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不会可以学习，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这是开国大将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时的誓言，他虽然没有当一辈子公安部长，但在公安部长任上确实是个出色的部长，一个人民的好警察。
谁来当公安部长合适？毛泽东直接点将罗瑞卿，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
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成立，谁来当部长合适？毛泽东直接点将罗瑞卿，与周恩来的意见不谋而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开国部长共22人，仅罗瑞卿一人是将军部长。
毛泽东对罗瑞卿的经历是十分熟悉的。1906年5月31日，罗瑞卿出生在四川省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支队党代表、纵队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委、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早在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罗瑞卿就担任了大会的安保警卫工作。1933年，担任了红1军团保卫局的局长。长征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基本上与红1军团在一起，罗瑞卿负责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保卫工作，几乎寸步不离。整个红军长征过程中，保卫工作没有出现任何差错，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的赞赏。西安事变时，罗瑞卿又圆满完成了中共代表的保卫任务。他在保卫方面的出色才干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都认为罗瑞卿是公安部长最佳人选。
当时，罗瑞卿担任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19兵团政委。在攻克太原后，华北军区的第18兵团、第19兵团，划入了第一野战军序列，罗瑞卿即将担任西北军区副政委。1949年5月中旬，就在罗瑞卿准备跟随大军西征的时候，毛泽东来电报请“罗瑞卿赴京一叙”。到了北京，周恩来与他谈话：“快要建国了，毛主席点的将，让你出任公安部长。”
罗瑞卿说：“现在形势很好，仗也打熟了，叫我做公安工作，我不太会做，不如叫我去打仗。”
周恩来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不要很长时间了。旧的国家机器打掉了，就要建设新的。公安部是管家的，很重要。”
罗瑞卿立刻想到了另一位将领，表示：“公安部部长还是请李克农来当好，他比我熟悉。”
周恩来则表示：“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就这样定了。今晚毛主席要见你，就不要再提打仗了。”罗瑞卿为何推荐李克农呢？因为从20年代到40年代，李克农一直负责情报工作，他认为李克农更合适。
在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与罗瑞卿会面。毛泽东开门见山：“听说你不愿意到公安部工作？还要去打仗？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还去打仗，那行吗？”
罗瑞卿表示：“我真想随大军打向西北、西南，亲眼看见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大地。我是不太愿意再做公安保卫工作，可是党让我做，我决心当一辈子人民警察！我向毛主席表示，不会可以学习，可以请李克农帮助，一定要把党交给的公安保卫工作做好。”毛泽东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就这样，罗瑞卿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同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随后，又兼任了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9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改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1954年9月，又改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罗瑞卿整整担任了10年公安部长。
周恩来形象比喻：“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1949年10月5日至11月1日，罗瑞卿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接见了与会人员，并作了重要指示，朱德总司令作了报告。周恩来说：“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军队是备而不用，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在这之前的7月6日，中央军委正式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罗瑞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军队和地方抽调干部，组建班子。天安门东南侧的一片英国兵营成为公安部的大本营。经过军委批准，公安部规划为六局一厅，一局（政治保卫）、二局（经济保卫）、三局（治安行政）、四局（边防保卫）、五局（武装保卫）、六局（人事）和办公厅，以及中央公安干部学校、监狱和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央纵队。
罗瑞卿在抗大时的留影。
当时，周恩来指示将华北社会部的全部和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和人员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本力量，并从各个野战军调来一批领导干部。公安部机关建立后，全国各地区公安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也已经基本配齐，但中下级干部短缺严重。罗瑞卿给毛泽东写报告，说除我们自己应努力培养外，必须依靠军队输送一批中下级干部，作为建设全国公安工作的骨干。罗瑞卿还给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了报告，要求从华北军政大学调一批知识分子来公安部做参谋工作。后来，大批军队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的到来，为公安部的队伍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治安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党中央和北京市的安全，罗瑞卿率先组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中央纵队。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人民解放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罗瑞卿任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原华北野战军第20兵团机关的基础上，抽调公安中央纵队部分干部，于11月8日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司令部。1951年9月，中国人民公安部队全称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共组成正规公安部队20个师又23个团，共18万余人。
罗瑞卿在公安部队学员毕业典礼大会上讲话。
此后，全国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都统一整编为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总定额近54万人，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解放军陆军、海军、空军、防空军、公安军五大军种之一。1955年7月18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就在这一年，罗瑞卿被授予大将军衔，成为共和国公安部的大将部长。
毛泽东信任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罗瑞卿大个子，身高1.82米，毛泽东曾多次幽默地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民党特务机构更加紧策划对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暗害，重要的民主人士也被列入暗杀名单，并开出高价“杀一部长级干部奖励十条黄金”。
1949年10月，周恩来就叮嘱罗瑞卿要严密注意，并防范敌人的暗害阴谋：“穷凶极恶的敌人，别的他们不能做，对暗杀，他们是能搞的。现在我们损失不得，都是党几十年培养出来的干部。”毛泽东也提醒说，各种困难都要估计到，基洛夫、列宁被刺的事也可能有，但是要力争避免。
中央领导机关迁入北平后，社会情况更加复杂。罗瑞卿领导组建了警卫局和中央警卫团，规定其任务是以警卫中南海、毛泽东、党中央书记处、军委为重点，兼管中央级的机关及主要人员的警卫，既要保证首长的绝对安全，又要便于首长联系群众，基本要求是内紧外松。
为做好警卫工作，保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绝对安全，罗瑞卿耗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亲临现场部署。每逢党和国家召开重要会议，他常常通宵达旦工作。每当毛泽东离京外出或在北京参加社会活动，罗瑞卿总是亲自部署警卫工作，大部分时间是亲自陪同。
1964年全军大比武中，罗瑞卿向毛泽东介绍国产半自动步枪。
罗瑞卿上任之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正常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敌对势力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不断谋划暗杀和各种破坏活动，恶性案件时有发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敌对势力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起来了，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暗地里委任了各路司令和大批的主席、专员、县长，潜伏的敌人也企图里应外合，准备美军到达后“接收”政权。他们在各地制造谣言，破坏交通，抢劫财物，焚烧仓库，杀害干部。统计资料显示，1950年，竟有4万名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杀害。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一次研究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面对这些敌情，毛泽东问罗瑞卿，准备怎么办？他答道：“现在反革命分子活动十分猖獗，人民批评我们宽大无边，要求我们镇压反革命。”毛泽东点点头说：“我赞成你们的意见。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毛泽东让彭真、罗瑞卿等连夜起草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指示。10月10日凌晨2时，指示草稿呈送毛泽东，只字未改，当日下发执行。重点打击了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五类反动势力，粉碎他们的复辟阴谋。
罗瑞卿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提出“我们要组织一个与隐蔽敌人作斗争的队伍”，“必须大力加强侦察工作，加强秘密的打入敌人内部的工作，加强秘密的专案侦察工作”。20世纪50年代，公安机关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多种方法，对在大陆周边地区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的动向，特别是重大行动的动向，能够大体掌握，及时防范，因而粉碎了一个又一个的暗害阴谋。
罗瑞卿对于图谋暗害的重要案件都是亲自处理，部署战斗，将企图到广州谋害叶剑英的赵一帆，企图利用旧关系伺机混入中央机关内部暗害中央领导人的高元龙，妄图在上海暗杀陈毅的刘金德等国民党杀手，一一侦破擒获。
1954年，台湾保密局和在台美国特务布置行动，特务段云鹏再次从台湾潜入北京，利用他熟悉中南海的地形和社会关系，企图行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段云鹏自幼习武，解放前曾是平津一带有名的飞贼，北平解放前夕，他在劝说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前北平市长何思源家里安放定时炸弹，炸死何家一个女儿，何思源夫妇受重伤。1949年8月至1950年10月，他曾三次潜入京津地区，发展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和情报暗杀团，策划了北京火药库爆炸案和天津无轨电车爆炸案。京、津两市公安局进行了大量调查，逐步清除了他的爪牙。
1954年6月，段云鹏进入香港。罗瑞卿得悉后，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一个样子看看嘛！”于是，罗瑞卿指示必须严密布防，妥设圈套，将段匪诱而歼之。9月，段云鹏在一次偷渡失败后，放弃了再次偷渡的打算，在公安部门“内线”的诱导下，完全按照为其设计的线路潜入广州，落入圈套被擒。
50年代中期，台湾特务机关在美国间谍机关的支持下，训练了数以百计的行动者，制定了各式各样的爆破计划，准备在“五一”“十一”等节日到处搞破坏。罗瑞卿得悉后立即下令：“炸弹不准过韶关！”陆续运入大陆的定时炸弹和纵火器等400余件被起获，行动特务600余人，或被捕获，或投案自首。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蒋特务机关为了搜集情报，不断空投武装特务。罗瑞卿向毛泽东写了报告，1952年12月毛泽东复信：“可能空降特务的山区，设立武装便衣侦察据点，专门对付敌人空降特务，没有事生产和学习，有事报信捉特务。”罗瑞卿立即部署反空降特务的斗争。公安部队在长白山、大小兴安岭、武夷山、天目山、十万大山、瑶山、大巴山、秦岭、川西北等地区，建立了154个武装便衣据点，发动民兵和群众，发现空降特务后，村村鸣锣报警，层层包围追捕，出动人员成千上万，包围圈达100余里，美蒋空降特务一落地就陷入人民战争的天罗地网，随降随歼。抗美援朝，公安部队还赴朝鲜执行了抗美援朝作战中的后方警卫任务，包括维持战地和后方治安、看押俘虏和警卫板门店谈判等。
据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透露：公安部队在罗瑞卿领导的十年间，协同有关方面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和武装叛乱340起；建国初期配合国防军剿匪220万人，50年代末基本肃清国内残匪；捕歼、击沉、击伤和缴获敌船58艘，击落、击伤敌机4架。
毛泽东震怒：“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娼妓的存在是旧中国城市中社会丑恶现象之一，罗瑞卿在铲除这个毒瘤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赶考”进北平的毛泽东对新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说：“新中国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毛泽东要求取缔妓院不仅因为妓女是社会底层的受害者，妓院是黑社会的聚集地，败坏社会风气，还因为嫖娼带来性病传播，使性瘟疫危害社会。据有关资料统计，旧社会中国妓女已多达2000万人，其中职业妓女就有400多万。
毛泽东向罗瑞卿当面交代要取缔妓院，罗瑞卿当即表示要将北平的妓院全部关掉。接着，罗瑞卿迅速草拟了关闭妓院的议案，并成立了由他亲任总指挥的取缔妓院指挥部。
1949年11月12日，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集体办公会议上说，妓院是藏污纳垢、压迫妇女、损害社会健康的地方。妓院老板是城市的封建势力。“为了彻底消灭城市封建势力，解放妇女，建立一个健康的新社会，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并依法惩办那些罪大恶极或有血债的妓院老板。”会上起草了向市人代会呈送的议案。
罗瑞卿在公安部会议上讲话。
1949年11月21日晚上，北京市封闭妓院开始统一行动。出发前，公安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向行动组成员强调六条纪律。20时整，2400余名干警、27个行动小组、37部汽车，扑向5个城区及东郊、西郊的妓院。次日凌晨5时许，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
取缔妓院，镇压罪大恶极的妓院老板，解放改造妓女，废除千年娼妓制度，赢得社会各阶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普遍赞扬。当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封闭妓院的决议，报道了封闭妓院的经过，发表了《解放妓女》的短评。
此后，这种封闭妓院的北京方式被其他城市所效仿。继北京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均相继开展了行动。当时妓院最多的城市是上海。1951年3月，罗瑞卿到上海视察工作，微服察访仍在社会黑势力控制下的“大世界”。当他看到每层楼站满了由老鸨看管的妓女后，激愤地说：“这些老鸨吸血鬼、这些流氓恶霸，统统要消灭掉。我们要从这些坏蛋手里解放那些不幸的人。”
1952年4月至9月，上海市公安局在民政等部门配合下，采取多次行动查封妓院、取缔娼妓，并将“大世界”改造成健康的人民乐园。到1953年，千百年来吃人的娼妓制度在大陆被埋葬，解救了成千上万沉沦苦海的妇女。人民群众说：“旧社会把人变成了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新中国成立很短的时间内，共产党就使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娼妓制度绝迹。对此，一位西方记者不信，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恩来幽默地回答：“有！”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罗瑞卿发怒：“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罗瑞卿在当公安部长期间，语重心长地说，人民警察同解放军一样，应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这是区别于旧警察的重要标志。他说：“我们必须反对侵犯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国民党作风。不准坐霸王车、吃霸王饭、看霸王戏！”
罗瑞卿儿子罗箭介绍说，人民警察的称呼，其实是罗瑞卿最早提出的。当时是他向毛主席建议的名字，这也是为了和旧社会的警察有所区别。
有一天，罗瑞卿从公安部大楼步行到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号的住处。这时发现一个警察在维持交通秩序时态度粗暴。一个小贩推着车占道卖菜妨碍交通了。警察态度不太好，就和小贩争吵起来。后来，警察将小贩的推车掀翻。我父亲就过去教育批评他。警察说你是谁，你管得着么。秘书就告诉他这是公安部的罗部长，警察吓坏了，说以后一定认真改正执法态度。
罗瑞卿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应该做人民警察。”“包括执法之前先敬礼，都是从那个时候传下来的。”罗箭说。
1952年8月，合肥市一侦缉队员买不到戏票，便将售票人带进公安局，戏开演时又伙同多名公安人员大吵大闹抢占座位。剧团负责人打电话给公安局，副局长竟说剧团看不起公安局，随后又以查户口为名将剧团6人扣押多时。罗瑞卿得悉后立即指示：合肥市公安局副局长应撤职，安徽省公安厅长、合肥市公安局长应作公开检讨，合肥市公安局的违法乱纪和国民党旧警察作风必须彻底整顿。
罗瑞卿又对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民警纪律作了检查，又发现了一些白吃、白看、白拿的典型事例。为了纠正这些旧警察作风，罗瑞卿指示公安部起草了《关于禁止公安工作人员看白戏或利用职权随便出入文化娱乐场所的规定》等文件。
为了搞好警民关系，罗瑞卿提出，要学习解放军。1958年8月，全国公安会议讨论通过了由他修改的“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并规定每年年终或春节期间的一个月作为公安人员的爱民月，公安机关要征求群众的批评意见，要检查一年的守纪情况。
罗瑞卿在发表讲话。
罗瑞卿认为，要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必须从基层抓起。1957年至1958年，他曾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南宁、杭州等城市的十几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罗瑞卿传》记载：1957年4月10日下午，罗瑞卿来到曾家岩派出所。派出所驻地是一座两层楼。走到楼梯口，见迎面挂了一块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罗瑞卿问：“我能不能上楼？”陪同的干警尴尬地连说“可以，可以”。上楼后，罗瑞卿对派出所的干警们说：“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这种牌子对坏人不起作用，对好人则印象不好。派出所要密切联系群众，这牌子一挂，还怎么联系群众？”他问一位民警：“你下户口段，老百姓叫你什么呀！”“叫段长。”罗瑞卿摇摇头说：“叫段长可没有叫你老张、老王、小刘、小李亲切。这表示群众还没有把你们看成是自己人。同志，你们要警惕呀！”
1958年3月，罗瑞卿来到上海青海路派出所。当所长汇报到群众给派出所提出一些批评意见时，罗瑞卿说：“群众敢于批评我们说明他们信任我们，这是好事情。要是群众不敢批评我们，那就坏了，那就要犯错误的。”罗瑞卿深有感触地说，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
宋德贵，老红军，1936年入党，战争年代出生入死，身上留下七八处伤疤，1950年调任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当时为副厅级)。然而进城后追求腐化享受，贪污、盗窃国家资产达9亿元（旧币）。罗瑞卿毫不手软，通过法律程序将其判处死刑。罗瑞卿在1952年1月16日公安部的斗争大会上说：“我们内部如果有很多像宋德贵等这样的共产党员，还得了吗？如果这样，我们就有亡党的危险。”
在罗瑞卿的严格要求下，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从未有的良好治安秩序和社会风气。
罗瑞卿任十年公安部长，基本实现了他上任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流氓地痞、恶霸盗匪、烟馆赌场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在北京四郊有“东霸天”“西霸天”“南霸天”“北霸天”，还有“四亭”“十二爷”等等。罗瑞卿也铁拳出击，严厉打击。
首先采取的措施是进行反动党团骨干限期登记。罗瑞卿说，“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宪兵等采取限期登记自首的政策，在于解散反动组织，禁止他们的反动活动”。他严格强调政策界限，反动党团骨干只登记区分部委员以上，以免打击面过宽；对服从登记、坦白罪恶，交出名单、武器、通讯器材的，一般不予逮捕；对抗拒登记或登记后继续从事反动活动者，则逮捕管训，以“教育多数，打击少数”。罗瑞卿当时兼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北京的登记工作进行了3个月，反动党团特组织基本上被摧毁。
罗瑞卿（右一）陪同并保卫毛泽东回韶山。
接着是严厉打击城市盗匪。北京、上海等13个大城市至1950年6月，共缉捕盗匪5477名，盗匪案件急剧下降。到1950年底，大城市盗匪活动已基本消灭。
罗瑞卿还指示从严打击流氓阿飞活动。北京市解放初期，有“三星团”“攮子队”等团伙，经常身带木棒、匕首出没于天安门、西单、西四等地，打群架、调戏妇女。还有所谓“搂包”“锣车”“猴车”等封建行会性质的团伙，或独霸车站客运，敲诈勒索，聚众行凶。各地对流氓的打击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赞扬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
1959年，罗瑞卿任公安部长已经10年，成绩卓著。他开创了国家的公安和国家安全事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内就形成国家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基本实现了他上任目标：“路不拾遗，夜不闭户”。9月18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任命罗瑞卿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离开了公安战线。
在主持公安队伍最后一次会议时，罗瑞卿表示：“今年是建国10周年，我搞公安工作也搞了10年。10年斗争的成果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其次应当归功于人民群众。从我们公安系统来讲，功劳首先是同志们的、大家的，我个人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
1965年罗瑞卿遭到残酷政治迫害，“文革”中又雪上加霜，造成下肢残疾。1975年8月，罗瑞卿被平反恢复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77年8月，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常委和秘书长。1978年8月3日病逝。
参考文献：
1、《罗瑞卿传》作者：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 来源：当代中国出版社
2、《新中国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作者：舒云 来源：2014年第5期《党史博览》杂志
3、《长子罗箭回忆父亲：“打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者:周海滨、付宝、滕达整理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09年11月27日《人民网》
4、《捍卫真理矢志不渝──罗瑞卿从复出到辞世》作者：黄瑶 来源：1995年第3期《炎黄春秋》杂志
5、《罗瑞卿：磨难虽多心无瑕》作者：崔向华 来源：2006年《军事历史》杂志
6、《严于律己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严惩公安腐败分子始末》作者：辛闻 来源: 2014年3月28日《河南法制报》
7、《1950年周恩来罗瑞卿侦破中南海外特大爆炸案》作者：吕春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