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问题，近年来网络上仍然有一些错误观点出现。比如，有的人以抗联部队接受苏军正式番号为由，认为抗联“实际上是苏共领导的，只不过保留了中共党组织和朝鲜党组织”，声称“抗联这种东西，党的建制，苏的手套而已”。有的人以抗联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为由，声称抗联是“东北人民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的自救行为”“名义上为中共领导，实质上有自我指挥的成分，因为党中央自身难保。”有的人质疑党中央对东北抗联的关注与重视，认为党中央在进驻延安后无法重新与抗联取得联系，是由于毛泽东“另有考虑，毕竟东北太敌强我弱了。”

这些错误言论通过随意剪裁、肆意歪曲历史，诋毁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攻击党的领袖人物，具有很强的欺骗性、迷惑性，也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对这些错误观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批驳，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很有必要。

一、东北抗日联军是苏联领导的吗？

在东北抗战历史中，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确给予了东北抗联有力的援助和支持。某些人则以此为切入点，片面截取抗联接受苏军援助的历史，故意夸大苏联在抗联斗争中的作用，否定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

事实上，东北党组织在与上级党的联系完全中断后，曾不断派人到苏联，期望通过苏联的帮助与中共中央重新取得联系。1939年9月，中共北满省委派省委常委冯仲云去苏联寻求协助。在苏方的协助下，1940年1月24日，中共吉东、北满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在苏联伯力召开（亦称伯力会议）。会议上，中苏代表共同商定，在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依然遵循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不干涉中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之下，建立苏联边疆党组织与远东方面军对东北抗联临时的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同时，抗联领导人表示愿意在不妨碍中共政治威信和组织关系前提下，把所获得的日本侵略军在满洲的情报通知远东红军。也就是说，东北党组织、抗联与苏联边疆党组织和远东方面军建立的正式关系，不仅有利于抗联获得苏联的援助，还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互相支援与合作。事实上，在1940年到1945年8月期间抗联小部队开展的各种军事侦察活动中，抗联战士们付出了重大牺牲，搜集了大量真实有价值的军事情报，对支援苏联出兵东北对日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部分指战员。

同时，抗联领导人虽然接受苏联的临时指导和援助，但始终维护抗联的独立性，坚持党的领导和独立自主原则，不断巩固党的支部，注意培养训练干部，使党组织成为完成东北抗日斗争各项任务的领导核心。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出于稳定苏日关系方面考虑，决定将已越界入苏的抗联部队留在原地，暂时停止派回东北。为此，吉东、北满党组织召开会议，着重研究了部队停止派遣后如何坚持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问题，通过了《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讨论案对东北党组织的独立性问题进行重申，明确指出抗联领导工作是经过各路军总指挥，而各路军总指挥必须接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在抗联领导人的建议下，1942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正式成立教导旅，教导旅虽然列入苏军编制序列，但仍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保持抗联单独的组织系统，坚持执行抗联独立的战斗任务，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游击战争。抗联及其领导人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尽最大可能组织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据记载，全旅干部每周集中一天学习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提高军事理论水平。抗联教导旅组建后，抗联领导人认为迫切需要建立东北地区统一集中的党的领导机关。1942年9月，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东北党委员会）正式成立。作为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它的建立使在野营中和留守东北的抗联部队中的中共党员统一组织起来，形成了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可见，那些声称抗联“实际上是苏共领导的”的错误论调，实际上是把双方的临时工作指导与援助关系，错误地解读为苏联对东北抗联的领导关系，并且无视抗联领导人加强政党建设、努力维护抗联独立性的历史事实，其本质是歪曲党的历史。

二、东北抗日联军是东北人民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的自救行为吗？

有的人以中共中央开始长征，“无力顾及”东北抗联为由，声称抗联是东北人民在共产国际帮助下的自救行为。的确，自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东北党组织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北抗日联军脱离了党的领导。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一开始接受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1933年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此后，党在上海设立中央局，负责指导国民党统治区和东北沦陷区的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在中央临时政治局领导和上海中央局指导下，很难摆脱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束缚，致使建立不久的反日游击队和抗日游击根据地处于危机状态和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坚持东北抗战，加强党对东北党组织的领导，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通过上海中央局，逐渐参与到领导东北抗战的斗争中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机构，他们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有利条件，参与领导东北抗战，促进了东北抗战形势的转变和发展。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军部分指战员。

直到1935年7月，屡遭破坏的上海中央局被迫终止了活动，而此时中共中央正在进行长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便开始独立领导东北党组织的工作。1936年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20日，又以著名游击队指挥员名义发出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此后，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东北抗日同盟军、东北反日联合军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至第七军。同时，党还采取收编义勇军部队等方式，将其他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抗日义勇军部队吸收加入抗日联军，建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八军至第十一军。1937年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陆续回国，其与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联系也就此中断。此后，中共南满、北满、吉东省委便独立自主地领导抗联部队坚持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在苏联对日宣战和中国抗日战场的大反攻中，抗联教导旅随苏联红军迅速返回东北，参加了解放东北的斗争，先机作了接收东北的工作。

可见，虽然东北抗联长时间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但始终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始终处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自觉开展长期艰苦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党中央无法与抗联重新取得联系，是另有考虑吗？

如前所述，东北党组织、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后，直到1945年才重新取得联系。因此，某些人便以此为由，抹黑党的领袖人物，声称毛泽东是“另有考虑”，这本质上是对党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否定。

◆东北抗日同盟军第四军司令部部分人员。

事实上，中共中央一直十分重视和关注东北抗联的斗争，毛泽东多次对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英勇斗争给予高度评价，在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组织联系的情况下，积极部署联络和支援东北抗联。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通过的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明确地将“援助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作为重要内容。关于红军和八路军设法援助抗联的问题，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于1937年7月至9月间，数次致电前线八路军主要领导同志，部署组建部队挺进热河事宜，特别要求多派红军大学干部随去，扩大义勇军运动。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热南、辽西抗日战场的开辟以及冀热辽根据地的快速发展，有力支援了东北抗联。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同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此后，晋察冀分局和山东分局分别成立专门的东北工作委员会。这些机构都曾派出干部，深入东北，开展地下工作。此外，延安、冀东、山东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和八路军也派遣许多人员奔赴东北，仅晋察冀东北工作委员会就派有80多人到东北担负寻找地下党、抗联，收集情报和建立地下党组织等任务。

1938年2月，毛泽东在同合众社记者王公达谈话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东三省抗日义勇军确有密切关系。例如有名的义勇军领袖杨靖宇、赵尚志、李红光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坚决抗日、艰苦奋斗的战绩，是人所共知的。”1946年7月11日，在修改东北局关于东北形势及任务的决议时，毛泽东指出，“我党在东北，从日寇侵入之日起，即领导东北人民组织抗日义勇军，反对了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进行了长期英勇斗争。”毛泽东的这两段话，高度评价了抗联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英勇斗争，也充分说明了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抗日革命武装。

虽然由于关山险阻、敌人封锁，中共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长时间未能实现，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始终重视和关心着东北抗联，千方百计地支援抗联，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

通过对以上三个错误观点的批驳，可以看到，网上关于东北抗联的错误言论，就是用精心挑选的历史碎片来代替历史的整体，用扭曲变样的历史局部来遮蔽历史的全貌，其本质是否定党对东北抗联的领导，诋毁党在东北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一些散播错误言论的人，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意图，其根本目的是通过否定党的历史，以否定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的必然性、合法性。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