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1952年4月我国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大公报》有一栏叫‘中国第一’。中国哪里有那么多第一，这样提就不对，后来这一栏也只好取消了。”《大公报》是一份历史悠久的中文民营报纸，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在大陆各地发行的《大公报》先后实行公私合营，且相继重组或易名。当时上海的《大公报》开了一个栏目叫“中国的世界第一”。自1951年1月1日发表第一期，至1951年8月19日共发表194期，此后即终止。重庆《大公报》逐期转载了该专栏99期之前的文章，香港《大公报》也有少量转载。《大公报》设置这样的栏目，初衷无疑是聚焦和放大中华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提振建设新中国的信心和壮志，鼓足追逐世界潮流的豪情和勇气。但如此宣传，必然形成一种误导，膨胀人们浮夸和急功近利的情绪，强化封闭保守的意识，把爱国主义与盲目自大混为一谈。为此，周恩来表示了坚决否定的态度。在1955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他再次敲响警钟：“不要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的好。”

周恩来的诘问，言辞直白，掷地有声，意味深长，拍打的是外事人员，影响的是各行各界。周恩来的诘问，是质疑，更是警醒、告诫和启发，彰显了他一贯秉持的科学态度、务实精神和开放理念。

要正视“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周恩来的诘问，提醒人们，新中国成立不久，底子很薄，百废待兴，必须正视现实，看到不足，埋头苦干，不可盲目乐观。1970年12月，周恩来向外宾如实介绍中国经济落后现状，用农机发展水平来加以说明。他说：“中国的两千三百个县中，有的县连修理农机的工厂也没有，还有八十一个县没有农机厂，你们看落后不落后？”他痛切地对中国的贫穷落后追根溯源，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在建设方面一共耽误了一百年”。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现状，周恩来时刻以临事而惧、戒慎恐惧的心态保持清醒的认识。

1954年9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所接受的旧中国满目疮痍，是一个破烂摊子”，全国工农业生产状况已跌入最低谷。工业生产的情况，“接连十几年的战争，对于原有工矿生产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就农业生产而言，广大刚解放的地区，农业已陷入破产的境地，灾情又极其严重。“新中国与旧中国是有区别的。但是时间还很短，我们的进步很少”，“我们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要有点自知自明”。

到上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又遭遇新一轮危机。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党和人民面临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周恩来分析说：“由于天灾，经验不够，外来因素，掌握政策不稳，干部作风不好，队伍不纯等原因，出现了困难。”

进入上世纪70年代，经济虽有好转，但由于十年动乱的严重干扰，落后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1971年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十分急切地说：“现在我国还比较落后，我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在展望未来时，他恳切地表示：我们还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在工业方面赶上现代发达国家的工业水平，农业方面按人口比例来算达到先进水平。1973年9月，他毫不隐讳地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说：“有人讲中国是个大国，我们说既是又不完全是。从面积大、人口多这一点上看，这算是个大国；但从经济发展、经济实力上讲，却差得很远。”

周恩来视察北京第一棉纺厂。

因此，在新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大力倡导勤俭建国，反对铺张浪费，并要求政府机关率先垂范。他多次强调：“增产节约、勤俭建国是我们长期的方针。”主张“要从党内提倡艰苦奋斗风气”。重视扶贫救灾工作，强调“下山不忘山，进城不忘乡”，十分关心老区的建设和老区人民的生活改善，全力做好洪涝、疫情、地震等灾害的赈灾救助工作。积极主张控制人口，明确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和穷国，大国有大国的困难，人口增长很快，所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缓慢的。”鲜明提出“中国人口的增长应与生产相适应，强调节育的重要性”。尤其对经济建设倾注了极大心血。1959年1月，他对外宾表达了建设好国家的强烈愿望，说：“中国人口多、穷、底子薄，如果不快速度前进，那工业、农业都上不去，人民将继续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了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

“宣传要真实、谦虚、实事求是”

周恩来的诘问，告诫人们，宣传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贴近实际，尊重事实，掌握分寸，保持谦虚低调的传统本色，营造既不妄自尊大又不妄自菲薄的健康大众心态。正如周恩来在1957年4月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所要求的那样，“宣传要真实、谦虚、实事求是，要反对那种不真实的和夸大好的方面的宣传方式”。在不同场合，他还多次明确指示“要善于做对外宣传，慎之又慎”。

“真实”是宣传的命脉，也是周恩来特别关注和强调的。1956年3月，他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上，对《人民日报》报道预计到1967年我国平均每人可食肉80斤的消息提出批评，指出：这个消息是不可靠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要进行检查，发表短评，公开更正。1962年2月，周恩来在对新华社一份情况反映作出批示，提出“以后提供情况，一定要提供两面的东西，不要只提一面。领导上要什么就是什么，不全面反映情况是不好的”。1970年1月，讲到造船能力问题时，周恩来尖锐地指出：有材料说中国同日本差不多，怎么会是“差不多”呢？我们还差得相当远嘛！要承认差距，然后再赶上、超过。

1958年，周恩来和开滦煤矿工人在一起。

“谦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周恩来待人接物，包括对外宣传所坚持的一贯态度。他曾严肃指出：要克服和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对外宣传不要吹，要谦虚。1954年4月，周恩来就新闻宣传报道作出批示，郑重指出：在公开宣传中要注意不要夸张，过去我们有很多话说过头了。“毛主席的原则是，做了一百件事，只说五十件，才不致自满”。1966年2月，他对新华社编《参考消息》指示：不能光登对我国好的反映，也要适当登一些反面的东西。1970年8月，在谈到宣传成绩时，他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这方面的报道要注意留有余地，有了十分成绩，只讲五分就可以了，不要讲十分。内部可以讲实况，对外报道要收藏一些，要谦虚。在开展调研时，他也提醒基层干部：在总结工作时，宁愿不及，不要过头；在检查工作时，宁愿过头，不要不及。苦口婆心且充满哲理。

“实事求是”的基础是真实，而要义是从实际出发，全面客观，尊重规律。这是周恩来在治国理政中始终遵循的原则，也是他在对外宣传中所坚持的基本方针。他说：“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但要实事求是。”面对经济发展的曲折过程，周恩来冷静地说：“我们国家的这种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们是要克服的。”他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回避问题，也不可丧失信心，“中国现在就是穷，当然将来还是要富的。”上世纪60年代初，面对暂时的困难，他充满底气地说：“四十年来的革命，我们一直是自信的”。“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要埋头苦干，实现四个现代化”。“多难兴邦，要发奋图强”。1972年4月，周恩来到广州协调督办国际商品交易会紧急事宜，面对复杂局面，他依然从积极的方面加以引导，“我们经济上是落后的”，但“我们是发展中的”。1973年10月，他在会见非洲朋友时，乐观地表示：“我们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希望对人类有更大的贡献”，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在接受国外记者采访时，周恩来曾满怀豪情地慨言：“不论遇到什么风浪，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要“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

周恩来的诘问，启发人们，要拓宽眼界，“把门开开”，加强对外交流，按照列宁教导的那样“要善于吸收人类文化中的一切好的东西”，而不要坐井观天、故步自封。1956年3月，周恩来在全国相关专业会议上作报告，他在提出“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怎样摆脱经济、文化上的落后”的问题后，明确回答：“就是要把人家的长处学来，融会贯通，用于中国的实际。”他冲破思想束缚，以开放的视野，鲜明地指出：“我们不仅要向苏联学习，向兄弟国家学习，而且要向世界上一切国家学习”，“敢于向一切国家的长处学习”，“科学没有国界”。他明确要求：“今后邀请来访，不仅请进步的、中间的来看，还可以让落后甚至反动的来看，要敢于和人家接触。这样做，对国家是有利的。”迈出国门学习取经，“我们不但到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还要到资本主义国家、亚非国家”，“对任何国家的任何一点长处，我们都要把它学来。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腐朽的、落后的，但资本主义国家不是没有一点长处”。

周恩来高度重视与友好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1961年6月，他致电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提出中国有关部门打算派遣两个技术考察小组赴朝鲜的有关厂家，学习制造维尼纶和炼铁工业的设计、设备制造、生产方面的先进经验。1964年3月，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代表团时，称赞阿方在帮助中国种植油橄榄方面工作效率很高，要求派人到阿尔巴尼亚去学习。他指示科学院系统把“考察”改为“学习”，说：考察是自大思想。我们不会的，要学习。1966年7月，周恩来接见阿富汗经济代表团，询问阿富汗的农业、水利方面的情况。得知阿富汗在治理水库流沙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后，指示在场陪见的中方有关方面负责人，转告驻外使馆同志好好研究当地水利工程治理流沙沉积情况。

对遥远的非洲大陆，周恩来也投去期待的目光，在日常交流、交往中保持尊重与学习的态度。1963年在非洲访问期间，周恩来坦诚地对记者说：“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在阿尔及利亚访问时，他表示：我们来访问的方针是学习。继在阿联、阿尔及利亚参观现代化炼油厂之后，周恩来在摩洛哥又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意大利、法国帮助建设的炼油厂。这几个炼油厂的现代化程度给周恩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现场，他明确指示，回国后一定要石油部派技术专家来这里考察，这很值得一看。

对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周恩来有清醒的认识。他说：“中国在经济上要比西方国家至少落后一百年。”他还旗帜鲜明地表示：“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则应该虚心学习。”对台湾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周恩来给予充分肯定。他说：“蒋介石在台湾省有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投资。”1956年2月，在会见法国经济代表团时，周恩来说：“法国在科学和技术上是有成就的，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我们很愿意有机会派代表团去。”同年10月，在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交谈时，他表示：“日本是一个技术和科学发达的国家。我们为了提高中国的工业技术，要向一切工业发达的国家学习。你们是近邻，学习起来就更方便了。”1972年10月，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同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请示报告》，周恩来阅后表示不同意这个报告，他提出：“为什么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坚决主张不受社会制度的局限，调整科技合作的方向。

2023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针对“不按规律办事，急功近利、急于出成绩”问题，语重心长地说：“要把这种浮躁心理、急躁心态都压下来，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地搞现代化建设。”周恩来的诘问，发声于70多年前。穿越时空，今天依然有宁神醒脑之效，耐人寻味，令人深思，具有现实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