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按：在我写回忆录的计划中，原就准备对蒋介石的军事思想作专章评述。其目的是为从蒋介石的失败中吸取教训，以帮助我们认识战争的规律。但思想上又发生斗争：究竟该本“君子交决不出恶声，良臣去国不洁其名”的道德写，还是该按“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精神去写?因而迟疑不决。有人劝诘我说：“像你这样知道一些蒋介石军事思想片段的人，将自己亲身经历所见所闻和心得感想，实事求是地写出史料来，供人参考，是责无旁贷的。”同时我读施罗曼·费德林史坦合著的《蒋介石传》见其对中日战争、国共之间关系等等多歪曲不符事实，因此决定写出来作为附录，供世人比较。当然，个人一鳞半爪的回忆，肤浅潦草的见解，无疑是会有错误和偏颇的。好在当时历史见证人现还有不少健在，必然会批判其中的错误和偏见，使符合历史本来的面目，我敬待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郭汝瑰将军
一、蒋介石权术高军事根底浅
蒋介石担任过黄埔军官学校的校长，后又几乎翦灭了各地割据的军阀。“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于是，中外人士多认为他有了不起的军事才能。30年代日本出版的《支那的革命英雄儿——蒋介石》，就称赞他虽然学历不够，但实战经验多，有军事天才。1926年，我考进黄埔军校，听到讲“两次东征，扫平南路”等传说，见到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战争长驱直入的情景，也相信蒋介石军事才能高明。即使在宁汉分裂后，我虽反对他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仍不怀疑他的军事才能。以后，我又进一些中外军事学校;参加蒋介石开办的庐山、峨眉、珞珈山及浮图关中训团等军训;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战争中又充当他的参谋;阅历渐深，接近他的机会更多，也就知道他许多底细——如军事知识，文化水平，拉拢、收买、暗杀等阴谋手段，及其手下的帮会特务组织等;听过他许多讲演，看过他作战指挥，我由此才得出结论：他之得势，主要是因缘时会，投机革命，玩弄权术的缘故。他政治手腕厉害，他的军事才能并不高明，军事思想十分落后。
1907年他在北洋军阀办的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学习过短暂时间，未毕业就走了。他当时名叫蒋志清，段祺瑞是他的老师。
以后，蒋介石进过日本士官学校。但只在炮兵联队待了六个月便退学归国投奔沪军都督陈其美。
陈其美倒台后，蒋介石与戴季陶等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充当买空卖空的经纪人，拜青帮大流氓黄金荣为老头子。青帮组织严密，分布很广，好讲江湖义气，杀人越货，心肠歹毒，诈骗诱惑，伎俩奇巧。这就更加养成了蒋介石阴险毒辣、残酷无情的性格。
1923年他去广东投奔孙中山，表面拥护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骗得了孙中山的信任，派他去苏联考察军事。但他既不懂俄语，考察时间又短，军事上当然学不到什么。军事学识极为浅薄。
我听过他不少讲话，总是翻来覆去讲“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图难于易，为大于微”，“科学的学庸”等滥调，却很少听见他讲军事学术问题。有时讲也非常简单，还闹了不少笑话。如他在中训团讲《立正的道理》，说要气沉丹田，直到脚跟。他以统帅地位讲立正问题，连起码的科学知识都没有，令人不齿。他在庐山讲《剿匪战术》时，除“受围不惊，被俘不屈”一套外，还照搬中央军校“总顾问”德国人巴德的战术讲话，自己说不出一点战术见解，足见他军事素养是何等低浅了。
二、《曾胡治兵语录》和蒋介石“以守为攻”的战略思想
我在黄埔五期毕业时，携带出校的书：除军事的四大教程，《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社会进化史》等而外，还有一本《曾胡治兵语录》。当时，在黄埔同学间对这本小册子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黄埔三期毕业时，蒋介石对学生们说：“我寝室里有一件宝贝，你们去找，看找不找得着?”学生们进屋去见床上放了一堆《曾胡治兵语录》，就各拿一本出来，蒋介石一见大悦。从此以后，各期学生毕业均要发一本(六期以后还发戚继光的《纪效新书》)。我当时没有想到发这本小册子就是传他军事思想的“衣钵”，更想不到这套军事思想会影响以后他在历次战争中的指挥。
蒋介石自己说，孙中山先生叫他写太平天国革命历史，他找不到太平天国方面的资料。于是就找官方文书——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奏议之类东西，他一看大为欣赏，认为曾、胡打胜仗有道理。因此，他便以《曾胡治兵语录》治军。这说明他的军事思想是非常反动落后的。他崇拜的是封建官僚，曾国藩、胡林翼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那一套孔孟之道，封建方法。蒋介石的选将，用人、带兵，多效法曾胡。蒋经常说：“打仗就是打将”(浙江语，“仗”“将”二字同音)，即是胡林翼“有不可战之将，无不可战之兵”的翻版。曾国藩说：“吾人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般。”蒋介石讲“亲爱精诚”，讲究“作之师”，把老师之对学生，比成父兄之爱子弟。蒋介石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受围不惊，被俘不屈”，直接取孔孟“成仁取义”的说法，实际上也就是《曾胡治兵语录》所谓讲的“尚志、严明”那一套。蔡松坡说：“曾胡论兵，极重主客之见，只知守则为主之利，不知守反为客之害。”蒋介石亦堕此弊。什么“稳扎稳打”呀，“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呀，“步步为营”呀等等，他在几次“围剿”革命根据地中就曾积极搬用。并进而演成“以守为攻”的战略和碉堡政策。当时国民党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就批评“以守为攻”战略是“胡闹”。
古今中外战史都只有“以攻为守”的战略。这就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如诸葛亮六出祁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东线东普鲁士方面都是以攻为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也是以攻为守。这些都是以战役战术上的进攻速决歼灭战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的。从来没有专守防御而不失败的，哪还有什么战术上守而能达战略上攻的目的的呢(明末对清采取“坚守渐逼”的战略，就是失败告终)?内线作战在战略上处于被外线之敌分进合击、战略包围的态势。对此，除了集中兵力趁敌处于分离状态予以各个击破外(清努尔哈赤萨尔浒之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兴登堡的坦仑堡之战，解放战争中陈毅元帅、粟裕大将指挥的苏北七战七捷、莱芜战役等都成功地运用了这个原则)，只有跳出圈子，寻机破敌，决不能取守势或以守为攻坐待敌方夹击。如日俄战争时，俄军统帅苦鲁巴金放弃各个击破日军的机会而坐待辽阳会战。以及红军第五次反“围剿”行“短促突击”，“御敌于国门之外”，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可为殷鉴。
又如外线作战在分进各军未到达互相有效支援的战略地位以前(即所谓未到达利害转变线以前)，易遭各个击破。因此，比较孤立的薄弱的军，前进时应机警持重。但不是以守为攻，而是调整分进的各个方面，使迅速达到利害转变线，免遭各个击破。如果外线作战怕遭各个击破便迟滞不进，以守为攻，那恰好是延长了被各个击破的时间和为对方创造各个击破的机会。因为这样，在防御阵地(碉堡)外的空间，都是对方自由活动的范围，自己的弱点，久必暴露。对方见有机可乘时便实行各个击破。若不能各个击破，也易跳出圈子脱离内线困境。如解放战争时期的莱芜战役，蒋军攻陷临沂迟滞不进，给了解放军以歼灭莱芜李仙洲军之机会便是一例。
“以守为攻”的战略加落后筑城，便是蒋介石奉为至宝的碉堡政策。日俄战争后，堡垒阵地便已遭淘汰，更不用说碉堡线了。当然，人们可以说红军是小米加步枪，攻不破碉堡。其实不然，中国铁铸土炮和大树挖成的木炮都能攻垮碉堡，就是黑火药也可以爆破碉堡。如果当时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战略上不是“六路分兵”，“全线防御”，“分兵防御从事短促突击”，“节节抵抗”，而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打歼灭战，那么，蒋介石的以守为攻，碉堡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毛泽东就曾说过：“如果我军在内线放弃节节抗御的战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时转向敌人的内线(后方)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种。集中兵力的法则，正是战胜堡垒主义的工具。”(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那么，“以守为攻”，“碉堡政策”是不是孙子所说的“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呢?不是。“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垒主义战法，是延长外线分离危机，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如何能待敌之可胜呢?
有人说蒋介石碉堡政策，是由于补给跟不上。所以，不得已“三里五里一进，十里八里一推”构筑碉堡，掩护修筑公路，以利车辆运输，解决补给问题。这就是说，碉堡政策是稳扎稳打战术思想和补给妨碍机动的综合产物。事实上，近代战争的双方总是千方百计排除困难，以增强火力、突击力和机动力。例如：有线通信指挥妨碍机动，就利用无线电指挥加以解决;地面补给跟不上坦克机械化部队，就利用空中补给加以解决等等。然而，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牺牲机动。当然，这也受有时代条件的限制(战史上也有不少同样的战例)。但这是失败的途径，不可不察。如果当时红军集中兵力打一点，或跳出碉堡线向敌后方要害处打击，碉堡政策，就会全盘失败。
三、北伐战争中的蒋介石战略
国民革命军北伐，之所以能胜利地从广东一直打到长江流域，是因为国民革命军迎上了当时革命高潮。同时，也因为北伐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得到了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援。加上革命军有力的政治工作使广大将士受主义熏陶，主观能动性强，英勇善战的结果。但是，就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北伐战略来说却并不高明。
北伐时我听说，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人士都主张要有准备的北伐，时间不必搞得太急。他们主张在先巩固根据地的广东，加强内部稳定，充实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后，才开始北伐。然而蒋介石与共产党的主张正好相反，他为了提高个人威望，独揽大权，破坏联共政策，却急于北伐。
北伐的主攻方向，依当时情况分析选在两湖是正确的。其原因在于：两湖方面群众基础较好，可望农民起来响应北伐军;直系军阀吴佩孚战斗力弱，易各个击破;有唐生智的第八军为先驱，湖南的赵恒惕容易消灭;可乘胜于孙传芳观望狐疑不决时攻下武汉，然后出武胜关，导冯玉祥部进出河南;这样先声夺人，再顺流向长江，席卷东南五省，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腹背受敌，内部崩溃，战争容易解决。
可是，蒋介石借口北伐进出江西是孙中山选定的战略方向，可望赖士璜等响应为理由，坚持主攻南昌。他亲率中路，由湖南进攻南昌，以当孙传芳主力(以主力对主力是很笨拙的战略)。在南昌三进三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打了一个平推的击溃战。(一进南昌，孙军反攻，程潜仅以身免。当时民谣说：“南昌城革命军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腿。”)
如果当时北伐军乘战胜吴佩孚的余威，趁孙传芳的九江、安庆方面侧背暴露，以一部兵力导冯玉祥部队由陕西进入河南以掩护左侧，再以一部攻南昌，而以主力指向九江方面顺流而东，席卷安庆，截断孙传芳在南昌的主力的后方联络线，则孙传芳在南昌的主力，可不战自溃。这样江西也可如福建一样，传檄而定。(事实证明第七军攻九江、德安、涂家埠等地是解决江西战争的关键。1934年，杨杰在陆军大学讲北伐战史也是这样说的。)
四、蒋介石的消极抗战与专守防御
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抗战是被迫应付人民的。实际上他念念不忘剿共，时时准备妥协投降。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的部队很少有打过主动进攻仗，这与蒋介石对抗战一贯持消极应付态度直接有关，也与他在战争指挥上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作祟有关。经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他军事思想上稳扎稳打，专守防御概念，已经占了上风。同时，也养成了他的军队和多数高级军官“站稳了打”的习惯。一遭进攻，战术上就守。抗战中，他们把持久抗战，看作是被动挨打，一线一线地顶。“七·七”事变前，他在沧州至石家庄、吴江至福山镇，无锡至澄江口各地区，各准备了一百米纵深都没有的所谓防线，钢骨水泥的机枪掩体，高耸在前沿，外八字的枪孔完全暴露在敌火下，这样的“一条线”阵地(不是线式阵地)，当然是会一戳即破的。仅从这些战前准备就反映了蒋介石专守防御的军事思想。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原则。一开始就摆出被动挨打的架势。以后，八年抗战，先初还专守防御，后期完全消极等待，依赖盟国，企求与日本妥协，什么“集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等，都不过是欺人之谈。
抗战初期，华北守军遇敌进攻，一溃千里。“八一三”开辟淞沪战场，迫使日寇转用兵力。战略上好像很主动，但考察原来作战计划，就知道还是出于蒋介石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指导的结果。在抗战以前，蒋介石就令张治中在苏州成立指挥部，准备一举袭破上海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封锁长江、黄浦江，保持江南一隅。这完全是专守防御方针。不仅如此，以后因军队不熟悉攻坚战斗，攻不破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日军第三师团登陆后，张治中集团各师采取街市防御，日寇进展困难，故又在宝山登陆。于是，蒋军就采取专守防御，一步一步地顶。蒋介石此刻的战略是在淞沪硬顶，拖延时间到九国公约国日内瓦会议召开，作出有利于中国的决议。恰好淞沪一带，港湾交错，又便于国民党军队利用小河沟一步一步地顶，蒋介石和蒋军高级将领都以为得计，说这是持久抗战。殊知投入百万精锐于这一狭小地域，装备既劣，又无坚固工事。只有听任日寇集中海陆空飞机、大炮的火力轰击，使百万精锐，消耗殆尽。
中国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要持久，战略上守是天经地义的。但不应在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的地区上“寸土必争”。干“乞丐与龙王比宝”的蠢事，尤其是战斗过程中有机可乘时，也应该争取主动，采取攻势，以达到以攻为守的目的。这就是要进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术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
我在淞沪战场亲自经历所知，就有不少可局部进攻的好机会。但是，蒋介石却不准打或打得不好。例如：当日寇进攻月浦守军夏楚中师时，我建议以一个团或一个旅的兵力夜袭月浦之敌的右侧背。可军长罗卓英却以“要争取时间，持久”为名，而不准出击。故我所在的十四师便只好死守南圹口、北圹口，待夏楚中部被消灭以后，迎接日寇的进攻。这样，仅七天时间，十四师的战斗兵就牺牲殆尽，相反给日寇的杀伤并不大。估计如果夜袭月浦之敌，付出同样大的牺牲，敌人的伤亡损失会大得多。
又如：日寇攻占南翔以后，朱绍良集团后路有被截断的危险，白崇禧主张采取局部攻势，恰好广东部队一五九、一六〇两师开到战场，乃命该二师进攻，但却又不按原计划由广福镇地区攻击敌人侧背，而正对敌人突破口冲，一天就垮了下来。于是，许多人都说攻不利于持久。
再如：日寇由宝山攻至南翔，右侧背非常暴露，只有很薄弱兵力掩护。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方面，每日夜袭都搞得十支八支步枪回来。蒋介石统帅部却不知在这方面采取攻势，以牵制或破坏日寇的进攻。日寇金山卫登陆后，蒋介石急忙抽兵堵塞突破口，想再顶几天，等待九国公约国开会。甚至敌人快攻到青浦，上海正面大军快被截断退路了，蒋介石仍迟迟不实施战略退却，致使敌人袭占安亭车站，造成正面几十万大军的溃退。溃退的损失竟比战斗的损失大得多。这些战例都说明蒋介石，依赖九国公约救命，战略上专守，各级指挥员在战役战斗上也采取专守防御。“守”，不讲求侧射斜射、组成火网配系和伪装隐蔽的阵地编成。“攻”，不讲求火力压制，破坏敌人侧防，而是挺身在敌人火网中冲锋，以致牺牲了百万精锐，而没有取得应有的代价。
今天，我重温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的教导。回忆淞沪战役情景，更觉蒋介石消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影响了八年抗战的整个进程。
南京保卫战的骗局和专守防御的悲剧，是再好不过的说明蒋介石战略素养低的史料。本来淞沪大溃退，蒋介石令吴奇伟指挥周岩、陈烈等部在青阳港一线利用河川收容，原想把淞沪退下来的队伍，导入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阵地，再一线一线地顶。殊退下来的部队站不住脚，而日寇汽艇又进入了太湖，所以，蒋介石被迫将八十七、八十八、三十六等师、六十六军以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部退守南京。这时候蒋介石仍然一心想搞“战而后和”的阴谋，图由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斡旋，准备在南京表演一幕“背城借一”的戏剧后，向日寇投降，以欺骗国人。因而，南京保卫战，战略目的既消极，战略部署又搞一个背水的环形防御，失败当属必然。稍具军事知识的人都知道，环形防御，一点被突破，全线都瓦解，背水立阵、易遭全歼。蒋、唐(生智)如此干，战略十分拙劣。
相反的，如果不是采取等待九国公约开会，不阴谋在南京打一次硬仗的烟幕下投降的方针，即使具有一般军事才能的人，都会在日寇金山卫登陆后，使上海正面大军全师而退。然而，以一部兵力在吴福线、锡澄线节节抵抗退入南京。以南京为诱饵，让日寇直扑南京。而以主力由广德、誓节渡、洪林桥地区向郎溪、天王寺袭击日寇，予敌以伤亡之后，退保天目山、浙东、皖南地区，与敌持久。或者干脆演空城计，虚晃一枪，让日寇进入南京空城，而自己保持精锐以利持久。1944年，杨杰在重庆龙门浩住宅论及此事时还骂：“蒋、何军事低能，纵然靠陶德曼调停，也应握有实力才能讨价还价，把精锐在南京输光，还想日寇允许在较好的条件下投降，完全是白日做梦。”
徐州会战，由李宗仁、白崇禧担任指挥，会战初期有台儿庄大捷。这次战斗，是日矶谷师团沿津浦路南下，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构筑工事坚守，汤恩伯率关麟征等部侧击，迫使矶谷师团退却。这次大捷，虽歼敌有生力量不多，但却大大鼓舞了全国士气。证明了日寇豕突狼奔，侧背暴露，我采取外线进攻，击其侧背，是可以在某些局部击败敌人的。可惜蒋介石和他的将领都未能及时总结经验，以改变其专守防御的军事思想，树立积小胜为大胜的局部战役战术上的歼灭战思想。
徐州会战，蒋军以突围离心退却告终，并未受歼灭性的打击。这说明国内作战，敌后有广阔的空间可资回旋，不必沿后方联络线正面退却。尤其对付优势装备之敌，沿交通线进攻，迎头堵击，不如侧击有效。以后，汤恩伯也谈争取外线，可惜他只争取外线作壁上观，连专守防御也不如。
徐州退却后，由于专守防御思想作怪，蒋介石仓皇地搞了一个黄河决堤的大悲剧，不仅没能阻止日寇入侵，反使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遭受严重灾害，数十万人被淹。这一事实说明，蒋介石军事思想落后，对人民残忍无情。
武汉保卫战是蒋介石由投降日寇走向投靠英美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转折点。
武汉保卫战中，蒋介石仍未放弃向日寇投降的念头。及蒋介石发现英美帝国主义支持其反共，于是决心投靠英美，利用其与日本的矛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长沙大火后，汪精卫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公开投敌，蒋介石投降活动才有收敛，但还是始终未断投降、反共的念头。
由于上述指导思想作祟，武汉保卫战蒋介石的战略决策及战斗实施，都是消极的，都是照例专守防御，全不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企图在武汉近郊构筑水泥机枪掩体进行防御、由马当要塞至武汉外围，千里国土，一概放弃。以后陈诚决定把外围防御推进到幕阜山、大别山区，但还是进行一线一线抵抗的专守防御，还是采取一点一线地摆好，等敌进攻。从未争取局部战斗的一点主动。摆好的阵地一点被突破，于是全线撤退。这既不是专守防御，也不像持久抵抗，而是一种倒消耗战。
武汉战役和淞沪、南京战役一样，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因此，比较能反映蒋介石的军事思想。他只摆好架子让敌人攻，顶不住就退，退一线又顶。敌人不攻了，他也就看着不动(对峙)，这就是他的“持久战”思想。他也说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但从来不知利用空间与敌人旋磨打圈，主动打击敌人，消耗敌人。所以，愈战愈弱。以后虽然经过长期相持阶段，仍不能自振。
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是打长期的消耗战，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因此，“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连排长、战士都应知道的原则。但是，蒋介石却一无所知，硬要守一点，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其结果是失掉城池又折兵，常德、衡阳都是典型例子。可见，蒋介石专守防御，固守孤城是丧师的根源。也是士气不振的根源。
蒋介石事事独揽大权，表现在作战指挥上，便是他爱越级亲自干预指挥。像富池口战斗那样干，明明是白送掉部队的瞎指挥，事后却将师长李芳郴交军事法庭问罪。蒋介石好这样千里之外遥控指挥，干涉战斗部署。他根本不理解战略上应抓关键性的大事，“将能而君不御”的道理。不理解前线局势情况不是地图上所能说明的。而且，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他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了，军师长们也都知道执行他的命令，是要打败仗的。但是，如果不执行他的命令，出了乱子，又怕受军法审判。所以，有时明知不对头也只好执行。反正执行命令，败了好交代，免得自作主张担风险。蒋介石这样指挥，培养了蒋军这样的作风，也是吃败仗受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蒋介石在反共内战中军事上的致败因素
有人说：“蒋介石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从抗日战争的历次战役看，他外战外行无疑是千真万确的。但是，说他内战内行并不确切，只能说他好打内战，作战指挥并不内行。第五次“围剿”他侥幸地遇到了共产党内存在王明的“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才迫使红军退出根据地，进行了长征。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就露出了外行的马脚。他狂妄叫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一百万乌合之众。”然而，却事与愿违，他自己的五百余万军队在三年之内反而被共产党消灭了。原因何在呢?且不说政治上的因素，这是主要的。就从军事角度上看，他的指挥是非常拙劣的。他发动内战，全面进攻，不分主次，不计后患，四出争地，并保持之，于是进攻形不成重点，反而到处背上包袱，专守防御，备多力分，形成被动挨打局面。
以下分八个问题说明蒋介石在进行反革命内战中军事指挥上致败的原因：
(一)垄断受降到处伸手备多力分
1945年夏，希特勒被消灭，日寇已成釜底游鱼，国民党反动派就策划发动反共内战，首先是研究如何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壮大。他们认为：1.苏军进入东北，可扶植共产党军队壮大，因此，须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2.关内共军如缴获得日军装备就会壮大，因此须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为了阻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他们策划派部队由平汉、平绥两路进出北平、张家口。为了防止日寇投降后武器装备落入八路军、新四军手中，除策划不准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外，还计划暗中勾结日寇，令不向共产党军队缴械。以后全面内战的战略，许多都是这一罪恶阴谋的发展演进。
1945年9月9日何应钦在南京受降后，即秉承蒋介石的意旨，令冈村宁次不得向指定受降部队之外任何“非法武装组织”缴械。并指定一战区在郑州，二战区在太原，薛岳在徐州，王耀武在济南，李宗仁、孙连仲在北平，傅作义在包头受降，收缴日军武器装备。以后并由熊式辉、杜聿明往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主权。美蒋勾结空运、海运这些部队前往。并改任六战区司令孙连仲为十一战区司令，由郑州经平汉路北段去北平，一时蒋军海陆空并举，奔赴全国收缴日械，并要八路军、新四军“就原地驻防待命”，企图全部篡夺胜利果实。他们自以为得计，殊不知一拥而上，争夺城市，导致到处出击，到处守备城市，备多力分，转为被动，战略上也就伏下了败亡的因素。美蒋之所以这样干是以地缘观念，在地图上看，认为东北是战略要地必须争夺，结果主观愿望与客观实际相去甚远，战线太长，力不从心，东北兵力不足，不得不从关内抽调。而关内也到处要兵，挹注困难，搞得关内关外，顾此失彼。这些都是由于蒋介石战略上不顾全局，不能知己知彼，量力而行，到处要城要地造成的。
(二)不知己又不知彼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把计篇置于十三篇之首，主张庙算估计敌我双方胜败诸因素，以探索胜败公算的大小。他认为“多算胜，少算不胜”。可是蒋介石发动内战，完全违背这些原则。他的如意算盘，完全建立在主观愿望上，因而失败出乎意料以外的迅速。
1946年，蒋军向解放军中原军区全面进攻，并以保障首都安全为借口，在江苏南通至安徽来安间全线发动进攻。接着，胡宗南、阎锡山部向晋南进攻。8月，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9月徐州绥靖副主任吴奇伟指挥七十四军等部攻占淮阴。10月，傅作义部袭占张家口，蒋军全面进攻达到了最高潮。这时候，蒋介石错误估计形势，悍然召开了没有中共和民主同盟等其他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民代表大会。蒋介石、陈诚等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的军队。其实，经过苏北、定陶、晋南等战役，国民党军队士气颓丧，兵力对比的优势已逐渐下降。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不难看出，这样不知己不知彼地估计形势，指导战争，势必“每战必殆”。
蒋介石只看见自己有几十个美械装备师，有二百多架能用的美制飞机，并有收缴的大批日械，美国又可以源源接济的一面，而没有看见经过八年抗战，人民痛恨他发动内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以及蒋军腐败堕落，战斗力极弱的一面;他只看见解放区分散，八路军、新四军装备差，兵力劣势的一面，而看不见解放军为阶级利益而战，攻击精神旺盛，战略战术巧妙，长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一面。他更不懂得“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这一真理。他不特狂叫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就是接连失败后，还自认为是反共老手。
1948年睢杞战役后，在8月初开始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并不承认自己战略错误导致失败，而归罪于下级，“搞不赢共产党”(当然更不承认政治反动腐朽了)，这是何等可笑。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蒋介石轻于发动内战，企图“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一百万军队”，确是古今中外战史上不知己不知彼的典型。
(三)错误认为解放军无力“负隅”
在蒋介石的军事思想中，对“负隅”和“流窜”问题的看法，好像有他“独特”的见解，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1947年二三月间，他屡次在“国府纪念周”宣称：“历代图谋推翻政府的所谓革命，只有‘负隅’和‘流窜’两条途径。成功的多是‘负隅’，‘流窜’多归失败。而中共则没有力量‘负隅’，我要打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接着他就发动了对延安的进攻，妄图把共产党赶出陕甘宁边区。他认识到了历代农民战争不经营根据地多不能成功的道理，但他不懂得“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区，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这一原则。他以为只要夺取了延安，共产党就失去了“负隅”的根据地。所以，他进攻延安的战役指导仍然是以争夺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1947年3月19日，蒋军进入延安，他明明知道是解放军主动放弃的一座空城，却大肆宣传胜利。殊不知，解放军主力丝毫未损，并未退出陕北，这不是不能保持根据地。不特如此，还犯他经常不顾客观现实而以主观愿望来指导作战的老毛病，不侦察明白陕北解放军主力所在，便判定是退往绥德、米脂一带，并将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区。他一面指示胡宗南向米脂方向追击，压迫解放军渡河，一面叫第三厅计划转用兵力。殊知一星期后，在青化砭遭受解放军伏击(25日)，一个旅被歼灭得干干净净。随后在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战役中又损失惨重。他一厢情愿地以为共军不能“负隅”，将退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美梦破灭了。以后磨来磨去，损兵折将达十万人，最后，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狼狈地逃出陕北。蒋介石强调学习《曾胡治兵语录》，但对胡林翼说的“用兵之道……破敌为上策，得城池次之”并不理解。
有人说，蒋介石全面进攻解放区破产以后，他便从中吸取了教训。于是，集中兵力于山东和陕甘宁边区实行钳形的重点进攻。情况并非如此，据我所知，蒋介石进攻陕甘宁边区蓄谋已久。他之所以选定这个时候发动进攻，是想为国民党召开的三中全会撑持门面，借此以证明解放军不能“负隅”，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很有把握罢了。但他不懂得开辟新战场，实际是分散兵力，有碍重点形成的道理。蒋介石本人在战略上就根本还未着眼到重点进攻，更未想到钳形攻势。他进攻陕甘宁边区，初意也只是想压迫解放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以便转用兵力，但兵力转用何处也并无定见。至于重点进攻山东，那是以后才决定的。即使到那时，他也未着眼到钳形攻势。同时，陕北和山东相去甚远，也不可能发挥钳形攻势的作用。由此可见，蒋介石配合协调各战区的本领很差，很不高明。
(四)猬缩战法和过早转用兵力使山东重点进攻破产
蒋介石侵占延安以后，叫国防部第三厅拟定转用兵力方案。第三厅拟定了局部歼灭和主力决战两个方案。主力决战方案是举主力在山东寻华东野战军，或在豫北寻晋冀鲁豫野战军，或继续寻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蒋介石说：“我原来认为刘伯承有两手，现在看来陈毅也厉害。”他便决定举主力向山东进攻，希图获胜后向东北转用兵力。虽然，在西北战场上，蒋介石的几十万人马被共军拖住不能脱身，但他还是拼凑了九个军(或整编师)，以及炮、工兵共三十余万人，加入徐州陆总战斗序列，向鲁中进攻，企图将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聚歼于沂蒙山区。但在进攻坦埠的战斗中，蒋军畏首畏尾，彼此只顾自己，互不相顾，一遇解放军反击，各部都猬缩自保，致蒋介石的精锐部队，整七十四师在孟良崮被歼。蒋军一遇到不利情况即缩成一团的刺猬战法，就是受蒋介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思想指导的结果。他们都说，要站稳了再打。然而，蒋军官兵们不懂得，像这样一遇情况即缩成一团，互不相救，丧失主动的战法，恰恰是他们动辄被歼的原因之一。
孟良崮战役后，蒋介石亲自掌握华东战场的指挥，他重新纠集兵力，向南麻、悦庄进攻。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主力主动撤出南麻、悦庄，分向青驼寺、费县、滕县方向，大汶口、汶上方向及临朐方向转进。顾祝同急令张淦纵队及欧震兵团向青陀寺、垛庄追击。蒋介石进攻扑空，兼之晋冀鲁豫野战军乘虚渡过黄河，围歼蒋军在鲁西南的各军，并进军大别山。徐州陆总被迫转用兵力，山东重点进攻就完全破产。
蒋介石重点进攻的失败，在于未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过早向东北及大别山转用兵力。蒋介石集中优势兵力向山东重点进攻，但又不知在次要方面，放弃一些城镇，以节约兵力，及到各战场都感兵力不足，挹此注彼，捉襟见肘，蒋介石就不得不过早转用重点进攻之兵力。特别是由于解放军执行“转向敌人的内线打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的战略，进军大别山以后，迫使蒋介石回援其根本重地，“清剿大别山”，从而粉碎了他的重点进攻。接着，解放军陈谢兵团又向豫西进军，其他各地，解放军亦开始全面反攻。从此，蒋介石便由全面进攻，转为全面防御。由于蒋军本质腐败，士气低落，不能以攻为守，而蒋介石又不肯放弃城市和次要地域，于是只有由守线，逐渐转为困守孤城。这是被困，不是什么重点防御。《孙子》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在蒋介石这种错误战法指导下，故济南、洛阳、长春、锦州等地之蒋军都逃不脱覆灭的命运。
(五)蒋介石在辽沈拙劣指挥
辽沈战役，蒋军方面始终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因此，最能体现他的军事才能和军事思想。初，长春被围，全靠空投维持补给。蒋介石曾屡次电令长春部队突围，但回电都认为突围就会被歼灭。于是，他想出了从外面迎接，促长春突围的办法。派我去沈阳与卫立煌研究迎接长春突围方案。不料卫立煌等人不明白蒋介石的意图，却不肯干。总说东北被分割三起，在沈阳他们只有21个师(实有22个)，又要坚守沈阳又要出击，兵力不足。如果锦州兵力合在一起，还可考虑。几经与兵团司令、军长们商量，最后提出“放弃锦州，退守锦西机场及葫芦岛海港。以7个师驻守，抽出7个师由葫芦岛海运到营口登陆。待登陆部队到齐后，再由沈阳北上迎接长春突围”的方案。我携此方案回交蒋介石，他初先似乎首肯，次日却大骂“你们不用脑筋，锦州乃国际观瞻所系之地，哪能放弃?”于是，这个方案也就只好搁置下来，而此时济南又更紧张起来了。蒋介石注意力转到济南方面，长春解围就又拖延不决。9月12日，解放军进攻锦州，开始了辽沈战役，蒋介石怕锦州被共军占领，沈阳成为长春第二，乃令第三厅拟定解锦州之围的方案。第三厅拟定东北放弃沈阳，全力向围攻锦州的解放军进攻;华北放弃热河、烟台，集中五个军的兵力由葫芦岛向锦州合击的计划。但他飞沈阳指挥，允许卫立煌以8个师守沈阳，而只以14个师出击。到北平指挥又不集中5个军的兵力由葫芦岛北上进攻。在战役决战的关键时刻，他又回上海办理私事。15日锦州解放。
由沈阳、葫芦岛两路集中兵力解锦州之围的方案，纸上谈兵，仍可成立。问题是执行进攻的部队能否胜任，不可不察。也就是说要首先知己。事实上，此时东北蒋军士气低落，素质腐败，战斗力极弱。记得我8月去沈阳时，遇二〇七师旅长王启瑞，他曾对我说：“厅长，你的薪饷还不如我们这里一个连长吃两个缺空贪污两袋高粱米的价值高。东北贪污成风，官搞肥了，兵搞苦了，士气低落，一打仗非垮不可。”在他们看来，放弃沈阳就是妻离子散。地主资产阶级政府的反动军队，当然不可能有“奉命之日即忘其家”，破釜沉舟，死里求生的精神。所以蒋介石再压，他们也不愿放弃沈阳。如果真放弃沈阳的话，拖儿带女，日行十余里，一遇共军也会哭声震天乱成一团，遭歼无疑。即使家属由营口海运，由于士无斗志，情况也不会就好得多(以后黑山、大虎山之役就是明证)。以8个师守沈阳，14个师向锦州解危的折中方案，从一般战术原则看，分兵半守半攻，必定攻不能克，守亦不固。实为下策(上策攻，中策守)。但是死里求生，破釜沉舟，不特蒋军办不到，历代政府军都无此精神。而事实上沈阳守军，“攻”只是应付蒋介石的一种姿态。“守”才是真心。“进”只不过为了试探爬行，一遇情况，不待接触，就会立刻缩回。缩回是否能稳住阵脚，也很难说。但短时间内能守住沈阳的可能性仍尚存在。所以，蒋介石同意此案。这也是他苟延残喘保全面子之一法，还不算奇怪。最令人不解的，莫过于锦州已解放还催廖耀湘兵团继续向锦州进攻。由于士气低落，兵无斗志，再进必遭歼灭。故蒋一再催促，使这一兵团既不敢进，也不敢退，迟疑徘徊，从而失去了退回沈阳的时机，最后遭歼灭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蒋介石的这些拙劣表演，只能说明他军事素养低，指挥才能平庸。
从战略原则看(不是站在蒋介石立场)，由葫芦岛向塔山进攻的部队，必须有力勇猛而且及时，才能收分进合击之效。蒋介石平时为人悍狠，这次因怕伤傅作义感情，不调用十三军、三十五军，只由远处抽调烟台的三十七军充数，以致向塔山进攻不及时，而且无力，尤其他看不清这一战是蒋政权存亡关键，不知亲自在葫芦岛指挥，实为失策。这一事实说明，蒋介石在战略上抓不住主要矛盾。
辽沈战役后，林蔚曾对我说：“蒋介石颇失悔让美帝牵着鼻子出兵东北。”而我则认为，因蒋介石畏惧八路军壮大，故出兵东北是其本意。加之美帝怂恿帮助，这就更助长了他争夺东北的狂妄野心，自不量力，吞下这一苦果。众所周知，东北地域辽阔，又按壤苏联，要想接收主权，防止共军壮大，谈何容易。蒋介石仅7个军，二三十万人，岂能担此重任。以后，兵力不足，蒋介石逐次投入不足够的兵力(最后被消灭时共十四个军，先后消耗兵力估计近一百万)，企图挽回颓势。这样既拖虚了关内，又无补于关外，只能增加消耗，加速他失败的到来。
蒋介石不理解，“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兵力，而保存兵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的道理。他为了争地而全面进攻，但又惧怕丧失土地而处处把守。“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中、小城市守军被歼，城市解放。许多较大城市形成固守的孤点，兵力分散，握不成一个拳头，因此长居被动挨打的局面。东北14个军，44个师分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独立地区，坐以待毙，其原因盖出于此。
(六)蒋介石对淮海战役的指挥
淮海战役，蒋军始终企图把分散隔离的兵力集结起来，形成打击力量，挽回丧失了的主动。解放军则力图将其割裂歼灭，不许其集结汇合。解放军在碾庄截住并包围黄伯韬兵团，打乱了蒋军部署，使蒋军集中兵力的企图遭到第一次失败。而后，蒋军解碾庄之围不逞，抽调黄维兵团增援又被围于双堆集;徐州蒋军放弃徐州奔赴双堆集汇合黄维兵团又被围于青龙集陈官庄地域;李延年兵团由固镇解双堆集之围亦未能得逞。这样一来，蒋军企图打破共军的隔离割裂，集中兵力恢复主动的计划便一一破产了。故淮海战役又只得以蒋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淮海战役初期布局，是由何应钦在其“守江必守淮”的指导思想下策定的。虽不是蒋介石亲自决定，但也是经他同意的。中、后期蒋介石又亲自指挥。此时，他已被迫懂得放弃土地集结兵力(保存军力)的重要性，但过去顽固地保守城镇的思想仍影响初期战略的布局。至于稳扎稳打、专守防御思想则始终影响全战役。黄伯韬11月9日清晨由碾庄出发，进至曹八集遇解放军，立即缩回碾庄附近防御，就是一例。黄伯韬这一行动和8日第三绥区的何基沣、张克侠率部起义都是淮海战役的关键。否则，形势会不一样。
放弃徐州是蒋介石亲自裁决的，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也出于解放军意料之外。执行部队也较沈阳部队坚决。问题出在一个“慢”字上。携家带眷，车辆堵塞，是慢的根源。之所以车辆拥挤阻塞，交通秩序不好，又是由于蒋军机械化部队和徒步部队混合行动的组织欠佳的缘故。当然，这与蒋军这方面知识缺乏和时间仓促也有关系。至于携家带眷行军，则是蒋军腐败的表现，这就不能不从军队的阶级性上去找根源。历史上的太平天国革命，李秀成攻杭州回解天京之围，就因无此拖累而机动性大，故能甩掉清军，远程奔袭。蒋军放弃徐州，目的在奔赴双堆集解围，当然要秘密快速，使共军发觉迟，来不及拦阻或仓促拦阻，阻不住为好。即使牺牲侧方和后方战略掩护部队也不能停留，否则，不但不能奔解双堆集之围，自身反而陷于包围，反不如在徐州还能苟延残喘。蒋介石不明此理，得飞机报告说徐州部队过青龙集仍向西南方向急进。就误听人言，认为徐州出来的部队一意溃逃，乃用飞机投亲笔信，说：“一意逃走，将又居被动，望停奔逃，全力作战。”而此时，时间就是生命，蒋介石不但不令战略掩护部队竭尽全力掩护，而主力直奔双堆集，反而令部队停止前进。这样当然陷杜聿明集团于包围而使淮海战役整个失败(当然杜聿明违背蒋介石令与黄维会合的指示，一意逃跑，是失败的主因)。
(七)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中蒋介石的战略企图
平津战役和渡江战役，蒋介石都未插手直接指挥，但他的战略企图仍得到贯彻。
傅作义成立三个美械军，放弃绥远、张家口，最后放弃北平，只守津、沽，保持海口，以维持长期补给的决策，蒋介石回南京，完全同意。但这一战略决策，并未实施。1948年12月21日解放军将傅作义各部割裂，截断于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绥远等处，顷刻之间，蒋军平津战役的失败，就成了定局。这固然是由于傅作义迟疑不决，但更主要是他判断解放军不会来得这样快。他企图各个击破，解新保安的围，也是这一错误判断的结果。因这不属于蒋介石军事思想范畴，不加评论。
渡江战役，蒋已引退回浙江老家，未直接插手。但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是按他的意旨行事的。1948年12月底，我离开第三厅时，林蔚曾私下对我说，江防配备的重点，蒋总裁的意思是要配置在扬中以南地区。原来，他认为南京段江防不可能巩固，预定退守上海，依既设的坚固阵地进行防御，保持海口，维持持久补给。这个企图与平津战役要傅作义退守津沽，保持海口如出一辙。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解放军空海军不能威胁海港，而他却可以依赖美帝“海空优势”维持海上交通，进行源源不断的补给。这样保持一个滩头阵地，近可以牵制解放军，远可以有利于他由台湾反攻大陆。这完全是由蒋介石的半殖民地买办政权的性质和他一心依赖美国所决定的。他悍然发动内战，是由于依一赖美帝。他见地就争，到处伸手，全面进攻，不着眼战略全局，也是出于视美帝无敌于天下而死心塌地依赖他。依赖导致软弱，不知自强。这也就注定了他必然灭亡的命运。
(八)蒋介石在西南战役的拙劣指挥
1949年，蒋介石到西南指挥，又是一次拙劣表演。这时候，他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已一败涂地，失尽民心。但他还妄想负隅西南，实在是太不度德量力了。因为任何稍明事理的人，处在他的境地，都会让李宗仁去唱这一折倒霉的扫台戏。然而，他却偏要把李宗仁挤走，自我暴露出许多劣迹和不光彩的形象来。
他来到重庆，各界表情冷淡。只有少数青红帮分子为其捧场。这样可怜的社会基础还能负隅自固吗?但他却认为这些社会渣滓是一支可依靠的力量，根本不察民心向背，妄图侥幸万一，不知己彼，至于此极。
蒋介石在重庆曾于1949年10月间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但这次会议的敌情判断(共军主力由陕入川)、战略决策(调罗广文三个军赴绵阳)都不符客观情况，因而铸成大错，带来致命的后果。因为当时国民党在西南的兵力，除胡宗南约20万人未残破外，其余如云南的李弥兵团，贵州的何绍周兵团，川湘鄂边防司令宋希濂所部，四川的罗广文兵团，四十四军和我所在的七十二军都是重建部队，战斗力弱。户汉，刘文辉、邓锡侯等地方部队，战斗力更弱。这些残兵败将，已成惊弓之鸟，树倒猢狲散，更是意料中事。况蒋介石提出的方案又是利用大巴山、武陵山等山地专守防御。川黔两省东、北正面数千里，到处都可突破，一点突破就会满盘皆输。而且此时蒋军处内线作战地位，他又全无内线作战的企图和安排，只知一线一线地堵。这样的内线作战，没有不失败的。以后，战役指挥又违背原则，拙劣不堪，瓦解当然非常快。
11月，解放军进入贵州，蒋介石才判明解放军主攻方向。却又错误地慌忙调罗广文的三个军进入贵州拦阻。这些新建部队，数千里往返已疲于奔命，加之仓卒布防，正面宽广，前面失败的部队又崩山一般垮了下来，哪里还站得住脚。所以上去的部队便不战而溃了。宋希濂部也由酉阳、秀山方面后撤，企图退入雷(波)、马(边)、屏(山)地区打游击。蒋介石的西南前沿防御就崩溃了。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又企图守重庆。罗广文兵团退下来已大都溃散，不能继续守城，宋希濂不接收电报失去掌握。蒋介石乃急忙令车运胡宗南的第一军赴重庆，并又忙调守备新津机场的七十二军所辖一〇四师赴江津对岸白沙一带设防，以防止解放军渡江。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瞎指挥，胡宗南的第一军尚未完全运到重庆，重庆便被解放了，第一军也就就此崩溃。同时，运送部队的返空汽车又堵塞了埤木镇沱江渡口，从而又妨碍重庆各军向成都退却。他把罗广文兵团和第一军等部队拖垮，真是指挥拙劣、无肘空观念。
重庆解放，蒋介石飞成都，企图沿沱江、长江，配战略前哨，掩护主力在成都附近集结，最后背城一战。但由于七十二军等江防部队起义，成都附近也纷纷起义，云南部队起义，胡宗南部夺路向西昌逃走不逞，至此，蒋介石的军队在大陆全部溃灭了。蒋介石眼见赌本输光，不得不灰溜溜地向中央军校(此时在成都)二十三期的学生们宣布：“我失败了，你们走吧!”
解放大西南时，估计蒋军还有六十万人以上，蒋介石已使出看家本领——金钱收买。他从台湾空运了大量的金条银元到重庆分发到各部队。11月27日，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还打电话到泸州，叫我派车去白市驿机场，尽量运飞机来不及运走的银元。这时候，人们要钱也要命，士气终归不振。
蒋介石还在解放大西南时，大量发动哥老会组织反共武装，但这也只能起到骚扰人民的作用，而无补于他的失败。
蒋介石的这些拙劣表演，人民是欢迎的。他军事才能平庸，国家、人民遭受的灾难较小，这是好事。蒋介石外战外行，内战也外行。只不过他顽固反共，好打内战而已。
六、蒋介石建军练兵是承袭封建衣钵和照搬外国的大杂烩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由于工业基础薄弱，兵工毫无基础，蒋介石只得用从外国买来的落后兵器，从事内战。所以军事上从兵工、战术、军制、军事教育等，一概依赖外国，抄袭外国。在广东时，只有一个石井兵工厂，造步枪。以后，他的势力扩展到长江流域。其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等也只能造步枪和低质量的重机枪(如三十节式)。抗战前，兵工署的巩县兵工厂等也只能造“中正式”步枪和捷克式轻机枪，六〇和八二迫击炮。金陵兵工厂得英国马克沁重机枪样板后，能造马克沁重机枪、一句话，只能造步兵轻重兵器。当时，阎锡山的太原兵工厂能造七五山野炮，张学良的沈阳兵工厂能造七五山野炮，也能造少量十五榴重炮。但是，蒋介石的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却有他的一套洋奴哲学，说阎、张所造的炮，弹道不稳定，精确度差，因而始终不肯自力更生造炮。一定要等弄到外国火炮样板后才造。所以，在广东时，蒋介石使用的武器，是靠苏联援助的在远东共和国收缴的日本武器。以后，重兵器一直靠购买，充当外国军火商的买办。他推销过意大利和美国的飞机、英国的坦克。他用购买的德国枪炮建立教导第一、第二、第三师，教导总队和炮兵第二旅，重炮兵第十团、十四团。抗战后，蒋介石全力投靠美国，大量购买、租借美国飞机、坦克、大炮和英美兵舰及其他军事装备。
蒋介石军制初先抄袭日本，以后又抄袭德国、美国。抗战前仿日本以师为战略单位，抗战中改以军为战略单位。他设立参谋本部、训练总监部和军政部的制度是抄袭日本的。成立国防部则抄袭于美国。
他成立铨叙厅，照抄日本人事制度，但由于他用人唯亲，只搬来了一些人事法规。委任军、师长他都要接见，并通过看仪表(夹杂点麻衣相术)，看资历(黄埔期别)，看学历(黄埔加陆大最吃香，以后还看是否留过学)，看关系(是否复兴社、浙江人等等)来决定。
兵役制度照抄日本，实行征兵制，设师管区、团管区。兵役机构庞大到一百余万人，扰民而无实际效果。
军事教育是学日本、学德国、学美国的。照搬日本的《战斗纲要》、《步兵操典》和其他兵种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德国的《军队指挥与战斗》、《军队指挥》及美国的一些军事教程。请过日本、德国、法国、苏联、美国的军事顾问。战术思想、战斗法则都莫衷一是。
总之，蒋介石建设军队，带兵、练兵、用兵那一套，是既承袭了中国封建军事思想，又照抄外国的军事制度、军事条令而混合起来的大杂烩。就是他照抄外国也是生搬硬套，不变更形式和内容。因此，他的军事思想水平实际上还在这个水平之下。
（本文摘自《郭汝瑰回忆录》附录四——我对蒋介石军事思想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