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成千上万名爱国学生不顾国民党当局禁令，走上街头振臂高呼口号、张贴标语和散发传单。一时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等振聋发聩的吼声如石破天惊般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拉开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序曲，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其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句，因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悲愤心情而流传甚广，成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过，长期以来包括“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和研究者在内，很多人并不清楚这句话究竟来自何处，出自何人之口或何人之手，因而存在着不少误传及争议现象。笔者就此浅析如下，以飨读者。
三个版本：一字之差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最早出自《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以下简称《告全国民众书》），北平学生将这篇战斗檄文般的文告制作成油印宣传品，在12月9日游行时大量散发给群众或张贴在街头巷尾。这种油印版的《告全国民众书》，实际上就是一张约8开纸大小的传单，此为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第一个版本，现今在国家博物馆里有珍藏。
12月10日，由清华学生会编辑的《清华周刊》出了一期名为《怒吼吧》的特刊，正式刊发了《告全国民众书》，内容与第一个版本相同，其中第二个自然段最后一句话为：“‘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文末署名“清华大学救国会”，时间“廿四年十二月九日”。此为第二个版本。1981年，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二·九运动资料》第一辑，书中收录的《告全国民众书》即采用该版本。
1936年12月，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同样由清华学生会编辑的另一种校刊《清华副刊》第45卷第8、9期合刊上，刊登了《清华救国会一二·九告全国民众书》，其内容与前两个版本基本无异，但不知什么原因，“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中的“得”，变成了“下”。这就是第三个版本。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虽然二者有一字之差，词句含义却完全相同。对比几十年来出版的不少有关“一二·九”运动的著作和文章，从中不难看出，凡遇援引此话处，后者的使用率要远高于前者。这显现出这句话从口号到名言的演绎过程中，人们在对其本义更加准确表达上的一种趋同性诉求。
谁是这句名言的首次提出者
关于何人最先提出这句名言，这是一直以来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从运动爆发直至进入新世纪，始终流传着多种不同说法，主要集中于黄敬、黄华、黄诚、蒋南翔、陈絜、陈伯达、王瑶等人。作家马嘶曾回忆自己20世纪5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听人说这句名言出自清华大学学生、该校“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黄诚之口。
2001年7月25日，《中华读书报》载有袁良骏《王瑶先生的妙语隽言》一文，文中写道：“据说，1935年‘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那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名言，就出自王先生笔下。”《读书》1998年第6期刊载了于光远《初识陈伯达》一文，文中写道：“听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发出的某个文告是在陈伯达指导下起草的。‘一二·九’那天，我们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过一个《告全国民众书》，其中有一个传诵一时的警句：‘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有一个清华同学告诉我，这是陈伯达加上去的。我当时不相信，后来也没有相信这个说法。我认为我们清华学生会能编出《清华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就能编出这样的句子。但是这个传闻我还是一直记到现在。”
传闻不一而足，看似各有道理。有意思的是，其实被传闻者之一蒋南翔于1985年就已撰文自证解答了这个问题。在1985年12月21日刊行的《新清华》第910期上，蒋南翔发表一篇题为《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的文章。文中回忆说，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要他“赶在游行以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在文中回忆说：
我当天晚上就独自躲到清华一院大楼地下室的印刷车间，杜门谢客，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写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篇宣言接连写了两三个晚上。当时痛感华北人民面临亡国的威胁，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学生，已在上着“最后一课”，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我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地泪流满面……
该文刊出距“一二·九”运动爆发整整50年。不久，《中国教育报》于1985年12月31日予以转载；1998年，清华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辑出版了《蒋南翔文集》，该文集下卷也收录了这篇回忆文章。由于蒋南翔时任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清华周刊》主编，是清华大学“一二·九”运动领导人之一，故其说法虽然在史料中缺乏佐证，却不失可信度。
然而，不同的声音也一直与之相随，并未画上句号。《炎黄春秋》于2009年第8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姚依林谈一二·九——姚依林同志访问记录》的文章，该文原为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杨树先等人于1979年7月13日对姚依林的一个访谈录，后以《一二·九运动回忆》为题，署名姚依林发表在清华大学校史编研组编写的《战斗在一二·九运动的前列》一书中，后又在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的《一二·九运动》等书中相继发表。不过，细心的读者发现，将《炎黄春秋》这次发表的访问记录与此前的姚文对比，多出了一段话：
有一种说法是不对的，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过去有人说是清华提出来的。不对，这是燕京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是由燕京的陈絜负责起草《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中提出来的。这不是清华的发明权，不能掠人之美。
这段话同样不容忽视，因为姚依林是公认的“一二·九”运动重要的发起组织者之一，运动前夕任北平学联秘书长，且与北平临委领导及各校学生代表都有联系。相较于蒋南翔，当年姚在学运中的地位更高，责任更大，接触面也更广。加上他还是《清华周刊》的编委之一，对当时各方面情况都十分了解，应更有发言权。按姚回忆，“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第一次召开会议，地点在中国大学。会议指定燕京的陈絜起草宣言”。
笔者核查迄今为止所有已公开发表的“一二·九”运动资料，《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的发表日期为1935年12月6日，即北平学联第二次代表会的日子；《北平学生联合会宣传大纲》发表于1935年12月10日，即“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第二天，而现有史料中除这两篇宣言外，并无《北平学联对时局的宣言》。可见，“一二·九”运动前夕如果有过这样一篇宣言，从时间上推断应写于1935年11月18日至12月6日之间，由于目前尚缺证据，不好下肯定结论。
陈絜与黄华、陈翰伯、龚澎等人同为燕京大学的学生运动骨干分子，并被推为燕大代表参加北平市学联工作，且是“一二·九”运动前后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任北平学联党团书记、北平市委秘书等职。姚依林说，“他中文造诣很深，所以由他起草写了北平学联的宣言”。黄华亦曾评价陈絜“在同辈同学中，经验丰富，注意政策和策略，水平高人一筹”。显然，从陈絜当时身份和水平因素来看，他具备首提这句名言的客观条件。遗憾的是，陈于1987年去世，生前为一名普通大学教师的他未留下有关“一二·九”运动的回忆文字。看来，这一悬疑问题有待新史料的进一步挖掘和考证。
《告全国民众书》的版权归谁
如前所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名言既出自《告全国民众书》，且文末署名“清华大学救国会”，则确切表明了该文告的版权归属，进而言之，这句名言的版权属于清华大学救国会。这里强调的正是集体的作用。而蒋南翔本人在《我在清华大学参加一二·九运动的回忆》一文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他是奉上级领导委派“赶在游行以前负责起草一篇对外宣言”的。换言之，写作该宣言这件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北平地下党对运动的领导作用，而非属蒋南翔个人创作行为范畴。
事实上，即便在蒋南翔发表这篇回忆文章之后，国内出版的有关重要著作对《告全国民众书》出处的表述，均以原版署名为准，或再标加注释，说明谁为起草者。如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班编写的《一二·九运动史要》一书中描述道：“清华大学救国会在十二月九日当天发的《告全国民众书》，痛陈华北危机，指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说出了学生群众心里的话。”其下注释为：“见清华大学救国会机关刊物《怒吼吧》”，此处未标注起草者是谁。再看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写的《清华革命先驱》一书，第十章“历史资料”第37篇即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其下注释为：“此文为当时担任清华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撰写。”应该说，如上例中对《告全国民众书》版权归属的这些文字表述，都是尊重客观事实和符合著作权法的规范化表述。
有学者注意到，在蒋南翔逝世10周年之际，清华大学、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于1998年编辑出版了《蒋南翔文集》，该文集上卷第三篇收录了《告全国民众书》，如此一来，编者实际上将这篇“一二·九”运动历史文献的版权归在了蒋南翔个人名下，递进而论，这句名言的版权也顺理成章地归其所有了。的确，或因编者为尊者敬的初衷可以理解，但这种至少不够严谨的做法是否符合常理和著作权法精神却值得推敲。问题症结在于，若某个人为自己隶属的某个政党、团体或组织起草撰写某个宣言或文告，其身份只能定位于起草者，而文末署名只能是这个政党、团体或组织，且不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两者之间不应随意混淆和置换。试举一例：对“一二·九”运动起到重大指导作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于1935年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首次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虽然该宣言的执笔起草人为王明，但并不等于说，这篇党的重要历史文献的版权就归王明个人所有，无论再过多少年都不能收入其文集、选集或全集之中。
回到本文议题原点，笔者认为，囿于“一二·九”运动的相关档案材料至今尚未完全公开和搜罗备至，有关《告全国民众书》的起草者与这句名言最早提出者之间能否画上等号，抑或另有他人为最早提出者等问题，在取得直接证据之前均不宜简单下定论。根据现已掌握的材料和一般创作规律分析，当年起草者在遣词造句方面很有可能会汲取别人的一些类似语言，再进行润色加工。当然，若扩大眼界从“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句不朽名言的历史定位及深远影响角度审视，其版权无疑应归属于当年北平爱国青年学生这个伟大、光荣的革命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