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文苑》2010年第2期(上半月)上发表了苗体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中国期间鲜为人知的故事》的文章，他认为是“博古请李德去中央苏区的”，并揭示了“博古为何把李德作为‘洋钦差’请到中央苏区”去的目的。文中说：“博古为何要让李德到江西苏区呢？其实是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毛泽东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就请来李德，并且在军事上把李德尊为神的位置，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领导。”作者的主要依据是李德和曾任李德的两个翻译伍修权、王智涛都曾说李德是博古请来的。

苗体君的这段话，主要观点有二：其一，李德是王明、博古请到苏区的;其二，是要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排斥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早在延安上层整风时就有人提出过，博古也早已向党中央严肃认真地说明了事情的原委，纠正了那些历史错误，并对自己应负的责任和过错作了沉痛的检查。事过50多年后，为何又重新提出此不符合历史史实之事？是不了解情况？还是对历史资料不加鉴别呢？

为了纠正苗文错误，以免更多读者受其错误观点误导，作为博古的女儿，我有责任和义务还原这一历史真相。为此，我依据父亲博古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向党中央呈述的原委和所作的检查等原始资料（此材料是秦家托人从莫斯科档案馆买来的）撰成文稿，还原李德是谁派他去中央苏区的，博古与李德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博古对毛泽东的态度又是如何，以及他在军事上犯的错误，等等。

李德是远东局主动派来的，来势很凶

博古说：“李德是1933年10月间到苏区的。在进苏区前，上海来电报说要派军事顾问进来，要我们派人去接。我们派了交通局长陈彭年亲自去接。李德之派来是远东局主动的，不论在上海或进苏区后，我们均未请求过派军政毛子到苏区来。李德到苏区时，来势是很凶的，虽然上海曾有电报来说，他是来做军事顾问的，但是其气派则俨然为国际代表。到后就说明：派他来时，规定了两个任务，一是在军事作战上帮助中央，一是帮助军事教育工作，即司令部工作与教育工作，因此要求两个翻译，并说到，派他来的一方面是国际远东局，另一方面他属于苏联军委四科，他在上海还有一个领导者，他受这个人指挥（以后他常称此人为老爸）。到后他即用他自己的密码发了一电（经我们的台）给上海，当时完全没有注意此事，以为是远东局给他约的，现在想起来是弗雷特和他之间传达消息用的，但据我记忆所及，用此密码来往电不多。”这段话，反映了李德来中央苏区的真实原因和经过。

博古还揭露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之后，是通过两个步骤和手段来攫取并独揽军权的，指出：“到后不久，他即根据所谓两个任务得出改造学校和调整指挥关系的意见，实际上是攫取干部教育的领导及攫取军事指挥大权。改造学校计划是：将红校分为红大步兵学校、特科学校等，改订教育计划，改变学校干部并且亲自去上课。更重要的是夺取军事指挥权，其第一步，就是所谓调整指挥关系，批评军委过去不指挥方面军是不对的，提议使军委成为指挥一切部队的指挥机关，不仅指挥中央苏区的部队，而且要指挥其他苏区的部队。

但是实际上当然是李想指挥一方面军。在这步达到之后，第二步是企图撤销朱、周职务，因为一方面军有方面军指挥之存在，他的指挥不易贯彻，朱、周当时在作战上与李德常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面军委一切机关（如二局、三局等）在方面军，后方指挥是困难的。所以在忻口战役胜利后，反而借口不执行命令要撤销朱、周，但在军委会上未能通过，因而变为要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其企图是使指挥机关脱离前方部队，而同时便于他在实际上独揽军权。借口是避免两重指挥，及加强军委领导。因而托辞去视察部队、解释误会，到了建宁，就立即决定方面军司令部回后方与军委合并，同时又借辞打击肖劲光，企图慑服全军。从朱、周回来，军委与方面军司令部合并后，他便成了总司令，达到了篡夺军权的目的。”

这段历史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李德到达中央苏区后，是如何通过两个特别手段，顺理成章地攫取并独揽了中央红军军权。

博古在离沪赴苏区时，经艾佛尔托介绍认识李德
　　博古如何认识李德，和李德的关系是怎样的，都是非常清楚的。博古指出：“我和李德的认识是在上海即将离沪时，经艾佛尔托介绍认识的。在这之前，远东局军事毛子我未见过，因要到苏区就向李请教了一下军事，他教了我二次，内容是一般的军事教条：进攻防御，突击方向，箝制方向等，地点是在马律师新村，时间在洛甫同志家被破坏后。他之进苏区，我虽未向远东局提出要求，但已派来了觉得很好，因为自己不懂军事，有个军事专家来，在军事上可以有所依靠了。初到时，几天内他拟出了改造学校计划，提出了许多意见，觉得此人尚能干和肯干，印象甚佳，一切都赞同他。”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博古逐渐发现了李德的一些做法令人困惑。博古指出：“到他要撤销朱、周时，前方有许多不同意见提出，军委内部又发生争论时，我觉得非常困难，无所适从，因此，极想恩来回来主持军事，因为当时认为恩来在军事上是很行的，去建宁是我先主张的，想去请周回，但这一动议李德马上利用了，他正想取消方面军。”

“周回来之后，军事工作及军委处，由周负责，而这时，恩来对军事行动与李德问我后，没有大的分争，因之我觉得可以放心了，支持和赞助李德的计划，使他成了总司令（在周回后方，军事上日常接洽是恩来直接和他接洽的，大的计划才提出和我商量或提到书记处）。这种情形，一直到长征中在湖南的大争论，中间虽对他的生活上的过高要求、脾气暴躁觉得不太好，但在军事上要依靠他，就忍耐和纵容了他，造成喧宾夺主之势，在一切军事问题上，他成了最后的决断者。

“湖南争论，广西的损失，老山界、三十四师被切断、部队的大减员，毛主席的坚持斗争，一、三军团首长对他的不满等等，使我慢慢地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感觉长征的指挥我有错误，因此在黎平会议上，我没有再积极支持他，否决了他的意见，会后，周因李脾气大觉得为难，我即主张按通过的计划办，不必理他。但在乌江架桥未成前，他极力主张东转时，我又一度动摇而赞助他意见。

“遵义会议时，我对中央苏区的军事领导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没有认识的，但是已经觉得在军事领导上错误是有的，对他不再如以前一样完全支持了。长征后期，因他去军团、我去政治部不大见面。张国焘会合他去红校，巴西、阿西北上时，书记处曾要我去通知他走的。在瓦窑堡时又有些来往，他当时反对到绥远去，因此与我反对东征意见上有些相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保安以后虽有些过往，但已经不再多谈军事和政治的问题。”

以上，博古表明了他与李德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的关系，由信任到不太信任或反对的一个变化过程。

博古对重用李德的沉痛检讨
　　博古对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这样阐明的：“我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是盲目的信任李德，积极支持李德的军事计划，蛮横地强迫其实施。但是所以如此没有丝毫警惕性，如此盲目的信任，在我是有着思想上和品质上的根源。这里，第一是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两条道路决战，从这里便产生了否认游击战，主张正规战，建军及指挥上的正规化、集中化，从大国家办事来的、不失苏区寸土的分兵抵御思想及决战思想。第二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军事教条自己虽不懂，但李德军事教条迷惑了我，他的图上作业、条令引用之类，呼哧了俘获了我。第三是品质上的强不知以为知，刚愎自用，自己不懂军事又要强作解人，因而把李德的意见当作自己的主张，成了傀儡。第四是洋奴性，对外国人的盲目崇拜，丝毫不去警惕。第五是宗派观念，反对游击主义，否认和抹杀毛主席的军事主张，斩断历史，否定粉碎一、二、三、四次围剿的丰富经验。所有这些弱点结合在一起，才使李德极端错误的军事指挥得以实现，使红军受到空前未有的损失。”

博古还把延安上层整风给他提出的众多问题，归纳为十个方面作简要总结，把与李德关系放在第四，在这里他又进一步突出了如何认识李德及李德的来头：“我与李德认识是(1932年秋)经远东局负责人艾佛尔托介绍，他进入中央苏区是有电派来当军事顾问的……李德在中央苏区越权，我放纵其越权，是严重错误，应受党的处分。但我和他的关系，决无其他任何关系。”

从博古自我检查中看出李德之进入中央苏区，是远东局主动派来的，不论是在上海还是苏区他们从未要求过。李德来苏区的派头十足，自述上级给了他两个任务。博古还讲了李德一步步夺取军事领导的过程。博古谈了自己只是在离沪临行前，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埃韦特介绍、认识了李德，只向他请教了两次军事常识，而非所谓有深交的好朋友。博古对自己依靠李德所犯的严重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空前损失，承担责任并作了深刻的检查。

可佐证博古所述真实性的历史资料

博古所述与李德及曾是他的两个翻译所讲的完全不同，两者比较，谁更接近史实？让我们来看看《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3卷中的佐证资料吧！

一、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2号报告

埃韦特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华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1932年12月初，他于上海给共产国际皮亚特尼茨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的第2号报告中，在“总的工作计划”第10条提到“给我们派来一位邻居(指李德——笔者注)。他暂时在这里按自己独特的题目在加工材料。可能稍后我们要派他到苏区去。他那个局(指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笔者注)把他置于我们的管辖下，财务方面也由我们管。”这里讲了李德到华的时间，他暂时干什么，对他以后工作的打算及归哪个部门管。

二、皮亚特尼茨基给格伯特的电报

1932年12月31日，皮亚特尼茨基于莫斯科给格伯特发来电报：“致库尔特(即格伯特——笔者注)。瓦格纳(即李德——笔者注)应去苏区。”这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上海远东局的指示。

三、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

1933年2月7日埃韦特于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3号报告，在其中的“7.苏区工作”中指出：“不言而喻，我们从来不能给自己提出从这里领导战役的任务；但是，有瓦格纳在，还是能在一些紧迫问题上提出某些建议、警告和指示的。当然，当他本人在那里时，这项工作可以进行得好得多(此事正在安排中)。”

四、布劳恩（即李德——笔者注）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

这是1933年3月5日，李德离开上海去苏区前给共产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先谈了总体印象：“在这里的3个多月时间，我力求整理出一份大家都能看得懂的有关我们苏区和红军军事状况的报告，并对他们的军事行动实行统一的和系统的指导。……因为我最近要离开这里（去中央苏区），加之经常见到对我们力量的夸大报告，我认为，最好从1933年3月开始，情况报告要附上对实际力量对比的简要概述。”接着讲了过去的夸大报告的情况，苏区土地面积、人口军人数量、我军兵力的具体分布及敌军兵力和分布地区的实际情况，1932年至1933年的战果，关于交战双方的战术，某些政治因素。

五、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第4号报告

1933年3月11日，埃韦特于上海给皮亚特尼茨基发去了《驻中国代表的第4号报告》。报告开始先谈其他材料：“您将收到关于［中国苏区］3月初军事形势的详细的、具体的和准确的报告。我请您稍后尽可能将这个材料改编成教学材料。随该材料附上瓦格纳的报告，这个报告提供了目前我军兵力的准确数字。”

这是把李德报告送给共产国际。

六、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

1933年12月23日，李德于中央苏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发去电报，即《瓦格纳的复电》。在该复电中，李德直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报告说，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对远东局的电报进行了讨论，并告知讨论结果：你们的“计划被否定了”，但“总计划的原则被采纳了”。并讲了收到电报一天后即举行会议进行讨论以及讨论情况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最后做出的决定。

以上6个文件，都是原始文件，讲述了李德来上海的时间、归共产国际远东局管辖、今后将去苏区、李德去前的准备、共产国际来电要派他去苏区、李德去苏区前给共产国际的一份调查报告、李德在中央苏区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报告以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远东局电报一天后即举行会议进行讨论及讨论结果等。这些原始文件足以说明李德不是博古请来的，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博古的阐述是符合历史史实的，而李德及曾是他的两个翻译所回忆的，不符合历史史实，不能作为依据。

博古反毛泽东吗？回答正好相反

苗体君在文中还认为，博古请来李德是为了排斥、压服毛泽东。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史实。

在延安整风时，有人曾问博古是否反毛？博古回答，他心里有两条底线：“一是朱毛是红军的缔造者，他们是革命的旗帜；二是共产国际曾要求他要团结毛，所以他不反毛”。文中点了几个反毛严重和要求公开批毛的人（当然这只是革命早期党内同志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如何贯彻有不同意见的人），事实真如苗文所说的那样吗？回答是否定的！博古不仅不反毛，而且处处尊重毛。请看以下事实：

1. 博古1931年9月上台不久就接到苏区中央局来电，他们要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要求派一个工人出身的苏维埃政府主席来主持会议，博古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因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有一定威望，决定设苏维埃政府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两人：张国焘与项英（见毛年谱）。项英是工人出身，且曾被斯大林接见；而张国焘是建党元老之一，三人之中，共产国际与博古中央决定毛泽东为苏维埃主席（这是苏维埃政府最高行政长官）。从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在他们心中的分量与博古对毛创建红军的尊重。

2. 1932年11月米夫曾给斯大林一封信，认为中央苏区一连三次反“围剿”胜利，地盘扩大了，红军军力增强了，现在与李立三时期不同，红军有力量进攻一两个中心城市，这样的好处：一是乘胜追击，二能把零散的苏区联结起来，把分散的红军集结起来，以便成立苏维埃政府，这也将有利于加强苏维埃政府，提高苏维埃政府的威望，要改变把过去不夺取中心城市的指示变做教条。米夫把这意见报告请示斯大林后，就把这意见交给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都认同这个意见。在贯彻这个指示过程中，苏区中央局内有不同意见，大部分同志赞同在赣江周围找中心城市，集中力量攻取，以便把各分散的苏区联成一片。毛泽东不同意这样做，主张沿福建、江西、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的计划；而以王稼祥为一方的其他苏区中央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害怕攻占大城市是右倾，展开了反右倾斗争，并主张毛离开军队专做政府工作。他们向上海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报告事情经过，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都回复报告，反对把毛泽东从军队召回，认为“与毛泽东同志分歧请尝试着用同志的态度争取他赞成积极的斗争路线——不进行反对毛泽东的公开讨论，现在我们反对他从军队中召回，目前这一步骤会给红军与政府造成严重后果……”

1932年10月，共产国际远东局给米夫等人也报告了上述情况，讲了各方领导对进攻路线的态度：1.毛泽东主张防御策略，反对任何进攻策略，面对敌人优势兵力，建议撤到山区去；2.江西领导人认为应该实行进攻路线，我们能做到这一点，为保证对敌人进行反击，必须撤销毛泽东前线指挥一切职务，对他进行公开批评，并指责他的错误立场；3.这里的中央主张进攻路线，但反对公开批评毛泽东；4.我（埃韦特）的意见3点：①毛的总方针是错误的，过分强调防御的有效性，躲到山区去等等；②江西领导采取进攻的政治方针是正确的……必须说服毛相信这一方针正确；③这里的中央主张尽可能采取和善方式。反对撤销毛职务和公开批评的决定……认为毛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实行正确路线与他斗争时必须谨慎行事，所以我们反对目前撤销毛的职务，我们要使他改变观点。

从上述情况看出，宁都会议是苏区中央局与毛在贯彻共产国际进攻路线上的分歧，攻打赣州是苏区中央局的决定，而博古中央与共主产国际远东局的观点是一致的，同意实行进攻路线以便逐步把苏区联成一片，把军队领导集中起来，以利于形势发展，但反对要毛泽东离开红军，反对撤销他的指挥权。现在有些文章把攻打赣州、把毛离开红军说成是博古中央造成，完全是凭空想象，有意或无意地扭曲历史，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3. 1933年1月，博古奉共产国际之命进入苏区，此时敌人四次“围剿”已经开始，应周恩来之邀，博古到四次反“围剿”的前线，当时打仗的战略方针都要经上级批准，博古说对于如何作战，既无经验，又无教条，一切由朱、周放手去打，来什么批准什么，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博古做了总结，在谈到反“围剿”不足时，博古提到“如果有当年朱毛游击队配合这次作战，可能会取得更大胜利”，可见朱毛建军在博古心中的地位，也足见博古对朱毛军事战略的推崇。

4. 1934年1月，奉共产国际之命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博古被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因准备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未出席这次会议，在缺席情况下，大会仍把他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为他遵义会议后成为政治局常委做了铺垫。如果博古反对毛泽东，毛泽东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吗？

5. 1934年10月长征前接到毛来信，要求在苏区打游击，博古与周商议后，决定劝毛一起长征，并接受他要求将红星纵队、红章纵队（即中央机关、军委机关和中央政府机关）人称“二顶轿子“，单独编队的要求。

6.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遵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博古交出大权，从总书记位上撤下来，但他还是4个政治局常委之一，随后他与其他3个常委分别赞同毛为常委、赞同新成立由毛泽东参与的新的领导军队的3人小组；在红军渡过大渡河取得胜利后，博古在他主办的《前进报》上热烈赞扬了这一开创历史的胜利。

7. 与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博古赞同毛泽东北上方针，坚决驳斥张的分裂行为。

8. 共产国际解散，国民党乘延安整风也叫嚣要中国共产党解散，博古当时处境不好，整风检查尚未过关，但他随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毛泽东旗帜下，为保卫中国共产党而战斗》的署名文章，文中历数2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经历和取得的成就，赞扬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长城、国家的柱石、人民的救星。批驳了所谓“共产国际解散后，共产党内部必将分裂”的胡言，旗帜鲜明地说：“22年来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像今天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这般坚固亲密，国际解散后，中国共产党提高了责任感，更提高了这种团结，这是钢铁一样的团结……决非任何造谣能伤害其毫发的。”

……

这些史实足以说明：博古对毛泽东相当尊重，他不反毛。即便退居政治局常委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仍干了许多大事。当然，在他担任党中央总负责人期间，在贯彻共产国际指示和工作中难免有不同意见，有争论，但这不能认为是反毛。特别是党处于早年，党很年轻，博古、王稼祥等人也都很年轻。加之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他们的主要问题是没有按照中国国情来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故犯了错误。

笔者在此郑重呼吁，撰写党史文章，必须依据第一手原始资料，而不仅仅是某些人的回忆。回忆的东西仅凭记忆，记忆的东西有很多是错误的，而历史原始资料则是准确无误的。如果仅凭回忆资料随意给历史人物下结论，不仅亵渎先烈英灵，也将引起笔墨官司。