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的王扶之，刚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国，便急匆匆踏上了回乡探亲的道路，他已经18年没回家了，此刻归心似箭。乡间小路崎岖，机动车难行，他干脆下车，扛起行李往村里走。路遇一位驾牛车的老人，起初谁也没认出对方，通过交谈，王扶之才知此人竟是自己的父亲。老人见眼前这铮铮汉子不像当初离家的放牛娃，有些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孩子。他难以想象，18年金戈铁马的革命生涯，怎样锻造了这个坚毅勇猛的钢铁战士，又怎样将他磨砺成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员。
王扶之，又名王硕、王方知，1923年9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傅家新庄（今属子洲县）一个世代贫农家庭，最初学名叫王福治。5岁时母亲去世，家中光景衰败，父亲不得不去往延安一个地主家中打长工，留下王扶之与爷爷一起生活。
等王扶之稍大一点，他们举家迁居至延安县（今延安市宝塔区）蟠龙镇，王扶之就给地主家放牛、给富农家打工。也就是在这时，父亲几经托人，送他到私塾念了3个月，尽管读的是《三字经》《百家姓》，但就是这点文化底子，使王扶之日后受益匪浅。
1935年7月的一天，村里来了支队伍，这支队伍非但不像其他扛枪的军爷那样抢钱、抢牲口，还给家家户户扫院、挑水。原来，这就是老乡们口口相传的那支专对穷人好、给穷人分田地的红军。于是，12岁的王扶之猛然心动了：跟上他们走，我也要当红军去。他担心自己年纪小，队伍不肯收，就对招兵的人谎报自己已经17岁了。也许是脸上那份执着打动了招兵的人，他幸运地“蒙混”过关，踏上了军旅生涯，成为红26军42师少共青年营的一员。登记花名册时，一位姓张的文书听到这少年的名字叫“福治”，不由顺着读音朗声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大厦倾危，国人扶之。”虽然第一次听见这样的话，但“国人扶之”这几个字一下戳中了他的内心，王福治从此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王扶之。“扶之”二字意蕴深远，崭新的名字开启崭新的征程，也昭示了他此后为国家、民族出生入死的不平凡人生。
刚到部队，还是个新兵的王扶之根本分不到枪，红军武器弹药奇缺，能分给他的只有梭镖。带着梭镖，在入伍的当年，他就参加了劳山、直罗镇等战役战斗。胆大心细的王扶之就是凭着手里的梭镖，在与国民党军的交战中缴获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把枪。
1936年，因为有点文化底子，王扶之被调到红25军测绘集训队学习，学成后就在红15军团第78师担任测绘员。当时，红军没有像样的地形勘测仪器，所有地图都靠人工绘制。王扶之深知地图是作战的重要工具，因此在测绘工作岗位上，他养成了做事认真、缜密的作风。也是在这一年，因工作表现优秀，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王扶之也成长为八路军115师344旅688团、689团测绘员，687团测绘股长。1939年，他到第18集团军总部参谋训练队学习。1940年起，他陆续担任八路军第5纵队2支队687团通信参谋，新四军第3师8旅22团副团长、师司令部通信股长、作战参谋，第3师10旅1支队司令部作战参谋、股长。王扶之随部队转战陕、豫、冀、皖、鲁、苏、晋七省，参加过平型关、张店、丁店、阜宁、两淮等战役战斗。在一次次角色转换、一次次浴血奋战中，王扶之对于战场有了更深的体悟。
在新四军第3师工作期间，王扶之与师长黄克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骑自行车驮黄克诚的这段往事被传为佳话，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被张爱萍将军津津乐道。那辆自行车是部队缴获的战利品，在当时是个稀罕物，一亮相就引得一众战友爱不释手。王扶之更是对它情有独钟，得空就骑，越骑越好。后来他的自行车技术堪比杂技，双手撒开车把照样骑得稳当。因为车技过硬，王扶之于是经常骑车驮着师长黄克诚到作战一线勘察，两人一车，穿梭于战地山间，是一道显眼的景致，这一驮就是两年多。在此期间，新四军将士同仇敌忾，六破日军“扫荡”，重创日军据点，壮大了我军势力。而两人一车的默契配合，也随着新四军胜利的战报被传扬开来。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解放战争很快展开。王扶之随部队从江苏到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先后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师10旅29团营长，第2纵队5师作战科科长，东北野战军第2纵队5师14团副团长，以及第四野战军39军115师343团团长。他随部队转战了全国15个省份，参加了四平、临江、辽沈、平津、广西等战役，在怀德追击战、锦州攻坚战和攻克天津战斗中，各立大功一次。在枪林弹雨的洗礼下，在实战不断的磋磨中，青年王扶之一步步成长为战斗中坚。
1949年1月，时任39军115师343团团长的王扶之主动请缨解放天津的主攻任务。敌人火力异常凶猛，突上城墙的尖刀排战士一个个牺牲，插上城头的红旗一次次倒下。见此情形，王扶之一跃而起，带头向城墙冲过去，然而，左腿不幸被子弹打穿。那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战士们正往前冲，我这个团长绝不能下火线，只要我人还在这，全团官兵的斗志就倒不了。就这样，王扶之忍痛指挥官兵作战。在他的带领下，主攻任务圆满完成，鲜艳的红旗最终高高飘扬在天津城头。
“指挥员靠前，是打胜仗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王扶之数次冲锋、七负战伤后总结出的宝贵经验。作为军事指挥员，百战沙场使他日益成熟，对于战争也有了更深的理解，他用兵从不拘泥于眼前一兵一卒，而是习惯于着眼大局从整个战场态势来分析考虑。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随着国民党军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全国解放了，王扶之就想回家看看，在外15年，他甚至连一封信也没寄回去过。然而，正当他准备启程时，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10月21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115师武装整齐，如同钢铁洪流般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此时，鸭绿江水静静流淌，而王扶之的心情却难以平静。亲爱的祖国，再见吧！我们绝不会给您丢脸，一定要狠狠打击那些跑来杀人放火的美国强盗，让他们记住，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欺侮、不可侵犯的！
与美较量，皆是硬仗，这是王扶之他们入朝作战前已有的心理准备。但谁也没料到，入朝第一仗就是在云山地区硬刚号称从无败绩、不可一世的美军骑一师。云山战役是39军入朝后的第一仗，它的胜利是39军军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在硝烟散去多年后，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编写《作战理论入门》，引用的唯一一个志愿军战例便是云山之战。
这一仗，王扶之领导的343团有两个任务：一是堵，堵住向云山增援的敌人；二是截，截住从云山逃跑的敌人。面对这个难啃的“硬骨头”，王扶之反复思索、周密部署、靠前指挥，首战就漂亮地歼灭了美骑一师1个连，此后，还硬是挡住了敌人在飞机、大炮、燃烧弹助攻下的疯狂反扑，牢牢守住了阵地，出色完成了任务。云山战役打出了志愿军的军威，打出了中国的国威，震惊世界。美国记者罗素·斯泊乐在《韩战内幕》中写道：“美军被这锐利的攻势所震惊，他们从未经过这样的战斗。”曾为“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在《朝鲜战争》一书中更透彻地反思：“骑兵第一师，这个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常胜师，却被小米加步枪，加点小炮装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所打败。”
辉煌的战果鼓舞着各级官兵，而王扶之望着战士们年轻而坚毅的脸庞，内心充满了思索：“祖国人民恐怕不会知道我们在这里是怎样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美国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的吧？毛主席说过一句军事名言：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而不是武器。过去，在国内同日本侵略军、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战，无数次的战斗都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侵略军作战，不是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吗？一看到我们这些有高度政治觉悟的战士，任何一个指挥员都会对战争的胜利充满百倍信心。因为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他们得来的啊！”
之后在朝鲜战场上，王扶之率部又与美军数次交手，参加了全部第一至第五次战役。逐渐摸清美军作战规律的他，也总结出了适合我部的打法，志愿军第39军军长吴信泉高度评价王扶之：是个善用头脑的优秀指挥员。
1952年，王扶之由于战功卓越，担任39军115师代理师长。8月2日上午，115师前方指挥所作战室的坑道尽头，王扶之和作教科副科长苏盛轼以及陈志茂3个人，正在研究向志愿军司令部报告关于四打老秃山的作战经验。在坑道入口处，另有3位同志守着几部电话机在处理日常战事，还有1位新华社记者在修改稿子。整个作战室坑道里共有7个人在工作着，一切都在正常地运转。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一场大祸临头了。美国B-26型飞机中空水平投下延期信管的重磅炸弹，落在作战室坑道的顶部爆炸了，整个司令部包括王扶之在内的7人全被埋在坑道里面。此时正是上午9时许。
得知消息，军长吴信泉心急如焚，他在《朝鲜战场1000天——39军在朝鲜》中回忆道：“入朝作战以来，王扶之从指挥一个团到指挥一个师，从五次战役到阵地防御战打得都很漂亮。这样一个能打仗、打胜仗的师级指挥员，如今被敌机轰炸埋在坑道里，怎能不叫人焦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在电话里指示：“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一定要把王扶之等7个同志救出来！”
在坑道上面的救援一刻不停展开时，坑道下面，王扶之挣扎着从黑暗中醒来。刚才爆炸掀起的气浪把3人抛向洞子最里头，都昏迷过去了，石块、泥土、断木压在他们身上。王扶之右腿被夹在木头缝里受了伤，苏盛轼三根肋骨被砸断不能动，陈志茂一条腿被断木压着拔不出来。苏醒过来的王扶之呼唤其他人，只有苏盛轼和陈志茂两人微弱应答，坑道口的4位同志已经牺牲。王扶之鼓励苏盛轼和陈志茂：你们还年轻，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活着出去。
但更严峻的考验来了，坑道下面没有水，随着时间的流逝，三人渴得嗓子直冒烟。为了活着出去，他们把尿撒在罐头盒里，以尿代水，而这也显得无比珍贵。黑暗中，三人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喝，都想把生还的希望留给别人，这种上下级之间同生死共患难的崇高感情催人泪下。那一刻，王扶之内心无比感动，他仿佛记起刚参军时，队伍里那位红军大哥告诉他：“这里，我们不叫‘官长’，叫同志。”在生死面前，那份伟大的官兵情、战友情是多么朴实无华而又令人震撼啊！争执不下，王扶之以代师长的身份，命令苏盛轼和陈志茂两人必须先喝。
王扶之（中）在抗美援朝战场被救出后与战友在炸毁的山洞前合影。
外面，工兵连冒着敌人的炮火一直在挖掘，但坑道实在太长，炸崩的山石又堵住了坑道口，连续作业一昼夜也没能挖通坑道。此时，人埋在地下已30小时，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都担心王扶之他们，因为最先挖掘出来的4名同志已经遇难。突然，有人看见两只苍蝇从洞口缝隙飞了出来，救援人员又惊又喜：苍蝇能活，人也一定能活，赶紧挖。终于，经过38小时的奋战，洞口终于挖开了，王扶之、苏盛轼和陈志茂都活着！大家都说，这真是一个奇迹，两只苍蝇救了他们！王扶之后来也回忆说，如果没有洞中飞出的两只苍蝇，我的命恐怕早完了。此后余生，他再也没有打过苍蝇。
直到1953年，王扶之才从朝鲜战场上回到国内。离家18年的他归乡探亲，才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感人一幕。在这18年里，王扶之从一个青涩稚嫩的少年成长为叱咤疆场的国之栋梁，岁月改变了他与父亲的样貌，不变的乡音却指引着他们重逢。
回国后，王扶之1955年入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后任师长、军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部长，山西省军区司令员，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员，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戎马一生，曾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为民族解放和我军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
时光荏苒，如今的王扶之老将军已经百岁。回顾波澜壮阔的人生，老将军心中最念念不忘的，不是一路从军打仗吃的苦，不是屡受嘉奖获得的荣誉，而是那些牺牲战友的姓名。他的桌上常摆着笔墨砚台，他一遍遍写下的，不是诗词楹联，而是当年一同战斗过的首长和战友们的名字。他深情地说：“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担任什么任务，在哪个战场上牺牲……这些我不知写了多少。”他是在用这种方式缅怀战友，记住他们。铁马冰河入梦来，回首百年仍慷慨。祝愿王扶之老将军健康长寿！
[1]星火燎原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二集），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编：《开国将帅》，山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吴信泉：《朝鲜战场1000天——39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王扶之(少将)》，《陕西日报》2007年8月23日第7版
[5]王子恒：《大难不死的将军王扶之》，《文史春秋》2005年第2期
[6]卜金宝：《开国将军人生路（10）王扶之篇：征战沙场死里逃生，写回忆留住历史》，雷锋杂志新媒体2020年7月13日
[7]卜金宝：《铁马冰河入梦来——探访10位健在的开国将军》，解放军报微信公众号 2020年8月1日
[8]佟欣雨、王化冰、侯培利：《老红军王扶之——〈百岁辞〉里唱大风》，中国军网2022年7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