很快坍塌，先到的新四军滞留在江边。项英只能命令后续部队在一个叫潘村的地方临时停下来，等收容完掉队人员再赶路。潘村这个不大的村庄一下涌进几千人马。黄昏时分，疲惫的队伍再次踏上征程。

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发现了新四军转移的迹象，立即采取行动，除留下少数部队构筑对日军的防线外，其余各部倾巢出动，与新四军军直机关及第二纵队在王岭发生激战。新四军第二纵队先头部队虽然拼死相争，攻下许多山头，但终因敌人第四十师提前占据有利地形，又有炮火支援，无法打通进军的道路。这段时间里，上官云相调集近8万的兵力，从东、南、西三面对茂林地区进行重重包围。

非常情况下，新四军军部一分为二，叶挺带着作战科科长李志高和部分参谋人员随先头部队向高坦挺进。项英、周子昆和袁国平同军部机关及后续部队一起行动。项英所带部队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到达星潭。中午时分，项英命令部队进攻高岭，只要突破了这一关，就可能潜入黄山。然而，部队却走错了方向，错把镰岭当成高岭。疲惫的队伍要仰攻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高岭，几乎是不可能的。侦察参谋带来消息：顽军一四四师已从云岭推进到茂林，其他敌人各师也在紧缩包围圈……冲出去的希望已经很小。这时，一旁的副官刘厚总突然说：“政委，我保护你们几个人冲出去!”他的话引起了项英的注意。

鲁莽蛮横的赤卫队长

刘厚总，湖南耒阳人，1926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队，在火烧冲一带活动。刘厚总在斗争中敢打敢拼，在耒阳出了名。渐渐的，满脑子“山大王”思想的刘厚总几乎成了土匪，为所欲为。

1934年冬，湘南赤色游击队成立，耒阳游击队编为第三大队，刘厚总任大队长。1935年刘厚总参加耒阳县委，为县委委员。刘厚总对组织上先后派刘德总、刘向明来游击队担任领导心怀不满，认为是对他的不信任。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共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特委委员兼耒阳县委书记谢竹峰同国民党政府耒阳县县长陈必闻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时成立中共耒(阳)安(仁)中心县委，谢竹峰任书记，刘厚总任组织部部长。耒阳游击队先后在天门山、通水铺集中整顿，后到刘厚总的家乡——江头刘祠整训约一个月，随后开赴皖南。启程前，刘厚总把一部分枪支偷偷藏在了家乡。

此时的刘厚总对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惶惶然不知所措。据谢竹峰回忆：“部队开往耒阳火车站……改为沿城外公路到火车站。几十里外的群众仍赶来欢送，场面极为热烈，大快人心。刘厚总问我，可不可以喊几句蒋委员长万岁的口号，我立即说不能喊，他就不喊了。当时我内心感到刘厚总这个人头脑实在太简单了。”谢竹峰在回忆稿中还说，1938年刘厚总所在的游击队开赴皖南改编为新四军特务营，5月下旬随军部移驻土塘。刘厚总恶习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调戏妇女、侵犯群众利益、抓老百姓的鸡鸭烧着吃等违反军纪的事。约在9月，刘厚总被派往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刘厚总不想去，组织纪律性极差，一心想回老家。

1939年春，谢竹峰、刘厚总得到中组部批准，回到湖南。刘厚总回到耒阳后发现埋藏的枪支还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队伍就地打游击了，便到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要求分配工作。他先在教导总队短期学习，后在军部担任副官处副官。因为没有实际职务，刘厚总对党组织更加不满，工作吊儿郎当，作风流里流气。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搞摩擦，他怕死动摇，对组织、对同志不满，动不动发肝火。

情况危急，最终项英采纳了刘厚总的意见，带着周子昆、袁国平和十几个卫士脱离部队，穿插突围，乘着夜色突出东流山，在茂密的丛林中转来转去，第二天凌晨才发现迷了路。

战局继续恶化。第3天下午，敌5个师的兵力突然发起猛攻，特务团的茂林小山阵地失守，石井坑所有的防线被撕破。叶挺只好命令部队各自为战，自己选择方向突围。失去建制的新四军战士被国民党顽军包围。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突破了敌一四四师的防线，化装分散从章家渡过河北去。军长叶挺下山与国民党谈判，被扣押。

项英、周子昆遇难地蜜蜂洞

贪财副官动了邪念

1941年1月16日傍晚，项英几个人突围途中，在泾县的大康王村附近再次与被打散的刘厚总等人相遇。这时，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已经在突围中牺牲，部队几乎损失殆尽。项英痛定思痛，一再表示突围出去后要向中央作检讨。2月底，在地方党的帮助下，项英、周子昆等在赤坑山暂时隐蔽，策划向江北突围。突围的路线经过侦察初步确定下来了，各项准备工作也大体就绪。项英隐蔽在山上的一个小洞——蜜蜂洞里。项英、周子昆、黄诚(周子昆的警卫员)、刘厚总住洞内，李志高、谢忠良、项英的警卫员及其他人员分散隐蔽在蜜蜂洞下面的各处。

三年游击战争初期，项英和陈毅曾亲自带着活动经费和银两。后来为了保险，交给了身边的同志保管。这些银两引起了刘厚总的注意，这个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山大王”动了邪念。3月13日半夜，刘厚总悄悄起身，黑暗中朝项英、周子昆、黄诚开了枪。项英、周子昆被杀害，黄诚受重伤。刘厚总匆忙将手枪插进腰里，收敛起他们身边值钱的东西，慌张地向山下跑去。附近的警卫员听到枪声后赶来查看发现两个首长和警卫员躺在血泊中，判断是刘厚总干的，立即追击，但没有追上。再回洞时附近的同志已经赶来，大家分析刘厚总投敌了，怕他带着敌人来抓人，便很快清理了现场，将项英和周子昆的遗体掩埋在附近，抬着伤员转移了。

无耻投敌恶有恶报

刘厚总下山后，先到太平县的隔河里找到保长，向他报告了情况，这个保长搜走了刘厚总带去的武器和财物，但不相信他杀害了项英、周子昆。刘厚总又跑到旌德县的玉屏乡改名李正华，冒充第三战区的特务密查员，要求乡公所送他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玉乡公所将他押解到旌德县政府。县长李协昆审问后，于4月28日派人随刘厚总到蜜蜂洞查看但项英、周子昆的遗体和负伤的黄诚早已被转移。此时，中共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洪林听村民说刘厚总来了，想在蜜蜂洞附近击毙这个叛徒。刘厚总发现有人伏击，仓皇逃跑，又到了太平县城，投奔国民党县党部。太平县党部将他押送到在休宁县屯溪镇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接着又移送皖南行政公署，继续审问。

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刊载刘厚总署名的反动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新四军，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地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但他杀害共产党高级于部的事情一直不能核实，国民党有关人员对他半信半疑。不久，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将刘厚总递解重庆，关进渣滓洞看守所。刘厚总与特务搞得很熟，在狱中很自由，1948年春，国民党军统局决定“开释”刘厚总，并发给2500万元(旧币)，以资返籍。刘一面“深感大德”，一面又伸手要钱。他向蒋介石呈上报告，厚颜无耻地拿枪杀项英的罪行去邀功。蒋介石没有回复，但国民党监狱又多给了一笔钱，打发他回原籍。

刘厚总拿了钱，哪敢回湖南，吃喝玩乐了一段时间后，钱财所剩无几，便坐船准备到上海谋事。船行至九江，因无钱续买船票被赶下船，无奈过起乞讨的生活。一天，刘厚总饿倒在武记盐铺门口，该铺管账先生陈次兴是湖南人，他把刘厚总扶到铺里，听说刘厚总同自己是老乡，便留他在盐铺做事。刘厚总又在那里滞留了一段儿时间。

1949年，人民解放军向江南一带进军，九江处于前线，刘厚总感到此地非安身之地，想起不久前辞职去江西新余县的陈次兴，便去江西新余县投奔他。陈次兴开了一家兴记盐铺：见刘厚总来，便收留他帮忙管账。数日后，新余解放，陈次兴把刘厚总当作自己的堂弟填上户口册。

1952年7月28日清晨，新余县刚从部队下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黄宜蕃急召人员开会，宣布立即逮捕兴记盐铺的账房先生。原来，新余县公安局开展全城户口核对工作时，黄宜蕃到城西兴记盐铺核查，发现管账先生很面熟，反复盘问，发现账房先生不是本地人，且回答问语前后矛盾，这引起黄宜蕃的高度警惕。黄宜蕃记起自己在新四军中当周子昆副参谋长的警员时，常常见面的副军长项英的副官刘厚总，断定账房先生就是叛徒刘厚总。

黄宜蕃迅速带人包围兴记盐铺，抓捕了刘厚总。陈毅闻悉当年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凶手落网后，当天给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打去电话，指示公安政法部门尽快结案，处决叛徒同一天，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谭震林也给江西省委拍发了及早严惩叛徒的电报。1952年8月初，刘厚总在江西南昌被处决。

(作者单位：北京市石景山区作协，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