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秋收起义军和南昌起义军余部在井冈山创立的红四军，因为以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人称“朱毛红军”，以后发展为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主力红军之一，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表率。井冈山会师前的朱德所部和秋收起义军就分别以“工农革命军”为旗帜，以后也始终保持着“工农革命军”的本色。这主要是因为有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和中共的组织领导。如果具体深究，朱毛红军中的工人阶级成分基本来自安源，安源路矿工人在保证中共对红军的领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往研究安源工人运动的论著主要反映工运本身，关于安源工运、安源工人在以朱毛红军为核心的人民军队的创建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尚缺乏系统研究。一是现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对秋收起义发动时安源路矿工人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研究，对秋收起义军主力第一团和第三团吸收大量安源工人的史实关注不够，而且没有将未组建成的第四团视为秋收起义军的一部分，更鲜有全面还原安源工人参与新型人民军队建设历程的作品。二是只关注到安源工人和安源党组织对朱毛红军的兵力补充、物资输送等具体贡献，鲜有针对工人成分增加在以无产阶级思想引领人民军队建设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研究。三是鲜有以安源工人参与朱毛红军为例，分析人民军队中工人阶级成分增加的利弊、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朱毛红军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过程中，如何抵制片面强调工人阶级成分，进而找到实现中共和无产阶级思想对军队的领导、保证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正确做法。四是存在一些史实、概念的混淆和错乱。这四点正是本文力求补正和创新之处。
一、安源工人与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朱毛红军的主力有两支，一是参加秋收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二是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这两支队伍均源自叶挺独立团。
安源路矿与中共领导的军队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发生以后。安源党组织派出千人以上的工运骨干到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开国中将谭希林就是在此时由安源来到广州的。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被分到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以后又辗转参加了井冈山的斗争。11月，中共广东区委组建叶挺独立团，当时在区委组织部担任秘书的饶卫华回忆，周恩来“从铁甲车队、黄埔军校毕业生、安源煤矿工人和农民运动干部中选派优秀共产党员到独立团当骨干”。开国少将袁也烈回忆，叶挺担任独立团的前身——第三十四团团长后，“把原来的官兵都遣散了，重新在湖南、广西两省招收农民，还由各地工厂、矿山的党组织介绍部分工人作为兵员的基本成分”。安源矿工刘桂山回忆，1926年农历二月初八，安源党组织安排他和120多名矿工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在这之前还去了四五批。开国中将韩伟回忆，他1925年底经中共广州市委书记莫青（疑是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穆青——笔者注）介绍，到叶挺独立团做战士，后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6年6月，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进军至邻近安源的攸县和醴陵地区，中共安源地委组织工人破坏队、侦探队、运输队、慰问队、救护队等参军参战。9月，独立团和其他北伐军部队围攻武昌城，久攻不下。据团参谋长周士第回忆，为减少伤亡，就从安源动员了几十名矿工在通湘门车站附近帮助挖坑道，逐步抵近城池。在城内敌军派出敢死队企图破坏坑道的危急时刻，工人们拿起枪与独立团战士一起投入反击。周士第感叹道：“安源工人此次同独立团并肩作战，表现很勇敢，很有纪律性、组织性，真是拿镐是劈开大地的劳动英雄，拿枪是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后来有一部分安源工人参加了独立团。”此后，不断有安源工人参加叶挺独立团。开国中将唐延杰回忆，1926年冬，他被安源党组织派到武汉，经中央军委聂荣臻亲自介绍到叶挺独立团，在第二营第八连第二班当兵，从此开始了军人生涯。
叶挺独立团对后来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后，北伐军进行扩编，叶挺独立团被扩充分编为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叶挺任副师长，实际主持工作）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其中第二十五师的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团都有叶挺独立团的骨干，特别是第七十三团保留叶挺独立团的底子最多，也是中共党员最多的一个团，可以说是独立团的“正身”。
第二十五师作为主力之一参加了南昌起义。在三河坝分兵后，该师划归时任第九军副军长的朱德指挥。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朱德把撤守三河坝的部队在大余整编为一个纵队，“七十三团编为第一路，第九军编为第二路，七十四团编为第三路，七十五团编为第四路”。纵队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南昌起义军南下途中担任第七十三团政治指导员的陈毅任政治指导员，原第七十四团参谋长王尔琢任参谋长。1928年1月，朱德率领这支部队发动湘南暴动，吸收了8000多人的湘南农军，后辗转于4月下旬抵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军会师，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一个月后改称红四军）。这支融入安源工人血脉，经过北伐、南昌起义和湘南暴动洗礼的光荣部队，被编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在以后的斗争岁月中，始终是朱毛红军的主力之一。
二、安源工人与秋收起义军
安源路矿工人成批次汇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的情况，前后共有两次。一批参加了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另一批则作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主力，参加了秋收起义。
作为安源工人运动的播火人，毛泽东熟知安源工人的战斗力和组织状况。早在1927年初，他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就曾翻过衡山去衡阳，在与夏明翰、陈佑魁等交流开展农运意见时表示，一旦形势右转，自己就带安源工人到江西搞游击去。马日事变后，安源矿工在湖南省总工会和省农协组织下，与各地农军一同参加了围攻长沙的斗争。围城失败后，湖南的反动军阀在6月初对安源工人进行报复性镇压，刘昌炎、周怀德等党、团、工会领导人牺牲。危急时刻，在蔡和森与毛泽东的一再要求下，中共中央于6月7日和24日两度讨论改组湖南省委问题，先后决定由毛泽东出任临时省委书记、省委书记。毛泽东因此有机会于6月下旬短暂地回到湖南，进行应变部署。临行前，他请中央选派一位懂军事的同志一道前往，中央选派了湖北农民自卫军负责人蔡以忱。毛泽东在湖南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根据毛泽东和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为保存精干，中共安源市委改造矿警队，派了许多党、团员和工会骨干到队任职，实际控制了矿警队。中共湖南省委7月23日给毛泽东并转中央的报告称，“安源可借矿警局练兵二百名，而一两股兵力可以上山”。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正在组织第二次北伐，叶挺由第二十五师副师长转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并兼任武汉卫戍司令。他奉命组建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以增强保卫武汉的兵力。中共决心将警卫团组建为党领导下的军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杨立三作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的新兵招募委员来到安源，顺利地招募了100多名矿工，组成一个连，成为警卫团新兵营的一部分，后来新兵营被编为警卫团第三营。秋收起义前夕，该营与警卫团的第一、第二营，连同平江农军，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参加了起义。
秋收起义军第二团则是由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萍乡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建而成的。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奉命组织包括安源在内的湘赣边界七个县的秋收起义。安源路矿的党、团、工会在蔡以忱领导下修造枪支，制造土炸弹，集结队伍，积极筹备。与此同时，萍乡、衡山白果的农军和王新亚率领的安福、莲花、永新等地的农军齐聚安源。8月31日，毛泽东告别在长沙板仓的妻儿，经株洲赶到安源，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张家湾会议。会议决定把分别驻修水、安源和铜鼓的起义队伍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兵分三路进攻长沙。9月5日，毛泽东把在安源的各路力量组成第二团，以王新亚为团长，蔡以忱为党代表，下辖三个营九个连，另有团部直属爆破队、侦察队、看护队、宣传队等，共2100余人，占整个秋收起义部队的40%。
9月27日，任弼时就湖南秋收起义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秋收起义爆发后，“安源矿警及王新[亚]部（系江西的农军）五百余人会同工人炸弹队、宣传队将近二千人于十一号清晨进攻萍乡不遂，乃弃萍攻老关，十二号破醴陵城……十五号占浏城”。报告特别写道，“在此次战斗中，安源工人表现极勇敢”。也就是说，大约有1400人以上的安源工人，作为工人阶级代表参加了秋收起义军。开国少将王耀南回忆：“我们安源路矿的矿警队、工人纠察队和临时用梭标、大刀等武装起来的安源矿工共3000多人，同萍乡、安福、永新、莲花、醴陵等地农民自卫军一起合编为第二团。”开国中将刘先胜的回忆更为具体：“中秋节的前几天，接到三大队（指安源路矿矿警队——引者注）大队长通知：矿警队二百多人，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和临时用梭标、大刀、竹竿武装起来的工人，一共三千多人，再加上萍乡的农民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我们三个大队就扩编为三个营”。如果按刘先胜、王耀南的回忆，安源工人参加秋收起义的人数当在3000人以上，这是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大部分关于秋收起义的论著都会提到，起义爆发前，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收编贵州军阀残部，编成以邱国轩为团长的第四团，该团在起义中叛变，造成很大危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第四团。1927年8月31日，毛泽东从长沙赴安源途中路经株洲，找到安源路矿工人领袖朱少连等。毛泽东说，在秋收起义中，株洲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抓紧恢复工作，首先要解决团防局，同时要破坏白石港的铁路桥。朱少连随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抓紧准备。中共湖南省委收到毛泽东9月5日关于张家湾会议情况的信件后，批准了暴动计划，并决定在株洲成立第四团，作为秋收起义军的一部分，朱少连为团长。起义发动后，朱少连曾组织攻占了株洲团防局和株洲火车站，以夺取枪支组建第四团。后因整个暴动失败，计划以安源工人为主组建第四团的设想未能实现。
秋收起义发动时，起义军总人数为5000余人，安源工人成批次参加的人数至少有1500余人。安源工人的参加，为这支队伍输入了宝贵的工人阶级血液，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农革命军”。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作出了重大牺牲。开国中将韩伟回忆，他所在的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有100多人，其中有不少党、团员，秋收起义刚刚发动，该连在金坪出师不利，“指导员、一排长、二排长都负伤，收集起来才剩下二十多人”。无论参加秋收起义的人数是多少，安源工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很大的。秋收起义军一度占领萍乡、醴陵、浏阳，并成立了唯一的县级政权——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醴陵分会，这些都是安源工人所为。不要说浏阳等地农军组成的第三团无法与之比拟，即使是枪械、训练、作战经验都远远占优的第一团，相比之下也显得逊色。对此，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当时就给予高度肯定：“在秋收暴动经过中，湖南的无产阶级——安源工人、铁路工人等的奋斗精神特别表现得十分坚固和勇敢，确是革命的先锋队。”
充溢着安源工人阶级血脉的秋收起义军，在毛泽东率领下，经过文家市会议和三湾改编，于1927年10月下旬来到井冈山，继而在1928年4月下旬与朱德所部会师后，被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一团，成为朱毛红军的另一支主力。
三、安源工人与井冈山红军
安源路矿是距离井冈山根据地最近的产业工人聚集地，株萍铁路穿越茶陵，安源路矿的所在地萍乡则与莲花、永新接壤。安源工人对朱毛红军的发展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策动三大起义时，中共临时中央一再强调要发挥农民的主力军作用，却对党所掌握的为数不多的正规军并不信任，认为南昌起义军“仍旧是旧式的雇佣军队，不加入工农分子使之改组，是不能担负革命任务到底的”。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要求广东省委在筹划广州起义时，“要矫正从前以农民为副力等待叶贺军队到来的错误观念（见中央前次各信），相信农民为暴动的主力”。对于秋收起义，中共临时中央也是一再批评毛泽东的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亦只是一种军事冒险”。然而，南昌起义没有有组织的农民参加；即使在现代农民运动的发祥地广东，广州起义爆发后，声援和参加起义的农民“实际上只有几百人没有到一千”；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也认为，秋收起义失败是因为“偏于军事，忽略了农民力量”，没有立即开展土地革命。
在发动和依靠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受挫的情况下，安源工人在秋收起义中的重要作用深深触动了中共湖南省委和临时中央。他们从中看到了一种力量，特别是在广州起义建立城市苏维埃的尝试之后，中共临时中央明确：“城市要成为暴动的中心指导者，尤其是工人阶级要在暴动中真能领导农民暴动才能成功。这无论在理论上与事实上都是应该如此的。秋暴的事实已告诉我们，攻打萍乡、醴陵、浏阳血战几百里的领导者和先锋，就是素有训练的安源工人。最近广州暴动的胜利亦是广大的工人为领导者……中央并且要湖南省委更进一步的不仅要把职工运动做成党的经常的基本工作之一，尤其在现时工农暴动夺取政权的阶段中，要站在工人阶级为暴动中心力量的观点上，去更加发动工人的经济斗争和加紧政治宣传、改进组织工人武装训练等工作，一直到工农联合暴动夺取政权。”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和湖南省委指示安源市委在1927年12月中旬组织萍（乡）安（源）总暴动，但很快就失败了，市委书记郭炳坤等牺牲，1000多工人被开除。1928年2月，为配合中共湖南省委发动的醴陵暴动，安源市委又组织了第二次萍安总暴动，也很快失败。这两次暴动虽然深受中共临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之害，但以安源工人为主体进行的暴动客观上声援和配合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在井冈山立足。此后，中共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在继续积蓄力量的同时，主要通过向井冈山输送干部和工人参军的方式支持朱毛红军。
中共临时中央由强调依靠农民到把工人作为暴动的中心力量这一变化，一方面是对开展武装起义实践中所发现问题的总结，另一方面是受“城市中心论”影响。中共临时中央认为：“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这个时期，中共临时中央除去一般性地强调城市的中心作用外，还特别看重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中共临时中央第一次获悉秋收起义军的情况，是收到江西省委1928年5月19日转来的毛泽东的报告。6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向朱德、毛泽东并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其中包括：“忽略了城市的工作专门去干农民的暴动，这样不仅不造成城市为暴动的指导者，甚至还要根本毁灭城市，以致在许多地方暴动的发展中无产阶级领导的意识一天一天地低落，而农民的意识一天一天地发展，许多地方无论在政权机关或党的指导机关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意识的影响”。为此，中共临时中央特别指示：“安源是无产阶级的大本营，许多工人同志要有很多斗争的经验和党的训练，你们应与湖南省委商量调一部分活动分子到各军中担任政治及党的工作。”
根据上述精神，6月7日，中共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决定：“介绍二百以上工人（同志与非同志）到朱毛部队当兵充实红军的组织，使成为工农群众化。”这一计划可以在不久后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得到印证。中共湖南省委称，最近“先后由安源送了七八十工人到朱毛处当兵，最近再收集十余个军事工作同志到□朱毛同志都派往四军工作（原文如此——引者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地质学院院长的刘型在回忆文章中提到，他于1928年5月按照中共安源市委指示，率领萍乡游击营由醴陵等地辗转上了井冈山，最后有50余人被编入红四军第三十一团第一营，由他任第一连党代表。他还说：“我们打开龙源口以后（即1928年6月——引者注），安源派了八十多名工人上井冈山，我们连就来了二十多人。”“七月上旬，第三次打开永新以后，我们的地方扩大了，安源送来了一百多工人参加红四军。”开国中将晏福生也曾忆及他1928年和十几名安源工人化装成挑米的挑夫经莲花、宁冈上井冈山的情形。
中共湖南省委分析了红四军的成分，认为红四军中土匪溃兵和洪会占多数，红军的改造与扩大成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并认为：“现在军中指挥不是集体的党的领导，党的命令不能在军中起很大的作用。长时有些部队的同志，不服从党而服从军长军党代表等，这即是证明兄处部队须改造的必要。”这封以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巡视员名义给毛泽东、朱德和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披露：“湘东特委已陆续派大批工人同志与非同志来兄处当兵，望接收。省委决定兄处立即为安源工人开一教导队，训练红军干部。”
“城市中心论”的是非已无须多辩，但若单就无产阶级领导问题而言，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在总体上是正确和必要的。问题的要害是如何实现无产阶级对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的领导。中共临时中央1928年6月4日的指示信一直到11月间才辗转传到井冈山。实际上，身处农村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在接到中央指示以前，也已经注意到在农村环境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问题的严重性。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道：“从广东出发向长江发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无产阶级没有坚决地执行自己的领导权，被买办豪绅阶级夺取了领导，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暂时的失败。”从这一沉痛教训中，毛泽东得出结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进而，他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工人是各种劳动群众之先锋，是各种劳动群众的领导者，过去没有注意工人运动，工人领导更是说不上，以致造成农民党的倾向，这是党的一种重大危机。”毛泽东提出解决的办法是：“各级党部、各级苏维埃，应极力提拔工人，使之能站在领导地位，领导斗争。”
在接到6月4日的指示信后，毛泽东随即向中央写了长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其中进一步指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除应积极注意各县城和大市镇的职工运动外，并应在政权机关中增加工人的代表。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也应增加工人和贫农的成分。”因此，毛泽东不仅欢迎，而且主动要求中共湖南省委组织安源工人到井冈山来。当年先后在中共安源市委和萍乡县委工作的江华回忆：“毛主席当时写了四封信给湖南省委，要求派安源工人去井冈山。”他本人就是由安源去的井冈山，后在红四军前委任秘书。
1928年5月底或6月初，中共湖南省委和湘东特委移驻安源，随即设立交通局，以加强中共中央、湖南省委与井冈山红军的联系，由安源工人出身的湘东特委委员袁德生具体负责。恢复与上级党组织，特别是建立与中共临时中央的联系，是毛泽东和井冈山红军期盼已久的事情。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央的信中曾描述他们1929年1月初收到中共六大文件时的心情：“六次大会的决议案非常正确，我们欢跃地接受。前已油印五百余本散发井冈山以来沿途的党部，现又石印一千本，为闽西赣南扩大组织之用。惟少组织、宣传、职工三决议案，乞即补寄！”期盼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另一方面，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并非尽合井冈山斗争实际。
是时，对井冈山红四军前委行使领导职责的中共湖南省委，正在为朱毛红军的发展方向游移不定。毛泽东曾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忽而要去湘南，转瞬又要求去湘东。中共湖南省委在1928年7月13日的第二号通告中，全面分析了为何在短时间内放弃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改为命令其向湘东发展。除去湘东的战略地位重要和敌人在湘东的力量动摇等之外，主要是因为湘东“有安源的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群众的基础与党的领导力量湘东较胜于湘南”，“红军取得安源，可以立即武装安源工人万余，彻底进行红军改造”。七天之后，中共湖南省委专门致信湘赣边界特委，补充阐述了要红四军进军安源、萍乡的重要性，其中特别指出：“安源工人革命情绪异常高涨，已经积集了他伟大的暴动力量，工会组织及赤卫队的组织日益发展和严密，安源总暴动，正在积极准备中，很能与红军一致行动。”
或许是因为奉命接替毛泽东新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赞同关于湘南行动的命令，向湘东发展的新命令未能阻止红四军部分主力执行向湘南发展的原指示，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和第二十九团出击湘南的行动，造成红四军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八月失败”。痛感于此，毛泽东后来在代表红四军前委致中共中央的信中特地指出：“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
“八月失败”后，中共中央仍在为红四军如何无产阶级化而纠结。大约在1928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曾致信毛泽东等指出：“改造红军是目前的重要任务。士兵必须按征兵制，由工农分子充任之”；“红军军官应力求工人化，就近在自己的部队中，选择最积极最可靠的工人兵士，加以短期训练，担任军官”；“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这封分别由中共湖南和江西省委转送的信，毛泽东他们并没有收到。而且井冈山根据地与最主要的工人兵源地——安源的联系，也在此前被隔绝了。在中共中央来信前的8月16日，国民党军从长沙调兵突袭安源，中共湖南省委、湘东特委、安源市委、萍乡县委等均被破坏，一大批党员干部被捕或牺牲，湖南省委被迫移驻上海。这个时期，井冈山根据地人力物力日趋枯竭，粮食供应捉襟见肘。毛泽东后来向中共中央坦陈：“我们自一月十四日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于是，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于1929年1月14日由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山转战赣西南和闽西，踏上了建军以来最艰难的一段征程。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继参加秋收起义军之后，又有数以百计的安源工人被派到井冈山和红四军。毛泽东在1929年6月给林彪的信中披露了5月时对红四军党员成分的统计：全军党员有1324人，其中工人311人、农民626人、小商人100人、学生192人，其他95人，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23%对77%。在长期严酷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特别是下山之后进行了无根据地的艰苦转战，“战事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尽管如此，红四军仍能保持有311位工人党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安源路矿的贡献。井冈山根据地、红四军能够发展壮大，中共对红四军的领导能够坚强有力，安源工人是重要因素之一。
四、安源工人与红一方面军
红四军下山转战赣南闽西，朱毛红军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如何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使党真正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仍然是困扰中共中央和红四军前委的重要问题。
中共六大后，中央十分关心红四军发展情况。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向毛泽东、朱德等发出二月来信，不无忧虑地介绍了广州起义失败后，党在全国各城市的产业支部如何被削弱和凋零的情况，也介绍了南方农村党组织过于群众化和起落不定的状况。来信指出：“非无产阶级意识的浓厚，党内政治水平线的低落，一般干部分子的观念更易消极、悲观、动摇、错误，以致党到现在还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的先锋队。”“故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来信还指示红四军有计划、有关联地化整为零（数十人至数百人），分散到乡村进行深入的土地革命，并要毛泽东和朱德离队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以减小目标、保存红军实力。
4月3日，红四军前委在瑞金收到中共中央二月来信。4月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复信。一方面，他表示很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指示，指出：“无产阶级领导是革命的唯一关键，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建立，大区域产业支部之创造，正是目前党在组织方面的最大任务”。但同时，毛泽东又提出一个新观点，实际是一个新的思路：“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苏维埃之建立，红军之创造与扩大，亦是帮助城市斗争、促成革命潮流高涨的条件。所以抛弃城市斗争沉溺于农村游击主义是最大的错误，但畏惧农民势力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领导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不得工人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
毛泽东的复信，既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举足轻重地位，又指出了一条复兴革命的新路。相比之下，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则因为继续固执通过中心城市暴动夺取革命胜利的理念，而低估了农村斗争的重要性，机械地、片面地强调发展产业支部以加强无产阶级领导，但又无从落实，实际是脱离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因而具有取消主义的消极情绪，显得有些举止无措。
对于在以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环境下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时，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治领导的问题，在前一个阶段，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湖南省委，包括毛泽东，开出的药方都是增加工人成分，使之在党组织、政府和军队的军事领导、组织领导机构中居于领导地位。并且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目光投向了安源路矿。对此，继毛泽东、杨开明、谭震林之后担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的邓乾元也指出：“要加强党的无产阶级之意识的领导，关于此点颇值注意，因为边界是一个文化极其落后的农民环境，又没有城市及工厂工作，这种环境的共产党，难怪其走向非无产阶级意识所领导的道路。”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调整和扩大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的领导范围，“要求管理萍乡，因为萍乡工人最多，将来可以训练派往农村中去参加指导机关”。
可是事实上，依靠增加工人成分、无条件地提拔工人出身的党员到领导岗位，以增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做法，不仅不符合中国社会“两头小、中间大”的国情，而且其主张本身就有明显的片面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工人阶级一方面因其与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并由于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地位，因而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最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中不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社会主义，反倒是会产生工联主义。中国在马克思主义传播之前，工人阶级队伍中就不乏由同乡会、行会、帮会，乃至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或把持的工会。五四运动后，正是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才架起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中国工人阶级的桥梁，中国工人阶级才成为有觉悟的领导阶级。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典范，那里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经营领导的一个重要阵地，经过十几年的熏陶培养和血与火的斗争锤炼，形成了一支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队伍，为中共领导的各项革命事业储备了大量骨干，也是为朱毛红军输送新鲜血液的“金矿”。但是，红四军在离开井冈山之后，没有了安源路矿的工人队伍可以依赖，再继续用增加工人成分的方式来解决增强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是不可行的。因为不仅是赣南闽西的手工业工人，即使是那里钨矿中为数不多的产业工人，也都不具备安源工人那样的政治觉悟。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思想教育的问题，他针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和士兵政治觉悟低下的状况，在师委、军委、团委各支部“开了党的训练班，情形日益良好”。但是，随着转战赣南闽西，在更加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红四军中原本尚未去除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单纯军事观点、流寇主义、军阀主义残余、极端民主化等泛滥起来，并围绕如何建军的问题产生了一场严重争论。毛泽东在1929年6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这场争论的一个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在于红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在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思想，这是由红军从旧式军队脱胎而来、党内成分复杂、长期处于农村环境等“大气候”所造成的，遇着一定的“小气候”必然要发作起来。他还特别把“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也作为这场争论的一个原因。毛泽东在信中强调：“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此处原文后脱漏七八个字——引者注），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这场思想斗争经过红四军七大和八大的持续发酵，在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之后，周恩来和李立三等认真研究了红四军七大的决议及其附件（包括6月14日毛泽东的信），几次召开会议讨论。9月28日，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央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并经周恩来审定。来信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先有农村根据地，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来信要求红四军“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指出了各种错误观念的根源：“皆原于同志理论水平低落，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来信还专门谈及红军的成分和来源问题，明确指出：“红军的来源只有收纳广大的破产农民，此种农民固然有极浓厚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表现，但只有加强无产阶级意识的领导，才可以使之减少农民意识，决不是幻想目前红军可以吸收广大工人成分来改变红军倾向的。”这表明，中共中央不再一味地以扩大工人成分来增强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的领导。
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注重吸收工人充实党的各级组织及其军队，以增强和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是非常自然也是完全必要的。在之后的革命岁月中，类似指示和要求仍然不时出现于党的文献中。这其中既有基于中共性质而提出的正确主张，也有受“左”倾教条主义等因素影响偏离客观实际而提出的错误主张（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之初，共产国际和王明强调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的主张，就是如此）。事实上，中共从来没有轻视发挥工人阶级领导作用，一直尽其所能地争取更多的工人入党和参军。问题的关键是，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苏区斗争的实际，机械地、片面地、完全不顾可能性地予以强调和推行。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毛泽东在中共七大论及由农村向城市的战略转变时，曾这样总结中国革命规律：“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更是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可见，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革命究竟应该选择什么道路。
在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指导下，红四军九大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决议指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之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决议提出，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古田会议决议全面总结了中共在建军方面的经验教训，划清了无产阶级军队和一切旧式雇佣军的界限，解决了在农村环境下如何把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红军，建设成为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不仅为红军的建设，而且为党的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确立了一系列重大原则，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此后，思想统一和队伍团结的红四军焕然一新，迅速发展壮大，并于1930年6月与红六军（7月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是时，国民党新军阀之间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爆发，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总暴动的冒险计划，毛泽东认为，“在此革命局面日益紧张的形势下，扩大红军是非常紧迫的一件事”。这样，在执行中共中央两次攻打长沙的部署中，朱毛红军与安源路矿的工人兄弟有了新的交集。
安源党组织的工作，自1929年9月以后得到较快恢复。起初，他们对井冈山根据地核心区失守后，坚持在周边地区斗争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军部队的支持，主要是协助其与湖南省委保持联系，以及输送药品、纸张、布匹等紧缺物资。随后一个阶段，安源党组织对红军最重要的贡献，则是输送了大批工人兵源。
1930年5月，红六军下属的第一纵队在攻打吉安后到湘赣边界休整扩充，来到了萍乡。开国少将吴烈回忆：“那次和我一起参加红军的约有一、二千人，东平巷的工人最多，我们那个连就有十多个安源的工人。当时部队很重视产业工人参军，许多人参加红军后，很快就成了部队的战斗骨干。”和吴烈一起参加红军的开国少将幸元林，甚至记得参军的具体时间是阴历四月十六，星期天。他说：“这次参加红军的人数不少。据说红军这次到安源扩军，是中央事先同安源党组织商量好了的，要求安源党的组织动员一些工人参加红军。”“后来我们从安源出来的同志在一起闲谈时，估计红军每次到安源，参加红军的人都有千把人。”
第二次攻打长沙后，还是这支部队（已改称红三军），又有安源工人加入。吴烈回忆：“同年九月，我们部队又转回到萍乡、安源，我们连驻在萍乡东门内，后来转移到南门的宝积寺。这次大约有一千多工人踊跃参加了红军。”可以佐证红三军此时来到安源的材料是，9月23日，朱德和毛泽东签署的给红一军团的命令指出：“第一军团应分两路，右路由攸县（十二军）、左路由萍乡（三、四军）经袁州（二十军亦在袁州）向吉安前进，其在安源、萍乡的部队务于二十七日出动完毕到达吉安北乡之阜田集中，配合当地群众坚决攻取吉安城。”
同期在安源扩红的还有红三军团的红五军。平江起义诞生的红五军与红四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800多人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被编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并在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与第三十二团王佐部一同留守井冈山。井冈山失守后，彭德怀率红五军转战至瑞金，与红四军再度会师，被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不久即回师井冈山并创建湘赣根据地。1930年6月6日，活跃在湘鄂赣根据地的红五军和红八军组建红三军团。8月23日，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毛泽东为总政委，滕代远为副总政委。从此，如同以往红四军和红五军的协同配合一样，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开始长期并肩作战。这一历史过程表明，朱毛红军不只是红四军和红一军团，还应当包括红五军和后来的红三军团。
时任红五军军委秘书长的李志民回忆了二打长沙后，部队行至醴陵，安源工人开出一列火车迎接他们去安源的情形。他写道：“部队在安源筹集了不少银洋和物资，吸收了很多工人参军。当时，产业工人在部队是很受重视的，许多工人参军以后由于觉悟比较高，作战勇敢，很快就被提拔起来，发挥骨干作用。”
1930年9月18日，心系安源的毛泽东第十次来到安源。9月24日，毛泽东、朱德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司令，来到红三军团军团部在安源的驻地，同军团领导干部谈话。在安源期间，他们召集军队干部和安源地方党组织干部联席会议，出席安源群众欢迎红军大会并发表讲演，号召安源工人农民参加红军，还亲自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干部深入到矿工中做工作，抓紧筹款和扩大队伍。开国中将丁秋生回忆：“正是听了毛委员的讲演和号召，我和一千多名安源路矿的工人兄弟一起，参加了红军。”
10月19日，毛泽东在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名义给中共湘东特委的信中指出，关于新兵问题，“你们本月底能送五千，最好不过，望加紧努力用宣传鼓动方法去征集达到以至超过此数”。关于此事是否落实或部分得到落实，以及如果有所落实的话，其中究竟有多少安源工人，目前尚未发现可资考证的史料，但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在这个阶段，朱毛红军的多支部队几次到安源。一方面，很多从未走出过农村的干部战士由此得以广泛接触产业工人和许多新事物，感受到工人阶级中所蕴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受到了教育，同时壮大了红军队伍，补充了给养和物资。另一方面，红军的到来鼓舞了工人群众的斗志，主力红军用枪支和人员等支持工人们的革命斗争。比如，红五军离开安源之前，为了加强安源工人纠察队的军事训练，安排已经担任连长和连政委的吴胜、方强分别担任纠察队大队长和党代表。这支按照军事编制组织的纠察队中的100多名工人，后来大多辗转加入了主力红军。
五、结语
在人民军队的创建发展史上，特别是在朱毛红军的成长历程中，陆续有大批安源工人加入，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一，朱毛红军是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表率。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人民军队的性质，即人民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二是人民军队的宗旨和本色，即来自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人民，服务于工农群众。安源路矿的工人队伍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代表，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具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工人队伍，并且在中共领导下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与考验。
在朱毛红军酝酿阶段、创建阶段和发展壮大的关键阶段，前后相加总数不下5000人的安源工人陆续加入其中。在艰险、复杂、多变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对于铸就这支军队的政治基础——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的宗旨，对于积蓄和发展其基本的有生力量，对于养成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出色完成大大小小的各次战斗任务，对于发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形成新型官兵关系，对于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及形成军民鱼水关系，对于实现部队“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根本性变化，都发挥了突击队和中坚力量的基础性作用。
第二，注重与农民、农民运动相结合，是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特色。安源不仅影响带动了湘赣两省工人运动的发展，向全国输送了工运骨干及经验，而且推动了周边地区农民运动和中共组织的发展。1923年4月，毛泽东派安源路矿工人谢怀德和水口山工人刘东轩回家乡衡山岳北白果乡开展农民运动，随后成立岳北农工会。1925年9月，安源工人运动遭到反动势力残酷镇压。中共安源地委组织上千名工运积极分子到广东参加国民革命军，或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同时输送一批骨干到全国各地从事工人运动；更多的人则被派遣到湘东、湘南、湘中的萍乡、醴陵、浏阳、湘潭、衡山、衡阳及长沙周边各县家中，投身方兴未艾的农民运动。安源党组织还有计划地安排袁德生等到株萍铁路沿线农村，发动农民，组织农会，建立党、团组织。1926年5月，朱少连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发表讲演指出：“最近湖南各县之农民运动，其主持与帮助者，完全是战败的（指1925年安源九月惨案——引者注）安源路矿工人。湖南农民运动，在两个月之期间，已有高速度的发展（已有组织者二十九县，人数廿余万多）。”
随着大革命高潮兴起，安源的工人运动和各项工作得到恢复和发展。北伐军抵达萍乡后，这里的农民运动也渐趋兴盛，各区乡普遍组织起农会和农民赤卫队。1926年12月初，主持萍乡农运工作的袁德生参加了湖南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毛泽东与会指导），回来后举办了萍乡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5月马日事变发生后，安源党组织率领萍乡的工农武装参加了10万农军围攻长沙城的行动。国民党方面的《湖南清乡公报》记载，“湖南全省各县农协的重要分子，几无处不是安源的工人。去年的秋收暴动，今年的醴陵大暴动，都有安源的工人从中指挥，完全实行了共党所谓‘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大暴动’”。
无论在秋收起义前，还是秋收起义后，安源工人在湘赣边界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民运动中，都发挥了骨干和核心作用。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带动和影响，不仅使得该地区农民运动兴盛一时，而且形成了工农结合开展农民运动的特色，在全国都是很独特的。这为朱毛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为他们在这个地区深入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红色割据，为井冈山、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和社会群众基础。
第三，安源路矿的工人运动为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湘赣、中央革命根据地等培育了大批军政人才。除前文述及的韩伟、刘先胜、唐延杰、丁秋生、谭希林、王耀南、吴烈、幸元林等开国将军（安源工人出身的开国将军共有十余人）和朱少连、袁德生、刘型等之外，还包括：蔡树藩，1922年9月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在安源加入中共，后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和红九军团政治委员；许建国，1916年在安源路矿当学徒，1922年在安源加入中共，后任红八军团和红三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高自立，1925年参加安源工人俱乐部，1926年加入中共，1927年7月奉命到醴陵为叶挺部招募新兵，不久率170余名安源工人纠察队员和失业工人几经波折到达武汉，加入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曾任连党支部书记，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任第三十一团特务连党代表，跟随朱毛红军转战赣南闽西，后任红三军政委、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等职。此外，开国上将杨得志14岁为生活所迫到安源路矿当挑夫，虽然逗留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他从工人们的斗争中“第一次感觉到我们中国人的力量”。
自幼在安源煤矿工人姑父家中长大，并在安源一家药铺做过学徒的孔原回忆：“安源工人运动对萍乡工、农、知识分子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萍乡的党、团组织就是经过安源路矿党、团组织的指导而创建起来的……萍乡民众运动的兴起可以说是安源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孔原于1925年初加入中共。和他有相近经历的，还有出生于萍乡老关镇、1925年在萍乡中学读书的何克全（凯丰）。何克全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了遵义会议。孔原另外一位萍乡中学校友、萍乡籍的林瑞笙，1923年参加安源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共，后任湘赣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前敌委员会书记、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湘赣军区代理司令员，主力红军长征后，在萍乡坚持对敌斗争，英勇牺牲。
第四，安源工人不仅在思想品德、作风意志和工人成分等方面壮大和影响了朱毛红军，而且为朱毛红军的多兵种建设作出了独特贡献。李志民回忆，在1930年7月攻占长沙之前，红三军团的通信联络主要靠徒步送信，完全没有电话和无线电。打下长沙后缴获了一批电话机，但不要说懂得架线、安装、修理的人，即使是会用电话的人都很少。红五军来到安源后，从新参军的工人中找出一些懂得技术的人，分配到电话队去，“在三军团通信部队中，安源参军的工人占半数以上”。安源党组织还搜集一些电话机和电线，送给了部队。这样，红三军团的通讯队伍才初步完善起来。
类似的还有朱毛红军的工兵队伍建设。秋收起义爆发后，第二团的安源矿工用自制土炸弹等攻城拔寨。王耀南回忆，在从浏阳文家市到永新三湾的行军中，许多人吃不得苦、受不了累，丢掉武器脱队了，好不容易重新聚拢起来的1500多人起义队伍只剩下700余人，但王耀南率领的安源爆破队60多人却没有一个离队的，全部跟着毛泽东上了井冈山。1930年9月中下旬，毛泽东和朱德在安源决定，挑选懂得爆破技术的安源矿工组建工兵队。于是，在这次扩红的1000多名工人群众中，有一支140多人组成的工兵队，挑着100多担炸药，跟随红军大部队去攻打吉安。战斗中，工兵队配合攻城部队架设云梯、炸毁碉堡，最终攻克吉安。10月7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在吉安正式成立隶属于总部直属队的工兵队，毛泽东和朱德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在强敌的分割包围和封锁下，在没有现代工业的落后农村，通讯队伍的建立给朱毛红军增添了“千里耳”，让部队如虎添翼；而工兵部队则成为朱毛红军攻坚克难和跨越沟壑险阻的利器。安源工人帮助朱毛红军组建这两个技术兵种，是人民军队成长史上一段不同凡响的经历。
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和朱德领导湘南暴动时，都不约而同地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鲜明地揭示出新型人民军队的性质。安源工人阶级的汇入，不仅为朱毛红军增添了工人阶级成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农革命军”，而且以其高度的政治觉悟、训练有素的组织纪律观念，以及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为实现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思想对这支队伍的统率，发挥了榜样示范、骨干引领作用。安源路矿工人和朱毛红军共同谱写了人民军队创建史上的一个光辉篇章。
本文作者：蒋建农（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5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