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1026人，代表着全国1073万党员。应邀列席大会的有苏联、南斯拉夫、法国等50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等的代表团。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了极大重视。
八大期间，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其他工人政党代表团，同他们进行了坦诚友好的交谈。毛泽东同这些外宾的谈话，展现了许多深邃思想和卓越的见解，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
关于苏联和斯大林：大局为重，但原则问题要讲清
正值八大筹备工作进入紧锣密鼓的时候，苏共二十大于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举行。朱德、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出席，朱德、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印象不好。回到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汇报后，大家认为这是苏共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使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出现严重混乱；同时认为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
3月23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毛泽东着重讲了四点意见。其中第四点是：“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2卷 》第549-550页 以下简称《年谱》）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写出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长远指导意义的《论十大关系》。
后来的历史证明，由于毛泽东决定采取“补救”措施，在维护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兄弟党之间的团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苏关系，为正在实施中的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重点工程，确保了一个稳定的环境。更有长远意义的是，这个环境使我国逐步减少“照搬”，逐步增加“自主”。同时，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有理有据地对斯大林的一些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涉及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老子党”的做法。这种批评，也是对斯大林的继承者一种含而不露的警示。同时，毛泽东还强调一条：“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年谱 第2卷》第550页）这就是说，对于原则问题，不能是非不分。但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说到底，最主要的还是我们党自己的问题。
195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致开幕词。
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指出：“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
苏联派出了以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为首的代表团。1954年9月，米高扬曾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访华。其间，苏方与中方不但签订了几个有利于中方的宣言、公报和协议，而且将斯大林同意帮助中国建设141项重点工程追加了15项，构成了著名的“156项”。这次列席中共八大，苏联代表团是所有外国代表团人数最多的。毛泽东致开幕词时，米高扬和苏共代表团成员被安排在大会的显著位置。
9月17日下午，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向中共八大致贺词。他的发言明显与其他兄弟党代表的发言不同。他以相当多的篇幅颂扬苏联共产党的成绩，甚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进步，每一项成就都是“根据苏联的经验”而来的。总之，言辞中凸显出苏共“老子党”的习惯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
毛泽东早在1949年初在西柏坡就与受斯大林派遣秘密来访的米高扬会谈过多次，对米高扬的“摆架子”很反感。他没有出席9月17日下午的大会，而是去“接受埃及首任驻中国大使拉加卜递交国书”（《年谱 第2卷》第628页）。俄罗斯著名的学者亚历山大·潘佐夫在其名著《毛泽东传》中说：“毛泽东拒不出席9月17日的会议，原因很简单，赫鲁晓夫的代表米高扬要在这天的大会上发言，毛泽东就是这样有意识地显示了他对苏联模式的厌恶。”（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年8月 第644页）八大结束将近两年后，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在此前的7月21日，毛泽东听到尤金转达赫鲁晓夫提出要和中国建立“共同潜艇舰队”时，当即表示不同意赫鲁晓夫的做法。（《年谱 第3卷 》第390-391页）
档案馆保存的中共八大开幕词草稿。毛泽东在开幕词上加写了关于“苏共二十大”的评论。
在与外宾谈话中，不少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坦言，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国内、党内发生了波动、混乱和危机，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对于兄弟党面临的困难，毛泽东表示同情和理解，并说，为了帮助你们，“有些问题我们可以写冠冕堂皇的文章，我们也已经写了”（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作者注）。但毛泽东又从大局出发解释说，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在莫斯科，帝国主义怕苏联而不怕中国。二次大战时苏联是主要的反法西斯力量。苏联已经大大地工业化了，今天是唯一能对付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我们支持苏联为中心，这对社会主义运动有利。为此，毛泽东提出对有争议的问题，暂时不要争论。
9月24日下午，毛泽东会见列席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毛泽东首先就以前一段时间中国在处理南斯拉夫问题上的态度作了自我批评。随后，毛泽东谈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些错误。他说：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非常谨慎小心，不盛气凌人，遵守五项原则。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在讲到对斯大林的批评时，他说：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年谱 第2卷》第634页）毛泽东还说，“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苏联一般来说，总的是好的。他们有四个好：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主力军、工业化。他们也有阴暗面，有些错误。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攻势，我们应该支持苏联”。（《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年12月 第259-260页）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
中共八大40多年后，1997年10月，两位中国和两位俄罗斯亲身经历过五六十年代中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的当年的政府高级干部，一起探讨中苏关系从友好走向敌对的转折点问题。他们在讨论中都谈到：1954年赫鲁晓夫做了几件很对中国有利的事，毛泽东曾当面对苏方表示真心的感谢。在1957年召开各国共产党会议的这个时期，中苏两党的关系基本上还是好的。毛泽东曾当面表示对赫鲁晓夫的支持。但到1958年7月下旬至8月初，赫鲁晓夫提出“共同潜艇舰队”问题后，情况发生变化。毛泽东感到，赫鲁晓夫仍在继续斯大林的那一套，把苏联的利益置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利益之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参加这次讨论的《真理报》首任驻华记者，后任职于苏共中央社会主义联络部国际部的杰留辛认为，“尽管赫鲁晓夫有时也说，我们两国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因素要超过把我们分裂开来的因素，但是争论的‘战火’还是越烧越大。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个人的特性，例如他的文化程度不高，还有就是办事过分的主动，过分的积极，好走极端，而这一切又都不能用理智来控制，就把事情变得越来越无法挽救了”。“在他们两人的不和当中，毛泽东比赫鲁晓夫要有修养得多。赫鲁晓夫是一个粗鲁的、没有太多教养的人”。（《新中国往事》之《与中苏亲历者的对话》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1月）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1958年7月22日与尤金谈话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即‘共同潜艇舰队’——引者注），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年谱 第3卷》 第392页）
回顾毛泽东在八大期间与外宾的谈话内容，不难感受到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的大局意识和战略思维：既坚定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又成功地借助外部的援助尽快实现了国家工业化。
关于中国经验、现状和发展前途
中共八大邀请外国政党参会，是与当时的时势紧密相关的。在召开八大前后，中国正处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包围之中。为打破这种包围、封锁，中国共产党增强党际交往，尽可能地同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一些国家的进步政党建立和保持联系。
毛泽东尽量安排时间与这些同志见面交谈。会见谈话的内容十分广泛。从总结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到探讨怎样取得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谈到中国经验时，毛泽东始终强调，各国情况不同，中国经验只供参考。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采用何种斗争方式，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其他斗争方式，都要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而定。在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重点介绍了中国的穷的国情和准备如何改变这种穷的措施，包括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管理方法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设备。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朱德等会见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11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经验，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用武装夺取城市的经验，对你们许多国家不一定都适用，但可供你们参考。我奉劝诸位，切记不要硬搬中国的经验。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年谱 第2卷》第635页）从那时起，毛泽东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经久不衰。受到影响最大的政治家，除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委内瑞拉的查韦斯，还有巴西的现任总统卢拉、阿根廷的前任总统庇隆和基什内尔等。阿根廷现任总统费尔南德斯2022年来华出席北京冬奥会期间，专门参观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对此，阿根廷驻华大使牛望道对记者表示：“无论对阿根廷还是世界来说，毛泽东都是一位非常、非常重要的领导人。”
1956年，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之一是如何对待民族资本家。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我党一个独创性经验。毛泽东在和拉丁美洲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说，在我们这类国家，民族资产阶级文化最高，其他阶级没有那么高的文化，小资产阶级不如他，农民文化低，封建文化过时了，买办阶级是奴隶的文化，真正近代的文化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手里。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和他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对他们反对工人的行动进行适当的斗争。只有一个方法是错误的：只要斗争，不要团结，这是“左”倾错误，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就是右倾错误。（杨胜群 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三联书店 2006年9月 第286页）
1956年9月21日，毛泽东与应邀参加中共八大的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团长伊巴露丽交谈。
9月16日下午大会休息时，毛泽东会见了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伊巴露丽。伊巴露丽说：这次从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得到很多帮助，尤其是在策略和与资产阶级联盟方面。毛泽东说：资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中国资产阶级是中国社会中文化最高的，如果处理不好，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伊巴露丽说：这次参加八大，可以学到对待资产阶级的政策。西班牙资产阶级说，我们同意共产党的政策，可是共产党将来如何对待我们呢？毛泽东说：可以同他们组成联合政府到底，到一万年。（《年谱 第2卷》第628页）
在谈到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时，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说，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强调，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经营管理，要引进西方国家先进技术设备；关于中国的前途，毛泽东特别强调防腐的问题。
1956年9月21日，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工人党总书记乔治乌·德治。
9月27日上午，毛泽东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客人时说：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年谱 第2卷》第639页）
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波兰客人时说：中国还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国家，人民是穷的。穷是坏，也是好。穷了就要革命，迫切要求提高生活水平。无文化，不好，但整个中国是一张白纸，好写字……我们更需要现代科学和文化。（《年谱 第2卷》第640页）
八大结束后，10月1日晚10点多，毛泽东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一直进行到次日凌晨2点35分。毛泽东看到了经济落后的国家搞工业化十分艰巨。他问杜克洛：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要很久还是不很久？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不是指一般地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供应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杜克洛说，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工作。（《年谱 第3卷》第1-2页）
在此前的9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比利时国会代表团时说：中国经济文化还很落后，要实现工业化，非几十年不可。因此，我们需要朋友，需要和平环境。我们主张同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同比利时、法国等尚未建交，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建设，比利时的技术装备出口可以在中国找到广大的活动余地。（《年谱 第2卷》第642页）
参加中共八大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杜克洛向毛泽东赠送巴黎公社时期的报纸。
总之，毛泽东在积极推进“156项”建设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求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管理制度和技术设备。1956年中国向瑞典金钢石钻探机公司订购了385台钻探设备，价值261万美元。这是当时中国同西方国家进口贸易中一笔较大的交易，曾经轰动一时。（《当代中国对外贸易》（上）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3月 第450页）
在谈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前途时，毛泽东特别强调，“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腐化、官僚主义、大国主义、骄傲自大，都可能犯”。“回去后，请你们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来监督中国”。（杨胜群 陈晋主编：《五十年的回望》 三联书店 2006年9月 第289-290页）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把党执政后反腐的问题提到了全党面前。解放初期，毛泽东通过“三反”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这是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后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
1957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要把干部参加体力劳动“逐步地形成为一种永久的制度”，以保证继续发扬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传统。（《年谱 第3卷》 第140页）邓小平在1964年9月28日在会见外宾时指出：“干部有了劳动的习惯，就不会去贪污、浪费、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邓小平年谱 1904-1974 （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12月 第1829页）
今天，当我们回顾毛泽东在中共八大期间与外宾谈话的内容时，不能不感受到一代伟人的高瞻远瞩。在新时代，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独立自主，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外开放，始终不渝地坚持反腐倡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